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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的中国复姓中，“阳成”氏已经十分稀见，虽然通过互联网检索，的确能够零星地发现以“阳成”开头的人名，如2005年9月19日重庆农业农村信息网载：四川南充市“高坪区高坪镇北斗坪村阳成国、阳成俊等68位村民围着果树专家请教”；又如2006年8月21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里有一个受访村民叫阳成谷，家居四川南充市“西充县北斗坪村”，等等，但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究竟单姓“阳”，抑或复姓“阳成”。带着疑问，笔者联系过曾在西南交通大学就读的阳成虎博士，结果令我感到很意外，他的回答是：“我的复姓是欧阳，后来简化为阳，成虎是名。”对于同一个问题，就读于中山大学的阳成彦先生给了笔者相似的回复：“我是复姓欧阳的，但是现在习惯都只写阳。成彦是我的名。”竟然如此巧合，所问二人都说自己原本复姓“欧阳”，简写为“阳”，与“阳成”氏全不相干，这让我不由得怀疑上述四川南充的“阳成国”、“阳成俊”、“阳成谷”等人也属于这种复姓简写的情况。即便不是“欧阳”的简写，同村的“阳成国”、“阳成俊”也有可能是因为世系排行的缘故，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成”字，以表示其辈分，或者表示同出一个大家庭。真实情况究竟怎样，由于条件所限，只能留待日后查访了。尽管心中不免泛起失望，尽管尚不能确定当今社会是否依然存在“阳成”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直到汉末，都还有复姓“阳成”氏聚居的现象，在传世或考古发掘所得先秦两汉文献及文物中，也屡现“阳成”氏的身影。对相关材料加以考索，并做出一些相对合理的推测，或可为今人探讨该姓氏的源流提供些许铺垫。
阳城：阳成氏的来源
古人姓氏由来往往与居住地有关，带“成”字的尤其如此。比如苦成氏，《潜夫论·志氏姓》：“苦成，城名也，在盐池东北。后人书之或为‘枯’，齐人闻其音，则书之曰‘库成’；敦煌见其字，呼之曰‘车成’；其在汉阳者，不喜‘枯’、‘苦’之字，则更书之日‘古成氏’。”也就是说，苦成氏数变而为库成氏、车成氏、古成氏，万变不离其宗，其得姓是因为居住于盐池东北的苦城。《汉书·地理志》记载，盐池在汉代河东郡安邑县西南，属于今山西运城地区，苦成氏就是出自此地。阳成氏的起源很可能与苦成氏类似，文献中有阳城，据《汉书·地理志》，颍川郡和汝南郡各有一个阳城，前者为县，而后者是侯国。就二者的历史来说，似乎颍川郡的阳城县更为悠久一些。《世本》和《汲冢书》都说：“禹都阳城”，此“阳城”所在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不过多数学者还是有大致相同意见的，比如《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高”即后世所谓的嵩山。更明确的比如《史记集解》引刘熙日：“今颍川阳城是也。”其地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登封，而嵩山就在登封境内。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发现了大型城址，以实证的方式增强了“颍川阳城”说的可能性。
不过，还不能就此断定阳成氏必然源自嵩山边上的颍川阳城，因为记载“禹都阳城”的《世本》、《汲冢书》能否早于战国，目前还不好说。就以《汲冢书》为例，该书据说是晋朝的时候有盗墓贼发掘战国时期的魏襄王冢起获的，如果这个情节属实，那么，只能说该书所反映的时代不晚于战国魏襄王时期，而大致处于同一时期的楚国文献中也有阳城地名出现。包山楚简120～123号简记录的是一场法律诉讼，原告叫余猬，他状告某人在下蔡盗窃马匹并杀死了他的族人余睾，之后，罪犯将盗窃所得马匹卖到了阳城。这个“阳城”距离案发地下蔡不会很远，根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相关标注，汉代颖川郡的阳城距离下蔡较远，而汝南郡的阳城则更近一些，况且，在历史上，战国时期的楚国确曾将汝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颍川郡在战国绝大部分时间内属于韩国的统治核心地带。因此，将楚简中的阳城理解为汝南郡的那个阳城更为合适。简文还交代，窃盗命案的受理者叫阳城公睾，此人的称呼，简文中另外两处又写作“阳成公睾”，可见，“城”、“成”二字是相通的，其具体职务是“下蔡厩执事人”。李守奎先生将这里出现的阳城(成)公睾又称为“阳成公”，可见，阳成公睾并非姓“阳城”，而是一个名为“睾”的楚人受封为阳成公，他的封号应当就是得自简文中出现的“阳城”地名。众所周知，古人姓氏来源于受封之地的成例甚多，因此，阳成氏也可能源自属于楚地的阳城，在今河南漯河市附近。
上述分析仅仅是揭示出了两种可能性，若要坐实某一地，还有很多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不过，从空间距离来说，今河南登封与漯河市相距并不远，推测阳成氏出自河南中部偏西一带，应不致大误。比如汉初有一个阳城延，吕后执政时期受封梧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他“以军匠从起郏”，意思是说阳城延凭着自己的建筑手艺，跟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而他加入刘邦集团的确切地点是郏。《汉书·地理志》颍川郡下辖郏县，此县距离颍川阳城较近，而距离汝南阳城稍远，但差距并不特别显著，不能因其近于前者，就判断其姓氏必定来自于颖川阳城，而排斥另一个阳城。因此，说阳成氏源于今天许昌、漯河地区，还是较为妥当的。
先秦的阳成氏
目前所见先秦阳成氏的事例极少，《韩非子》卷十七《说疑》有“晋阳成泄”，与齐竖刁、易牙等佞幸十二人者并列，韩非说他们“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有臣如此，虽当圣王尚恐夺之，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从韩非的评价来看，阳成泄不是一个正面历史人物，而是先秦奸诈小人的代表。韩非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对十二小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相应解说，其中对应阳成泄的是“智伯灭于晋阳之下”，顾广圻由此判定阳成泄乃“智伯所用也”。智伯是韩、赵、魏三家分晋前的晋国六卿之一，智氏先是联合韩、赵、魏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后来贪得无厌，又联合韩、魏两家，打算清除赵氏势力。在赵氏万分危急的时候，韩、魏两家离弃智伯，反而与赵氏结成联盟，最终消灭了智氏，并三分其地，拉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由于历史记载过于简略，后人已无法得知在智伯走向灭亡的过程中，阳成泄究竟做了什么令人不齿的事情，扮演了什么令人作呕的角色，以至于登上了韩非制作的历史小人排行榜。不过，韩非既然说这些政治丑角都在辅佐主子的时候变着法子满足主君的嗜欲，阳成泄的历史作用大概就是怂恿智伯向韩、赵、魏三家素要土地，由此进一步恶化了晋国的诸卿斗争。
另一个阳成氏见于《吕氏春秋》，该书《仲秋纪·爱士》篇记载，赵简子有两头白骡，十分珍爱。有个叫阳城胥渠的人想测试一下赵简子在宠物与人才之间究竟更爱惜哪个，故意在夜里请求看守宫门的人， 说自己病了，医生特地交代，只有白骡之肝才能治好，否则只能等死了。看门的进去通报时，简子家臣董安于也在场，闻听此言，顿时义愤填膺：“大胆胥渠!竟敢打主君骡子的主意，请主君将他正法。”赵简子的回答很体面：“杀人而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活人与活畜难以两全，在这个两难选择中，赵简子最终命人杀掉白骡，把肝取出来交给了阳城胥渠。赵简子重畜更重才的做法深得士心，当他在开疆拓土过程中与翟(狄)人开战时，像阳城胥渠这样的人无不奋勇争先，以报答简子的仁爱之德。在这个故事里，阳城胥渠既富有勇气，又担当了道义。向主君索爱物，这是一种高危行为，他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付诸行动，可见其勇气。得到骡肝之后，又不惧刀枪剑戟，为主君前驱，若非忠诚道义在胸，何能如此?班固在《古今人表》里将历史人物按照品行分作九等，上三等人物极少，而阳城胥渠被评定为九品里的中中等级，即第五等，这说明班固比较欣赏他，而欣赏的理由大概就在于此人有勇气讲道义。
需要注意的是，阳成泄、阳城胥渠都是活跃在晋国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目前还不清楚源自黄河南部的阳成氏究竟出于什么历史机缘，来到了晋国。也许“楚才晋用”的古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思考线索吧。《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的祖先本来居于晋国，“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智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西汉前期，扬侯的后代又溯江西上，最终到达蜀郡。我们看到，原来的晋人在诸卿争权的政治背景下，逃离了晋国，然而，这样的政治气候也为他国之人步入晋国政治舞台提供了机遇，可能出自楚国的阳成氏完全有条件迁居晋国。况且，阳成氏诞生的地区一向是晋楚激烈争夺的地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脱胎于晋国的韩国后来占据了颖川郡。这段历史情节表明，孕育阳成氏的那片地区与晋国的交往早已颇具规模。考古发现的成果揭示，今日晋南、豫西地区是夏代活动重要区域，而古代文献也有禹都安邑的说法。可见，早在夏代时期，跨越黄河的区域交流已无大碍。先秦时期的阳成氏在这样的区域交流进程中由河南进入山西、河北，当属情理中事。
西汉的阳成氏
汉代阳成氏的出现频率比先秦要高很多，陈直先生注意到《古玺文字征》有“阳城饨”印文，《汉印文字征》有“杨成终”、“杨成信”、“杨成齿”印，《十六金符斋印谱》有“杨成婴”印，显然，陈直先生认为“阳成”也可以写作“杨成”。施谢捷先生也留意到《缵述堂古铜印存》收录有“阳成上”印文。不过，他们提到的这些印文究竟属于东汉还是西汉时物，不大清楚。而两汉时期可以明确判断生活年代的阳成氏，前面提到的梧侯阳城延即是汉初的一例。阳城延以军匠追随刘邦，不过，立的功劳似乎不够大，因为刘邦在位期间并没有给他封侯。吕太后掌权后，有意给娘家人封侯拜爵，但刘邦曾经跟群臣起过誓：“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因为顾及这个规定，并且为了减缓吕氏家族封侯带来的负面影响，吕后就先给刘邦的功臣封侯。可实际上刘邦在世的时候真正有资格受封的差不多都已落实了。在这种情况下，吕后才选择了阳城延，封其为梧侯，实际上是为达到分封吕氏的最终目的开路。阳城延受封的历史细节诠释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功劳的大与小归根结底是由最高统治者来评的，够不够得上封侯，最终也由最高统治者说了算，也就是说，所谓的标准比较善变，是以某个人的眼光为转移的。但有一点不容抹杀，那就是阳城延的实际作为。《史记》、《汉书》都说他“为少府，作长乐宫、未央宫，筑长安城”。少府是汉代九卿之一，阳城延坐到这个位置，官职不可谓不高。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他最大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主持建造了代表汉代文化成就的长安城，以及城内宫殿群中最先成型、影响最为久远的两大宫殿——长乐宫和未央宫。
王莽执政时期，为了证明自己篡汉的正当性，大肆援引符命以欺骗天下。于是有郎官“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日：‘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现在看来，这仿佛是在皇权换代之际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政治笑话。阳成修缺乏一个知识分子的应有气节，对王莽竭尽谄谀魅惑之能事，固然反映了其人格低下，但他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王莽自欺欺人的政治宣传的极大反讽。
阳成修不能算作阳成氏家族的骄傲，堪称西汉后期阳成氏杰出代表人物的是阳成衡，字子长(子张)。《论衡》卷十三《超奇篇》：“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眇)思，极育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同书卷二十九《对作篇》又曰：“阳成子张作《乐》，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按照王充的说法，《乐经》是阳成衡的作品。《诗》、《书》、《礼》、《易》、《春秋》是为五经，这是众所周知的古代文化常识。但也有六经的说法，就是其中添加了一个《乐经》，由此可以约略窥见阳成衡作品的历史文化影响。王充本人也是饱学之士，他用“庶几之才”、“材疑(拟)圣人”来形容阳成衡，毫不吝惜赞美之辞，应当也是对阳成衡高妙才气的真实评价。阳成衡的文化贡献不止于此，唐人李贤说“杨雄、刘歆、阳成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曾经续写《史记》。《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司马相如、严君平、杨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这段话是说阳成子玄曾经为故乡蜀郡撰写过地方志。此事不见于更早的文献，任乃强先生认为：“衡与扬雄同郡、同时、同仕终于长安、同好著作、同续《史记》，则同有蜀事撰述为可能。”此说很有说服力。
反映西汉后期历史面貌的简犊材料中也可以发现阳成氏的踪迹。据张俊民先生对敦煌悬泉置汉简的统计，阳成氏凡七见，分别是阳成广宗、阳成利主、阳成满、阳成蒙、阳成尚、阳成谭、阳成中。关于他们的身份，其中阳成广宗的官职为“守属”，“守”即试用的意思，还有待转正。“属”的性质，据李迎春先生研究，“是秦汉时期丞相、御史，及以列卿、郡守、都尉为代表的二千石左右官吏的属吏”。如果允许与现今官职设置相比附的话，大致相当于省部级以上干部的下属，地位绝不算低。那位叫阳成蒙的，曾经做过悬泉置啬夫，通俗地说就是一个边疆交通中转站的负责人，应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阳成满是一个“大奴”，即成年奴仆。其他人的身份因为简文残断，无从得知。令人倍感遗憾的是，关于他们的籍贯，只知道阳成中是步进里的，但无法判断他来自哪个郡县，而其余六人的地域来源，从现有材料中，根本找不到一丝信息。这里存在三种可能：一是这几位阳成氏原为内地人，因戍边来到敦煌；二是他们本来就是边地 人，在本地供职而已；三是本地人、内地人兼而有之。不管怎样，这些材料最起码揭示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至迟在西汉后期，阳成氏已来到汉王朝的西北边疆。
东汉以来的阳成氏
目前所见东汉阳成氏大多居于河东郡，即今山西西南部。南宋洪适《隶释》卷十二《杨震碑阴》有“河东阳成惠明”，同卷《刘宽碑阴门生名》有“蒲反阳成忠含”。高文《汉碑集释》所录《鲁峻碑》有“门生河东蒲反阳成口文智三百”。陈直《文史考古论丛》还收录一则砖文：“吾阳成，八千万，不为孝廉。河东，公府曹掾，五曹，治。”陈直先生认为这个自称“阳成”的人也是河东人，砖文的大意是阳成炫耀自己很富有，不屑于通过察举孝廉的途径走上仕途，曾经在中央政府内任职，并且政绩不错。陈直先生在分析这则砖文的基础上，又结合上述几则碑文，推论“阳成为河东之大族无疑”，此说很有见地。先秦时期的阳成泄、阳城胥渠活跃干晋国政治舞台上，东汉河东郡的诸位阳成氏或许与此二人存在某种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河东郡涌现出一批酷吏，相比于中原其他地区以及东方齐鲁之地，该地区的儒家文化兴起较晚。而东汉文物中出现的河东阳成氏往往具有名公巨卿门生故吏的身份，表明他们对经学入仕的高层政治人物心向往之，这或许可以看做河东儒家文化兴起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经历和外在表现。
东汉西北边疆地区也有阳成氏活动的记录。《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初，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太守以叛，郡人冯忠赴尸号哭，呕血而死。”这里的阳成远是金城人，属于今甘肃。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中，阳成远能够发动一场地方政变，如果不是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势力，恐不能成功。联系到西汉晚期简牍中出现的那些阳成氏，阳成远可以在二百年后的东汉末期于边地呼风唤雨，似乎并不意外。
东汉以后，阳成氏在文献中所见不多，文物资料中也是偶尔可见。吴建华先生曾提到洛阳出土石刻中存在阳成氏，并认为其属稀见姓氏，但没有举出例证。还有学者提及一件太和十四年(490年)残砖，题名为“阳成惠也拔”，研究者认为此“或为汉人而用胡名”。就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实情来看，胡人汉化，汉人胡化，都不鲜见。因此，其说不无道理。唐代的《元和姓纂》没有著录阳成氏，但有伯成氏，从其举出的“伯成胥渠”、“伯成修”、“伯成衡”、“伯成延”等历史人物来判断，此“伯成”当为“阳成”之误，王利器先生早已指出这一点。这个文字讹误意味着唐代人可能已经很少接触到这个姓氏，同时也表明该姓氏的稀见。据明代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四八记录有“阳成安”、“阳成胜”、“阳成张”等，不明何时何地人，另有一个阳成复，据说是宋代人。宋代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开列的复姓中有“阳城毋盐武城”等，阳城虽居其一，可是就宋代具体实例来说，如果《万姓统谱》记录可信的话，也就阳成复一人。况且，如果考虑到从唐到宋到明，其间经历千年，仅仅以上述四个名字中含有“阳成”的人物为基础，显然很难形成战国两汉那种某个时段内阳成氏集中出现的情形，假设以1000年来作个平均值的话，每个阳成氏之间就要相差250年。在此情况下，恐怕无人敢说“阳成某”一定就姓阳成，或许还姓阳呢。有鉴于此，唐代以后究竟还有无阳成氏，尚未可知。
结语
复姓“阳成”源自于名为“阳城”的居住地或受封地，大致地域在今河南中部偏西地区，相当于许昌、漯河一带。先秦时期其分布范围曾经扩展到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地区。西汉晚期又见于四川、甘肃等西南、西北地区。东汉时期的河东与金城阳成氏很可能与先前活跃于该地的阳成氏有关。东汉以后，阳成氏越来越少见，其族群流向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阳成氏虽不属全国性大姓，但其中的个别历史人物仍然为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为显著的贡献。以上就是本文得到的基本认识。
阳城：阳成氏的来源
古人姓氏由来往往与居住地有关，带“成”字的尤其如此。比如苦成氏，《潜夫论·志氏姓》：“苦成，城名也，在盐池东北。后人书之或为‘枯’，齐人闻其音，则书之曰‘库成’；敦煌见其字，呼之曰‘车成’；其在汉阳者，不喜‘枯’、‘苦’之字，则更书之日‘古成氏’。”也就是说，苦成氏数变而为库成氏、车成氏、古成氏，万变不离其宗，其得姓是因为居住于盐池东北的苦城。《汉书·地理志》记载，盐池在汉代河东郡安邑县西南，属于今山西运城地区，苦成氏就是出自此地。阳成氏的起源很可能与苦成氏类似，文献中有阳城，据《汉书·地理志》，颍川郡和汝南郡各有一个阳城，前者为县，而后者是侯国。就二者的历史来说，似乎颍川郡的阳城县更为悠久一些。《世本》和《汲冢书》都说：“禹都阳城”，此“阳城”所在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不过多数学者还是有大致相同意见的，比如《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高”即后世所谓的嵩山。更明确的比如《史记集解》引刘熙日：“今颍川阳城是也。”其地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登封，而嵩山就在登封境内。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发现了大型城址，以实证的方式增强了“颍川阳城”说的可能性。
不过，还不能就此断定阳成氏必然源自嵩山边上的颍川阳城，因为记载“禹都阳城”的《世本》、《汲冢书》能否早于战国，目前还不好说。就以《汲冢书》为例，该书据说是晋朝的时候有盗墓贼发掘战国时期的魏襄王冢起获的，如果这个情节属实，那么，只能说该书所反映的时代不晚于战国魏襄王时期，而大致处于同一时期的楚国文献中也有阳城地名出现。包山楚简120～123号简记录的是一场法律诉讼，原告叫余猬，他状告某人在下蔡盗窃马匹并杀死了他的族人余睾，之后，罪犯将盗窃所得马匹卖到了阳城。这个“阳城”距离案发地下蔡不会很远，根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相关标注，汉代颖川郡的阳城距离下蔡较远，而汝南郡的阳城则更近一些，况且，在历史上，战国时期的楚国确曾将汝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颍川郡在战国绝大部分时间内属于韩国的统治核心地带。因此，将楚简中的阳城理解为汝南郡的那个阳城更为合适。简文还交代，窃盗命案的受理者叫阳城公睾，此人的称呼，简文中另外两处又写作“阳成公睾”，可见，“城”、“成”二字是相通的，其具体职务是“下蔡厩执事人”。李守奎先生将这里出现的阳城(成)公睾又称为“阳成公”，可见，阳成公睾并非姓“阳城”，而是一个名为“睾”的楚人受封为阳成公，他的封号应当就是得自简文中出现的“阳城”地名。众所周知，古人姓氏来源于受封之地的成例甚多，因此，阳成氏也可能源自属于楚地的阳城，在今河南漯河市附近。
上述分析仅仅是揭示出了两种可能性，若要坐实某一地，还有很多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不过，从空间距离来说，今河南登封与漯河市相距并不远，推测阳成氏出自河南中部偏西一带，应不致大误。比如汉初有一个阳城延，吕后执政时期受封梧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他“以军匠从起郏”，意思是说阳城延凭着自己的建筑手艺，跟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而他加入刘邦集团的确切地点是郏。《汉书·地理志》颍川郡下辖郏县，此县距离颍川阳城较近，而距离汝南阳城稍远，但差距并不特别显著，不能因其近于前者，就判断其姓氏必定来自于颖川阳城，而排斥另一个阳城。因此，说阳成氏源于今天许昌、漯河地区，还是较为妥当的。
先秦的阳成氏
目前所见先秦阳成氏的事例极少，《韩非子》卷十七《说疑》有“晋阳成泄”，与齐竖刁、易牙等佞幸十二人者并列，韩非说他们“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有臣如此，虽当圣王尚恐夺之，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从韩非的评价来看，阳成泄不是一个正面历史人物，而是先秦奸诈小人的代表。韩非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对十二小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相应解说，其中对应阳成泄的是“智伯灭于晋阳之下”，顾广圻由此判定阳成泄乃“智伯所用也”。智伯是韩、赵、魏三家分晋前的晋国六卿之一，智氏先是联合韩、赵、魏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后来贪得无厌，又联合韩、魏两家，打算清除赵氏势力。在赵氏万分危急的时候，韩、魏两家离弃智伯，反而与赵氏结成联盟，最终消灭了智氏，并三分其地，拉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由于历史记载过于简略，后人已无法得知在智伯走向灭亡的过程中，阳成泄究竟做了什么令人不齿的事情，扮演了什么令人作呕的角色，以至于登上了韩非制作的历史小人排行榜。不过，韩非既然说这些政治丑角都在辅佐主子的时候变着法子满足主君的嗜欲，阳成泄的历史作用大概就是怂恿智伯向韩、赵、魏三家素要土地，由此进一步恶化了晋国的诸卿斗争。
另一个阳成氏见于《吕氏春秋》，该书《仲秋纪·爱士》篇记载，赵简子有两头白骡，十分珍爱。有个叫阳城胥渠的人想测试一下赵简子在宠物与人才之间究竟更爱惜哪个，故意在夜里请求看守宫门的人， 说自己病了，医生特地交代，只有白骡之肝才能治好，否则只能等死了。看门的进去通报时，简子家臣董安于也在场，闻听此言，顿时义愤填膺：“大胆胥渠!竟敢打主君骡子的主意，请主君将他正法。”赵简子的回答很体面：“杀人而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活人与活畜难以两全，在这个两难选择中，赵简子最终命人杀掉白骡，把肝取出来交给了阳城胥渠。赵简子重畜更重才的做法深得士心，当他在开疆拓土过程中与翟(狄)人开战时，像阳城胥渠这样的人无不奋勇争先，以报答简子的仁爱之德。在这个故事里，阳城胥渠既富有勇气，又担当了道义。向主君索爱物，这是一种高危行为，他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付诸行动，可见其勇气。得到骡肝之后，又不惧刀枪剑戟，为主君前驱，若非忠诚道义在胸，何能如此?班固在《古今人表》里将历史人物按照品行分作九等，上三等人物极少，而阳城胥渠被评定为九品里的中中等级，即第五等，这说明班固比较欣赏他，而欣赏的理由大概就在于此人有勇气讲道义。
需要注意的是，阳成泄、阳城胥渠都是活跃在晋国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目前还不清楚源自黄河南部的阳成氏究竟出于什么历史机缘，来到了晋国。也许“楚才晋用”的古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思考线索吧。《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的祖先本来居于晋国，“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智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西汉前期，扬侯的后代又溯江西上，最终到达蜀郡。我们看到，原来的晋人在诸卿争权的政治背景下，逃离了晋国，然而，这样的政治气候也为他国之人步入晋国政治舞台提供了机遇，可能出自楚国的阳成氏完全有条件迁居晋国。况且，阳成氏诞生的地区一向是晋楚激烈争夺的地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脱胎于晋国的韩国后来占据了颖川郡。这段历史情节表明，孕育阳成氏的那片地区与晋国的交往早已颇具规模。考古发现的成果揭示，今日晋南、豫西地区是夏代活动重要区域，而古代文献也有禹都安邑的说法。可见，早在夏代时期，跨越黄河的区域交流已无大碍。先秦时期的阳成氏在这样的区域交流进程中由河南进入山西、河北，当属情理中事。
西汉的阳成氏
汉代阳成氏的出现频率比先秦要高很多，陈直先生注意到《古玺文字征》有“阳城饨”印文，《汉印文字征》有“杨成终”、“杨成信”、“杨成齿”印，《十六金符斋印谱》有“杨成婴”印，显然，陈直先生认为“阳成”也可以写作“杨成”。施谢捷先生也留意到《缵述堂古铜印存》收录有“阳成上”印文。不过，他们提到的这些印文究竟属于东汉还是西汉时物，不大清楚。而两汉时期可以明确判断生活年代的阳成氏，前面提到的梧侯阳城延即是汉初的一例。阳城延以军匠追随刘邦，不过，立的功劳似乎不够大，因为刘邦在位期间并没有给他封侯。吕太后掌权后，有意给娘家人封侯拜爵，但刘邦曾经跟群臣起过誓：“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因为顾及这个规定，并且为了减缓吕氏家族封侯带来的负面影响，吕后就先给刘邦的功臣封侯。可实际上刘邦在世的时候真正有资格受封的差不多都已落实了。在这种情况下，吕后才选择了阳城延，封其为梧侯，实际上是为达到分封吕氏的最终目的开路。阳城延受封的历史细节诠释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功劳的大与小归根结底是由最高统治者来评的，够不够得上封侯，最终也由最高统治者说了算，也就是说，所谓的标准比较善变，是以某个人的眼光为转移的。但有一点不容抹杀，那就是阳城延的实际作为。《史记》、《汉书》都说他“为少府，作长乐宫、未央宫，筑长安城”。少府是汉代九卿之一，阳城延坐到这个位置，官职不可谓不高。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他最大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主持建造了代表汉代文化成就的长安城，以及城内宫殿群中最先成型、影响最为久远的两大宫殿——长乐宫和未央宫。
王莽执政时期，为了证明自己篡汉的正当性，大肆援引符命以欺骗天下。于是有郎官“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日：‘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现在看来，这仿佛是在皇权换代之际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政治笑话。阳成修缺乏一个知识分子的应有气节，对王莽竭尽谄谀魅惑之能事，固然反映了其人格低下，但他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王莽自欺欺人的政治宣传的极大反讽。
阳成修不能算作阳成氏家族的骄傲，堪称西汉后期阳成氏杰出代表人物的是阳成衡，字子长(子张)。《论衡》卷十三《超奇篇》：“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眇)思，极育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同书卷二十九《对作篇》又曰：“阳成子张作《乐》，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按照王充的说法，《乐经》是阳成衡的作品。《诗》、《书》、《礼》、《易》、《春秋》是为五经，这是众所周知的古代文化常识。但也有六经的说法，就是其中添加了一个《乐经》，由此可以约略窥见阳成衡作品的历史文化影响。王充本人也是饱学之士，他用“庶几之才”、“材疑(拟)圣人”来形容阳成衡，毫不吝惜赞美之辞，应当也是对阳成衡高妙才气的真实评价。阳成衡的文化贡献不止于此，唐人李贤说“杨雄、刘歆、阳成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曾经续写《史记》。《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司马相如、严君平、杨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这段话是说阳成子玄曾经为故乡蜀郡撰写过地方志。此事不见于更早的文献，任乃强先生认为：“衡与扬雄同郡、同时、同仕终于长安、同好著作、同续《史记》，则同有蜀事撰述为可能。”此说很有说服力。
反映西汉后期历史面貌的简犊材料中也可以发现阳成氏的踪迹。据张俊民先生对敦煌悬泉置汉简的统计，阳成氏凡七见，分别是阳成广宗、阳成利主、阳成满、阳成蒙、阳成尚、阳成谭、阳成中。关于他们的身份，其中阳成广宗的官职为“守属”，“守”即试用的意思，还有待转正。“属”的性质，据李迎春先生研究，“是秦汉时期丞相、御史，及以列卿、郡守、都尉为代表的二千石左右官吏的属吏”。如果允许与现今官职设置相比附的话，大致相当于省部级以上干部的下属，地位绝不算低。那位叫阳成蒙的，曾经做过悬泉置啬夫，通俗地说就是一个边疆交通中转站的负责人，应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阳成满是一个“大奴”，即成年奴仆。其他人的身份因为简文残断，无从得知。令人倍感遗憾的是，关于他们的籍贯，只知道阳成中是步进里的，但无法判断他来自哪个郡县，而其余六人的地域来源，从现有材料中，根本找不到一丝信息。这里存在三种可能：一是这几位阳成氏原为内地人，因戍边来到敦煌；二是他们本来就是边地 人，在本地供职而已；三是本地人、内地人兼而有之。不管怎样，这些材料最起码揭示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至迟在西汉后期，阳成氏已来到汉王朝的西北边疆。
东汉以来的阳成氏
目前所见东汉阳成氏大多居于河东郡，即今山西西南部。南宋洪适《隶释》卷十二《杨震碑阴》有“河东阳成惠明”，同卷《刘宽碑阴门生名》有“蒲反阳成忠含”。高文《汉碑集释》所录《鲁峻碑》有“门生河东蒲反阳成口文智三百”。陈直《文史考古论丛》还收录一则砖文：“吾阳成，八千万，不为孝廉。河东，公府曹掾，五曹，治。”陈直先生认为这个自称“阳成”的人也是河东人，砖文的大意是阳成炫耀自己很富有，不屑于通过察举孝廉的途径走上仕途，曾经在中央政府内任职，并且政绩不错。陈直先生在分析这则砖文的基础上，又结合上述几则碑文，推论“阳成为河东之大族无疑”，此说很有见地。先秦时期的阳成泄、阳城胥渠活跃干晋国政治舞台上，东汉河东郡的诸位阳成氏或许与此二人存在某种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河东郡涌现出一批酷吏，相比于中原其他地区以及东方齐鲁之地，该地区的儒家文化兴起较晚。而东汉文物中出现的河东阳成氏往往具有名公巨卿门生故吏的身份，表明他们对经学入仕的高层政治人物心向往之，这或许可以看做河东儒家文化兴起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经历和外在表现。
东汉西北边疆地区也有阳成氏活动的记录。《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初，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太守以叛，郡人冯忠赴尸号哭，呕血而死。”这里的阳成远是金城人，属于今甘肃。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中，阳成远能够发动一场地方政变，如果不是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势力，恐不能成功。联系到西汉晚期简牍中出现的那些阳成氏，阳成远可以在二百年后的东汉末期于边地呼风唤雨，似乎并不意外。
东汉以后，阳成氏在文献中所见不多，文物资料中也是偶尔可见。吴建华先生曾提到洛阳出土石刻中存在阳成氏，并认为其属稀见姓氏，但没有举出例证。还有学者提及一件太和十四年(490年)残砖，题名为“阳成惠也拔”，研究者认为此“或为汉人而用胡名”。就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实情来看，胡人汉化，汉人胡化，都不鲜见。因此，其说不无道理。唐代的《元和姓纂》没有著录阳成氏，但有伯成氏，从其举出的“伯成胥渠”、“伯成修”、“伯成衡”、“伯成延”等历史人物来判断，此“伯成”当为“阳成”之误，王利器先生早已指出这一点。这个文字讹误意味着唐代人可能已经很少接触到这个姓氏，同时也表明该姓氏的稀见。据明代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四八记录有“阳成安”、“阳成胜”、“阳成张”等，不明何时何地人，另有一个阳成复，据说是宋代人。宋代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开列的复姓中有“阳城毋盐武城”等，阳城虽居其一，可是就宋代具体实例来说，如果《万姓统谱》记录可信的话，也就阳成复一人。况且，如果考虑到从唐到宋到明，其间经历千年，仅仅以上述四个名字中含有“阳成”的人物为基础，显然很难形成战国两汉那种某个时段内阳成氏集中出现的情形，假设以1000年来作个平均值的话，每个阳成氏之间就要相差250年。在此情况下，恐怕无人敢说“阳成某”一定就姓阳成，或许还姓阳呢。有鉴于此，唐代以后究竟还有无阳成氏，尚未可知。
结语
复姓“阳成”源自于名为“阳城”的居住地或受封地，大致地域在今河南中部偏西地区，相当于许昌、漯河一带。先秦时期其分布范围曾经扩展到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地区。西汉晚期又见于四川、甘肃等西南、西北地区。东汉时期的河东与金城阳成氏很可能与先前活跃于该地的阳成氏有关。东汉以后，阳成氏越来越少见，其族群流向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阳成氏虽不属全国性大姓，但其中的个别历史人物仍然为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为显著的贡献。以上就是本文得到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