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 20 年代，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因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掀起了一场“易卜生热”。在推动易卜生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胡适与鲁迅功不可没，然而两个人对于易卜生主义的解读并不完全相同。本文从胡适、鲁迅不同的易卜生观入手，分析20世纪20年代，即前五四时期和后五四时期所解读的易卜生主义。
　　关键词：易卜生主义 胡适 鲁迅 五四
　　亨利克·易卜生的作品因立足生活实际，反映挪威社会的家庭、婚姻和民主政治等重大问题而被称为“社会问题剧”。这些“社会问题剧”因契合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需要而被引入并迅速传播开来，从而掀起了一场“易卜生热”，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易卜生的传播史上，首先发现并关注易卜生价值和意义的是鲁迅，但真正使中国读者对易卜生发生兴趣的却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此外，在前五四时期，鲁迅没有专门写易卜生，而是在后五四时期演讲了《娜拉走后怎样》。《易卜生主义》与《娜拉走后怎样》可以看作是胡适与鲁迅在前五四时期和后五四时期对易卜生主义的不同解读。
　　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由胡适主编的4卷6号首开先例，集中介绍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和艺术追求，号称“易卜生号”。其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易卜生号”的主要论文，也是中国最早研究易卜生的专论。而鲁迅除1908年在《河南》月刊 2、3、7 号上连续发表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高度赞扬易卜生外，没有写过专门评论易卜生的文章，却在1923年针对当时中国流行的“娜拉”热现象，演讲了《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文章表现了鲁迅对易卜生的独特理解。从《易卜生主义》到《娜拉走后怎样》，可以看出胡适与鲁迅不同的易卜生观。
　　一、《易卜生主义》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主要介绍了易卜生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崇易卜生的“写实主义”，称颂易卜生戏剧的“说老实话”，认为戏剧应该具有反映真实社会面貌从而达到批判现实、启蒙社会变革的社会效能；二是提倡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提倡一种富有力抗世俗、独战多数的战斗精神的“个性主义”。
　　也就是说，胡适概括出的“易卜生主义”是以写实主义为基础，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旨归的个性主义，它提倡说真话，要能发现社会问题。在胡适眼里，易卜生已不是艺术家易卜生，而是社会改革家易卜生。这点深得前五四时期立志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
　　二、《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早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就介绍了易卜生的作品精神，无奈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在“易卜生热”掀起后，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并没有写专门评论易卜生的文章，而是在“娜拉热”掀起后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这是鲁迅对易卜生提出的问题做出的更深入的思考。
　　首先，与胡适乐观相信借助易卜生主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不同的是，在演讲中，鲁迅除了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外，还在结尾处感慨道，“中国太难改变了”。这表明，鲁迅并不满足于对易卜生进行泛泛的讨论，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造国民的灵魂必须从“里面”养成韧性的战斗精神，才有可能寻到出路。
　　其次，鲁迅在演讲中格外强调经济上的自主权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性，先驱们只是鼓动妇女们勇敢地走出家的牢笼，却没有想到封建社会是更大的牢笼，这样的出走导致的结局无非就是饿死或堕落。这和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将对《玩偶之家》的解读落脚在“家庭”上、强调娜拉离家出走的胆识与勇气有所区别，也反映出鲁迅比其他先驱看得更长远，思考得也更深刻。
　　总的来说，胡适对易卜生的传播与接受是相对比较单纯的，他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易卜生戏剧里所反映的思想，并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看做是传输思想的工具。而鲁迅则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他更感动于易卜生戏剧中个人面對大众、面对陈规陋习为求个人解放而展开的心灵争战，他更多的是去思考易卜生在戏剧中所提出的问题，并力图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找到解决方法，这实际上是在为易卜生找一条中国式的现实主义道路，并用中国式的方式来解读娜拉。
　　参考文献：
　　[1]陈玲玲.中国易卜生传播史上的鲁迅与胡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09）.
　　[2]田本相.中国话剧艺术通史（第一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3]叶隽.易卜生戏剧该怎样理解？——以胡适、鲁迅的讨论为中心[J].中国文学研究，2016（04）.
　　（作者简介：王宇，女，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