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打算在一个小城市买套房用于投资或养老，那么还是要小心为妙。
　　万科执行副总裁毛大庆最近表达了一种担心，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可能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的财政损失”。因此，他得出结论：城镇化一定要由国家层面统筹布局。
　　这当然不是一种多余的担心。
　　最新的问题来自陕西省神木县—就在一个月前，这里爆发了规模庞大的群体性事件，当地居民要求县政府解释地方财政亏空的原因。
　　这个以煤炭资源著称的小城并不令人陌生，就在几个月前，它因为拥有4个户口和20多套北京房产的“房姐”而轰动全国，继而又牵连出民间借贷崩盘事件。神木县政府把600亿元财政家底外加300亿外债用于形象建设、造新城以及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
　　直到矿产泡沫破灭和民间金融崩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神木作为一个城镇化失败的案例才摆在人们面前。
　　假如你把这看做一种地方政府主导的错误规划，那么实际上，在那些有着中央宏观规划的三四线城市，也潜藏着类似的危险。瑞信提到一个数据，中国有200多个城市的人口处于流失状态，无法实现就业、毫无人气的郊区之城比比皆是。
　　回到毛大庆的那句话，我只赞成他一半的说法：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的确行不通；但在意识到一线城市资源过度集中是由行政之力产生之后，仍然希望国家深度介入城镇化规划，显然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城市依赖于资金、信息、人力还有最原初的货物商品交易而形成发展，交易行为越集中，城市规模越大。
　　这是为什么北京这样一个不利于人民的城市却始终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可佐证的例子也是如拉美等存在过军事独裁的国家也有超大型城市。现在对于中小型城市来说，实际上是拿出了资源交易集中的架子，但实际上却没有实质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城市化的前半部分：各个地方政府搞了一套高效而雷同的城镇化模式—都是先把农村变成开发区，卖地建楼，营造一座郊区新城—尽管这些新城的名字不同，它们在物质上的体现都差不多，那可能是几个楼盘+一个大型超市+一个电影院+一个办公区的组合，有时，为了提升人气，它们往往会把政府办公大楼也搬迁至那里。
　　地方政府和地产开发商都会对此感到满意—前者有了新的可供招拍挂的地块、靠投资拉动了GDP，后者可以跟着吃肉。但是，更重要的后半部分，或者说前提—城市所运行的内容是没有的。
　　有人可能会想到浦东新区的崛起，但不是所有城市都如上海一样具有资源和交易的聚合优势—多年之后，曾经空荡的浦东最终还是被需求填满了，但很多中小城市并没有这种基础。
　　中国大约有400个城市，如此众多而复杂的需求，中央政府是无法一一支持甚至了解的。也就是说，在很多层面，城市化应是自下而上式的，需求产生于社区，而企业在其中的影响力可能还大于国家。毛大庆所说完全由中央政府来决定也是寄望于中央政府的明察秋毫，这是我所难以认同的。
　　一个良好的城市规划最终还是要靠地方政府来实现。而假如你从巨量经济刺激、扩大政府投资、分税制和GDP考核等角度去看，地方政府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急功近利，以至于让城市化变得不可持续，跟中央过度集权有关，中央政府应该让权让利于地方，并且更重要的是应该让城市具备资源和交易的功能。
　　说到底：城市有可运行的内容取决于中央政府要做什么，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