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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要勇于承担风险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语的“entrepreneur”，其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英语字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Someone who organizes a business venture and assumes the risk for it.”意思是说：“组织商业冒险并为此承担风险的人。”
从词源和英语的解释可以看出，“企业家”的核心内容是“冒险”和“承担”这两个词。为此，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甚至干脆把企业家定性为冒险家，是与土地、劳动、资本联系在一起的第四个生产要素。萨伊认为，企业家自创业之初，就会考虑到可能会承担破产的风险。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要勇于承担风险。
商场如战场。市场变化风云莫测的特征，决定了企业家必须具备冒险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和素质。德鲁克提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
真正的企业家是一群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源泉、始终与时俱进，并能把握机会进行开拓的人；他们以发现价值、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为使命。更高境界的企业家则志存高远，终其一生追求伟大的事业，努力谋求立功、立德、立言。企业家的价值观和目标层次远远超于生意人和经理人。
由上可见，赚钱多少、成功与否并不是判断企业家的主要标准。时下政界和商界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做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胡雪岩虽然事业破产并客死他乡，但仍不碍其被世人视为伟大的企业家。赖昌星之辈虽然赚了很多钱，但却不配称作企业家，因为：不仅他们赚钱的手段违法，而且，事发后他们畏罪潜逃，不敢承担应负的责任。
总体而言，我国缺乏企业家。股市、期货这些商业工具均由西方企业家发明并兴盛于西方，而非中国。现代中国商人的智慧甚至还不如自己的祖先。陶朱公范蠡“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旱则资舟，涝则资车”：商祖白圭“时贱而买，时贵而卖”；商理家计然“薄利多销，无敢居贵”。然而，今天的中国商人大多复制西方、抄袭古人，但却并没有学到位，以至于“毒米”、“三聚氰胺”、“瘦肉精”等危害人的生命健康，严重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事件屡屡发生。
企业家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JP·摩根重组了新大陆”这句话，道出了企业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企业家的价值，不亚于政治家甚至科学家。飞机、冰箱、空调、电视、计算机、手机等改变现代生活，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没有企业家冒险投资并适时投入市场就不可能得以普及；许多其他产品，甚至还是企业家根据市场的需要投入巨资进行研发后才得以发明、创造和生产的。
但是，当今中国社会，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人心浮躁。这种环境导致了我国企业人创新思想退化、冒险意识淡薄、担当精神缺失。而且，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政策层面，中国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都不宽松。企业家本人一旦出名，便有各种事端接踵而至；当其身陷困境时，不但没人出来支持，相反，幸灾乐祸者有之、落井下石者也不少。因此，企业家在中国成为了一种愈来愈稀缺的资源。
陈九霖
家族企业的“五大劣根”
在中国家族企业的躯体内，存在着一种天生的“死亡与破产基因”，这种基因潜藏在企业肌肤内，“死亡与破产基因”的内部潜藏着一种文化的缺失。从创办企业的第一天开始，家族企业家自身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精神境界就已经注定了企业的失败，之后家族企业的发展不过是将这一切延续罢了。
价值观、信仰缺位：中国家族企业缺少精神层面的内涵，首先缺乏的就是那种基督徒对上帝的虔诚以及对传统新教原则的笃信，这其中包括平等、博爱、尊重人性、尊重生命、追求人权和人文关怀。家族企业普遍存在一种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价值观念，存在一种与民主、人权、人文关怀、尊重个性和理想主义相悖的文化意识。中国家族企业缺少一种文化底蕴、缺少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价值、缺少一种脱离草根意识的精神境界。而正因为这一点，才导致中国家族企业的“昙花现象”，使得家族企业不断在商海中被淘汰出局。
轻理性、重冥想：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重冥想，轻现实，使得家族企业家在决策中少有理性分析和长期反复论证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激情决策、一种感性化决策，一种诗人式决策，在一种强烈冲动和英雄欲望促使下，强行推动一项又一项缺乏科学依据和理性分析的行动计划。
小农思想意识：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有着一种很深厚的农耕文化，农业耕作靠天吃饭，对基础工作的要求十分薄弱，即便是基础工作不牢固，也能够生存得下去。因此，在中国社会的土壤里缺乏“基础至上”的工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小农思想，坐井观天，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很容易坐失良机，丧失机遇。且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小富即安、各自为政缺乏合作，容易让人想起《三国演义》的“既生亮，何生瑜”的慨叹，又让人想起“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的讽喻之词。
“和谐与是非”观：中国传统文化只讲“和谐”，不讲是非对错，不讲正确与错误，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我”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我”了。强调“自成一家”的结果，是自绝于“大我”的非理性行为。
“家本位”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家本位”观念，重视家庭、轻视国家、轻视社会。于是，造成家族企业大都是家族化形式，且社会责任感贫弱；中国重视“礼治”，轻视“法治”，强调“人类性善”，过于理想主义，忽视人性中的阴暗面，使得家族企业不重视制度建设，即便是有了制度也不按此执行。
创业从来都是在磨难中造就，家族企业更是如此。白驹过隙，中国家族企业创业者逐渐闪身幕后，守业的接力棒将由“第二代”擎起。“富不过三代”的预言仍在耳际，不过，当下最让家族企业烦忧的却是接班人的问题，“世袭”还是“禅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之下，企业财富的继承往往是要选择下一代。子承父业成了大多数企业老总的选择之路。“子承父业”的财富交接模式就是父传子的君王制度延续!实质上还是没有脱离家族企业文化桎梏——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制品。
曾水良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语的“entrepreneur”，其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英语字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Someone who organizes a business venture and assumes the risk for it.”意思是说：“组织商业冒险并为此承担风险的人。”
从词源和英语的解释可以看出，“企业家”的核心内容是“冒险”和“承担”这两个词。为此，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甚至干脆把企业家定性为冒险家，是与土地、劳动、资本联系在一起的第四个生产要素。萨伊认为，企业家自创业之初，就会考虑到可能会承担破产的风险。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要勇于承担风险。
商场如战场。市场变化风云莫测的特征，决定了企业家必须具备冒险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和素质。德鲁克提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
真正的企业家是一群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源泉、始终与时俱进，并能把握机会进行开拓的人；他们以发现价值、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为使命。更高境界的企业家则志存高远，终其一生追求伟大的事业，努力谋求立功、立德、立言。企业家的价值观和目标层次远远超于生意人和经理人。
由上可见，赚钱多少、成功与否并不是判断企业家的主要标准。时下政界和商界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做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胡雪岩虽然事业破产并客死他乡，但仍不碍其被世人视为伟大的企业家。赖昌星之辈虽然赚了很多钱，但却不配称作企业家，因为：不仅他们赚钱的手段违法，而且，事发后他们畏罪潜逃，不敢承担应负的责任。
总体而言，我国缺乏企业家。股市、期货这些商业工具均由西方企业家发明并兴盛于西方，而非中国。现代中国商人的智慧甚至还不如自己的祖先。陶朱公范蠡“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旱则资舟，涝则资车”：商祖白圭“时贱而买，时贵而卖”；商理家计然“薄利多销，无敢居贵”。然而，今天的中国商人大多复制西方、抄袭古人，但却并没有学到位，以至于“毒米”、“三聚氰胺”、“瘦肉精”等危害人的生命健康，严重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事件屡屡发生。
企业家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JP·摩根重组了新大陆”这句话，道出了企业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企业家的价值，不亚于政治家甚至科学家。飞机、冰箱、空调、电视、计算机、手机等改变现代生活，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没有企业家冒险投资并适时投入市场就不可能得以普及；许多其他产品，甚至还是企业家根据市场的需要投入巨资进行研发后才得以发明、创造和生产的。
但是，当今中国社会，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人心浮躁。这种环境导致了我国企业人创新思想退化、冒险意识淡薄、担当精神缺失。而且，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政策层面，中国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都不宽松。企业家本人一旦出名，便有各种事端接踵而至；当其身陷困境时，不但没人出来支持，相反，幸灾乐祸者有之、落井下石者也不少。因此，企业家在中国成为了一种愈来愈稀缺的资源。
陈九霖
家族企业的“五大劣根”
在中国家族企业的躯体内，存在着一种天生的“死亡与破产基因”，这种基因潜藏在企业肌肤内，“死亡与破产基因”的内部潜藏着一种文化的缺失。从创办企业的第一天开始，家族企业家自身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精神境界就已经注定了企业的失败，之后家族企业的发展不过是将这一切延续罢了。
价值观、信仰缺位：中国家族企业缺少精神层面的内涵，首先缺乏的就是那种基督徒对上帝的虔诚以及对传统新教原则的笃信，这其中包括平等、博爱、尊重人性、尊重生命、追求人权和人文关怀。家族企业普遍存在一种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价值观念，存在一种与民主、人权、人文关怀、尊重个性和理想主义相悖的文化意识。中国家族企业缺少一种文化底蕴、缺少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价值、缺少一种脱离草根意识的精神境界。而正因为这一点，才导致中国家族企业的“昙花现象”，使得家族企业不断在商海中被淘汰出局。
轻理性、重冥想：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重冥想，轻现实，使得家族企业家在决策中少有理性分析和长期反复论证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激情决策、一种感性化决策，一种诗人式决策，在一种强烈冲动和英雄欲望促使下，强行推动一项又一项缺乏科学依据和理性分析的行动计划。
小农思想意识：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有着一种很深厚的农耕文化，农业耕作靠天吃饭，对基础工作的要求十分薄弱，即便是基础工作不牢固，也能够生存得下去。因此，在中国社会的土壤里缺乏“基础至上”的工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小农思想，坐井观天，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很容易坐失良机，丧失机遇。且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小富即安、各自为政缺乏合作，容易让人想起《三国演义》的“既生亮，何生瑜”的慨叹，又让人想起“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的讽喻之词。
“和谐与是非”观：中国传统文化只讲“和谐”，不讲是非对错，不讲正确与错误，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我”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我”了。强调“自成一家”的结果，是自绝于“大我”的非理性行为。
“家本位”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家本位”观念，重视家庭、轻视国家、轻视社会。于是，造成家族企业大都是家族化形式，且社会责任感贫弱；中国重视“礼治”，轻视“法治”，强调“人类性善”，过于理想主义，忽视人性中的阴暗面，使得家族企业不重视制度建设，即便是有了制度也不按此执行。
创业从来都是在磨难中造就，家族企业更是如此。白驹过隙，中国家族企业创业者逐渐闪身幕后，守业的接力棒将由“第二代”擎起。“富不过三代”的预言仍在耳际，不过，当下最让家族企业烦忧的却是接班人的问题，“世袭”还是“禅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之下，企业财富的继承往往是要选择下一代。子承父业成了大多数企业老总的选择之路。“子承父业”的财富交接模式就是父传子的君王制度延续!实质上还是没有脱离家族企业文化桎梏——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制品。
曾水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