<正>人们的言语交际中,存在着模糊修辞,它具有积极性,能够在具体语境中获得很好地表达效果。 模糊修辞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在外交活动中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语言技巧。 外交语言要体现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并维护本国利益。外交斗争是复杂的,特别是外交家在进行交涉和应对表态时,不但要看到已经公开了的一面,还要估计到潜在的各种因素。所以,外交语言更要具有分寸感和含蓄性。外交家们为了不把话说得过死,给自己留有余地避免或摆脱语言困境,进而解决外交难题,往往要进行模糊修辞。例如,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在表述美国对台的立场时用了以下含糊辞句:“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周总理和基辛格谈判,在怎样表述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时卡了壳。我们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任何措词,而美国又不愿就此得罪台湾当局,基辛格从北京一直想到上海,以这种把政区概念偷换成地理概念方法,提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话。这里模糊修辞立了一个大功。 我们的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陪同的主人间:“你爱费城吗?”,说“爱费成”吧,不恰当;说“不爱费城”吧,又怕引起主人的不悦;说“无可奉告”吧,也不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