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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民族抗战暨卢沟桥事变80周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犹如赌红眼的赌徒，疯狗一般，四下咬人。先是朝鲜，后是中国，获取巨大的战略利益后，更加刺激了日本财阀私欲的野心，私欲膨胀，剑指各国，待到德国在欧洲得手后，日本政府为了攫取战争利益，称霸世界，更是丧失理智，把矛头指向英美列强。虽然日本最终在二战中惨败，可时至今日还从未真正忏悔、反省过二战历史，以现任首相安倍为首的极右翼势力，甚至还念念不忘要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原因何在？
题记：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
公元1937年7月7日，是中国人民刻骨铭记的国耻国难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战争魔鬼的黑手，由此伸向卢沟桥，并把全中国拖进战争的深渊。这一天，成为引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成为“全民族抗战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白驹过隙，屈指算来，转眼间那苦难悲壮的一页，已然走过80个春秋。
八十载沧桑岁月，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华民族由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奋起而抗争，在付出3500万鲜活生命、6000亿美元的代价后，取得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从而迈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发展道路。
其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外来侵略的斗争，起点更早，应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不！更应该从1894年的甲午大海战，或者是从明朝戚继光抗倭，就已开始了这种你死我活、侵略与反侵略的抗争。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与隔海相望的邻邦日本，就开始了智慧与国力的抗争。
纵观比邻东瀛日本的发展史，无论文化还是国力，与中国相比，在以往漫长岁月的发展年代中，日本都是处于下风。就拿20世纪30年代初期来说，中国是日本国土面积的20多倍，人口也是日本人口的4倍，军事总兵力人数是日本十几倍。而日本就是在这样的劣势下，凭借在军事武器方面的优势，敢于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事端，叫板号称文明古国老大的中国，蚍蜉撼大树，居然以小欺大，以弱胜强，达到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吞并中国大片领土，攫取重要的财富和战略物资的目的。
今天，史学家回眸历史岁月，不是为了舔舐昔日伤者身上的血迹，也不是为了继续咀嚼那杯难以下咽的苦酒，而是在于思索为什么历史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为什么老大的中国总是被邻国日本欺凌？为什么儒家文化的忠厚和善良，没有换来善果，得到的却是豺狼般的贪婪与卑鄙？
叩问青天，我们错在哪里？这些问题，困扰了几代中国人。对此，许多人百思不解，他们徜徉在时间的隧道内，苦苦思索，不明白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何以是中国人民屡被列强欺负、百姓屡受磨难的历史？
笔者静坐在书案后，研读中国古代圣贤的名著《孙子兵法》，蓦然顿悟：军事家开篇就简单扼要地告诉后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梳理历史的遗痕，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清中叶以来，统治者过分强调皇权，而没有把百姓、国家，放在心头。贪图享乐，荒疏军备，没有把“兵者，作为国之大事”来抓，也没有把“兵者”，提升到“作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高度来认识，专注于特权享受和少数人捞取功名利禄，更没有“不可不察”。即使察，也只是应付差事，相互推诿，致使关乎民族生存的国防大事，根本没有；即使有，也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给外寇入侵以可乘之机。
曾几何时，那支七拼八凑的所谓八国联军，不过就是一群杂货凑的联军，耀武扬威第一次由天津杀进古都北京时，只是以区区数千人，就长驱直入，直捣大清的政治中心，不仅占领了皇家禁地，还大肆屠戮军民百姓；第二次的所谓八国联军也只有区区两万人，却斩关夺隘，长驱直入，直逼紫禁城，把在国人面前不可一世的慈禧老佛爷吓得屁滚尿流，逃难西安。
当时，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清军八旗子弟兵多少？年俸多少？军费多少？什么正蓝旗、镶黄旗……说起来滔滔不绝，十分神秘了得，怎么一作战，就派不上用场？难道只会提笼架鸟？直隶总督的家兵又是多少？有没有人算过这笔账？外国列强的所谓联军长途跋涉，旅途劳累，后勤运输遥远，而清军驻扎在本乡本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是以逸待劳，仅从人数上来说，就可以十敌一，以百敌一，以千敌一，但却败得惨烈，败得屈辱，败得令人扼腕唏嘘。
后人不禁要问：到底凭借什么高超手段，列强敢于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横行无忌？难道真的是如妖人所言：大清寿数尽了？非也！难道真的是借助什么妖道仙术？非也！难道真的有什么非凡的智慧和勇敢，更非也！他们除去凭借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使用得比我們先进、熟练、广泛之外，还有就是在中国先贤哪里剽窃的军事智慧：兵者，诡道也。
就是这区区五个字，却蕴藏着历史风云变幻的规律和智慧，在人类发展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一幕又一幕震撼人类历史的惨剧……
历史，曾经写下这样沉重的一页：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10艘战舰在前往朝鲜执行护航任务返航时，行驶到辽宁省黄海大东沟一带，突遭事先埋伏在此的日本联合舰队偷袭，北洋水师猝不及防，被迫还击。双方激战5个多小时，北洋水师遭受重创，5舰沉没，日舰亦多艘受重伤，被迫退出战场。此役北洋水师备受指责，一蹶不振。
甲午大海战，是影响世界近代史、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重大战事。因发生的那一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中日甲午战争”。
史海钩沉，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中日甲午大海战的爆发，是日方早有预谋，直接起因是日本对朝鲜内政的干涉和经济侵略，并给北亚造成巨大的灾难。翻检浩繁的历史档案可知：甲午大海战的导火索，是日本强制向朝鲜进行大米输出，导致朝鲜稻农无以为生，由此爆发了当地农民大起义。而软弱的朝鲜李朝政府，无法应对，函请上国清政府出兵援助。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保持周边安危，清政府决定出兵朝鲜。与此同时，因“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的日本，早已窥视朝鲜半岛的美丽江山，暗中派出强大兵力，企图攻占朝鲜。此前，日本暗中做足功课，同英国沆瀣一气，交涉成功，获得西方老牌帝国主义的实际支持。 语言文字的魅力，除去在记述历史发展的事实之外，还镌刻了战争的残酷与悲哀。当年，日本罔顾事实，悍然派遣海军联合舰队，实施“诡道”，突然偷袭中国舰队，引发两国间的战争。那一天，北洋水师的战舰正在家门口——祖国的东大门黄海上正常航行，离家多日的将士们在前往朝鲜执行任务后返航，归心似箭，家里有着父母的期盼，妇孺的期待，更重要的是秋季到了，满地的粮食需要青壮年劳动力去收获，仅靠当兵那点薪水，大多数兵丁是无法养家糊口的。想到家的温暖，亲人的思念，水师将士们谁也没有想到灾难的临近。
此刻，躲在岛礁之中窥伺已久的日本战舰，不挂战旗，不明国号，进行了伪装，像躲在深山老林中的一只只贪婪成性的饿狼，闪烁着狡猾的目光，静候猎物的到来。返航的北洋水师进入豺狼的伏击圈，却丝毫没有警觉，事先也没有接到任何情报，放松警觉的水师管带们甚至认为：舰队已到大东沟，海岛家门在望，已然嗅到饭香，还会出现什么状况？
其实，日本联合舰队事先通过潜伏在清廷内的日本间谍，早把北洋水师返航的航线、时间、兵舰数量、将士人数、火炮射程，偷偷告知日本本土大本营。日本海军得此情报，抽调精锐战舰，适时悄悄潜伏到相关海域，进行埋伏。
如果说北洋水师完全丧失警觉也是不公平的。
据史料记载：那一天，北洋水师战舰行至黄海大东沟海域，舰船上的瞭望哨在烟波浩渺的海面上，先是发现一串黑烟，而后发现数十艘不明国籍的舰船出现，迅速靠近，十分诡异。瞭望哨一面立即发出旗语，向对方进行询问；一面迅速向北洋水师旗舰报告。日本战舰害怕北洋水师舰大、火炮射程远，过早暴露，于己不利。一面装疯卖傻，不予回报北洋水师旗语的问询；一面利用舰小体轻、吃水浅、速度快的优势，迅速靠近北洋水师。待到北洋水师舰船进入日舰火炮射程内后，立即撤掉伪装，旗舰吉野号率先开火，不宣而战。
情况骤变，不亚于晴天霹雳，毫无精神准备的清军仓促应战。此刻，北洋水师既没有作战计划，也没有应对突发情况的预案，更没有统一指挥。有的舰船还没有开战，就准备窥机逃跑。眨眼间，日军联合舰队的舰艇包围了北洋水师舰船，围绕着北洋水师舰队，四面开火。首发炮弹就命中北洋水师指挥舰栈桥，将正在栈桥上高举望远镜，观察敌情的指挥官丁汝昌震落甲板摔晕。密集的炮火把北洋水师打得有些发蒙，他们一面仓促应战，一面按照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电告设在山东威海的水师衙门，请示作战方案；水师衙门又请示时任掌权人物李鸿章，李鸿章奏请老佛爷慈禧，慈禧正在准备做寿……结果不言而喻：待老佛爷下旨时，黄海大海战已然结束，北洋水师主力战舰几近全军覆没。
虽然历史已然经历123个春秋的风霜雨雪，但历史没有忘记黄海大海战死难者的悲壮。史载：这是中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首先警报。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即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联合舰队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阵前。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攻击。霎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其中，日本第一游击队平均航速达19.4节。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6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3倍。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号、左一、右二、右三。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7年未修，主炮炮塔起火，丁汝昌烧伤，信旗被毁。
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可这也只能鼓一舰士气。日第一游击队4舰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但同时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13时30分左右，超勇舰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位于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不就，從容赴死，舰上官兵也大部壮烈牺牲。13时35分，扬威号沉没。
当日舰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日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舰队猛烈还击。
黄海大海战，战况空前，惨烈无比，“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日舰“比睿”“赤城”。日军联合舰队“赤城”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西京丸”也受重创。
日军海军司令伊东祐亨见此，命令第一游击队前去救援“赤城”“比睿”。“吉野号”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迎面驶来。致远舰舰长邓世昌见日吉野舰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满腔怒火，愤而说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在炮弹用完，鱼雷攻击无效的情况下，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
邓世昌面对日舰猛烈炮火，毫无惧色，指挥着冒着熊熊烈火的致远舰，毅然全速前进，撞向日主力舰吉野号右舷。日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舰射击，危急关头，不幸的是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以右舷倾斜，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北洋水师虽遭重创，但毫无惧色，经远舰继续迎战日舰吉野号，遭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秋四舰围攻，中弹起火，全舰奋勇抗御，经远全舰将士“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经远舰以一敌四，激战良久。激战中，管带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弹，脑裂阵亡”，帮带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也先后中炮牺牲。
猛虎难敌饿狼，最后在浪速、吉野、秋津洲、高千秋等日舰的围攻下，经远舰中弹累累，不久，左舷舰首向水中沉下，舰首向东，左舷倾覆而沉没。全舰官兵二百余人，除16人遇救外，其余全部阵亡。
同时，靖远舰、来远舰也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此后，定远、镇远两舰浴血奋战，中弹甚多，几次起火。 下午3时30分，镇远舰的30.5厘米大炮，连续猛烈轰击，炮弹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两次。松岛舰后甲板四号炮塔中弹，引发炸药起火，发生了大爆炸，船轴倾斜5度，冒起浓烟，火灾大作。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日舰赤城、比睿、西京丸负重伤，旗舰松岛号情况也不容乐观，吉野舰、扶桑舰也受伤破损，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日酋伊东祐亨17时40分下令撤出战场。
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也收队返回旅顺。震惊世界的黄海大海战到此结束。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此战导致北洋舰队损失惨重，“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被自毁）5艘军舰沉没，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
纵观此役，北洋水师虽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内，以保存实力为名，消极避让，不准巡海迎敌。为日后日本夺取黄海的制海权，埋下祸根。
战后，北洋水师受伤的舰只靠近到大鹿岛上，岛上渔民为将士送去食物、淡水，还帮助打捞尸体，掩埋在大鹿岛的东山根。据岛上老前辈讲：激战时，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硝烟遮蔽了半边天。可老百姓做梦也没想到，北洋水师败得那么惨。以后，大鹿岛又先后沦为日俄的殖民地。
當年，在打捞甲午海战沉舰时，有一位潜水员，潜到“致远舰”沉睡多年的地方，在舰上发现一具立而不卧的尸骸。因被海水浸蚀，已没有任何标记能证明死者的身份。后来，这位潜水员再次下水，把烈士遗骨打捞上来，立碑，建墓。
谈到这座烈士墓尸骸姓名时，岛上的渔民说，那具尸骸立而不卧，其倔强的阳刚之气，像是“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但也有人说：邓世昌在致远舰沉没时，没有在舰上，而是和他的爱犬一起沉入海底的。有人猜测：此具尸骸当为“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此人也是性情刚烈、嫉恶如仇的爱国将领。由于尸骸身份难以确定，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把此墓称为“无名烈士墓”。其实，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感。烈士的精神是伟大的，烈士个人的姓名倒是无关紧要了。爱国将士的业绩，惊天地、泣鬼神，与日月同辉。
整个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后，得到黄海的制海权。日本军队乘胜追击，连续攻下中国附属国朝鲜的平壤，抢占丹东，再下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疯狂屠杀，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旅顺罹难者超过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中国近代史的黑暗岁月由此开始，日本海军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创造了海战史上“兵者，诡道也”的新战绩。由此把千百年来，帮助他们传播农耕文化、佛教文化，传输文明的中国，拖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兵者，诡道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初尝此果，就捡个大便宜，叼了个大糖球，心里那个美，如果用喜不自胜来形容，毫不夸张。
问题是：如何战胜中国？这个美梦日本做了几百年。早在元朝，中国就数次派遣大军征讨东瀛，借助宽阔的海峡和神秘莫测的台风，日本侥幸躲过灭顶之灾。心有余悸的日本人就开始考虑如何解除来自大陆彼岸的威胁，派兵骚扰，遏制中国、朝鲜的发展，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可在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神威下，幻想屡屡破灭。
为此，日本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并逐步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核心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进行甲午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
盘点清朝晚期的中国社会，正在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老人政治——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主政者，都已垂垂暮年。为挽救颓败的中国，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清王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1888年建立的北洋水师，寄托着四万万炎黄子孙的海洋梦，是人们纳税贡赋，勒紧腰带，砸锅卖铁的血汗钱，支撑起这份家业。在当时，北洋水师的规模一度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畏惧北洋水师的发展，不得不放缓侵略中国的脚步。
但令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并未像东邻日本那样，有效变革国家政治制度。所谓的“中兴”不过是昙花一现，或仅仅是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而已。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贪污腐败。导致水师的舰船多年失修，军费被挪用，炮弹弄虚作假，不装炸药，装满沙子，就是证明。
战局未开，胜负就有了答案。此后的威海卫之战，就更加证实了清廷在对日国策方针上的落后：战略被动，战术僵化。被动地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威海卫，更是错上加错的防御战，其结果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威海，原称威海卫。卫，亦为保卫之意。位于我国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遥相望，共扼渤海的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其时，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26艘。1895年1月20日，一个漆黑的夜晚，日军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25000人，利用中国人春节前的麻痹，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抢占有利地势后，占据滩头阵地，23日全部登陆完毕。
大军压境，威海卫危在旦夕。可朝廷还沉浸在过节的气氛中，没有清军前去支援。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顽强抵抗，最后全部阵亡。为此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被清军炮弹打死，这是日方在战争中唯一阵亡的将军。由于兵力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附近陆地也悉数被日本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采用刚柔并济的手段，致书丁汝昌威吓劝降，遭拒。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乃作“水炮台”使用。被困在港内的水师，苦战五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亲手炸沉了自己的军舰后自杀。11日，丁汝昌在主降将领的胁迫下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举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最终自杀。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冒名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祐亨签订《威海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东方最大的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华夏子孙追求海军强国梦想破灭，闻之无不潸然泪下。
纵观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黄海大海战的失利，导致《马关条约》的签订，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
如今，漫步威海，恍若置身于仙境一般。海风习习，涛声阵阵，驱车行驶在威海市沿海公路上，但见那幢幢漂亮的楼房，掩映在绿荫花香之中。白的是云，绿的是山，蓝的是海，车流、楼房变幻不断，犹如一幅幅立体油画展现在我们面前。威海是我国对外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并早在1990年就获得全国第一个国家卫生城市的殊荣。加之悠久的历史、优美的环境、宜人的气候，成为著名的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威海人民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没有遗忘123年前的那场战火带给威海人民深重的灾难，没有忘记在那场海战中死难的爱国志士。早在扩建环翠楼公园时，人们就在公园前的广场上，建起了民族英雄、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的石雕像。
威海历史的荣辱与刘公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洋水师旧日的提督衙门，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之后，而今，更以其独特的姿态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在一个海面上飘浮着淡淡云雾的早晨，我们乘着舰艇来到刘公岛。
由北洋海军提督署旧址改建的甲午战争博物馆，门前飘扬着北洋海军的龙旗。不过，它只是昨天的一种象征。博物馆自开馆的那一天起，工作人员就没有休过节假日。一年365天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春节还是八月十五，全都开放，中午也不闭馆，至今已接待中外参观者达数亿人次，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外宾。
在丁汝昌殉难蜡像馆前，门口放有木条板钉的隔离栅栏，门内丁汝昌右手执笔，高仰着头、巍然挺立，一副威武不屈的神态，令观瞻者肃然起敬。在这里没有放什么捐款台，也没有放什么香炉，但参观者都纷纷自发解囊，在蜡像前的青砖地上，散落着一堆钞票，既有分、角的小票，也有百元大钞。这些钱是参观者表达自己对爱国将士崇尚之情的一种方式。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驻岛水兵一入伍，首先要参观博物馆，领导要求他们毋忘国耻，苦练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海军战士。我国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18000公里海岸线，有广阔的海域亟待开发、利用，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这是当今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要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创造辉煌，建设“海上威海”。
同时，要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海防意识，筑起钢铁防线，使伟大祖国日益富强。
“巍巍劉公岛，
屹立在海防。
悲壮的历史，
令人永难忘。
甲午战云起，
海面浴血光
……”
在我们启航就要离开刘公岛的时候，一队海军战士高唱着刘公岛之歌，排着整齐的队伍，前去训练。从战士们那雄壮的歌声、矫健的脚步、伟岸的身影中，我们感到欣慰、振奋和骄傲！
日本靠“诡道”起家，由此品尝到“诡道”的油水，或许就像瘾君子，在吸食鸦片、享受精神愉悦的同时，也会嗜毒成瘾，把自己送上不归路。客观世界的发展，无一能够违背这一自然法则。此后，日本以阴暗的心态、乖戾的性格，以邻为壑，不断施之以“诡道”，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不可自拔，四面树敌，终于成为一头自焚的火牛，自食其恶果。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这个崛起的东北亚之狼，以偷袭、讹诈为手段，用极小的代价，攫取到巨大利益，依仗坚船利炮，不仅向中国索取所谓巨额赔款，还吞并了琉球诸岛，侵占了朝鲜，霸占了台湾，攫取中国沿海发达城市、港口的巨大利益。由此，日本像是打了鸡血一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与西方列强的盟友，并与之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畸形强国。
日本的发展，借助初次“诡道”的成功，此举对于日本来说，就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日本把自己的发展、繁荣、富强，建立在侵略邻国的痛苦之上。以邻为敌，是19～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冒险扩张的国策，一点也不为过。如果说，日本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向帝国主义泥坑迅速滑下去，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犹如一个小孩儿，贪恋别人的钱财，如果他第一次去偷、去抢，被对方抓住，教训一顿，小孩儿就此收手，还可改过自新。遗憾的是，这个孩子，在偷和抢的过程中，轻易得手，非但没有遭到惩罚，还讹诈了大量财物，愈发助长了孩子不劳而获、占有他人财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不就是走过这样一条匪夷所思的发展道路嘛。
品尝甲午海战，实施“诡道”讹诈之术的糖果，日本喜极，他们依仗所谓“军国政治、畸形军事”，采用高压政策，强取豪夺丰厚战争赔款和巨大利益，迅速崛起。那些在“诡道”战争中，立下战功的所谓英雄和精英，受到提拔和重用，名利双收，获得金钱和官位，成为发展军国主义的骨干分子。他们大肆宣传“诡道”的好处，极大地刺激日本一大批有着军国主义思想的青年，幻想靠建功立业、开疆拓土，改变自己卑微的出身和贫瘠的生活。他们崇尚武运，纷纷应征入伍，掀起全民狂热的领土扩张。日本军事实力、军工产业迅速膨胀，自1894～1931年，不到40年，日本从幕府统治，走向军阀统治，综合作战军力，突增十几倍，成为北亚、乃至亚洲第一军事强国。 那么，日本军人为什么铤而冒险，动用诡道，以少击多，挑起“九一八事变”？原来不是中国人要报甲午之战失败，割地赔款的一剑之仇，挑战日军，而是日军率先发难，效法甲午海战，转嫁经济危机和国内矛盾的激进行为。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当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政客的大规模裁军，没有做到治痈解毒的效果，却引起日本军人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这些吸食皇家俸禄军费的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断了他们升官发财的梦想。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后疏导不利，后果是给日本的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化装成乞丐，结交中国各级官员政客、各色人等，暗中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窃取了大量情报，提出“中国人心冷漠，百姓不关心政府，政府不管理百姓”，鼓吹“满蒙”是日本生存线的悖论；也是他采用惯用伎俩，导演炮轰北大营，把战火燃至东北全境。
是什么原因纵容或导致了日本少数军人，蔑视中国数百万军队的存在，敢于在东北，挑战数十万东北军？
首先是军阀混战。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大战前和大战中，南京政府和反蒋联盟都极力拉拢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东北军，但机敏的张学良不为利诱所动，坐山观虎斗，不予表态。直到南京中央军打下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张学良才于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成为中原大战的大赢家。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关外防备空虚。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日本为了搞乱中国，侵占东北，还采用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在精神上推行大东亚势力的精神战。典型案例如东北万宝山事件——1931年，中国吉林省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翌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加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颠倒黑白，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日本人寻衅，藐视中国法律和政府尊严。1931年6月发生“中村事件”，起因是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窃取情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依法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朝移民利益。
偶然事件中的必然因素。“九一八”当天发动战争，是因消息偶然泄露，关东军采取的紧急应变对策。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作好了准备。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日本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侵占沈阳的计划，外务大臣币原考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不同意擅自行动。为此，他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军部中央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秘密告知：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为把生米煮成熟饭，采用先斩后奏的阴谋手段，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作决定，意见不一。至16日凌晨2时，坂垣表面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次此事件之所以一波三折，出现变故，关东军并不是因为担心建川要来东北后会发生动摇，而是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提前率先发难，尊奉先下手为强的逻辑。
盘点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几名战争罪犯的身世，就会发现，這几位混迹于日本军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发家史。
一号人物坂垣征四郎，号称关东军的“大刀”。此人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曾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此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进军中国华北，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虽说在平型关大捷中，被八路军给予重创，但不思悔改，在侵占南京、缅甸等地的战役中，都有他的身影。美国选择投放原子弹的地点时，就选择了第五师团的家乡——广岛，恶人自食其果。战后，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永远被钉在战争罪犯的耻辱柱上。 二号罪犯人物石原莞尔。他所以被称为“人物”，是因他狡诈、诡计多端，被称为关东军的所谓“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吹捧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侥幸逃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但天网恢恢，1949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四年后的那一天，他在家中，因膀胱癌备受折磨痛苦死去。
“中国通”土肥原贤二。翻开他的履歷，几乎每页都写着两个字：间谍。土肥原贤二，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前，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核心。事变发生三天后，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此后，他参与策划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阴谋计划，如“由天津挟持溥仪去沈阳，成立伪满洲国”“华北自治”“张北事件”“ 冀东反共政权 ” “七七事变”“扶植汪精卫政权”等。后升任侵华日军军团长，日本战败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九一八事变”烽火，成为日军再次利用“诡道”战术，占领东北全境之先河，其战略意义改变了东北亚的格局。为西方列强牺牲中国利益，博取世界法西斯的青睐，促使帝国主义轴心国的联合，加速了法西斯反人类、反文明的步伐，引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提供了战略支持。
而今，风霜雨雪，86年过去，耸立在当年北大营旧址的那一页石刻的日历造型，镌刻着历史无情的真实，彰显着岁月的记忆——知耻而后勇。雪花纷飞，站在国耻纪念碑前，尽管笔者双眼盈满了泪花，可透过历史的迷雾，应该看到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诡道”得胜过程中的狰狞，还是东北大地数千万黎民百姓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失去家园的苦难？是“诡道”胜利者得意的笑容，还是血染黑土地的兽行？天地不言，那一段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血泪历史，岂是文字可以描述的？三千万东北父老乡亲，岂能忘却百岁老人张学良那祈爱无助的眼神？
养虎为患，助纣为虐。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成语，都可概括日军侵占中国的罪恶历史过程。如果说，养虎为患，是中国自清末疏于武备、精于权术的朝廷统治者，软弱外交的结果。那么，列强侵吞世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略，就是后者——助纣为虐。日本为了占领全中国，采用“诡道”炮轰北大营，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贼心不死，继续向南推进，企图侵吞华北大好河山，获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利益。
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的爆炸，翻开了中国东北沦亡、抗战14年的苦难一页。关东军试图在苦心经营的“伪满洲国”和国民政府之间暂时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奉命开始了“日化华北”的进程。1935年10月，他密赴北平，展开针对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的策反工作。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命令，最迟在11月中旬，此项工作必须取得进展。但策反之路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与日本军政界有着微妙关系的殷汝耕，在土肥原的鼓动下，出卖良心，率先宣布自治。而在喜峰口抗战，荣获抗日英雄的宋将军，虽力图保持民族气节，但在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面对土肥原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却是焦头烂额，疲于周旋。
土肥原亲赴华北，斡旋的结果，是换来两个各怀心事的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和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拼凑的冀东反共政权。可以说土肥原应该满足，这两个政权“在进可进逼南京，退可退守满洲之间”，实现“华北自治”的部分条件，满足了关东军的要求。
但事实并非如此。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就是土肥原自画像的最好写照。早在1933年，他们认为在东北站稳了脚跟，又派重兵逼近长城一线，抢占察哈尔、热河，占据满蒙广袤的土地，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又开始扶植傀儡，宋将军为躲避日寇进逼，以清明节回家扫墓省亲为由，前往山东德州，一去不归。开矿修路等合作项目搁浅，“华北自治”遭遇挫折后，他又开始谋划新的阴谋。
诡异的历史，是在诡异的社会环境中，孕育而生的。那一年，有人写道：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细心的人们发现，在华北最大城市北平，“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可是1937的春天，“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弥漫于中日关系之间。3月，日本组成了一个由教育实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使团来中国，到华北访问，带队的就是日后接替暴病而亡的田代皖一郎，任华北驻屯军司令的香月清一，据说此行人士还曾得到蒋介石高规格接待。不过，还是有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人，从这个平静得有些诡异的空气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1937年5月，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Bertram）从华北出发到日本，临行前，那位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著名的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有些忧心忡忡地对贝特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
北平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与社会名流胡适等人的会面，也颇有戏剧之意。6月中旬，北平社会名流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商讨抗日之事。华北各种矛盾交织复杂，暗流涌动，形势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
日军在丰台一带频频演习，华北局势如何发展？将走向何处？各方角力不断升级。秦市长宴请这些文化界名流的目的，也是借此探测一下南京对日的态度。胡适回忆，他与罗隆基还因一些看法不同，产生争执。虽然，那一天酷热，但这些忧虑时局的学者们，还是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夜色深沉。 孰料，当秦市长在面临中海的一个亭轩上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忧心忡忡地讨论北平局势的时候，一支驻扎在铁路交通枢纽重镇丰台附近的日军，正在靠近卢沟桥的树林里进行军事演习。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不过，令参加这场饯行宴的社会文化界名流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回家不到两小时，“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汉线不通车，胡适由津浦路南下，到了南京，最终辗转到了庐山。
笔者是国民党驻守华北29军老兵的后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日军侵华史，创作了《血染卢沟千古月》《帝国阴谋——一九三七》《卢沟桥抗战》等文学作品。但直到现在，苦思许久也不明白，80年前的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华北仅驻有一个旅团，5600人，在北平周围，驻军1771人；而29军5个师，1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5万人，共约15万，还有警察、保安队三四万，几近20万，是日军的30倍。滑天下之大稽的是，却被日军打得落荒而逃，不得不退出平津，华北大好河山任由强盗蹂躏。更不可思议的是，卢沟桥事变的导火索竟然是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失踪，其实是该士兵志村菊次郎拉肚，跑到僻静处去方便，点名时没有应答，日军便寻衅挑起事端。
据宛平城当地老人回忆，那一年，雨水充沛，庄稼长得特别好。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诈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坚决拒绝。日军见诈取宛平城的阴谋遇阻，便包围了宛平城，并向卢沟桥一带迂回包围。黎明时分，突然向城内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金振中部予以还击，由此掀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
其实，日军图谋华北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年初，日本东京社会上就盛传，7月初，卢沟桥将会发生类似沈阳柳条湖事件。这一消息不是道听途说，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自日本的基本国策。1937年初夏，“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央政府。
在《塘沽协定》的保护下，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并将下一个占领目标，锁定在了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碍于增援部队没有到位，假意与华北方面交涉。不久，日本特務机关长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军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驻军发起进攻，官兵奋力反击。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剩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熟悉29军的人都知道，该军原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旧部，擅长刀术，每个战士都身背一口大刀。每当日寇接近阵地时，战士们就跃出战壕，抡刀同敌人搏斗。
日军依靠武器先进，集中火力连续猛攻卢沟桥石桥和平汉路铁桥。大铁桥曾一度失守，29军将士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经过4小时激战，又从日寇手里夺回了铁桥。永定河畔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昼夜，几百具日军的尸体横卧在卢沟桥头，而中国守军却一直浴血不退，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响亮口号：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争做抗日先锋。
日军在卢沟桥的进攻，遭到了29军的顽强抵抗，完全出乎日军预料之外，他们幻想沈阳诡道一幕再现，不想却碰了钉子。见一时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日军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迫华北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善于“诡道”的日军，自知兵力不足，一边施以武力，一边打出和谈、不扩大事端的幌子，假意谈判，先后诱使华北当局与其在7月9日、11日、19日三次达成所谓协议，诱使华北当局战和不定。其实，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协议只是一纸空文。假和谈，真备战，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7月25日，高度机械化的日军，陆续集结平津的就已达6万人以上，对平津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作战部署基本完成。此后，日军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切断平津联系，威胁北平安全。 狡猾的日军，完成战略部署的26日下午，撕下和谈的面具，松井机关长向宋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遭到宋将军严词拒绝。可令人痛心的是宋将军，还是没有根本觉悟，认清日军的嘴脸，错误地提出“以守为守”的策略，只是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阐述坚决守土抗战的观点。
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抽调国内、朝鲜、东北各地5个师约20万人到华北，提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狂妄计划。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在所难免。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南苑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3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南郊南苑的29军发起全面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驻有部队约8000余人，但多为后勤守卫部队，部分为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约1500余人。守军浴血抵抗，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相继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兵不厌诈的宋将军痛失左膀右臂，无力再战，28日深夜撤离北平。翌日，北平沦陷。虽然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出于民族大义，在总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率领下，在敌后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及伪军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又被其侥幸逃脱。7月30日，驻守天津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遇前来增援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不久，天津失守。
由此，卢沟桥抗战失败，但却由此拉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卢沟桥的炮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在中國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抗战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工农大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以募捐、劳军、宣传等各种方式，积极支援抗日前线。但国民党政府却推行一条消极的抗战路线，他们不敢动员民众，在日军的大规模进攻面前犹豫动摇，致使大片国土沦陷。
检讨卢沟桥抗战失利，还有一个未及言耻的原因——汉奸的出卖。除去隐藏在29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的日奸、间谍，为侵华日军充当走狗，卖国求荣之外，还有领着国民党俸禄的官员、将军，出卖良心，干着父老乡亲所不齿的罪恶勾当。史料记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族危亡时刻，背景迥异的各派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7月6日这一天，日本武官今井武夫受邀出席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秘书陈子庚的家宴。陈家就在北平鼓楼附近，宴会刚开始，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时任冀北保安总司令的石友三，在战时不穿军装，却穿着中式长袍、戴着礼帽、墨镜，翩然而至。
不邀自来的石友三，显然是冲着今井武夫来打探消息的。他见到今井武夫劈头就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武官知道这情况吗？狡猾的今井武夫矢口否认，然后追问石友三消息的来源。石友三不肯透露，只关心保存自己的实力，匆忙表态：武官放心，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北平北郊黄寺的我的保安旅，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去攻打他们。言未久，石友三就匆忙告辞而去。这位被讥为“倒戈将军”的石友三以善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著称，一生中三次背叛冯玉祥、两次背叛蒋介石，一直到1940年公开投敌，最终被诱捕，活埋于黄河边。
试问握有兵权的冀北保安总司令的石友三，不战而投降，暗中向敌酋示好，这样的战争怎么可能取胜？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般史论的重点，在于研究这一“偶发事件”，为何演变成中日两国全面的长时间的战争状态。以“事件”之因，来探求战争之果，显然只是注重事物表象，而没有从逻辑结构来考察事件内在的联系。
此后，一系列悲剧重演——上海沦陷、南京失守、武汉保卫战失利、长沙不灭的大火……何尝不是一系列前因之后果，作为一种转折性的因素，它又导致一系列后果的伏笔。如此才是正当的历史观。因而，时至今日，当我们有条件以相对丰富的史实为基础，可以拉开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大的空间，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过程与全球性格局的互动关系里，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价值，我们的结论，当然不同。
以近代史演进的中日两国关系观察，“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失去东三省，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当局，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其结果是军人集团一路狂飙，演进至“卢沟桥事变”之时，右翼军人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内外之间，略有闪失，哪怕擦出星许火花，稍微失衡，后果便难以收拾。中国内部的糜烂，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这当然是悲哀，却是事实，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
多行不义必自毙。几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上司的授意下，贪图名利和一己之私念，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把东北亚各国和近乎全世界，都推向战争的深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人常常用此话形容这样的蠢人，这几个战争狂人也不例外，他们就是这样的蠢人。那么，导演这一事变的这几个日酋得到了什么下场呢？
日酋田代皖一郎，突发心脏病暴毙天津。
20世纪30年代，日本有一名倡导对华进行武力侵占的好战分子——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此酋是日本佐贺县人，时为中将军衔。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爬上高位，“九一八事变”“华北自治”都有他的魔影出没。7月11日晨，日军统帅部作出向华北派兵的重大决定，并且撤掉了办事不力的田代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职务。田代闻讯后，羞愤交集，于15日突发心脏病暴亡。 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杀。
牟田口廉也大佐，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驻扎在丰台。他授意部下，挑起事端，图占卢沟桥。打响侵略中国的第一炮，亲手点燃了战火。为此，天皇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后又晋升为中将，编入南方军，参加太平洋作战。
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牟田口廉也率第15军3个师团及特种团计15万余人马，在缅印地区，被中美、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十几万。经过几个月的雨季大溃败，牟田口廉也的15军已所剩无几。日军大本营异常恼怒，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全部撤换，牟田口廉也被解除军职，羞怒之下自杀。
森田彻被碾为肉饼。
森田彻中佐，1936年调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驻守丰台。“七七”事变时，森田彻在现扬指挥日军“演习”，是日方战地谈判代表。据中方战地谈判代表回忆，这个矮家伙是个态度极为蛮横的法西斯军人，令人讨厌。在围攻南苑时，他命令四周架起机枪，扫射军训团学员，并用坦克冲撞碾轧失去作战能力的伤病员。由于积极参加进攻平津作战有功，获金鹰三级勋章。后晋升大佐，调任关东军第七国境守备队队长。
1939年5月，诺门罕战役，关东军损失惨重。8月2日，森田彻大佐调任23师团步兵71联队任联队长，接替战死的代联队长东京治中佐。由于朱可夫率领的苏蒙军是由飞机、大炮、坦克和骑兵组成的立体作战，日军联队长以下官佐大部分战死。森田彻驱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掷燃烧瓶、手榴弹，但苏制坦克使用柴油机，又高又大且装甲厚，日军对它奈何不得。战到22日，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到26日上午，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电码本，头缠白布条，率残部跳出战壕，挥舞战刀冲向苏军坦克群，准备集体玉碎。森田彻刚冲出几步，即被坦克重机枪射倒，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一木清直死于美军坦克履带之下。
好战分子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参与策划卢沟桥事变的一木清直少佐，是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开枪的日军，血债累累。他自幼崇尚暴力，渴望建功立业，爬上高位，成为人上人。军事上，他崇拜中国的成吉思汗，大纵深长途奔袭，突然袭击，以少取胜。驻军丰台后，他多次寻衅，“丰台兵营”“丰台失马”事件，都是他导演的丑剧。在攻占宛平城、抢占卢沟桥、进攻南苑的作战中，充当急先锋，犯下累累罪行。同年10月8日越级晋升大佐，获金鹰三级勋章，擢升为关东军第7师团步兵第14旅团第28联队长，调中国东北作战，围攻抗联。
1942年4月底，第7师团以步兵第28联队为基干，组编成旭字一木支队，一木清直担任支队长，率精兵去参加攻打中途岛作战。8月7日，一木奉命支援瓜达尔卡纳尔岛，一木支队在瓜岛登陆后，发起争夺岛上亨德森机场战斗，损失极为惨重，一木清直多处受伤。于是，这个死硬分子命令通信队向其上级发出“一木支队全军玉碎”的电报，满身是伤的一木躺在瓜岛潮湿的丛林里，眼睁睁望着美军坦克群张开血盆大口，嘎嘎嘎轧来，狂徒眨眼间便粉身碎骨。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诡道”，用于军事，一时或一事的作战，或可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但“诡道”不是万能的，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战争的胜负，最后还要取决于人心向背，取决于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这无疑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证明了的真理。
打开世界地图，如不留意，很难发现在现今的中蒙边境，还有一块弹丸之地，被称为诺门罕的南北狭长地带。而就是在这片近乎原始地带，78年前春夏秋之际，这里曾是杀声震天、硝烟弥漫的战场。此役就是震惊世界的诺门罕战役，或称哈拉哈河战役，又叫“诺门坎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与苏联在远东地区发生的一场重大战役。战事在当时的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罕发生。日、俄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蒙古国”苏蒙联军交战。出于各自的利益和国际环境，双方心照不宣的是都各出狠手，暗暗使劲，展开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虽没有正式宣战，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 。
诺门罕之战，数月苦战，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6万余人。是一场钢铁对钢铁、强国对强国的现代化战争。战事以肇事者，发动诡道的日本关东軍大败而结束。
令史学界百思不解的是，俗话说：不打不成交，苏日经过这场恶战，并由此签订“苏日友好条约”。此后，双方在二次大战中心照不宣，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直至六年后的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并出兵百万，开始“八月风暴”行动，出兵东北，秋风扫落叶，横扫伪满洲国境内的日伪军。
回眸诺门罕战役的起因，史学界一致认为：表面上是侵华日军为图谋诺门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以西这块呈三角形地区的归属问题，率先采用诡道战术，偷袭外蒙驻军，最后引燃战火。其实，这只是表象，更深刻的原因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角逐或是战略试探。
众所周知，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日俄在近代曾多次撕破脸皮，贸然开战。1904年，在中国的东北爆发全面的日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中国的东北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亦被迫把库页岛南部割让与日本；1921中国的外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独立；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此后，日本针锋相对，在东北扶持傀儡，在1932年成立完全听命于日本的伪满洲国。并与蒙古国为邻，两国分别有日本及苏联的驻军，背后都有支柱，双方在不少地段存在边境纠纷和势力的角逐。
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的部队以及兴安骑兵部队，便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以试探苏联和蒙古的军事实力。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双方共发生多次边境军事冲突，规模逐步升级。1936年3月30日，日本关东军涩各支队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入侵蒙古境内阿达格多兰地区，被苏蒙军队击溃。同年3月12日苏蒙签订《互助协定》，不断加强边防。1938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开进海拉尔。同年10月，苏蒙远东军第57特别军开进蒙古驻防，双方议和，签订停战协定。 此刻，双方各陈重兵在这一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野心膨胀，决定首先在诺门罕一带采用先发制人的诡道之术，偷袭外蒙边境，占领其东部的领土哈拉哈地区，作为下一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4日，蒙军第24国境警备队由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牧。伪兴安警备骑兵第3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士兵在上司授意下，立即开枪阻截，并上马追赶，将蒙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并乘机进攻蒙军第7国境哨所，俘虏50余名骑兵，攻占设在争议地区的锡林陶拉盖哨所，日军初战告捷。
消息传回关东军总部，日军决策层兴奋异常，错误认为苏蒙联军不堪一击。头脑发热的关东军将领再下命令：5月13日21时，第23师团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奉命率104名骑兵、90名装甲兵，到达距诺门罕尚有80多公里的甘珠尔庙，派出侦察兵进行作战准备。同时，关东军司令部将驻齐齐哈尔的飞行侦察第10战队、海拉尔飞行第24战队、汽车队的运输汽车100辆，归23师团指挥使用。5月14至15日，东八百藏部队在5架日机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东的蒙军742高地攻击。
居于劣势的苏蒙联军，突遭袭击，不敌日军。在伤亡30余名后，主动撤向河西。日军的挑衅与进攻，引起苏蒙联军的警觉。5月17日，苏联政府依据《苏蒙互助协定》相关条款，秘密介入诺门罕地区的防务，立即将第11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命令驻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并将第57特别军司令部从千里之外的乌兰巴托迁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军飞机也不断在战事地区集合，并在诺门罕地区进行飞行侦察，蒙军骑兵第6师渡过哈拉哈河，架起浮桥。
日军侦得苏蒙联军的动向后，没有罢手，于1939年5月28日拂晓，由山县武光大佐负责指挥的第64联队一部1058人、东八百藏中佐搜索队约200人及伪满兴安骑兵第1、2、8团各一部，分三个方向围攻蒙军驻地，结果被苏蒙联军击败。日军搜索队战死115人、失踪81人，几乎全军覆没，东八百藏本人也被击毙；而日军山县部队战死151人、生死不明92人，伤亡率为20%。
令日军没有想到的是，正在苏军内开展大清洗运动的斯大林，对日军的进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6月18日，苏军统帅部任命朱可夫为第57特别军军长。朱可夫秘密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后，采取果断措施，整饬军队，集结兵力，储运军需，开辟新的野战军用机场，苏军战斗机开始在空中与日机周旋。6月19日，苏军战机轰炸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附近的日军集结地，500桶汽油被炸起火。
日军集结重兵后的6月20日，小松原带着2万人的第23师团全体出动，向诺门罕进发。关东军司令部调第1坦克团和第2飞行集团支援第23师团，共有12个步兵营、84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日军不甘心失败，再调重兵。6月21日，日军第2飞行集团司令嵯峨彻二中将把他的司令部从新京（今长春）迁至海拉尔，调来4个飞行团，集中17个战斗轰炸、侦察机中队。日机也倾巢出动，意图挽回败局。双方从22至24日，在诺门罕地区上空大战3天，近60架飞机被打落在草原上。此后，苏机不断增多，而且出现新型战斗机，日军则逐渐丧失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6月27日凌晨3时，137架日机在海拉尔机场起飞，编队布满海拉尔上空。6时20分，日军机群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机场顿时被黑烟覆盖。日军作战部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击落苏机99架，击毁地面飞机25架。
7月1日，日军在小林少将的指挥下，分左中右三路，渡过满蒙边境的哈拉哈河，6000人的部队向哈拉哈河西岸苏蒙联军目标发动攻击，中午时分攻占河东岸的谢尔陶拉盖高地。朱可夫不甘示弱，组织150辆坦克、154辆装甲车、90门大炮和全部飞机及其他部队，分三路反攻。由于巴音查岗高地周围全是开阔地，非常有利于飞机和战车作战，日军全部裸露在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炮的面前。7月3日晨7时，第一批苏军轰炸机和歼击机对日军进行了狂轰滥炸和密集扫射。同时，苏蒙联军的大炮猛烈轰击日军集群。两股火力交叉，阻止日军行进。在苏蒙联军强大密集的火网下，日军根本无法开展火力，只顾匆忙地在沙地上挖掘个人掩体。上午9时，苏军第11坦克旅的150辆坦克，地毯式向龟缩在沙丘掩体的日军开火。
7月11日，不甘心失败的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停止攻势，进行战线整顿，决定向诺门罕前线集结重兵。从内地调来独立野战重炮联队，从奉天（今沈阳）、北安、齐齐哈尔等地调来反坦克速射炮中队，给23师团补充武器和兵员，增加飞机和车辆。此外，怀有阴暗心理的关东军司令部，从战争一开始，就不顾国际法准则，指示石井部队拟定在诺门罕地区的细菌战计划。7月13日，石井细菌部队碇长少佐带领22名敢死队员，在哈拉哈河乘两只胶皮筏顺水将22.5公斤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等细菌撒入河水中，向苏蒙联军进行细菌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有1340名日军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乱病，731部队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多达40多人。
7月23日，日军在诺门罕前线各部队经过半个月的补充和休整后，集中25000名兵员，82门大炮，全线发动总攻击。24日，苏军施以更猛烈火力，发动反攻，日军被迫退回原地。25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停止进攻，构筑阵地”的指示。
日军的军官被当头棒喝，不思悔改，反而采用临阵换将之术，意在挽回败局。8月4日，日军为实施统一指挥，在海拉尔組建第6军，辖第23、第8国境警备队等，司令狄州立兵中将，兵力约2.5万人。
此刻，国际形势紧张，欧洲战场，德国虎视波兰，觊觎欧洲，图谋苏联。苏军为避免两面作战，早日解决诺门罕地区战事，朱可夫采取果断决定：在塔木察格布拉格的第57特别军扩编成第1集团军。这是临时组织的具有独立作战职能的多兵种合成的大兵团。苏军集结第1集团军6万余人，辖3个步兵师，即第57师、第82师、第152师，摩托化第36师，机械化第5旅，装甲第7旅、第8旅、第9旅，坦克第6旅、第7旅、第11旅，空降第212旅、机枪第5旅、炮兵第185团，反坦克炮第37、85营，第63、66、150防空营等其他部队，另附外蒙骑兵第6师、骑兵第8师等部队，共计机械化大军10万余人。另外还动用铁路，昼夜不停地运送来18000吨炮弹、6500吨炸弹、7000吨燃料、4000吨粮食和4000吨物资、3000辆载重汽车等。苏军一共有498辆坦克、346辆装甲车、542门大炮、515架飞机，取得战略优势。
题记：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
叩问青天：历史何以这样发展
公元1937年7月7日，是中国人民刻骨铭记的国耻国难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战争魔鬼的黑手，由此伸向卢沟桥，并把全中国拖进战争的深渊。这一天，成为引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成为“全民族抗战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白驹过隙，屈指算来，转眼间那苦难悲壮的一页，已然走过80个春秋。
八十载沧桑岁月，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华民族由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奋起而抗争，在付出3500万鲜活生命、6000亿美元的代价后，取得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从而迈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发展道路。
其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外来侵略的斗争，起点更早，应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不！更应该从1894年的甲午大海战，或者是从明朝戚继光抗倭，就已开始了这种你死我活、侵略与反侵略的抗争。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与隔海相望的邻邦日本，就开始了智慧与国力的抗争。
纵观比邻东瀛日本的发展史，无论文化还是国力，与中国相比，在以往漫长岁月的发展年代中，日本都是处于下风。就拿20世纪30年代初期来说，中国是日本国土面积的20多倍，人口也是日本人口的4倍，军事总兵力人数是日本十几倍。而日本就是在这样的劣势下，凭借在军事武器方面的优势，敢于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事端，叫板号称文明古国老大的中国，蚍蜉撼大树，居然以小欺大，以弱胜强，达到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吞并中国大片领土，攫取重要的财富和战略物资的目的。
今天，史学家回眸历史岁月，不是为了舔舐昔日伤者身上的血迹，也不是为了继续咀嚼那杯难以下咽的苦酒，而是在于思索为什么历史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为什么老大的中国总是被邻国日本欺凌？为什么儒家文化的忠厚和善良，没有换来善果，得到的却是豺狼般的贪婪与卑鄙？
叩问青天，我们错在哪里？这些问题，困扰了几代中国人。对此，许多人百思不解，他们徜徉在时间的隧道内，苦苦思索，不明白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何以是中国人民屡被列强欺负、百姓屡受磨难的历史？
笔者静坐在书案后，研读中国古代圣贤的名著《孙子兵法》，蓦然顿悟：军事家开篇就简单扼要地告诉后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梳理历史的遗痕，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清中叶以来，统治者过分强调皇权，而没有把百姓、国家，放在心头。贪图享乐，荒疏军备，没有把“兵者，作为国之大事”来抓，也没有把“兵者”，提升到“作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高度来认识，专注于特权享受和少数人捞取功名利禄，更没有“不可不察”。即使察，也只是应付差事，相互推诿，致使关乎民族生存的国防大事，根本没有；即使有，也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给外寇入侵以可乘之机。
曾几何时，那支七拼八凑的所谓八国联军，不过就是一群杂货凑的联军，耀武扬威第一次由天津杀进古都北京时，只是以区区数千人，就长驱直入，直捣大清的政治中心，不仅占领了皇家禁地，还大肆屠戮军民百姓；第二次的所谓八国联军也只有区区两万人，却斩关夺隘，长驱直入，直逼紫禁城，把在国人面前不可一世的慈禧老佛爷吓得屁滚尿流，逃难西安。
当时，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清军八旗子弟兵多少？年俸多少？军费多少？什么正蓝旗、镶黄旗……说起来滔滔不绝，十分神秘了得，怎么一作战，就派不上用场？难道只会提笼架鸟？直隶总督的家兵又是多少？有没有人算过这笔账？外国列强的所谓联军长途跋涉，旅途劳累，后勤运输遥远，而清军驻扎在本乡本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是以逸待劳，仅从人数上来说，就可以十敌一，以百敌一，以千敌一，但却败得惨烈，败得屈辱，败得令人扼腕唏嘘。
后人不禁要问：到底凭借什么高超手段，列强敢于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横行无忌？难道真的是如妖人所言：大清寿数尽了？非也！难道真的是借助什么妖道仙术？非也！难道真的有什么非凡的智慧和勇敢，更非也！他们除去凭借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使用得比我們先进、熟练、广泛之外，还有就是在中国先贤哪里剽窃的军事智慧：兵者，诡道也。
就是这区区五个字，却蕴藏着历史风云变幻的规律和智慧，在人类发展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一幕又一幕震撼人类历史的惨剧……
甲午大海战：诡道案例之一
历史，曾经写下这样沉重的一页：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10艘战舰在前往朝鲜执行护航任务返航时，行驶到辽宁省黄海大东沟一带，突遭事先埋伏在此的日本联合舰队偷袭，北洋水师猝不及防，被迫还击。双方激战5个多小时，北洋水师遭受重创，5舰沉没，日舰亦多艘受重伤，被迫退出战场。此役北洋水师备受指责，一蹶不振。
甲午大海战，是影响世界近代史、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重大战事。因发生的那一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中日甲午战争”。
史海钩沉，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中日甲午大海战的爆发，是日方早有预谋，直接起因是日本对朝鲜内政的干涉和经济侵略，并给北亚造成巨大的灾难。翻检浩繁的历史档案可知：甲午大海战的导火索，是日本强制向朝鲜进行大米输出，导致朝鲜稻农无以为生，由此爆发了当地农民大起义。而软弱的朝鲜李朝政府，无法应对，函请上国清政府出兵援助。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保持周边安危，清政府决定出兵朝鲜。与此同时，因“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的日本，早已窥视朝鲜半岛的美丽江山，暗中派出强大兵力，企图攻占朝鲜。此前，日本暗中做足功课，同英国沆瀣一气，交涉成功，获得西方老牌帝国主义的实际支持。 语言文字的魅力，除去在记述历史发展的事实之外，还镌刻了战争的残酷与悲哀。当年，日本罔顾事实，悍然派遣海军联合舰队，实施“诡道”，突然偷袭中国舰队，引发两国间的战争。那一天，北洋水师的战舰正在家门口——祖国的东大门黄海上正常航行，离家多日的将士们在前往朝鲜执行任务后返航，归心似箭，家里有着父母的期盼，妇孺的期待，更重要的是秋季到了，满地的粮食需要青壮年劳动力去收获，仅靠当兵那点薪水，大多数兵丁是无法养家糊口的。想到家的温暖，亲人的思念，水师将士们谁也没有想到灾难的临近。
此刻，躲在岛礁之中窥伺已久的日本战舰，不挂战旗，不明国号，进行了伪装，像躲在深山老林中的一只只贪婪成性的饿狼，闪烁着狡猾的目光，静候猎物的到来。返航的北洋水师进入豺狼的伏击圈，却丝毫没有警觉，事先也没有接到任何情报，放松警觉的水师管带们甚至认为：舰队已到大东沟，海岛家门在望，已然嗅到饭香，还会出现什么状况？
其实，日本联合舰队事先通过潜伏在清廷内的日本间谍，早把北洋水师返航的航线、时间、兵舰数量、将士人数、火炮射程，偷偷告知日本本土大本营。日本海军得此情报，抽调精锐战舰，适时悄悄潜伏到相关海域，进行埋伏。
如果说北洋水师完全丧失警觉也是不公平的。
据史料记载：那一天，北洋水师战舰行至黄海大东沟海域，舰船上的瞭望哨在烟波浩渺的海面上，先是发现一串黑烟，而后发现数十艘不明国籍的舰船出现，迅速靠近，十分诡异。瞭望哨一面立即发出旗语，向对方进行询问；一面迅速向北洋水师旗舰报告。日本战舰害怕北洋水师舰大、火炮射程远，过早暴露，于己不利。一面装疯卖傻，不予回报北洋水师旗语的问询；一面利用舰小体轻、吃水浅、速度快的优势，迅速靠近北洋水师。待到北洋水师舰船进入日舰火炮射程内后，立即撤掉伪装，旗舰吉野号率先开火，不宣而战。
情况骤变，不亚于晴天霹雳，毫无精神准备的清军仓促应战。此刻，北洋水师既没有作战计划，也没有应对突发情况的预案，更没有统一指挥。有的舰船还没有开战，就准备窥机逃跑。眨眼间，日军联合舰队的舰艇包围了北洋水师舰船，围绕着北洋水师舰队，四面开火。首发炮弹就命中北洋水师指挥舰栈桥，将正在栈桥上高举望远镜，观察敌情的指挥官丁汝昌震落甲板摔晕。密集的炮火把北洋水师打得有些发蒙，他们一面仓促应战，一面按照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电告设在山东威海的水师衙门，请示作战方案；水师衙门又请示时任掌权人物李鸿章，李鸿章奏请老佛爷慈禧，慈禧正在准备做寿……结果不言而喻：待老佛爷下旨时，黄海大海战已然结束，北洋水师主力战舰几近全军覆没。
虽然历史已然经历123个春秋的风霜雨雪，但历史没有忘记黄海大海战死难者的悲壮。史载：这是中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首先警报。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即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联合舰队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阵前。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攻击。霎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其中，日本第一游击队平均航速达19.4节。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6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3倍。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号、左一、右二、右三。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7年未修，主炮炮塔起火，丁汝昌烧伤，信旗被毁。
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可这也只能鼓一舰士气。日第一游击队4舰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但同时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13时30分左右，超勇舰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位于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不就，從容赴死，舰上官兵也大部壮烈牺牲。13时35分，扬威号沉没。
当日舰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日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舰队猛烈还击。
黄海大海战，战况空前，惨烈无比，“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日舰“比睿”“赤城”。日军联合舰队“赤城”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西京丸”也受重创。
日军海军司令伊东祐亨见此，命令第一游击队前去救援“赤城”“比睿”。“吉野号”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迎面驶来。致远舰舰长邓世昌见日吉野舰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满腔怒火，愤而说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在炮弹用完，鱼雷攻击无效的情况下，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
邓世昌面对日舰猛烈炮火，毫无惧色，指挥着冒着熊熊烈火的致远舰，毅然全速前进，撞向日主力舰吉野号右舷。日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舰射击，危急关头，不幸的是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以右舷倾斜，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北洋水师虽遭重创，但毫无惧色，经远舰继续迎战日舰吉野号，遭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秋四舰围攻，中弹起火，全舰奋勇抗御，经远全舰将士“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经远舰以一敌四，激战良久。激战中，管带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弹，脑裂阵亡”，帮带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也先后中炮牺牲。
猛虎难敌饿狼，最后在浪速、吉野、秋津洲、高千秋等日舰的围攻下，经远舰中弹累累，不久，左舷舰首向水中沉下，舰首向东，左舷倾覆而沉没。全舰官兵二百余人，除16人遇救外，其余全部阵亡。
同时，靖远舰、来远舰也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此后，定远、镇远两舰浴血奋战，中弹甚多，几次起火。 下午3时30分，镇远舰的30.5厘米大炮，连续猛烈轰击，炮弹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两次。松岛舰后甲板四号炮塔中弹，引发炸药起火，发生了大爆炸，船轴倾斜5度，冒起浓烟，火灾大作。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日舰赤城、比睿、西京丸负重伤，旗舰松岛号情况也不容乐观，吉野舰、扶桑舰也受伤破损，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日酋伊东祐亨17时40分下令撤出战场。
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也收队返回旅顺。震惊世界的黄海大海战到此结束。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此战导致北洋舰队损失惨重，“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被自毁）5艘军舰沉没，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
纵观此役，北洋水师虽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内，以保存实力为名，消极避让，不准巡海迎敌。为日后日本夺取黄海的制海权，埋下祸根。
战后，北洋水师受伤的舰只靠近到大鹿岛上，岛上渔民为将士送去食物、淡水，还帮助打捞尸体，掩埋在大鹿岛的东山根。据岛上老前辈讲：激战时，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硝烟遮蔽了半边天。可老百姓做梦也没想到，北洋水师败得那么惨。以后，大鹿岛又先后沦为日俄的殖民地。
當年，在打捞甲午海战沉舰时，有一位潜水员，潜到“致远舰”沉睡多年的地方，在舰上发现一具立而不卧的尸骸。因被海水浸蚀，已没有任何标记能证明死者的身份。后来，这位潜水员再次下水，把烈士遗骨打捞上来，立碑，建墓。
谈到这座烈士墓尸骸姓名时，岛上的渔民说，那具尸骸立而不卧，其倔强的阳刚之气，像是“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但也有人说：邓世昌在致远舰沉没时，没有在舰上，而是和他的爱犬一起沉入海底的。有人猜测：此具尸骸当为“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此人也是性情刚烈、嫉恶如仇的爱国将领。由于尸骸身份难以确定，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把此墓称为“无名烈士墓”。其实，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感。烈士的精神是伟大的，烈士个人的姓名倒是无关紧要了。爱国将士的业绩，惊天地、泣鬼神，与日月同辉。
整个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后，得到黄海的制海权。日本军队乘胜追击，连续攻下中国附属国朝鲜的平壤，抢占丹东，再下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疯狂屠杀，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旅顺罹难者超过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中国近代史的黑暗岁月由此开始，日本海军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创造了海战史上“兵者，诡道也”的新战绩。由此把千百年来，帮助他们传播农耕文化、佛教文化，传输文明的中国，拖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兵者，诡道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初尝此果，就捡个大便宜，叼了个大糖球，心里那个美，如果用喜不自胜来形容，毫不夸张。
问题是：如何战胜中国？这个美梦日本做了几百年。早在元朝，中国就数次派遣大军征讨东瀛，借助宽阔的海峡和神秘莫测的台风，日本侥幸躲过灭顶之灾。心有余悸的日本人就开始考虑如何解除来自大陆彼岸的威胁，派兵骚扰，遏制中国、朝鲜的发展，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可在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神威下，幻想屡屡破灭。
为此，日本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并逐步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核心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进行甲午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
盘点清朝晚期的中国社会，正在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老人政治——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主政者，都已垂垂暮年。为挽救颓败的中国，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清王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1888年建立的北洋水师，寄托着四万万炎黄子孙的海洋梦，是人们纳税贡赋，勒紧腰带，砸锅卖铁的血汗钱，支撑起这份家业。在当时，北洋水师的规模一度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畏惧北洋水师的发展，不得不放缓侵略中国的脚步。
但令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并未像东邻日本那样，有效变革国家政治制度。所谓的“中兴”不过是昙花一现，或仅仅是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而已。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贪污腐败。导致水师的舰船多年失修，军费被挪用，炮弹弄虚作假，不装炸药，装满沙子，就是证明。
战局未开，胜负就有了答案。此后的威海卫之战，就更加证实了清廷在对日国策方针上的落后：战略被动，战术僵化。被动地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威海卫，更是错上加错的防御战，其结果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威海，原称威海卫。卫，亦为保卫之意。位于我国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遥相望，共扼渤海的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其时，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26艘。1895年1月20日，一个漆黑的夜晚，日军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25000人，利用中国人春节前的麻痹，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抢占有利地势后，占据滩头阵地，23日全部登陆完毕。
大军压境，威海卫危在旦夕。可朝廷还沉浸在过节的气氛中，没有清军前去支援。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顽强抵抗，最后全部阵亡。为此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被清军炮弹打死，这是日方在战争中唯一阵亡的将军。由于兵力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附近陆地也悉数被日本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采用刚柔并济的手段，致书丁汝昌威吓劝降，遭拒。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乃作“水炮台”使用。被困在港内的水师，苦战五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亲手炸沉了自己的军舰后自杀。11日，丁汝昌在主降将领的胁迫下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举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最终自杀。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冒名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祐亨签订《威海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东方最大的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华夏子孙追求海军强国梦想破灭，闻之无不潸然泪下。
纵观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黄海大海战的失利，导致《马关条约》的签订，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
如今，漫步威海，恍若置身于仙境一般。海风习习，涛声阵阵，驱车行驶在威海市沿海公路上，但见那幢幢漂亮的楼房，掩映在绿荫花香之中。白的是云，绿的是山，蓝的是海，车流、楼房变幻不断，犹如一幅幅立体油画展现在我们面前。威海是我国对外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并早在1990年就获得全国第一个国家卫生城市的殊荣。加之悠久的历史、优美的环境、宜人的气候，成为著名的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威海人民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没有遗忘123年前的那场战火带给威海人民深重的灾难，没有忘记在那场海战中死难的爱国志士。早在扩建环翠楼公园时，人们就在公园前的广场上，建起了民族英雄、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的石雕像。
威海历史的荣辱与刘公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洋水师旧日的提督衙门，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之后，而今，更以其独特的姿态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在一个海面上飘浮着淡淡云雾的早晨，我们乘着舰艇来到刘公岛。
由北洋海军提督署旧址改建的甲午战争博物馆，门前飘扬着北洋海军的龙旗。不过，它只是昨天的一种象征。博物馆自开馆的那一天起，工作人员就没有休过节假日。一年365天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春节还是八月十五，全都开放，中午也不闭馆，至今已接待中外参观者达数亿人次，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外宾。
在丁汝昌殉难蜡像馆前，门口放有木条板钉的隔离栅栏，门内丁汝昌右手执笔，高仰着头、巍然挺立，一副威武不屈的神态，令观瞻者肃然起敬。在这里没有放什么捐款台，也没有放什么香炉，但参观者都纷纷自发解囊，在蜡像前的青砖地上，散落着一堆钞票，既有分、角的小票，也有百元大钞。这些钱是参观者表达自己对爱国将士崇尚之情的一种方式。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驻岛水兵一入伍，首先要参观博物馆，领导要求他们毋忘国耻，苦练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海军战士。我国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18000公里海岸线，有广阔的海域亟待开发、利用，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这是当今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要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创造辉煌，建设“海上威海”。
同时，要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海防意识，筑起钢铁防线，使伟大祖国日益富强。
“巍巍劉公岛，
屹立在海防。
悲壮的历史，
令人永难忘。
甲午战云起，
海面浴血光
……”
在我们启航就要离开刘公岛的时候，一队海军战士高唱着刘公岛之歌，排着整齐的队伍，前去训练。从战士们那雄壮的歌声、矫健的脚步、伟岸的身影中，我们感到欣慰、振奋和骄傲！
日本靠“诡道”起家，由此品尝到“诡道”的油水，或许就像瘾君子，在吸食鸦片、享受精神愉悦的同时，也会嗜毒成瘾，把自己送上不归路。客观世界的发展，无一能够违背这一自然法则。此后，日本以阴暗的心态、乖戾的性格，以邻为壑，不断施之以“诡道”，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不可自拔，四面树敌，终于成为一头自焚的火牛，自食其恶果。
诡道之二：以少胜多 国耻“九一八”事变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这个崛起的东北亚之狼，以偷袭、讹诈为手段，用极小的代价，攫取到巨大利益，依仗坚船利炮，不仅向中国索取所谓巨额赔款，还吞并了琉球诸岛，侵占了朝鲜，霸占了台湾，攫取中国沿海发达城市、港口的巨大利益。由此，日本像是打了鸡血一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与西方列强的盟友，并与之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畸形强国。
日本的发展，借助初次“诡道”的成功，此举对于日本来说，就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日本把自己的发展、繁荣、富强，建立在侵略邻国的痛苦之上。以邻为敌，是19～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冒险扩张的国策，一点也不为过。如果说，日本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向帝国主义泥坑迅速滑下去，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犹如一个小孩儿，贪恋别人的钱财，如果他第一次去偷、去抢，被对方抓住，教训一顿，小孩儿就此收手，还可改过自新。遗憾的是，这个孩子，在偷和抢的过程中，轻易得手，非但没有遭到惩罚，还讹诈了大量财物，愈发助长了孩子不劳而获、占有他人财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不就是走过这样一条匪夷所思的发展道路嘛。
品尝甲午海战，实施“诡道”讹诈之术的糖果，日本喜极，他们依仗所谓“军国政治、畸形军事”，采用高压政策，强取豪夺丰厚战争赔款和巨大利益，迅速崛起。那些在“诡道”战争中，立下战功的所谓英雄和精英，受到提拔和重用，名利双收，获得金钱和官位，成为发展军国主义的骨干分子。他们大肆宣传“诡道”的好处，极大地刺激日本一大批有着军国主义思想的青年，幻想靠建功立业、开疆拓土，改变自己卑微的出身和贫瘠的生活。他们崇尚武运，纷纷应征入伍，掀起全民狂热的领土扩张。日本军事实力、军工产业迅速膨胀，自1894～1931年，不到40年，日本从幕府统治，走向军阀统治，综合作战军力，突增十几倍，成为北亚、乃至亚洲第一军事强国。 那么，日本军人为什么铤而冒险，动用诡道，以少击多，挑起“九一八事变”？原来不是中国人要报甲午之战失败，割地赔款的一剑之仇，挑战日军，而是日军率先发难，效法甲午海战，转嫁经济危机和国内矛盾的激进行为。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当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政客的大规模裁军，没有做到治痈解毒的效果，却引起日本军人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这些吸食皇家俸禄军费的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断了他们升官发财的梦想。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后疏导不利，后果是给日本的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化装成乞丐，结交中国各级官员政客、各色人等，暗中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窃取了大量情报，提出“中国人心冷漠，百姓不关心政府，政府不管理百姓”，鼓吹“满蒙”是日本生存线的悖论；也是他采用惯用伎俩，导演炮轰北大营，把战火燃至东北全境。
是什么原因纵容或导致了日本少数军人，蔑视中国数百万军队的存在，敢于在东北，挑战数十万东北军？
首先是军阀混战。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大战前和大战中，南京政府和反蒋联盟都极力拉拢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东北军，但机敏的张学良不为利诱所动，坐山观虎斗，不予表态。直到南京中央军打下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张学良才于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成为中原大战的大赢家。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关外防备空虚。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日本为了搞乱中国，侵占东北，还采用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在精神上推行大东亚势力的精神战。典型案例如东北万宝山事件——1931年，中国吉林省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翌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加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颠倒黑白，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日本人寻衅，藐视中国法律和政府尊严。1931年6月发生“中村事件”，起因是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窃取情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依法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朝移民利益。
偶然事件中的必然因素。“九一八”当天发动战争，是因消息偶然泄露，关东军采取的紧急应变对策。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作好了准备。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日本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侵占沈阳的计划，外务大臣币原考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不同意擅自行动。为此，他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军部中央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秘密告知：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为把生米煮成熟饭，采用先斩后奏的阴谋手段，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作决定，意见不一。至16日凌晨2时，坂垣表面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次此事件之所以一波三折，出现变故，关东军并不是因为担心建川要来东北后会发生动摇，而是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提前率先发难，尊奉先下手为强的逻辑。
盘点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几名战争罪犯的身世，就会发现，這几位混迹于日本军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发家史。
一号人物坂垣征四郎，号称关东军的“大刀”。此人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曾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此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进军中国华北，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虽说在平型关大捷中，被八路军给予重创，但不思悔改，在侵占南京、缅甸等地的战役中，都有他的身影。美国选择投放原子弹的地点时，就选择了第五师团的家乡——广岛，恶人自食其果。战后，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永远被钉在战争罪犯的耻辱柱上。 二号罪犯人物石原莞尔。他所以被称为“人物”，是因他狡诈、诡计多端，被称为关东军的所谓“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吹捧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侥幸逃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但天网恢恢，1949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四年后的那一天，他在家中，因膀胱癌备受折磨痛苦死去。
“中国通”土肥原贤二。翻开他的履歷，几乎每页都写着两个字：间谍。土肥原贤二，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前，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核心。事变发生三天后，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此后，他参与策划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阴谋计划，如“由天津挟持溥仪去沈阳，成立伪满洲国”“华北自治”“张北事件”“ 冀东反共政权 ” “七七事变”“扶植汪精卫政权”等。后升任侵华日军军团长，日本战败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九一八事变”烽火，成为日军再次利用“诡道”战术，占领东北全境之先河，其战略意义改变了东北亚的格局。为西方列强牺牲中国利益，博取世界法西斯的青睐，促使帝国主义轴心国的联合，加速了法西斯反人类、反文明的步伐，引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提供了战略支持。
而今，风霜雨雪，86年过去，耸立在当年北大营旧址的那一页石刻的日历造型，镌刻着历史无情的真实，彰显着岁月的记忆——知耻而后勇。雪花纷飞，站在国耻纪念碑前，尽管笔者双眼盈满了泪花，可透过历史的迷雾，应该看到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诡道”得胜过程中的狰狞，还是东北大地数千万黎民百姓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失去家园的苦难？是“诡道”胜利者得意的笑容，还是血染黑土地的兽行？天地不言，那一段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血泪历史，岂是文字可以描述的？三千万东北父老乡亲，岂能忘却百岁老人张学良那祈爱无助的眼神？
诡道之三：兵不厌诈之“卢沟桥事变”
养虎为患，助纣为虐。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成语，都可概括日军侵占中国的罪恶历史过程。如果说，养虎为患，是中国自清末疏于武备、精于权术的朝廷统治者，软弱外交的结果。那么，列强侵吞世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略，就是后者——助纣为虐。日本为了占领全中国，采用“诡道”炮轰北大营，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贼心不死，继续向南推进，企图侵吞华北大好河山，获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利益。
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的爆炸，翻开了中国东北沦亡、抗战14年的苦难一页。关东军试图在苦心经营的“伪满洲国”和国民政府之间暂时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奉命开始了“日化华北”的进程。1935年10月，他密赴北平，展开针对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的策反工作。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命令，最迟在11月中旬，此项工作必须取得进展。但策反之路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与日本军政界有着微妙关系的殷汝耕，在土肥原的鼓动下，出卖良心，率先宣布自治。而在喜峰口抗战，荣获抗日英雄的宋将军，虽力图保持民族气节，但在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面对土肥原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却是焦头烂额，疲于周旋。
土肥原亲赴华北，斡旋的结果，是换来两个各怀心事的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和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拼凑的冀东反共政权。可以说土肥原应该满足，这两个政权“在进可进逼南京，退可退守满洲之间”，实现“华北自治”的部分条件，满足了关东军的要求。
但事实并非如此。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就是土肥原自画像的最好写照。早在1933年，他们认为在东北站稳了脚跟，又派重兵逼近长城一线，抢占察哈尔、热河，占据满蒙广袤的土地，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又开始扶植傀儡，宋将军为躲避日寇进逼，以清明节回家扫墓省亲为由，前往山东德州，一去不归。开矿修路等合作项目搁浅，“华北自治”遭遇挫折后，他又开始谋划新的阴谋。
诡异的历史，是在诡异的社会环境中，孕育而生的。那一年，有人写道：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细心的人们发现，在华北最大城市北平，“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可是1937的春天，“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弥漫于中日关系之间。3月，日本组成了一个由教育实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使团来中国，到华北访问，带队的就是日后接替暴病而亡的田代皖一郎，任华北驻屯军司令的香月清一，据说此行人士还曾得到蒋介石高规格接待。不过，还是有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人，从这个平静得有些诡异的空气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1937年5月，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Bertram）从华北出发到日本，临行前，那位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著名的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有些忧心忡忡地对贝特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
北平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与社会名流胡适等人的会面，也颇有戏剧之意。6月中旬，北平社会名流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商讨抗日之事。华北各种矛盾交织复杂，暗流涌动，形势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
日军在丰台一带频频演习，华北局势如何发展？将走向何处？各方角力不断升级。秦市长宴请这些文化界名流的目的，也是借此探测一下南京对日的态度。胡适回忆，他与罗隆基还因一些看法不同，产生争执。虽然，那一天酷热，但这些忧虑时局的学者们，还是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夜色深沉。 孰料，当秦市长在面临中海的一个亭轩上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忧心忡忡地讨论北平局势的时候，一支驻扎在铁路交通枢纽重镇丰台附近的日军，正在靠近卢沟桥的树林里进行军事演习。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不过，令参加这场饯行宴的社会文化界名流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回家不到两小时，“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汉线不通车，胡适由津浦路南下，到了南京，最终辗转到了庐山。
笔者是国民党驻守华北29军老兵的后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日军侵华史，创作了《血染卢沟千古月》《帝国阴谋——一九三七》《卢沟桥抗战》等文学作品。但直到现在，苦思许久也不明白，80年前的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华北仅驻有一个旅团，5600人，在北平周围，驻军1771人；而29军5个师，1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5万人，共约15万，还有警察、保安队三四万，几近20万，是日军的30倍。滑天下之大稽的是，却被日军打得落荒而逃，不得不退出平津，华北大好河山任由强盗蹂躏。更不可思议的是，卢沟桥事变的导火索竟然是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失踪，其实是该士兵志村菊次郎拉肚，跑到僻静处去方便，点名时没有应答，日军便寻衅挑起事端。
据宛平城当地老人回忆，那一年，雨水充沛，庄稼长得特别好。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诈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坚决拒绝。日军见诈取宛平城的阴谋遇阻，便包围了宛平城，并向卢沟桥一带迂回包围。黎明时分，突然向城内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金振中部予以还击，由此掀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
其实，日军图谋华北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年初，日本东京社会上就盛传，7月初，卢沟桥将会发生类似沈阳柳条湖事件。这一消息不是道听途说，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自日本的基本国策。1937年初夏，“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央政府。
在《塘沽协定》的保护下，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并将下一个占领目标，锁定在了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碍于增援部队没有到位，假意与华北方面交涉。不久，日本特務机关长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军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驻军发起进攻，官兵奋力反击。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剩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熟悉29军的人都知道，该军原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旧部，擅长刀术，每个战士都身背一口大刀。每当日寇接近阵地时，战士们就跃出战壕，抡刀同敌人搏斗。
日军依靠武器先进，集中火力连续猛攻卢沟桥石桥和平汉路铁桥。大铁桥曾一度失守，29军将士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经过4小时激战，又从日寇手里夺回了铁桥。永定河畔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昼夜，几百具日军的尸体横卧在卢沟桥头，而中国守军却一直浴血不退，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响亮口号：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争做抗日先锋。
日军在卢沟桥的进攻，遭到了29军的顽强抵抗，完全出乎日军预料之外，他们幻想沈阳诡道一幕再现，不想却碰了钉子。见一时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日军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迫华北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善于“诡道”的日军，自知兵力不足，一边施以武力，一边打出和谈、不扩大事端的幌子，假意谈判，先后诱使华北当局与其在7月9日、11日、19日三次达成所谓协议，诱使华北当局战和不定。其实，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协议只是一纸空文。假和谈，真备战，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7月25日，高度机械化的日军，陆续集结平津的就已达6万人以上，对平津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作战部署基本完成。此后，日军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切断平津联系，威胁北平安全。 狡猾的日军，完成战略部署的26日下午，撕下和谈的面具，松井机关长向宋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遭到宋将军严词拒绝。可令人痛心的是宋将军，还是没有根本觉悟，认清日军的嘴脸，错误地提出“以守为守”的策略，只是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阐述坚决守土抗战的观点。
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抽调国内、朝鲜、东北各地5个师约20万人到华北，提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狂妄计划。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在所难免。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南苑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3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南郊南苑的29军发起全面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驻有部队约8000余人，但多为后勤守卫部队，部分为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约1500余人。守军浴血抵抗，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相继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兵不厌诈的宋将军痛失左膀右臂，无力再战，28日深夜撤离北平。翌日，北平沦陷。虽然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出于民族大义，在总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率领下，在敌后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及伪军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又被其侥幸逃脱。7月30日，驻守天津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遇前来增援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不久，天津失守。
由此，卢沟桥抗战失败，但却由此拉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卢沟桥的炮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在中國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抗战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工农大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以募捐、劳军、宣传等各种方式，积极支援抗日前线。但国民党政府却推行一条消极的抗战路线，他们不敢动员民众，在日军的大规模进攻面前犹豫动摇，致使大片国土沦陷。
检讨卢沟桥抗战失利，还有一个未及言耻的原因——汉奸的出卖。除去隐藏在29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的日奸、间谍，为侵华日军充当走狗，卖国求荣之外，还有领着国民党俸禄的官员、将军，出卖良心，干着父老乡亲所不齿的罪恶勾当。史料记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族危亡时刻，背景迥异的各派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7月6日这一天，日本武官今井武夫受邀出席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秘书陈子庚的家宴。陈家就在北平鼓楼附近，宴会刚开始，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时任冀北保安总司令的石友三，在战时不穿军装，却穿着中式长袍、戴着礼帽、墨镜，翩然而至。
不邀自来的石友三，显然是冲着今井武夫来打探消息的。他见到今井武夫劈头就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武官知道这情况吗？狡猾的今井武夫矢口否认，然后追问石友三消息的来源。石友三不肯透露，只关心保存自己的实力，匆忙表态：武官放心，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北平北郊黄寺的我的保安旅，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去攻打他们。言未久，石友三就匆忙告辞而去。这位被讥为“倒戈将军”的石友三以善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著称，一生中三次背叛冯玉祥、两次背叛蒋介石，一直到1940年公开投敌，最终被诱捕，活埋于黄河边。
试问握有兵权的冀北保安总司令的石友三，不战而投降，暗中向敌酋示好，这样的战争怎么可能取胜？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般史论的重点，在于研究这一“偶发事件”，为何演变成中日两国全面的长时间的战争状态。以“事件”之因，来探求战争之果，显然只是注重事物表象，而没有从逻辑结构来考察事件内在的联系。
此后，一系列悲剧重演——上海沦陷、南京失守、武汉保卫战失利、长沙不灭的大火……何尝不是一系列前因之后果，作为一种转折性的因素，它又导致一系列后果的伏笔。如此才是正当的历史观。因而，时至今日，当我们有条件以相对丰富的史实为基础，可以拉开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大的空间，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过程与全球性格局的互动关系里，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价值，我们的结论，当然不同。
以近代史演进的中日两国关系观察，“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失去东三省，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当局，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其结果是军人集团一路狂飙，演进至“卢沟桥事变”之时，右翼军人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内外之间，略有闪失，哪怕擦出星许火花，稍微失衡，后果便难以收拾。中国内部的糜烂，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这当然是悲哀，却是事实，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
多行不义必自毙。几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上司的授意下，贪图名利和一己之私念，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把东北亚各国和近乎全世界，都推向战争的深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人常常用此话形容这样的蠢人，这几个战争狂人也不例外，他们就是这样的蠢人。那么，导演这一事变的这几个日酋得到了什么下场呢？
日酋田代皖一郎，突发心脏病暴毙天津。
20世纪30年代，日本有一名倡导对华进行武力侵占的好战分子——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此酋是日本佐贺县人，时为中将军衔。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爬上高位，“九一八事变”“华北自治”都有他的魔影出没。7月11日晨，日军统帅部作出向华北派兵的重大决定，并且撤掉了办事不力的田代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职务。田代闻讯后，羞愤交集，于15日突发心脏病暴亡。 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杀。
牟田口廉也大佐，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驻扎在丰台。他授意部下，挑起事端，图占卢沟桥。打响侵略中国的第一炮，亲手点燃了战火。为此，天皇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后又晋升为中将，编入南方军，参加太平洋作战。
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牟田口廉也率第15军3个师团及特种团计15万余人马，在缅印地区，被中美、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十几万。经过几个月的雨季大溃败，牟田口廉也的15军已所剩无几。日军大本营异常恼怒，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全部撤换，牟田口廉也被解除军职，羞怒之下自杀。
森田彻被碾为肉饼。
森田彻中佐，1936年调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驻守丰台。“七七”事变时，森田彻在现扬指挥日军“演习”，是日方战地谈判代表。据中方战地谈判代表回忆，这个矮家伙是个态度极为蛮横的法西斯军人，令人讨厌。在围攻南苑时，他命令四周架起机枪，扫射军训团学员，并用坦克冲撞碾轧失去作战能力的伤病员。由于积极参加进攻平津作战有功，获金鹰三级勋章。后晋升大佐，调任关东军第七国境守备队队长。
1939年5月，诺门罕战役，关东军损失惨重。8月2日，森田彻大佐调任23师团步兵71联队任联队长，接替战死的代联队长东京治中佐。由于朱可夫率领的苏蒙军是由飞机、大炮、坦克和骑兵组成的立体作战，日军联队长以下官佐大部分战死。森田彻驱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掷燃烧瓶、手榴弹，但苏制坦克使用柴油机，又高又大且装甲厚，日军对它奈何不得。战到22日，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到26日上午，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电码本，头缠白布条，率残部跳出战壕，挥舞战刀冲向苏军坦克群，准备集体玉碎。森田彻刚冲出几步，即被坦克重机枪射倒，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一木清直死于美军坦克履带之下。
好战分子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参与策划卢沟桥事变的一木清直少佐，是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开枪的日军，血债累累。他自幼崇尚暴力，渴望建功立业，爬上高位，成为人上人。军事上，他崇拜中国的成吉思汗，大纵深长途奔袭，突然袭击，以少取胜。驻军丰台后，他多次寻衅，“丰台兵营”“丰台失马”事件，都是他导演的丑剧。在攻占宛平城、抢占卢沟桥、进攻南苑的作战中，充当急先锋，犯下累累罪行。同年10月8日越级晋升大佐，获金鹰三级勋章，擢升为关东军第7师团步兵第14旅团第28联队长，调中国东北作战，围攻抗联。
1942年4月底，第7师团以步兵第28联队为基干，组编成旭字一木支队，一木清直担任支队长，率精兵去参加攻打中途岛作战。8月7日，一木奉命支援瓜达尔卡纳尔岛，一木支队在瓜岛登陆后，发起争夺岛上亨德森机场战斗，损失极为惨重，一木清直多处受伤。于是，这个死硬分子命令通信队向其上级发出“一木支队全军玉碎”的电报，满身是伤的一木躺在瓜岛潮湿的丛林里，眼睁睁望着美军坦克群张开血盆大口，嘎嘎嘎轧来，狂徒眨眼间便粉身碎骨。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诡道”，用于军事，一时或一事的作战，或可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但“诡道”不是万能的，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战争的胜负，最后还要取决于人心向背，取决于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这无疑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证明了的真理。
诡道之四：不可战胜梦的破灭 日军诺门罕碰壁
打开世界地图，如不留意，很难发现在现今的中蒙边境，还有一块弹丸之地，被称为诺门罕的南北狭长地带。而就是在这片近乎原始地带，78年前春夏秋之际，这里曾是杀声震天、硝烟弥漫的战场。此役就是震惊世界的诺门罕战役，或称哈拉哈河战役，又叫“诺门坎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与苏联在远东地区发生的一场重大战役。战事在当时的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罕发生。日、俄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蒙古国”苏蒙联军交战。出于各自的利益和国际环境，双方心照不宣的是都各出狠手，暗暗使劲，展开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虽没有正式宣战，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 。
诺门罕之战，数月苦战，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6万余人。是一场钢铁对钢铁、强国对强国的现代化战争。战事以肇事者，发动诡道的日本关东軍大败而结束。
令史学界百思不解的是，俗话说：不打不成交，苏日经过这场恶战，并由此签订“苏日友好条约”。此后，双方在二次大战中心照不宣，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直至六年后的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并出兵百万，开始“八月风暴”行动，出兵东北，秋风扫落叶，横扫伪满洲国境内的日伪军。
回眸诺门罕战役的起因，史学界一致认为：表面上是侵华日军为图谋诺门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以西这块呈三角形地区的归属问题，率先采用诡道战术，偷袭外蒙驻军，最后引燃战火。其实，这只是表象，更深刻的原因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角逐或是战略试探。
众所周知，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日俄在近代曾多次撕破脸皮，贸然开战。1904年，在中国的东北爆发全面的日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中国的东北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亦被迫把库页岛南部割让与日本；1921中国的外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独立；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此后，日本针锋相对，在东北扶持傀儡，在1932年成立完全听命于日本的伪满洲国。并与蒙古国为邻，两国分别有日本及苏联的驻军，背后都有支柱，双方在不少地段存在边境纠纷和势力的角逐。
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的部队以及兴安骑兵部队，便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以试探苏联和蒙古的军事实力。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双方共发生多次边境军事冲突，规模逐步升级。1936年3月30日，日本关东军涩各支队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入侵蒙古境内阿达格多兰地区，被苏蒙军队击溃。同年3月12日苏蒙签订《互助协定》，不断加强边防。1938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开进海拉尔。同年10月，苏蒙远东军第57特别军开进蒙古驻防，双方议和，签订停战协定。 此刻，双方各陈重兵在这一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野心膨胀，决定首先在诺门罕一带采用先发制人的诡道之术，偷袭外蒙边境，占领其东部的领土哈拉哈地区，作为下一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4日，蒙军第24国境警备队由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牧。伪兴安警备骑兵第3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士兵在上司授意下，立即开枪阻截，并上马追赶，将蒙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并乘机进攻蒙军第7国境哨所，俘虏50余名骑兵，攻占设在争议地区的锡林陶拉盖哨所，日军初战告捷。
消息传回关东军总部，日军决策层兴奋异常，错误认为苏蒙联军不堪一击。头脑发热的关东军将领再下命令：5月13日21时，第23师团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奉命率104名骑兵、90名装甲兵，到达距诺门罕尚有80多公里的甘珠尔庙，派出侦察兵进行作战准备。同时，关东军司令部将驻齐齐哈尔的飞行侦察第10战队、海拉尔飞行第24战队、汽车队的运输汽车100辆，归23师团指挥使用。5月14至15日，东八百藏部队在5架日机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东的蒙军742高地攻击。
居于劣势的苏蒙联军，突遭袭击，不敌日军。在伤亡30余名后，主动撤向河西。日军的挑衅与进攻，引起苏蒙联军的警觉。5月17日，苏联政府依据《苏蒙互助协定》相关条款，秘密介入诺门罕地区的防务，立即将第11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命令驻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并将第57特别军司令部从千里之外的乌兰巴托迁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军飞机也不断在战事地区集合，并在诺门罕地区进行飞行侦察，蒙军骑兵第6师渡过哈拉哈河，架起浮桥。
日军侦得苏蒙联军的动向后，没有罢手，于1939年5月28日拂晓，由山县武光大佐负责指挥的第64联队一部1058人、东八百藏中佐搜索队约200人及伪满兴安骑兵第1、2、8团各一部，分三个方向围攻蒙军驻地，结果被苏蒙联军击败。日军搜索队战死115人、失踪81人，几乎全军覆没，东八百藏本人也被击毙；而日军山县部队战死151人、生死不明92人，伤亡率为20%。
令日军没有想到的是，正在苏军内开展大清洗运动的斯大林，对日军的进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6月18日，苏军统帅部任命朱可夫为第57特别军军长。朱可夫秘密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后，采取果断措施，整饬军队，集结兵力，储运军需，开辟新的野战军用机场，苏军战斗机开始在空中与日机周旋。6月19日，苏军战机轰炸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附近的日军集结地，500桶汽油被炸起火。
日军集结重兵后的6月20日，小松原带着2万人的第23师团全体出动，向诺门罕进发。关东军司令部调第1坦克团和第2飞行集团支援第23师团，共有12个步兵营、84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日军不甘心失败，再调重兵。6月21日，日军第2飞行集团司令嵯峨彻二中将把他的司令部从新京（今长春）迁至海拉尔，调来4个飞行团，集中17个战斗轰炸、侦察机中队。日机也倾巢出动，意图挽回败局。双方从22至24日，在诺门罕地区上空大战3天，近60架飞机被打落在草原上。此后，苏机不断增多，而且出现新型战斗机，日军则逐渐丧失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6月27日凌晨3时，137架日机在海拉尔机场起飞，编队布满海拉尔上空。6时20分，日军机群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机场顿时被黑烟覆盖。日军作战部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击落苏机99架，击毁地面飞机25架。
7月1日，日军在小林少将的指挥下，分左中右三路，渡过满蒙边境的哈拉哈河，6000人的部队向哈拉哈河西岸苏蒙联军目标发动攻击，中午时分攻占河东岸的谢尔陶拉盖高地。朱可夫不甘示弱，组织150辆坦克、154辆装甲车、90门大炮和全部飞机及其他部队，分三路反攻。由于巴音查岗高地周围全是开阔地，非常有利于飞机和战车作战，日军全部裸露在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炮的面前。7月3日晨7时，第一批苏军轰炸机和歼击机对日军进行了狂轰滥炸和密集扫射。同时，苏蒙联军的大炮猛烈轰击日军集群。两股火力交叉，阻止日军行进。在苏蒙联军强大密集的火网下，日军根本无法开展火力，只顾匆忙地在沙地上挖掘个人掩体。上午9时，苏军第11坦克旅的150辆坦克，地毯式向龟缩在沙丘掩体的日军开火。
7月11日，不甘心失败的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停止攻势，进行战线整顿，决定向诺门罕前线集结重兵。从内地调来独立野战重炮联队，从奉天（今沈阳）、北安、齐齐哈尔等地调来反坦克速射炮中队，给23师团补充武器和兵员，增加飞机和车辆。此外，怀有阴暗心理的关东军司令部，从战争一开始，就不顾国际法准则，指示石井部队拟定在诺门罕地区的细菌战计划。7月13日，石井细菌部队碇长少佐带领22名敢死队员，在哈拉哈河乘两只胶皮筏顺水将22.5公斤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等细菌撒入河水中，向苏蒙联军进行细菌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有1340名日军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乱病，731部队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多达40多人。
7月23日，日军在诺门罕前线各部队经过半个月的补充和休整后，集中25000名兵员，82门大炮，全线发动总攻击。24日，苏军施以更猛烈火力，发动反攻，日军被迫退回原地。25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停止进攻，构筑阵地”的指示。
日军的军官被当头棒喝，不思悔改，反而采用临阵换将之术，意在挽回败局。8月4日，日军为实施统一指挥，在海拉尔組建第6军，辖第23、第8国境警备队等，司令狄州立兵中将，兵力约2.5万人。
此刻，国际形势紧张，欧洲战场，德国虎视波兰，觊觎欧洲，图谋苏联。苏军为避免两面作战，早日解决诺门罕地区战事，朱可夫采取果断决定：在塔木察格布拉格的第57特别军扩编成第1集团军。这是临时组织的具有独立作战职能的多兵种合成的大兵团。苏军集结第1集团军6万余人，辖3个步兵师，即第57师、第82师、第152师，摩托化第36师，机械化第5旅，装甲第7旅、第8旅、第9旅，坦克第6旅、第7旅、第11旅，空降第212旅、机枪第5旅、炮兵第185团，反坦克炮第37、85营，第63、66、150防空营等其他部队，另附外蒙骑兵第6师、骑兵第8师等部队，共计机械化大军10万余人。另外还动用铁路，昼夜不停地运送来18000吨炮弹、6500吨炸弹、7000吨燃料、4000吨粮食和4000吨物资、3000辆载重汽车等。苏军一共有498辆坦克、346辆装甲车、542门大炮、515架飞机，取得战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