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新科学与文明新形态的关系就始终是哲学的时代命题。但是，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一个方面，相比宏观的文明新形态或历史新阶段，科学实验与技术应用的新特征则更为具体与特殊。因此，在资本主义主导的近现代文明形态初期，以卢梭为代表的哲学家们普遍有着文明焦虑，一方面预判了这一文明形态所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与价值危机，另一方面却无法依据古典的经验来判断科学与艺术的未来走向。而到了大工业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面对业已呈现出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国家政治，马克思得以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从而提炼出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分析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结构性矛盾与未来文明形态的必要条件。今天的我们，在面对尚待展开的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之时极易陷入卢梭的“文明焦虑”，但是却并不应就此返回到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或者浪漫主义的思想愁绪，而是要以历史科学的方法与态度直面仍然束缚着科学、生产力与人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展望文明形态真实且普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