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明53岁，个子不高，但壮实，剃着寸头。长春的冬天很冷，他穿着黑色短款貂皮大衣。
　　一个多小时里，他几乎没有和记者正视过，始终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双眼。
　　出狱快14年了，时间埋藏一切，樊志明几乎已经不再提起他的冤屈。直至2018年5月29日，梁萬春在中央扫黑除恶的斗争中被立案调查，抓进了看守所。他又想再试一试，却依然没有什么信心。
　　“他的人脉很广，势力很大，我根本斗不过他。”这是樊志明在采访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被用于解释自己当年为何认罪。

冤大头

　　2000年，农历正月十六，正在家中睡觉的樊志明，被突然敲开家门的警察带走。
　　在派出所，警察问他是否在年前向梁万春索要了2万元钱。樊志明矢口否认，他说，那2万元是梁万春主动提出给他们家的“和解费”，并且是梁万春与他妻子匙静梅进行交接的，他甚至都没有见过那笔钱。
　　梁万春“睡了”樊志明的老婆匙静梅，被发现，对方主动提出给他2万元作为“和解费”。
　　“因为那年我卖鞭炮是他帮我联系的进货渠道，而且我知道他的势力大，我拿他没办法，所以也就同意和解了。但钱我没有拿。”
　　过了几天，小年前后，梁万春给匙静梅打电话，再次表示要给他们2万元的“和解费”。樊志明默许了，与匙静梅一同乘坐出租车去取钱。出租车停在路边，樊志明坐在车里等，匙静梅一个人下车取钱。
　　回到车上后，匙静梅表示钱已经拿到，两人便回了家。但樊志明表示，自己始终没有问过匙静梅这笔钱拿到后的去处。当这2万元再被提起时，樊志明已经被以敲诈勒索的罪名抓到派出所了。
　　“我一开始肯定不承认啊，就把事实说了一遍，可当时的办案人员说他们不信，就用手扣把我吊在管道上，就脚尖能点地。”接着，樊志明的衣服被掀起来，蒙住头，电棍、皮带不断袭来。“我不知道自己被折磨了多久，但知道打我的人换了好几拨。”
　　樊志明回忆，受过皮肉之苦后，自己开始害怕起来，就不再那么坚持事实。
　　他说自己不识字，不知道口供上写得具体是什么内容。当晚，他被转去了看守所。被打到浑身发黑的他，是扶着墙进去的。
　　在看守所待了几天后，樊志明的身心稍微平复了些，再被提审时，他重新开始坚持事实，结果还是一样，后来干脆变成提审之前先打一顿，就这样过了大半年。
　　罪认了下来。“当时被打怕了，怎么挣扎也没用，我甚至一度认为被判死刑都好过在看守所里受折磨。”但是真正投改以后，樊志明就开始后悔。
　　“那年我33岁，还是太年轻，要是换作现在，打死我也不会认的。”樊志明深吸了两口烟，又改口说：“可是后悔又有啥用呢？当时就是挺不住了啊。”

证人与证词

　　樊志明自己认罪是一方面，证人和证词才是关键。
　　匙静梅也被抓进了看守所，但遭遇与樊志明截然不同。她没吃多少苦头，所以对往事更加释怀，听说要采访，并且涉及当年那不太光彩的事，就显得不那么痛快，约了三次、历时两个月才答应。
　　她对《南风窗》记者回忆说：“我在里面特别受照顾，可以说是吃香的喝辣的，就是没有自由。”睡觉的大通铺上，大部分人都只能立着睡，而她有充足的空间可以随意翻身。
　　“在樊志明进去之后我进去之前，梁万春曾主动和我说起过，钱是我接的，所以警方肯定会找到我，他叫我不要害怕，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肯定会把我保出来的。”
　　在看守所的20多天里，匙静梅被提审过两次，审讯员提醒她问什么答什么，不要做多余的解释。她说，自己因为害怕会坐牢，也没想到连钱都没见到的樊志明会比她的处境严重，就没有坚持陈述事实。
　　审讯员告诉她，不要查看笔录的具体内容，直接在下面签字就可以回家了。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匙静梅照做了。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再没有人找过匙静梅。“钱是我接的，拿到钱以后我就存到我名下的银行卡里了，进看守所的第二天这笔钱就以涉案资金的名义被转走了。按理来说，就算是敲诈勒索，我的嫌疑也要比樊志明大，但最终事情都落在了他头上。”
　　之后的20年中，匙静梅的生活一切如常。但曾有阅览过樊志明一案卷宗的人透露，在卷宗中，匙静梅的名字后面被标注为“在逃”。
　　2020年3月3日，记者前往长春市南关区检察院申请查看樊志明一案的卷宗，得到的答复是，非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无权阅卷。“除非你有我们上级部门领导开具的介绍信，或是由其陪同前来，我们才会考虑是否同意申请。”
　　尽管对卷宗之事毫不知情，但匙静梅始终认为事情从一开始便是梁万春设的圈套，目的是让樊志明坐牢。
　　“那次与梁万春发生不正当关系，我也是被迫的。”当时，光明村过年期间鞭炮摊的营业执照都是梁万春托关系办的，其他人要想经营鞭炮摊，就要在梁万春那里花2000元钱买执照。“那年，我找梁万春买执照买鞭炮，他借机约吃饭，把我灌醉了。”然后就有了后面的一系列事情。

涉事人本就只有梁万春、匙静梅、樊志明3个人，另外两个人的证词都指向樊志明有罪，敲诈勒索罪无法逃脱。

　　涉事人本就只有梁万春、匙静梅、樊志明3个人，另外两个人的证词都指向樊志明有罪，敲诈勒索罪无法逃脱。
　　另一件陈年旧事，也被梁万春做成了“案件”。
　　1996年，樊志明做生意之余“爱耍钱”，那阵子经常和村里的亲朋邻里一起推牌九。有一次他输了不少钱，在散伙后被人提醒，刘春伙同另一个人在出老千骗他。
　　第二天，樊志明又输了，想起前一日的提醒，火冒三丈，要求刘春二人把赢他的钱退回来。一边骂，一边去厨房找家伙，扬言要砍了他俩的手。“当时屋里有20来人，大家全都互相认识，都在拉架，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受伤，不过是虚张声势。” 　　最后，樊志明在拉扯中抢走了对方手里的100多元钱。
　　刘春的姐夫就是梁万春，得知此事后以被抢劫为由报案。派出所警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让樊志明交了2000元的保证金取保候审，就让樊志明回家了。之后的几天，警察向几位在场者取证后，确定樊志明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电话通知樊志明可以取回保证金并销案。
　　由于生意忙，又缺少法律意识，樊志明想着反正自己也没犯法，就没把销案当回事，这为后来留下了祸根。不仅没去销案，连保证金都是派出所的一个警察送来他家的。
　　后来，“敲诈勒索”事发，此事也被翻出来，成了另一项罪名，只是“抢劫”金额已经变成了数千元。

炙手可热

　　2000年9月，樊志明的案子一审开庭，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其实如果要核实的话，这个警察就是很好的一个证人，当时就认为我没有犯罪，保证金都给我退回来了，怎么4年以后就判我抢劫罪成立呢？”
　　樊志明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场者的证词发生了变化。
　　做了伪证以后，不少在场者因为心有愧疚，便给樊志明的家人打电话道歉，说自己也是因为害怕被梁万春找麻烦，实在被逼无奈。
　　“其实1996年我被抓的那次，刘春就来和我解释过，说不是他报的警，全是他姐夫梁万春一手操作的，他觉得不至于，但是没人敢违背梁万春的意思。”
　　一直到2006年樊志明减刑出狱，还有人联系他，向他解释当年的事情，但是他都选择不去理会。因为那些解释只要不是在警察和法官面前说出，对樊志明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他们都没胆量这样做。
　　面对《南风窗》记者的询问，当年的在场者赵刚和李德田都是闪烁其词，只愿回忆当时的大概情况，遇到细节之处，便答复说“年头太久完全记不清楚了。”
　　两人均说，当天是一场普通的赌局，发生口角乃至大打出手是突发事件，而非樊志明蓄意抢劫。另外据赵刚回忆，2000年樊志明进看守所以后，曾有村民通知他警察找他问话，地点是在梁万春家。
　　“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梁万春和公安局关系好，所以说在他家问话我也没多想，当时问的都是诱导式问题，问完以后我也没有细看笔录的内容，签了字就走了。”
　　梁万春到底和樊志明有什么深仇大恨，一定要送他去吃牢饭？
　　“一方面他觉得和匙静梅的事我肯定会记恨，不把我送进去我以后会找机会整他；另一方面，他能用无中生有的事情把我彻底扳倒，显得他多厉害啊。”这是樊志明的猜测。
　　然而在光明村，甚至大到长春市，认识梁万春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做过的仗势欺人的事情数不胜数。2018年梁万春被抓时，光明村的村民敲锣打鼓地去市里送锦旗，并在村委附近连放了两天鞭炮，光是地上的红色鞭炮纸，就装了满满两辆垃圾车。
　　樊志明回忆说，在他出事之前，他曾做过水果生意，梁万春就在过年的时候找他帮忙批发水果。一车子的精装水果，价值几万元，他帮梁万春批了货后送去长春某公安分局，全局上下人人有份。
　　“陪他送了几次礼，一起参加了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开业典礼，看到他和那些人的关系，我就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能把有罪的人捞出来，也能把无罪的人送进去。”
　　看守所里的人对他说“梁万春想要整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他是相信的。出狱10多年，梁万春不被抓，他也没胆提翻案的事。

重回生活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以后，樊志明的身心已经彻底崩溃了，根本不想上诉。

樊志明出狱后不久樊父就去世了。他总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的牢狱之灾，让父亲少活了十几年。

　　是樊母哭着给他打电话，让他一定要上诉，告诉他只要在上诉申请上签个字就行，其他的材料和流程家里人都会帮他准备，不需要他再操心。
　　为了父母，他提起了上诉。“我父母了解我，从小到大都不偷不抢，怎么可能做这种违法犯罪的事呢。而且我当时的生意很好，一天挣几百元没问题，好的时候日收入能达到一两千元，怎么可能为了那点钱去抢劫、去勒索？认识我的人没有人相信。”
　　碍于梁万春的势力，樊志明的兄弟姐妹都不好为他出头，唯有他年过花甲的父母为他四处奔波。2001年的年初，樊志明的刑期从有期徒刑10年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
　　费尽所有力气几近倾家荡产才减掉3年，但是，直到2003年，樊父依旧在省、市、区的各个部门之间奔走，为儿子申冤，却始终无果。
　　后来，因为改造认真积极，樊志明被减刑两次，于2006年9月出狱。
　　出狱后儿子都已经上高中了，父母也老了不少。
　　当年打官司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后来母亲生病，家里把房子也卖了，“那套房子卖了11万，结果第二年那片就拆迁了，那房子分了将近100万。你说我该有多倒霉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樊志明重新开起了一家水果店，支撑起了家里的花销。不仅供儿子上完了大学，还为儿子买了100多平方米的婚房。只是他没再回过光明村，也没和村里的人再联系。
　　樊志明出狱后不久樊父就去世了。他总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的牢狱之灾，让父亲少活了十几年。梁万春被抓以后，樊志明去给父亲上坟，希望他能安息了。
　　“虽然我现在辛苦点，但钱是自己挣的，睡觉也踏实，比梁万春要在监狱里过余生强得多。”在采访的最后，提到梁万春终于被绳之以法，樊志明的脸上终于见笑了。
　　无论如何，他坚持自己并没有违法。
　　梁万春一案还在审理当中，据警方通报，以梁万春为首的涉黑团伙成员，利用家族势力在长春市南关区明珠街道光明村橫行乡里、欺压百姓、称霸一方。但从目前记者所了解到的案件信息来看，并没有控罪指向他动用私人关系陷害樊志明。有办案人员透露说，梁万春在看守所提起此案时，曾言语傲慢地说：“这个案子你们是翻不过来的。”
　　去年春天，在光明村现任村书记王赓的帮助下，樊志明和匙静梅先后向有关部门详细说明了当年的实情，并做了笔录。
　　至今没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