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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位是僭越称帝的王，一位是恪守身份的侯他们对汉王朝究竟是什么态度以及汉王朝对他们是什么态度都可以通过两墓的对比中得到印证。同时在两墓的比较中可以瞥见两墓所在地不同的发展程度和社会习俗。
关键词：南越王墓；海昏侯墓；比较不同
作者简介：徐曼（1996.6-），女，汉族，浙江海洋大学本科三年级历史（师范）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2
南越王（公元前137-公元前122年在位）和海昏侯（前92-前59年）基本处在同一时期都是西汉前期，在身份上有着相似之处，王和侯的身份都很尊贵。但身份又有所不同，一位是僭越称帝的王，一位是恪守身份的侯，在两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两者对汉王朝的不同态度和汉王朝对他们的不同态度。另一处不同则是所处地域的不同，通过两墓的对比可以反映西汉时南越和豫章两地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习俗以及各自的特色。
1、对汉王朝的不同态度
从史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越国对汉王朝的态度，孝文帝派陆賈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在书中极言自己迫不得已才犯长沙边境以及自己称帝号是极其不对的“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于是下令去帝制黄屋左纛。“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这在南越王墓中也得到了印证，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帝行玺印和帝印封泥说明墓主曾僭越称帝，虽然名义上为归附汉朝实则在南越自己称王。另一方面，南越对汉王朝的各种建制带着尊崇之心，主要有以下一些仿汉制的表现：
一、“长乐宫器”陶瓮上长乐宫器戳印说明南越国宫署仿效汉宫的命名；
二、殉葬人的铜制印章上篆文“景巷令”说明南越仿汉制设永巷令；
三、东侧室夫人墓中发现的四位夫人印，右夫人是金印，印文称“玺”，其他夫人皆鎏金铜印，印文称“印”符合汉朝以右为尊；
四、西侧室发现厨丞印三枚和两枚“泰官”封泥，说明南越王国同汉王朝一样也设有厨官署和泰官，掌管南越王的饮食；
五、后藏室出土的几件铜器上刻有“番禺少内”，番禺当属南越国时的称谓，少内为秦置，属内史，汉因之。这批刻有少内的铜器，进一步揭示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如同汉朝。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私印只有刘贺印，没有出现帝印等不敬的字眼；墓室面积约4万平方米与海昏侯经历王、皇、侯的身份相符；墓的形制也遵循列侯等级没有僭越；从随葬品中出土的大量进贡的金饼来看，海昏侯对汉王朝始终怀着尊崇之心未敢僭越，恪守着侯的身份。随葬品中出现的玉印和九鼎也是到了汉朝不再注重所以并非不符合规范。
2、汉王朝对二者的不同态度
史载秦灭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十一年时“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说明汉高祖刘邦已有收复番禺之地的打算，到吕后时期由于吕后“别异蛮夷，隔绝器物”赵佗一怒之下自尊号为南越武帝，文帝时，又重派陆贾出使南越，希望握手言和。此时国家还不够强大，而且北方面临匈奴的侵扰，到了景帝时国家爆发了七国之乱，因此不可能也没有收复南越的实力。直到汉武帝时才灭了南越国。从南越王墓中出土物品来看，丝缕玉衣可谓独树一帜，这件玉衣是除了已知的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以外的又一个新的品种，据推测它是南越工匠自己制作的。与满城汉墓的两件金缕玉衣相比显然没有那么高贵，汉朝的玉衣一般都是皇帝御赐的自己没有权利私自制造，而且不同材质的玉衣体现了身份的高低，为什么汉王朝没有赐给南越王？因为此时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不会把南越国放在眼里，南越迟早是囊中之物。而前几朝的示好都是为了暗中积蓄力量到武帝朝将其消灭。
汉宣帝觉得刘贺不可能有夺取政权的能力，于是在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封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海昏侯国的地点在豫章（现江西境内）。当年，昌邑国所在地山东是文化发达、市面繁荣的地方，江西则还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以刘贺名义上是被封了侯，但实质上却是一种“流放”，对刘贺是一种放任不管的状态。因为张敞在给皇帝的奏本中说“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大意是说刘贺头脑糊涂，根本不会造反。因此相比对南越的那种敌对状态，汉王朝对海昏侯刘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3、发展水平的不同
发展水平的不同主要从发展历史来追溯，表现在两墓的墓室面积、功能分区和墓中随葬的金钱数量等方面。
从历史上来看，南越相对中原来说是蛮夷之地，越人主要从事渔业和简单的农业生产，整体处于尚未开化的野蛮状态，到南越国时期，仍然不能制造用于生产的铁制工具，必须从中原输入。因此，吕后专政时期颁布“別异蛮夷，隔绝器物”的政令后惹恼了赵佗，于是赵佗自封尊号武帝。虽然南越时期发展水平较之前有了很大进步，他们已能制造出精美的青铜钟、鼎和多种的工具、武器，工艺水平已接近于中原①，这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器物中可以得到印证，但据南越王墓的面积来看仅100多平方米与海昏侯墓4万平方米相比差别显而易见，这不仅与南越王墓是石室墓有关而且与南越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海昏侯墓的所在地是南昌，南昌地处长江以南，水陆交通发达，形势险要，自古有“襟三江而带五湖”之称。南昌先后有豫章（汉）、洪都（隋唐）等称谓，是历代县治、郡府、州治所在地，向来繁荣昌盛。海昏侯墓面积达4万平方千米，规模可谓宏大，如果没有巨大财力的支持便不可能建成如此规模的墓。
从随葬品中钱的数量来看，差别更是不言而喻。南越王墓中随葬品大都是鼎、乐器、食器等没有发现金钱随葬。因为南越王国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基本上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南越王墓西瓯君夫妇墓都没有随葬钱币，广州发掘的两百多座南越王国时期的墓中只有十座墓出“半两”铜钱，但长沙汉初墓不乏半两钱，这可能与南越王国货币经济的不发达有关。[1]
从墓的功能分区来看，南越王墓的墓内布局为东、西耳室、前室、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相比之下海昏侯墓的墓内分工则更为细致化，分为车马库、厨具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品库、武 库、钱库、酒具库、衣筒库、粮库等。 4、墓中各自特色
南越王墓和海昏侯墓的特色之处各有不同，南越王墓更多地反映南越国与内地、周边地区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显示了它作为汉王朝南端一个僭越政权在地理位置及独立行使权力方面的优越性。而海昏侯墓的主要特色则是体现了墓主个人的兴趣爱好、权力、地位，为我们更真实地还原史书中的刘贺提供了可能性。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南越国的北部边界一直到南岭；东部边界一直到今福建西部，与闽越交界；南部边界一直到今越南中部的长山山脉以东；西部與夜郎、毋敛、句町等国交界。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南越一方面受到楚及中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和西瓯、闽越有着密切的交往同时和越南、非洲等地也有着经济等方面的往来。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铜提筒据考古发掘证明仅发现于中国的云南、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而两广出土的铜提筒则大多集中出现在南越国时期，由此历史渊源可基本断定，这类铜提筒的起源地应在越南，两广铜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2]西耳室出土的错金铜纹虎节和一件独特的楚式铜鼎都说明南越与楚有一定的联系，史载“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3]；南越王墓主人棺椁的“足箱”内，一件精美的银盒，因新颖、独特的蒜头凸纹而为人注目，这件银盒与同一时期西亚波斯一带的器皿风格极为接近，所以专家称之是岭南最早的“舶来品”。②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传到南越国，而且这件银盒还经过改造加工。
海昏侯墓的特色在于出土了钟鼎琴瑟及各式砚墨、大量汉简约五千枚和有孔子画像的“衣镜”等带有汉文化印记的物品。通过红外扫描等技术已经可知，海昏侯墓出土的近五千枚竹简至少涉及《论语》、《易经》、《礼记》、方术，乃至与养生及房中术有关的医书等内容。这些随葬品的出土显示了墓主对文化的尊崇；海昏侯主墓的西侧有一个占地约80平方米的长方形土坑，这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首次发现的车马陪葬坑，在这个坑里共发现5辆木质彩绘车和20匹马的痕迹。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知名秦汉考古学家信立祥说，乘坐4匹马的车是汉代王侯出行的最高等级，5辆车20匹马，正好是4匹马一辆车，这也说明墓主人身份之高贵；墓中出土的大量金饼、金板、麟趾金、马蹄金反映的则是西汉的酎金制度。正是这些特色物品的出土为我们了解真实的海昏侯提供了可能。
注释：
①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9.
②李郁 波斯来风：南越王墓银盒 《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9日08版）.
参考文献：
[1]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 “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 《考古》1984年第3期.
[2]岳南 《考古中国·南越王墓现世记》 海南出版社.
[3]司马迁 《史记·南越列传》 中华书局 1985.
关键词：南越王墓；海昏侯墓；比较不同
作者简介：徐曼（1996.6-），女，汉族，浙江海洋大学本科三年级历史（师范）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2
南越王（公元前137-公元前122年在位）和海昏侯（前92-前59年）基本处在同一时期都是西汉前期，在身份上有着相似之处，王和侯的身份都很尊贵。但身份又有所不同，一位是僭越称帝的王，一位是恪守身份的侯，在两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两者对汉王朝的不同态度和汉王朝对他们的不同态度。另一处不同则是所处地域的不同，通过两墓的对比可以反映西汉时南越和豫章两地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习俗以及各自的特色。
1、对汉王朝的不同态度
从史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越国对汉王朝的态度，孝文帝派陆賈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在书中极言自己迫不得已才犯长沙边境以及自己称帝号是极其不对的“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于是下令去帝制黄屋左纛。“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这在南越王墓中也得到了印证，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帝行玺印和帝印封泥说明墓主曾僭越称帝，虽然名义上为归附汉朝实则在南越自己称王。另一方面，南越对汉王朝的各种建制带着尊崇之心，主要有以下一些仿汉制的表现：
一、“长乐宫器”陶瓮上长乐宫器戳印说明南越国宫署仿效汉宫的命名；
二、殉葬人的铜制印章上篆文“景巷令”说明南越仿汉制设永巷令；
三、东侧室夫人墓中发现的四位夫人印，右夫人是金印，印文称“玺”，其他夫人皆鎏金铜印，印文称“印”符合汉朝以右为尊；
四、西侧室发现厨丞印三枚和两枚“泰官”封泥，说明南越王国同汉王朝一样也设有厨官署和泰官，掌管南越王的饮食；
五、后藏室出土的几件铜器上刻有“番禺少内”，番禺当属南越国时的称谓，少内为秦置，属内史，汉因之。这批刻有少内的铜器，进一步揭示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如同汉朝。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私印只有刘贺印，没有出现帝印等不敬的字眼；墓室面积约4万平方米与海昏侯经历王、皇、侯的身份相符；墓的形制也遵循列侯等级没有僭越；从随葬品中出土的大量进贡的金饼来看，海昏侯对汉王朝始终怀着尊崇之心未敢僭越，恪守着侯的身份。随葬品中出现的玉印和九鼎也是到了汉朝不再注重所以并非不符合规范。
2、汉王朝对二者的不同态度
史载秦灭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十一年时“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说明汉高祖刘邦已有收复番禺之地的打算，到吕后时期由于吕后“别异蛮夷，隔绝器物”赵佗一怒之下自尊号为南越武帝，文帝时，又重派陆贾出使南越，希望握手言和。此时国家还不够强大，而且北方面临匈奴的侵扰，到了景帝时国家爆发了七国之乱，因此不可能也没有收复南越的实力。直到汉武帝时才灭了南越国。从南越王墓中出土物品来看，丝缕玉衣可谓独树一帜，这件玉衣是除了已知的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以外的又一个新的品种，据推测它是南越工匠自己制作的。与满城汉墓的两件金缕玉衣相比显然没有那么高贵，汉朝的玉衣一般都是皇帝御赐的自己没有权利私自制造，而且不同材质的玉衣体现了身份的高低，为什么汉王朝没有赐给南越王？因为此时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不会把南越国放在眼里，南越迟早是囊中之物。而前几朝的示好都是为了暗中积蓄力量到武帝朝将其消灭。
汉宣帝觉得刘贺不可能有夺取政权的能力，于是在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封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海昏侯国的地点在豫章（现江西境内）。当年，昌邑国所在地山东是文化发达、市面繁荣的地方，江西则还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以刘贺名义上是被封了侯，但实质上却是一种“流放”，对刘贺是一种放任不管的状态。因为张敞在给皇帝的奏本中说“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大意是说刘贺头脑糊涂，根本不会造反。因此相比对南越的那种敌对状态，汉王朝对海昏侯刘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3、发展水平的不同
发展水平的不同主要从发展历史来追溯，表现在两墓的墓室面积、功能分区和墓中随葬的金钱数量等方面。
从历史上来看，南越相对中原来说是蛮夷之地，越人主要从事渔业和简单的农业生产，整体处于尚未开化的野蛮状态，到南越国时期，仍然不能制造用于生产的铁制工具，必须从中原输入。因此，吕后专政时期颁布“別异蛮夷，隔绝器物”的政令后惹恼了赵佗，于是赵佗自封尊号武帝。虽然南越时期发展水平较之前有了很大进步，他们已能制造出精美的青铜钟、鼎和多种的工具、武器，工艺水平已接近于中原①，这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器物中可以得到印证，但据南越王墓的面积来看仅100多平方米与海昏侯墓4万平方米相比差别显而易见，这不仅与南越王墓是石室墓有关而且与南越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海昏侯墓的所在地是南昌，南昌地处长江以南，水陆交通发达，形势险要，自古有“襟三江而带五湖”之称。南昌先后有豫章（汉）、洪都（隋唐）等称谓，是历代县治、郡府、州治所在地，向来繁荣昌盛。海昏侯墓面积达4万平方千米，规模可谓宏大，如果没有巨大财力的支持便不可能建成如此规模的墓。
从随葬品中钱的数量来看，差别更是不言而喻。南越王墓中随葬品大都是鼎、乐器、食器等没有发现金钱随葬。因为南越王国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基本上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南越王墓西瓯君夫妇墓都没有随葬钱币，广州发掘的两百多座南越王国时期的墓中只有十座墓出“半两”铜钱，但长沙汉初墓不乏半两钱，这可能与南越王国货币经济的不发达有关。[1]
从墓的功能分区来看，南越王墓的墓内布局为东、西耳室、前室、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相比之下海昏侯墓的墓内分工则更为细致化，分为车马库、厨具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品库、武 库、钱库、酒具库、衣筒库、粮库等。 4、墓中各自特色
南越王墓和海昏侯墓的特色之处各有不同，南越王墓更多地反映南越国与内地、周边地区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显示了它作为汉王朝南端一个僭越政权在地理位置及独立行使权力方面的优越性。而海昏侯墓的主要特色则是体现了墓主个人的兴趣爱好、权力、地位，为我们更真实地还原史书中的刘贺提供了可能性。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南越国的北部边界一直到南岭；东部边界一直到今福建西部，与闽越交界；南部边界一直到今越南中部的长山山脉以东；西部與夜郎、毋敛、句町等国交界。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南越一方面受到楚及中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和西瓯、闽越有着密切的交往同时和越南、非洲等地也有着经济等方面的往来。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铜提筒据考古发掘证明仅发现于中国的云南、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而两广出土的铜提筒则大多集中出现在南越国时期，由此历史渊源可基本断定，这类铜提筒的起源地应在越南，两广铜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2]西耳室出土的错金铜纹虎节和一件独特的楚式铜鼎都说明南越与楚有一定的联系，史载“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3]；南越王墓主人棺椁的“足箱”内，一件精美的银盒，因新颖、独特的蒜头凸纹而为人注目，这件银盒与同一时期西亚波斯一带的器皿风格极为接近，所以专家称之是岭南最早的“舶来品”。②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传到南越国，而且这件银盒还经过改造加工。
海昏侯墓的特色在于出土了钟鼎琴瑟及各式砚墨、大量汉简约五千枚和有孔子画像的“衣镜”等带有汉文化印记的物品。通过红外扫描等技术已经可知，海昏侯墓出土的近五千枚竹简至少涉及《论语》、《易经》、《礼记》、方术，乃至与养生及房中术有关的医书等内容。这些随葬品的出土显示了墓主对文化的尊崇；海昏侯主墓的西侧有一个占地约80平方米的长方形土坑，这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首次发现的车马陪葬坑，在这个坑里共发现5辆木质彩绘车和20匹马的痕迹。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知名秦汉考古学家信立祥说，乘坐4匹马的车是汉代王侯出行的最高等级，5辆车20匹马，正好是4匹马一辆车，这也说明墓主人身份之高贵；墓中出土的大量金饼、金板、麟趾金、马蹄金反映的则是西汉的酎金制度。正是这些特色物品的出土为我们了解真实的海昏侯提供了可能。
注释：
①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9.
②李郁 波斯来风：南越王墓银盒 《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9日08版）.
参考文献：
[1]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 “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 《考古》1984年第3期.
[2]岳南 《考古中国·南越王墓现世记》 海南出版社.
[3]司马迁 《史记·南越列传》 中华书局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