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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的四川汶川山崩地裂屋塌人亡，尔后得到全世界援手的抗震救灾则轰轰烈烈可歌可泣。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除了心情沉重除了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外还应当有另一项任务，即思考与此次事件相关的政策和体制性问题。
地震发生后，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总书记、总理等领导在此次救灾救人中的出色表现，我们的领导人用“倾全国之力”的决心用亲临一线用不辞辛劳充分展现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和政府如何践行以民为本的工作原则；我们的陆海空三军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表现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军人为了人民利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服从命令赴汤蹈火的英雄本色；那些在救人的最初一百多个小时就自驾汽车赶往灾区出力的各路人士以自己的义举让世人清楚地看到了到底怎样才算是“侠之大者”；还有全中国全世界为救灾抗灾慷慨解囊的人们，他们的感人行动展示了人性中最宝贵的仁厚悲悯。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可嘉可用的民心，看到了人类社会相互关心济困扶危的美好一面。
现在，余震仍在继续，堰塞湖决堤的威胁仍十分严重，次生性灾害的防治任务仍十分艰巨，灾区重建工作更是任重道远，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要思考一个问题，即能不能把这次大地震这次抗震救灾当作一个深化改革和加速发展的有利契机呢？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救灾过后就开始奖励先进表彰英雄对感人事迹歌颂一番然后在体制政策政府行为模式上依然故我，那就会多多少少地让每个关心思考国家大事的人感到些许失望。只有在每个事件中能够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并提出科学恰当的改善措施的管理者才有可能真正达于政府善治的境界。在这次地震中，众多中小学校舍瞬间倒塌死人无数但也有少数学校的校舍屹立不倒只有个别学生受了点轻伤，这种情况下，应不应该对那些结实房屋的建造者进行奖励，对那些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进行追查？网上流传说地震前已有权威专家向领导部门提交过示警报告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这个信息是真是假？如果果真如此我们要不要追究某些部门领导的责任？中国是个多地震国家，怎样才能把防震防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成政府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中国要不要积极发挥各类民间组织作用将其当作社会稳定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应不应当把放松慈善捐款渠道管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当成提升精神文明水准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改革举措？对某些官办慈善组织提取高比例管理费以及货币支出透明度问题应不应该实行强制限定和实施公共监督？如此等等。总而言之，政府应当把这次抗震救灾当成一个体察民意收拢民心提升公信力推动全社会进步的大好契机。
我们注意到，中央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在本次抗震救灾中有一个深得人心的声明：对震区房贷借款者可以根据情况豁免其购房债务。这样有弹性的政策使人看到了体制制度人性化的一面。本来嘛，人家已经一无所有，已经住帐篷了，如果商业银行再来追债，还让不让人家活了？考虑到商业银行的营利性质考虑到不可抗力，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巨额损失或是在国家财政和贷款商行之间划分损失分担比例或是由中央银行中央财政直接拿钱埋单。我们都知道“无车弹铗怨冯笙”的故事，孟尝君对那个想吃鱼想坐车想老母亲也想享受补贴的牢骚门客冯笙百般照顾，最后让冯笙到薛地收债，冯笙适薛后见百姓穷苦就把成车的借据当众烧掉了，孟尝君损失了一笔钱却收获了广大的人心。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当然比冯笙比孟尝君高明得多，在此次大灾中免除倒塌房屋住房信贷借款人的债务也是收获民心的一项政策措施。从这一点说，这一笔债务的免除很值，对央行和银监会这一政策举措值得赞扬。当然，除了靠政府，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在中国，自然灾害的赔付率只相当于损失程度的5%，而全球平均水平为36%，即由于中国城乡居民的保险意识薄弱，人们的投保率太低，因而让本来可以由市场机制来弥补的损失最后却落在了非市场机制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本次灾害提高国民的保险深度，把巨灾当成市场化社会保障缺欠弥补的一次机会。
政府的善治是指有效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善治的最高目标当然也是“善”。那么，这类以“善”为主旨的政府政策可不可以推而及其他呢？当然也能。比方说，我们过去一年多来对三农金融服务机构的审批已放松了许多，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的行业进入标准和政策等等。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本来还可以放得更开一些。例如，可不可以在村镇银行的设立时干脆取消一定有一个金融机构入股且入股比例不得低于20%这项规定呢？我看完全可以！现在不是正处于全球粮食危机时期吗？特别时期就要有特殊的政策。列宁为解决粮食危机还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全球粮食危机时期实行一项特殊的“三农”金融服务机构的新行业准入政策呢？近年来业已成立的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都面临一个后续资金短缺问题，而我们的邮政储蓄系统多年来发挥虹吸功能从农村抽走了大量的资金，在该系统转变为邮储银行后仍面临专业人才匮乏银行业务毫无规模和起色的局面，我们的银监会可不可以对它做出硬性规定——必须把一定比例资金批发给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用以支持农业生产，把一定比例批发给城商行用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呢？我觉得银监会应该这么做。这样运用权力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中国什么人最穷？农民最穷！农村治穷最紧要的是对其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而农村农民农业金融服务不足的根源又在于过去多年来由金融风险恐惧导致的过度金融管制。放松管制，让更多的资本资金流入农村，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会迅速得到改观。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就会更加坚实。13亿人口的国家即使关起门来也没有饿肚子的威胁，即使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巨大灾害也能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来应付自如，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制定一套合理的战略与政策，稳步地实施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全面复兴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地震发生后，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总书记、总理等领导在此次救灾救人中的出色表现，我们的领导人用“倾全国之力”的决心用亲临一线用不辞辛劳充分展现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和政府如何践行以民为本的工作原则；我们的陆海空三军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表现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军人为了人民利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服从命令赴汤蹈火的英雄本色；那些在救人的最初一百多个小时就自驾汽车赶往灾区出力的各路人士以自己的义举让世人清楚地看到了到底怎样才算是“侠之大者”；还有全中国全世界为救灾抗灾慷慨解囊的人们，他们的感人行动展示了人性中最宝贵的仁厚悲悯。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可嘉可用的民心，看到了人类社会相互关心济困扶危的美好一面。
现在，余震仍在继续，堰塞湖决堤的威胁仍十分严重，次生性灾害的防治任务仍十分艰巨，灾区重建工作更是任重道远，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要思考一个问题，即能不能把这次大地震这次抗震救灾当作一个深化改革和加速发展的有利契机呢？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救灾过后就开始奖励先进表彰英雄对感人事迹歌颂一番然后在体制政策政府行为模式上依然故我，那就会多多少少地让每个关心思考国家大事的人感到些许失望。只有在每个事件中能够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并提出科学恰当的改善措施的管理者才有可能真正达于政府善治的境界。在这次地震中，众多中小学校舍瞬间倒塌死人无数但也有少数学校的校舍屹立不倒只有个别学生受了点轻伤，这种情况下，应不应该对那些结实房屋的建造者进行奖励，对那些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进行追查？网上流传说地震前已有权威专家向领导部门提交过示警报告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这个信息是真是假？如果果真如此我们要不要追究某些部门领导的责任？中国是个多地震国家，怎样才能把防震防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成政府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中国要不要积极发挥各类民间组织作用将其当作社会稳定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应不应当把放松慈善捐款渠道管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当成提升精神文明水准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改革举措？对某些官办慈善组织提取高比例管理费以及货币支出透明度问题应不应该实行强制限定和实施公共监督？如此等等。总而言之，政府应当把这次抗震救灾当成一个体察民意收拢民心提升公信力推动全社会进步的大好契机。
我们注意到，中央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在本次抗震救灾中有一个深得人心的声明：对震区房贷借款者可以根据情况豁免其购房债务。这样有弹性的政策使人看到了体制制度人性化的一面。本来嘛，人家已经一无所有，已经住帐篷了，如果商业银行再来追债，还让不让人家活了？考虑到商业银行的营利性质考虑到不可抗力，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巨额损失或是在国家财政和贷款商行之间划分损失分担比例或是由中央银行中央财政直接拿钱埋单。我们都知道“无车弹铗怨冯笙”的故事，孟尝君对那个想吃鱼想坐车想老母亲也想享受补贴的牢骚门客冯笙百般照顾，最后让冯笙到薛地收债，冯笙适薛后见百姓穷苦就把成车的借据当众烧掉了，孟尝君损失了一笔钱却收获了广大的人心。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当然比冯笙比孟尝君高明得多，在此次大灾中免除倒塌房屋住房信贷借款人的债务也是收获民心的一项政策措施。从这一点说，这一笔债务的免除很值，对央行和银监会这一政策举措值得赞扬。当然，除了靠政府，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在中国，自然灾害的赔付率只相当于损失程度的5%，而全球平均水平为36%，即由于中国城乡居民的保险意识薄弱，人们的投保率太低，因而让本来可以由市场机制来弥补的损失最后却落在了非市场机制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本次灾害提高国民的保险深度，把巨灾当成市场化社会保障缺欠弥补的一次机会。
政府的善治是指有效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善治的最高目标当然也是“善”。那么，这类以“善”为主旨的政府政策可不可以推而及其他呢？当然也能。比方说，我们过去一年多来对三农金融服务机构的审批已放松了许多，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的行业进入标准和政策等等。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本来还可以放得更开一些。例如，可不可以在村镇银行的设立时干脆取消一定有一个金融机构入股且入股比例不得低于20%这项规定呢？我看完全可以！现在不是正处于全球粮食危机时期吗？特别时期就要有特殊的政策。列宁为解决粮食危机还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全球粮食危机时期实行一项特殊的“三农”金融服务机构的新行业准入政策呢？近年来业已成立的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都面临一个后续资金短缺问题，而我们的邮政储蓄系统多年来发挥虹吸功能从农村抽走了大量的资金，在该系统转变为邮储银行后仍面临专业人才匮乏银行业务毫无规模和起色的局面，我们的银监会可不可以对它做出硬性规定——必须把一定比例资金批发给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用以支持农业生产，把一定比例批发给城商行用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呢？我觉得银监会应该这么做。这样运用权力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中国什么人最穷？农民最穷！农村治穷最紧要的是对其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而农村农民农业金融服务不足的根源又在于过去多年来由金融风险恐惧导致的过度金融管制。放松管制，让更多的资本资金流入农村，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会迅速得到改观。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就会更加坚实。13亿人口的国家即使关起门来也没有饿肚子的威胁，即使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巨大灾害也能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来应付自如，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制定一套合理的战略与政策，稳步地实施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全面复兴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