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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构建形象、呈现自我的方式在自媒体时代不断发生着转变，这是人类学家不得不关注的现象.赵旭东教授指出，“微信民族志”时代已经到来.本研究认为，“抖音”作为当代青年中最具影响力的短视频平台，可以拓展微信民族志研究，但怎样开展“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研究尚无一些有创建的尝试.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可能性，进而厘清了研究对象，且以此为基础，对“抖音”微生活民族志进行了一种探索性的书写，试分析“抖音”短視频对个体形象建构的主观和客观影响.研究发现，短视频内容文本的反复强化特点促使个体有效建构自我形象;在个体不主动避讳被熟人观看时，他们的线下形象与线上形象基本吻合;看似是网民共同主动筛选出来的网红，实则是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反映.
[关键词]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形象建构;社会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4-0054-08
互联网时代的演进是一个不断去中心化的过程，个体的表达欲在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载体上得以实现，人类学家不得不开始关注互联网时代人们生活方式中的新内容.问题在于，面对短视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类学家应该如何对之进行定位，又将如何将之纳入到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本研究认为，将“抖音”这种短视频形式作为一种文本是实现人类学意义上民族志书写可能性的重要手段.
一、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可能性
自2000年起，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开始关注“虚拟民族志”的前景，张娜143-150提出虚拟民族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以此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赵旭东1-24教授认为，在平面化的互联网时代，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有可能变成一种拼插式的创新.而微信消除边界，打破学科界限，带来了知识生产和共享方式的变革，同样也带来了一种文化实践内涵上的改变4-14.因此，微信开启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彼此交往方式的新时代，微信民族志时代即将到来.廖杨教授等11-20+97-101将微信朋友圈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大场域，分析了其中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表达.吴震东28-34+102-104从认同性仪式、情感象征与价值交换等层面分析了作为“礼物”的微信红包，重点阐述了其所具有的文化资本符号意义.唐魁玉教授等从实践层面，探讨微信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方式和文本分析方法等，指出必须处理好网络田野和现实田野工作的关系，揭示出微信民族志文本言语的片段性和人际互动特征.也就是说，微信民族志的书写不仅仅要关注网络文本和网络田野本身，线下的关系和线下的田野工作也是题中之义.可见，人类学家对微信朋友圈的关注是看到了它对社会互动的一种表达之用，利用微信圈和我们在其中所留下的记录、参与性观察的种种感受，更新对传统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知识观念.77
微信民族志主要研究内容是朋友圈留下的痕迹，即将聊天记录、朋友圈的内容等作为文本来分析个体或群体的互动内容，个体对所涉及的互动者具有主动筛选的过程，最后，这些所涉及的互动者构成了以个体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换句话说，微信圈里的个体关系既有“熟悉”的“陌生人”，也有“陌生”的“熟人”.111即涵盖了格兰诺维特意义上的强关系对象和弱关系对象.作为短视频载体的“抖音”，它的定位不是纯社交工具，而是集标题、视频、评论和转发等为一体的分享、表达载体.通常，视频主题具有一定的同质化、类型化倾向，营造一种“大家都在玩这个”的参与感，视频内容形式较为丰富，评论区显示出有组织、有脑洞、有看点的特点，这也就是说，“抖音”短视频平台是往社区、社交属性发展的，隔屏互动，打破了以往受到时空限制的人际交往，扩大了弱关系下的社会联系.5-11和微信类似，“抖音”具有模仿性、参与度和交互性的特点，也是一个呈现自我、展现自我的平台，只不过这个平台表演性质较强，但“表演”并非就不是一种自我展演，按照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说法，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只不过那些平台场域中展现的是前台我，符合观众和社会期待的个体自我想象.“抖音”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共享的平台，也是一种在评论区和直播间形成民众彼此虚拟的在场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意识的平台.9
“抖音”短视频的书写是以动态视频的形式呈现的，标题和评论区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本，如果我们将视频内容、标题、评论作为一个完整文本，恰好对应于互动社区内的不同样态，标题主题被归为不同类别，用“#”在前的形式进行标注.视频也有很多模仿、对口型、合拍等类型.很明显，非常多的青年个体在“抖音”上书写了自己的故事，留下了自己的生活印记，那么，它必然也可以成为书写民族志的一种可能类型，笔者认为可以将之归为微信民族志的扩展，即“抖音”微生活民族志.“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实现或部分地实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科学民族志”的主张和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描述或解释的理想.77本研究认为，“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就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网络社会互动及现实空间田野工作文本的生活印记.要想开展“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研究，就必须对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抖音”微生活这一社会事实进行描述.
二、“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研究对象
描述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抖音”微生活这一社会事实，实际上就是在探索其研究对象可能是什么.回归到微信民族志的本来意义，就必须厘清人们在“抖音”上留下的印记到底是什么，这些印记又是如何影响到个人生活的，如个体形象的构建、社会互动实践等.本研究基本沿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即线上参与观察和线下访谈结合的方法，重视线上田野工作和线下田野工作的双重展开，创新之处在于从文本的角度确实研究对象，以便于实践其研究方法.
笔者自2018年11月起，开始对“抖音”短视频平台进行参与观察，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5月，对28位“抖音”使用者的视频内容进行记录，且进行操作化分类，28位“抖音”使用者，都是笔者特地挑选的，标准是辐射地区多、视频内容类型多样，其中21位属于“非网红”，7位属于“网红”，基本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类型.21位非网红分别来自上海、苏州、济宁、兰州、成都、包头、乌鲁木齐、吉林、广州等地区，年龄在20-38岁之间，男女各14位，职业包括学生、职员、教师、全职妈妈、公务员等;7位网红拍摄的视频内容类型各不相同.其中，在半年间不定期对其中16位“抖音”使用者进行了3-8次深入访谈，对其中5位“抖音”使用者进行1-3次线上访谈，访谈的时间选择参照的是他们的短视频发布量，包括大量发布期、间隔性发布期、稳定发布期等.另外7位属于“网红”，研究者只对其使用“抖音”短视频平台进行参与观察，对其视频内容进行操作化分类，并未进行访谈.通过廓清研究对象，利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尝试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经过与“抖音”使用者的讨论以及他们对笔者操作化分类的反馈，本文尝试着对使用者在“抖音”留下的印记做一个文本类型上的拓展，以期对“抖音”民族志的书写做一个准备性工作. （一）文本类型的拓展
文本通常指的是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可以将“抖音”短视频内容类型、短视频标题和短视频评论都视为文本，即拓展了文本的类型.通过笔者为期半年的参与观察，结合访谈对象的反馈，针对“抖音”短视频呈现个体生活或形象的内容，排除了单位（群体）的行动等内容，对短视频内容类型、视频标题和视频评论三种文本进行了尝试性分类.很明显，不同的分类标准下，会出现不同的类别形式，本文只是其中一種方式，这样的分类自然会忽略某些类型，也无法阻止未来可能的类型出现，只希望对“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研究提供一点参照，同时，这也是探索“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可能性的基础性工作.
根据本研究中28位“抖音”使用者的实际情况，将短视频内容主要分为八种类型，即照片集锦、模仿性表演、生活场景表演、生活场景实拍、技艺展示、生活经历分享（吐槽）、恶搞亲密的人、经济性表演等，其中，照片集锦指的是使用人或物的照片制作成照片电影的方式;模仿性表演指的是某一个视频、抖音道具等爆火后，其他以跟拍、合拍等形式进行模仿的表演，比如同一背景音乐下的对口型表演，“大叔”道具、“白娘子”道具等;生活场景表演指的是具有一定的剧本、演员、场景等，发生场景是生活中存在的那种以塑造某种形象为目的的表演;生活场景实拍不同于生活场景表演，视频内容发生于日常生活场景中，但却无固定的剧本与演员等，较为随意;技艺展示指的是拥有唱歌、跳舞、乐器、生活技能等技艺的人进行视频展演;生活经历分享（吐槽）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可能真实的生活经历进行分享或者吐槽;恶搞亲密的人指的是视频内容集中于使用一些“越规”（超越日常生活规则的）相处方式与父母、兄弟姐妹、伴侣等进行互动;经济性表演指的是以售卖物品或引导消费为目的的表演，如售卖衣服、食品、玩具、推荐餐厅等软广告形式.当然，有些时候，一些视频内容的文本可以是上述多种类型的结合体，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些视频内容需要对这八种文本类型进行更具体的细化，比如模仿性表演下的搞笑类型、深情类型，生活经历分享（吐槽）下的说唱吐槽、平铺式吐槽等.
视频标题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加任何标题，第二类是和视频内容有一定的相关度，第三类是加上“抖音”某一主题，以标题前加#为标记，这类标题通常以发布者拍摄的内容为原始素材，全民参与加工与互动.去中心化的特点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主题的原初发布者.这些主题可以用标题作为导向，也可以用视频内容作为导向，如“#一秒钟变白娘子”主题就是以“白娘子”道具为导向的，先于视频内容;再如“#炫富”主题是视频内容先于视频主题，人们以内容为切入点进行模仿.另外，有时候标题能够对视频内容进行贴切的阐释，更好地引起观看者兴趣.视频评论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内容相关式、共情叙述式、搞笑带节奏式和@相关人物式，分别对应于观看者的目的，即观赏式、共情式、娱乐式、关系加固式.标题和评论中会出现新的语言形式——网络用语，它们被广泛传播，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比如“秀儿”“抖友出征，寸草不生”等.评论区出现的新文化符号应用性强，并不局限于某一视频内容本身，而是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同时，这些热门评论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因此超越了现象的对应性，代表了一种风潮而已.几乎在点赞数高、评论数高、转发量高的视频评论区均可以看到.文化符号的产生促生了一个较为封闭的社群.评论区语言互动的对象可能是视频作者，可能是线下生活中的熟人，也可能是陌生人之间.
（二）研究对象
“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既包括线上的三种主要文本，也包括线下“抖音”短视频的使用者，分别对应于线上和线下田野工作区域.前者的研究方法主要为参与观察法和操作化分类法，后者的主要研究方法为访谈法.由于线上文本和线下使用者都具有多样性，因此，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进行合适的圈定.但由于视频内容文本和“抖音”短视频使用者能够进行较好的对应，而评论文本是针对他人视频内容或他人评论的，因此很难将之对应.
笔者认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研究者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第一，针对视频内容文本的研究，可以结合线下“抖音”短视频使用者的访谈，通过操作化视频内容，可以看出较高频率（比如平均2-5天制作一个视频）制作“抖音”视频的使用者视频内容多具有同质化的特点，那么他们的“粉丝”与视频制作者本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熟人关系还是陌生人关系）、视频制作者本人怎么与“粉丝”互动都是我们可以研究的内容.第二，针对评论文本的研究，此时视频内容文本是个体间进行互动的素材或者起始点，由于评论大多是指向他人视频内容的，一方面，很难以个体为中心搜索其所有评论，另一方面，个体的所有评论可能指向他对事物的某种认知或态度，但是这样的研究可以从访谈和观察中得出，没有必要从一些具有跟风、戏谑性质的评论中臆断.因此，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拥有大量评论的同类型视频中找出人们在评论里的高频词，对相关评论进行操作化处理，得出人们对相关事件或者事物的认知观念.另外，某些网红的粉丝可能会加入以网红为中心的微信群，那么这种新的社群是否进行了良好的组织与发育，又对个体或群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我们可以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个体形象建构与社会价值观的对应
（一）共同观看的熟人与陌生人
通过对“抖音”视频内容文本的梳理和对“抖音”使用者的深入访谈，可以发现，视频内容本身指向网络生活空间，“抖音”短视频使用者拍摄目的和期望观众主要是网络世界中的陌生人，“发出去自然是希望有人看”.熟人已基本被微信群、QQ群等早期社交软件占领.但是，在注册“抖音”时，系统会推荐使用第三方账号进行登录，无形中将它们进行了捆绑，如微信、QQ、头条、微博、手机号等，因此，熟人的短视频也会互相被推送，即互为观众.
21位访谈对象中有18位不会特意关注熟人看到自己发布视频的想法，1位是用小号（头条账号）注册的账号，特意躲开熟人的“监督”，5位只回复熟人的评论，有3位访谈对象曾经都有一个“火了”的视频，即点赞数超过1万个.不关注熟人观看的原因在于“大家都是年轻人嘛，很多人都在玩，没有什么好特意关注的”，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所有访谈对象的父母中，只有1位父亲玩过一个月的“抖音”（只发了3个生活场景实拍风景类的短视频），1位有长辈（姑姑）玩过20天左右的“抖音”，其他父母或长辈亲属并不是“抖音”用户，所以基本不存在代际之间的矛盾，比如张钧涵（2019）研究中的小希被父母看到发布的作品后，以“视频拍得完全都不像你了”为由对女儿进行批评，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事件，访谈对象小丽发布过一个“展现女性魅力的视频”（露肩膀、抛媚眼），被父母看到，引起轩然大波，小丽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啊，父母还认为我是小孩子呢”，正因为视频中呈现的形象与父母心目中女儿这一角色形象出现一定的偏差，所以引发了代际之间的冲突. 经过深入访谈，笔者总结出访谈者拍摄“抖音”短视频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表演欲作祟;第二，希望自己得到关注和赞赏.这两个目的都指向了形象塑造的结果.按照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观点，社会本来就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表演，“抖音”短视频平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具有舞台背景、灯光、观众聚焦的平台，但同时，舞台也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前台是指表演场合，后台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对“抖音”使用者而言，短视频中的“演出”就是一种前台表演，所以那15秒中的人“是我，也不全是我”.通过比对线下形象和线上形象的一致性程度，研究发现，二者的反差并不会成为影响视频发布者自我形象呈现的因素，真正影响的因素在于个体视频内容文本到底是具有稳定性格的“人”的形象，还是一种被观赏的“物化”的形象.比如访谈对象中的小琪，她是“用小号注册的抖音”，“不想被认识的人看到”，分析可知，小琪的34个作品中有29个呈现的是具有一定“性意涵”的女性形象，在她的认识里，“性感没什么不好，反而，更容易火吧”.
总结起来，进行较高频率拍摄“抖音”短视频的个体，他们的视频内容类型较为集中，反复强化的内容文本类型在客观上塑造了其个体形象，但这些形象一般与线下生活中的个体形象接近或者戏剧化夸大，相对来说，基本吻合.对于视频制作者本人和相关熟人观看者来说，视频内容呈现的形象基本是拍摄者本有的特点而已，表面上看来，他们之间是相互“忽略”的.而个体一旦成为“网红”，伴随着所拍摄视频被大量地播放和点赞，粉丝会非自觉性地建构出网红的形象.
（二）形象构建——被聚焦的社会期待
经过对21位访谈对象“抖音”短视频内容操作化分类处理，笔者发现，有16位使用者的内容文本所呈现的形象与本人在线下的形象基本一致，促使他们拍摄视频的一个强大动力在于，由于“网红视频”种类较多，访谈对象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共情.另外，视频拍摄较易实践，“我能做的可能更好”.这并不能说明，“抖音”拍摄者不在乎自己所呈现的形象，也并不能说明他们拍摄的目的只是单纯指向自己.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最先提出了“自我呈现”的概念，Jones 等人在 1964 年扩大了“自我呈现”的定义，认为人们在自我呈现的过程中企图控制他人对自己个人特征的印象.“抖音”视频使用者在拍摄视频时，并非单纯的盲从，他们会结合自己的日常形象和期望他人获得的形象认识进行选择性“自我呈现”.比如使用“抖音”将近23个月的小明，现年25岁，是乌鲁木齐一位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生活中的他活泼好动、幽默乐观，拥有众多朋友，224个视频作品中有197个作品（约88%）都属于模仿性表演，且全部属于搞笑类型;使用“抖音”6个月的上海大四学生小叶，生活中漂亮甜美，喜欢日韩风，42个作品中有33个（约74%）作品属于模仿性表演，风格是可爱卖萌型;使用“抖音”3个月的阿兰，现年21岁，是一名来自四川的职员，42个作品中36个（约90%）都属于模仿性表演，核心内容都是在展示自己的外貌;使用“抖音”20个月的李强，是一位在苏州某跨国企业就职的员工，现年29岁的他养了一只猫咪，67个视频作品中有60个（约87%）记录的是他与猫咪小豆的日常生活.
通过对21个“抖音”短视频使用者的作品进行内容文本操作化后，几乎所有人的视频内容类型都较为集中，占比在74%到100%之间，分别是模仿性表演类和生活场景实拍类，模仿性表演类包括搞笑型、可爱型、耍酷型，生活场景实拍类包括我与宠物的日常、我与孩子的日常、我与伴侣的日常等.对7位“网红”作品进行内容文本操作化后，发现他们视频内容文本主要是模仿性表演类、生活场景表演类、才艺展示、生活经历吐槽、经济性表演类，具体为“别人家的男友”“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的爸爸”、隔辈亲、唱歌好听、留学生的文化震惊、爱好摄影.在21位访谈对象收藏点赞的视频中，几乎以上八种类型都有出现.
通过对被广泛点赞的视频内容文本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集中性的视频通常是个体本来拥有的或者希望呈现出来的某种特点的放大，拥有这些内核的视频被反复拍摄、反复播放，从而完成了其形象的建构.访谈对象小雅非常喜欢一位来自南京某高校的与她基本同龄的男性网红阿刚，阿刚的短视频类型为生活经历吐槽+生活场景表演的结合版，擅长反串模仿各种生活场景的女性，在小雅看来，“阿刚人长得帅，声音好听，有才华，表演很到位，每次都让我笑得眼淚都出来.”也就是说，虽然90%的访谈者都认为15秒的视频并不能呈现一个人的特点，自己也并不相信视频里的人都如同视频本身表演的形象那般，但是这些反复强化某些特点的视频，确实让观看者建构了与视频制作者所期待呈现形象类似的形象结果.当然，这些人或者其作品能够成为网红或者网红视频，得源于“网民的力量”，这是群体性的选择.因此，网红的选择看似是个体主动的选择，实则聚焦了社会的期待，是社会价值观的投射.类似于“别人家的各种家庭角色不会让我失望”的说法无非是理想家庭角色和实际家庭角色之间的剪刀差，那些线上的美好形象将观看者生活中的遗憾在视频内容中呈现.
（三）青年人价值观透视
研究者选择的7位网红，粉丝数量从180万到1605万不等，平均约为571万.对7位网红拍摄视频内容进行操作化分类，80%-90%的视频内容文本主要集中于五类，即模仿性表演类、生活场景表演类、才艺展示类、生活经历吐槽类和经济性表演类，具体来说，他们的视频内容核心观念总结起来，为“美女都是靠美颜的骗子”“女汉子很难找到男朋友”“爷爷疼爱孙女嫌弃儿子”“我是受老婆欺负的妻管严”“爱唠叨的刀子嘴妈妈”“方言说唱展现日常生活”“声线成熟温柔的小哥哥”“我的穿搭都在我的店铺”.分析21位访谈对象点赞的视频类型，结合访谈材料，可知，7位网红的视频或者类似视频都曾经获得过21位非网红访谈者的关注、点赞，从而也印证了7位网红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结合评论区文本和访谈，可知点赞数量高的视频基本上是引起观看者认同的内容文本.综合起来看，7位网红的视频内容文本，主要反映了青年的两种价值观，分别是家庭分工与性别关系、负面情绪的表达方式.两种价值观念方式本质上都反映了一种博弈与对抗. 分析这些类型化的视频内容文本，结合评论区文本，可以发现，这些网红视频将不同家庭成员的角色进行模式化.如唠叨的妈妈、沉默的妻管严爸爸、讨厌儿媳妇的婆婆、疼女婿的丈母娘、霸道不讲道理的女友、专一温柔会做饭的男友等，诸如此类的家庭角色综合了现实与理想的多种形象，看起来经历了男尊女卑、男女平等的两性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反转，女性开始在家庭生活拥有主导权，但实质上，不论是男尊女卑还是男卑女尊，共同的特点都有两个，其一，两性地位是对立与互相补充的;其二，两性是有等级之别的.这两点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催生下的两性相处方式吻合，即阴阳互补、天地君亲师等形式的等级性.只不过从男性主导转变为女性主导.另外，被访谈对象称为“甜蜜毒鸡汤”的“霸道女友、贴心男友”模式的短视频，实则是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模式，女性既要以上对下的权力，却主动“屏蔽”付出是需要对等的现实状况.但是实际上，通过对21位访谈对象关于亲子关系、夫妻互动、情侣交往等方面的访谈资料分析，发现这三种亲密关系的互动方式并不单一，与网红视频反映的也不完全一致.综合起来看，7位网红的视频文本中反映的第一种社会现象是父辈和子辈的夫妻关系中，女性在养育儿女上都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区别在于，21位访谈对象有19位都认为，不同代际在男性承担家务与照顾孩子方面是不同的，子辈的丈夫比父辈的丈夫承担更多，但远没有像部分网红视频中“别人家的老公”那样多.14位女性被研究者中有6位是学生、7位在职人员，只有一位是全职妈妈.因此，网红视频中的“榜样”丈夫形象是现实生活普遍缺失的，“只需要貌美如花”（物化女性）的女性并不普遍存在，大量的点赞数恰是当代年轻女性的一种对抗方式.
7位网红的视频文本中反映的第二种社会现象是父辈帮助年轻人照看孩子、年轻人要求有独立享受个体生活的时间（不愿意每天为孩子缠身）.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要面临的是“421”甚至是“422”家庭结构②，压力很大，又希望在承担家庭责任之外的个体主义的追求与享受，因此，年轻人选择了功利性地依赖父母.现在的“80后”“90后”已经逐渐开始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但是又无法像父母一样将全部的生活意义寄托在下一代，放弃自己的追求，于是只能让自己的父母继续做牺牲、做奉献.
7位网红的视频文本中反映的第三种现象是表达负面情绪方式的转变，不同于父辈的隐忍方式，年轻人开始通过吐槽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2010年后，“吐槽”逐渐成为网络用语，从亚文化的形式进入了主流视野，最明显的例子是李行健1796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收纳了这个词，并解释为“对认为违背常理的话语、事情等予以快速、犀利的批评.”从短视频内容文本上考量，“吐槽”指的是从对方的语言或行为中找到一个漏洞或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发出带有调侃意味的感慨或疑问.15同时，吐槽带有拆台、调侃等意思，也包含了一种犀利与幽默.吐槽不同于抱怨，抱怨通常是指责甚至谩骂，而吐槽则是以幽默的方式缓解自己的不满与负面情绪，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文化.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吐槽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抒发不良社会情绪的“安全阀”，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网红“抖音”短视频内容文本中呈现了多元的文化事项和青年人的社会价值观，也展演了许多基于现实的社会新现象.年轻一代有他们独特的话语方式和反抗形式，女性通过塑造完美伴侣形象来弥补缺憾，反抗具有尊卑等级的两性关系;年轻一代通过吐槽方式来舒缓压力、释放情绪.追求个体化的年轻一代将家庭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转嫁到父母身上，当然，评论区文本中对此展现出很多激烈的讨论，体现了人们对相关社会现象的反思与观点碰撞.
四、结语
本研究首先通过拓展文本的概念，指出“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可以是视频内容文本、主题文本和评论区文本三者，研究方法仍然延续虚拟民族志的思路，即参与观察法、访谈法等，并从微信民族志的前期研究对线上和线下“印记”结合的探索，指出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其次，本研究以视频内容文本为主要抓手，结合线上参与观察和线下深度访谈，对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映照性的个体形象建构进行了“书写”，主要有三个观点.
其一，虽然“抖音”短视频拍摄者主观上没有以集中性的视频内容文本来塑造自身形象，但是高频率、反复强化的短视频内容文本在客观上塑造并刻写了其个体形象.由于短视频拍摄者线上形象和线下形象较为接近，熟人观看者之间容易相互忽略，即视频本身所建构的形象并不会在熟人之间产生效果，只在陌生人之间起作用，如网红与其粉丝之间，这一形象是个体在线下生活之外的一种拓展.
其二，“抖音”短视频中成为网红视频的内容文本非常丰富，拍摄者在选择具体内容时，有自己的考量过程，多数人会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比对网红视频的内容，初期多以模仿为主，中后期会逐渐增加一些创新点，希望自己也成为这场“造星”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但这些表面上是短视频拍摄者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主动地对短视频内容类型进行选择，实际上这些视频内容文本本身就是当前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期待的一种实体化展示，人们大量点赞的网红视频内容文本是涂尔干意义上社会实体的对象化，在这场类似于仪式性的“欢腾中”，网民的心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冲动，他们所“粉”的正是“社会”这个实体本身.
其三，由于“抖音”短視频的受众以年轻人为主，因此，短视频内容中呈现内容文本就是年轻人社会价值观的对象化，比如婚恋观念、两性观念、家庭理念、人际关系维持方式等，同时他们在“抖音”短视频的主题文本和评论区本文中又进行了一定的文化创造，即网络用语和网红句子等.短视频内容中有部分文本类型反映了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反思.
注释：
①抖音是一场表演？王晓蔚：略超脱生活，但不是表演，http：//www.sohu.com/a/225881116_114778.
②“421”家庭结构指的是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和四位老人;“422”家庭结构指的是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和四位老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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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形象建构;社会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4-0054-08
互联网时代的演进是一个不断去中心化的过程，个体的表达欲在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载体上得以实现，人类学家不得不开始关注互联网时代人们生活方式中的新内容.问题在于，面对短视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类学家应该如何对之进行定位，又将如何将之纳入到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本研究认为，将“抖音”这种短视频形式作为一种文本是实现人类学意义上民族志书写可能性的重要手段.
一、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可能性
自2000年起，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开始关注“虚拟民族志”的前景，张娜143-150提出虚拟民族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以此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赵旭东1-24教授认为，在平面化的互联网时代，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有可能变成一种拼插式的创新.而微信消除边界，打破学科界限，带来了知识生产和共享方式的变革，同样也带来了一种文化实践内涵上的改变4-14.因此，微信开启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彼此交往方式的新时代，微信民族志时代即将到来.廖杨教授等11-20+97-101将微信朋友圈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大场域，分析了其中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表达.吴震东28-34+102-104从认同性仪式、情感象征与价值交换等层面分析了作为“礼物”的微信红包，重点阐述了其所具有的文化资本符号意义.唐魁玉教授等从实践层面，探讨微信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方式和文本分析方法等，指出必须处理好网络田野和现实田野工作的关系，揭示出微信民族志文本言语的片段性和人际互动特征.也就是说，微信民族志的书写不仅仅要关注网络文本和网络田野本身，线下的关系和线下的田野工作也是题中之义.可见，人类学家对微信朋友圈的关注是看到了它对社会互动的一种表达之用，利用微信圈和我们在其中所留下的记录、参与性观察的种种感受，更新对传统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知识观念.77
微信民族志主要研究内容是朋友圈留下的痕迹，即将聊天记录、朋友圈的内容等作为文本来分析个体或群体的互动内容，个体对所涉及的互动者具有主动筛选的过程，最后，这些所涉及的互动者构成了以个体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换句话说，微信圈里的个体关系既有“熟悉”的“陌生人”，也有“陌生”的“熟人”.111即涵盖了格兰诺维特意义上的强关系对象和弱关系对象.作为短视频载体的“抖音”，它的定位不是纯社交工具，而是集标题、视频、评论和转发等为一体的分享、表达载体.通常，视频主题具有一定的同质化、类型化倾向，营造一种“大家都在玩这个”的参与感，视频内容形式较为丰富，评论区显示出有组织、有脑洞、有看点的特点，这也就是说，“抖音”短视频平台是往社区、社交属性发展的，隔屏互动，打破了以往受到时空限制的人际交往，扩大了弱关系下的社会联系.5-11和微信类似，“抖音”具有模仿性、参与度和交互性的特点，也是一个呈现自我、展现自我的平台，只不过这个平台表演性质较强，但“表演”并非就不是一种自我展演，按照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说法，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只不过那些平台场域中展现的是前台我，符合观众和社会期待的个体自我想象.“抖音”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共享的平台，也是一种在评论区和直播间形成民众彼此虚拟的在场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意识的平台.9
“抖音”短视频的书写是以动态视频的形式呈现的，标题和评论区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本，如果我们将视频内容、标题、评论作为一个完整文本，恰好对应于互动社区内的不同样态，标题主题被归为不同类别，用“#”在前的形式进行标注.视频也有很多模仿、对口型、合拍等类型.很明显，非常多的青年个体在“抖音”上书写了自己的故事，留下了自己的生活印记，那么，它必然也可以成为书写民族志的一种可能类型，笔者认为可以将之归为微信民族志的扩展，即“抖音”微生活民族志.“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实现或部分地实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科学民族志”的主张和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描述或解释的理想.77本研究认为，“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就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网络社会互动及现实空间田野工作文本的生活印记.要想开展“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研究，就必须对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抖音”微生活这一社会事实进行描述.
二、“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研究对象
描述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抖音”微生活这一社会事实，实际上就是在探索其研究对象可能是什么.回归到微信民族志的本来意义，就必须厘清人们在“抖音”上留下的印记到底是什么，这些印记又是如何影响到个人生活的，如个体形象的构建、社会互动实践等.本研究基本沿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即线上参与观察和线下访谈结合的方法，重视线上田野工作和线下田野工作的双重展开，创新之处在于从文本的角度确实研究对象，以便于实践其研究方法.
笔者自2018年11月起，开始对“抖音”短视频平台进行参与观察，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5月，对28位“抖音”使用者的视频内容进行记录，且进行操作化分类，28位“抖音”使用者，都是笔者特地挑选的，标准是辐射地区多、视频内容类型多样，其中21位属于“非网红”，7位属于“网红”，基本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类型.21位非网红分别来自上海、苏州、济宁、兰州、成都、包头、乌鲁木齐、吉林、广州等地区，年龄在20-38岁之间，男女各14位，职业包括学生、职员、教师、全职妈妈、公务员等;7位网红拍摄的视频内容类型各不相同.其中，在半年间不定期对其中16位“抖音”使用者进行了3-8次深入访谈，对其中5位“抖音”使用者进行1-3次线上访谈，访谈的时间选择参照的是他们的短视频发布量，包括大量发布期、间隔性发布期、稳定发布期等.另外7位属于“网红”，研究者只对其使用“抖音”短视频平台进行参与观察，对其视频内容进行操作化分类，并未进行访谈.通过廓清研究对象，利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尝试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经过与“抖音”使用者的讨论以及他们对笔者操作化分类的反馈，本文尝试着对使用者在“抖音”留下的印记做一个文本类型上的拓展，以期对“抖音”民族志的书写做一个准备性工作. （一）文本类型的拓展
文本通常指的是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可以将“抖音”短视频内容类型、短视频标题和短视频评论都视为文本，即拓展了文本的类型.通过笔者为期半年的参与观察，结合访谈对象的反馈，针对“抖音”短视频呈现个体生活或形象的内容，排除了单位（群体）的行动等内容，对短视频内容类型、视频标题和视频评论三种文本进行了尝试性分类.很明显，不同的分类标准下，会出现不同的类别形式，本文只是其中一種方式，这样的分类自然会忽略某些类型，也无法阻止未来可能的类型出现，只希望对“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研究提供一点参照，同时，这也是探索“抖音”微生活民族志可能性的基础性工作.
根据本研究中28位“抖音”使用者的实际情况，将短视频内容主要分为八种类型，即照片集锦、模仿性表演、生活场景表演、生活场景实拍、技艺展示、生活经历分享（吐槽）、恶搞亲密的人、经济性表演等，其中，照片集锦指的是使用人或物的照片制作成照片电影的方式;模仿性表演指的是某一个视频、抖音道具等爆火后，其他以跟拍、合拍等形式进行模仿的表演，比如同一背景音乐下的对口型表演，“大叔”道具、“白娘子”道具等;生活场景表演指的是具有一定的剧本、演员、场景等，发生场景是生活中存在的那种以塑造某种形象为目的的表演;生活场景实拍不同于生活场景表演，视频内容发生于日常生活场景中，但却无固定的剧本与演员等，较为随意;技艺展示指的是拥有唱歌、跳舞、乐器、生活技能等技艺的人进行视频展演;生活经历分享（吐槽）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可能真实的生活经历进行分享或者吐槽;恶搞亲密的人指的是视频内容集中于使用一些“越规”（超越日常生活规则的）相处方式与父母、兄弟姐妹、伴侣等进行互动;经济性表演指的是以售卖物品或引导消费为目的的表演，如售卖衣服、食品、玩具、推荐餐厅等软广告形式.当然，有些时候，一些视频内容的文本可以是上述多种类型的结合体，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些视频内容需要对这八种文本类型进行更具体的细化，比如模仿性表演下的搞笑类型、深情类型，生活经历分享（吐槽）下的说唱吐槽、平铺式吐槽等.
视频标题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加任何标题，第二类是和视频内容有一定的相关度，第三类是加上“抖音”某一主题，以标题前加#为标记，这类标题通常以发布者拍摄的内容为原始素材，全民参与加工与互动.去中心化的特点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主题的原初发布者.这些主题可以用标题作为导向，也可以用视频内容作为导向，如“#一秒钟变白娘子”主题就是以“白娘子”道具为导向的，先于视频内容;再如“#炫富”主题是视频内容先于视频主题，人们以内容为切入点进行模仿.另外，有时候标题能够对视频内容进行贴切的阐释，更好地引起观看者兴趣.视频评论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内容相关式、共情叙述式、搞笑带节奏式和@相关人物式，分别对应于观看者的目的，即观赏式、共情式、娱乐式、关系加固式.标题和评论中会出现新的语言形式——网络用语，它们被广泛传播，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比如“秀儿”“抖友出征，寸草不生”等.评论区出现的新文化符号应用性强，并不局限于某一视频内容本身，而是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同时，这些热门评论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因此超越了现象的对应性，代表了一种风潮而已.几乎在点赞数高、评论数高、转发量高的视频评论区均可以看到.文化符号的产生促生了一个较为封闭的社群.评论区语言互动的对象可能是视频作者，可能是线下生活中的熟人，也可能是陌生人之间.
（二）研究对象
“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既包括线上的三种主要文本，也包括线下“抖音”短视频的使用者，分别对应于线上和线下田野工作区域.前者的研究方法主要为参与观察法和操作化分类法，后者的主要研究方法为访谈法.由于线上文本和线下使用者都具有多样性，因此，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进行合适的圈定.但由于视频内容文本和“抖音”短视频使用者能够进行较好的对应，而评论文本是针对他人视频内容或他人评论的，因此很难将之对应.
笔者认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研究者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第一，针对视频内容文本的研究，可以结合线下“抖音”短视频使用者的访谈，通过操作化视频内容，可以看出较高频率（比如平均2-5天制作一个视频）制作“抖音”视频的使用者视频内容多具有同质化的特点，那么他们的“粉丝”与视频制作者本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熟人关系还是陌生人关系）、视频制作者本人怎么与“粉丝”互动都是我们可以研究的内容.第二，针对评论文本的研究，此时视频内容文本是个体间进行互动的素材或者起始点，由于评论大多是指向他人视频内容的，一方面，很难以个体为中心搜索其所有评论，另一方面，个体的所有评论可能指向他对事物的某种认知或态度，但是这样的研究可以从访谈和观察中得出，没有必要从一些具有跟风、戏谑性质的评论中臆断.因此，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拥有大量评论的同类型视频中找出人们在评论里的高频词，对相关评论进行操作化处理，得出人们对相关事件或者事物的认知观念.另外，某些网红的粉丝可能会加入以网红为中心的微信群，那么这种新的社群是否进行了良好的组织与发育，又对个体或群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我们可以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个体形象建构与社会价值观的对应
（一）共同观看的熟人与陌生人
通过对“抖音”视频内容文本的梳理和对“抖音”使用者的深入访谈，可以发现，视频内容本身指向网络生活空间，“抖音”短视频使用者拍摄目的和期望观众主要是网络世界中的陌生人，“发出去自然是希望有人看”.熟人已基本被微信群、QQ群等早期社交软件占领.但是，在注册“抖音”时，系统会推荐使用第三方账号进行登录，无形中将它们进行了捆绑，如微信、QQ、头条、微博、手机号等，因此，熟人的短视频也会互相被推送，即互为观众.
21位访谈对象中有18位不会特意关注熟人看到自己发布视频的想法，1位是用小号（头条账号）注册的账号，特意躲开熟人的“监督”，5位只回复熟人的评论，有3位访谈对象曾经都有一个“火了”的视频，即点赞数超过1万个.不关注熟人观看的原因在于“大家都是年轻人嘛，很多人都在玩，没有什么好特意关注的”，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所有访谈对象的父母中，只有1位父亲玩过一个月的“抖音”（只发了3个生活场景实拍风景类的短视频），1位有长辈（姑姑）玩过20天左右的“抖音”，其他父母或长辈亲属并不是“抖音”用户，所以基本不存在代际之间的矛盾，比如张钧涵（2019）研究中的小希被父母看到发布的作品后，以“视频拍得完全都不像你了”为由对女儿进行批评，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事件，访谈对象小丽发布过一个“展现女性魅力的视频”（露肩膀、抛媚眼），被父母看到，引起轩然大波，小丽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啊，父母还认为我是小孩子呢”，正因为视频中呈现的形象与父母心目中女儿这一角色形象出现一定的偏差，所以引发了代际之间的冲突. 经过深入访谈，笔者总结出访谈者拍摄“抖音”短视频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表演欲作祟;第二，希望自己得到关注和赞赏.这两个目的都指向了形象塑造的结果.按照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观点，社会本来就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表演，“抖音”短视频平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具有舞台背景、灯光、观众聚焦的平台，但同时，舞台也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前台是指表演场合，后台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对“抖音”使用者而言，短视频中的“演出”就是一种前台表演，所以那15秒中的人“是我，也不全是我”.通过比对线下形象和线上形象的一致性程度，研究发现，二者的反差并不会成为影响视频发布者自我形象呈现的因素，真正影响的因素在于个体视频内容文本到底是具有稳定性格的“人”的形象，还是一种被观赏的“物化”的形象.比如访谈对象中的小琪，她是“用小号注册的抖音”，“不想被认识的人看到”，分析可知，小琪的34个作品中有29个呈现的是具有一定“性意涵”的女性形象，在她的认识里，“性感没什么不好，反而，更容易火吧”.
总结起来，进行较高频率拍摄“抖音”短视频的个体，他们的视频内容类型较为集中，反复强化的内容文本类型在客观上塑造了其个体形象，但这些形象一般与线下生活中的个体形象接近或者戏剧化夸大，相对来说，基本吻合.对于视频制作者本人和相关熟人观看者来说，视频内容呈现的形象基本是拍摄者本有的特点而已，表面上看来，他们之间是相互“忽略”的.而个体一旦成为“网红”，伴随着所拍摄视频被大量地播放和点赞，粉丝会非自觉性地建构出网红的形象.
（二）形象构建——被聚焦的社会期待
经过对21位访谈对象“抖音”短视频内容操作化分类处理，笔者发现，有16位使用者的内容文本所呈现的形象与本人在线下的形象基本一致，促使他们拍摄视频的一个强大动力在于，由于“网红视频”种类较多，访谈对象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共情.另外，视频拍摄较易实践，“我能做的可能更好”.这并不能说明，“抖音”拍摄者不在乎自己所呈现的形象，也并不能说明他们拍摄的目的只是单纯指向自己.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最先提出了“自我呈现”的概念，Jones 等人在 1964 年扩大了“自我呈现”的定义，认为人们在自我呈现的过程中企图控制他人对自己个人特征的印象.“抖音”视频使用者在拍摄视频时，并非单纯的盲从，他们会结合自己的日常形象和期望他人获得的形象认识进行选择性“自我呈现”.比如使用“抖音”将近23个月的小明，现年25岁，是乌鲁木齐一位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生活中的他活泼好动、幽默乐观，拥有众多朋友，224个视频作品中有197个作品（约88%）都属于模仿性表演，且全部属于搞笑类型;使用“抖音”6个月的上海大四学生小叶，生活中漂亮甜美，喜欢日韩风，42个作品中有33个（约74%）作品属于模仿性表演，风格是可爱卖萌型;使用“抖音”3个月的阿兰，现年21岁，是一名来自四川的职员，42个作品中36个（约90%）都属于模仿性表演，核心内容都是在展示自己的外貌;使用“抖音”20个月的李强，是一位在苏州某跨国企业就职的员工，现年29岁的他养了一只猫咪，67个视频作品中有60个（约87%）记录的是他与猫咪小豆的日常生活.
通过对21个“抖音”短视频使用者的作品进行内容文本操作化后，几乎所有人的视频内容类型都较为集中，占比在74%到100%之间，分别是模仿性表演类和生活场景实拍类，模仿性表演类包括搞笑型、可爱型、耍酷型，生活场景实拍类包括我与宠物的日常、我与孩子的日常、我与伴侣的日常等.对7位“网红”作品进行内容文本操作化后，发现他们视频内容文本主要是模仿性表演类、生活场景表演类、才艺展示、生活经历吐槽、经济性表演类，具体为“别人家的男友”“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的爸爸”、隔辈亲、唱歌好听、留学生的文化震惊、爱好摄影.在21位访谈对象收藏点赞的视频中，几乎以上八种类型都有出现.
通过对被广泛点赞的视频内容文本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集中性的视频通常是个体本来拥有的或者希望呈现出来的某种特点的放大，拥有这些内核的视频被反复拍摄、反复播放，从而完成了其形象的建构.访谈对象小雅非常喜欢一位来自南京某高校的与她基本同龄的男性网红阿刚，阿刚的短视频类型为生活经历吐槽+生活场景表演的结合版，擅长反串模仿各种生活场景的女性，在小雅看来，“阿刚人长得帅，声音好听，有才华，表演很到位，每次都让我笑得眼淚都出来.”也就是说，虽然90%的访谈者都认为15秒的视频并不能呈现一个人的特点，自己也并不相信视频里的人都如同视频本身表演的形象那般，但是这些反复强化某些特点的视频，确实让观看者建构了与视频制作者所期待呈现形象类似的形象结果.当然，这些人或者其作品能够成为网红或者网红视频，得源于“网民的力量”，这是群体性的选择.因此，网红的选择看似是个体主动的选择，实则聚焦了社会的期待，是社会价值观的投射.类似于“别人家的各种家庭角色不会让我失望”的说法无非是理想家庭角色和实际家庭角色之间的剪刀差，那些线上的美好形象将观看者生活中的遗憾在视频内容中呈现.
（三）青年人价值观透视
研究者选择的7位网红，粉丝数量从180万到1605万不等，平均约为571万.对7位网红拍摄视频内容进行操作化分类，80%-90%的视频内容文本主要集中于五类，即模仿性表演类、生活场景表演类、才艺展示类、生活经历吐槽类和经济性表演类，具体来说，他们的视频内容核心观念总结起来，为“美女都是靠美颜的骗子”“女汉子很难找到男朋友”“爷爷疼爱孙女嫌弃儿子”“我是受老婆欺负的妻管严”“爱唠叨的刀子嘴妈妈”“方言说唱展现日常生活”“声线成熟温柔的小哥哥”“我的穿搭都在我的店铺”.分析21位访谈对象点赞的视频类型，结合访谈材料，可知，7位网红的视频或者类似视频都曾经获得过21位非网红访谈者的关注、点赞，从而也印证了7位网红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结合评论区文本和访谈，可知点赞数量高的视频基本上是引起观看者认同的内容文本.综合起来看，7位网红的视频内容文本，主要反映了青年的两种价值观，分别是家庭分工与性别关系、负面情绪的表达方式.两种价值观念方式本质上都反映了一种博弈与对抗. 分析这些类型化的视频内容文本，结合评论区文本，可以发现，这些网红视频将不同家庭成员的角色进行模式化.如唠叨的妈妈、沉默的妻管严爸爸、讨厌儿媳妇的婆婆、疼女婿的丈母娘、霸道不讲道理的女友、专一温柔会做饭的男友等，诸如此类的家庭角色综合了现实与理想的多种形象，看起来经历了男尊女卑、男女平等的两性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反转，女性开始在家庭生活拥有主导权，但实质上，不论是男尊女卑还是男卑女尊，共同的特点都有两个，其一，两性地位是对立与互相补充的;其二，两性是有等级之别的.这两点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催生下的两性相处方式吻合，即阴阳互补、天地君亲师等形式的等级性.只不过从男性主导转变为女性主导.另外，被访谈对象称为“甜蜜毒鸡汤”的“霸道女友、贴心男友”模式的短视频，实则是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模式，女性既要以上对下的权力，却主动“屏蔽”付出是需要对等的现实状况.但是实际上，通过对21位访谈对象关于亲子关系、夫妻互动、情侣交往等方面的访谈资料分析，发现这三种亲密关系的互动方式并不单一，与网红视频反映的也不完全一致.综合起来看，7位网红的视频文本中反映的第一种社会现象是父辈和子辈的夫妻关系中，女性在养育儿女上都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区别在于，21位访谈对象有19位都认为，不同代际在男性承担家务与照顾孩子方面是不同的，子辈的丈夫比父辈的丈夫承担更多，但远没有像部分网红视频中“别人家的老公”那样多.14位女性被研究者中有6位是学生、7位在职人员，只有一位是全职妈妈.因此，网红视频中的“榜样”丈夫形象是现实生活普遍缺失的，“只需要貌美如花”（物化女性）的女性并不普遍存在，大量的点赞数恰是当代年轻女性的一种对抗方式.
7位网红的视频文本中反映的第二种社会现象是父辈帮助年轻人照看孩子、年轻人要求有独立享受个体生活的时间（不愿意每天为孩子缠身）.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要面临的是“421”甚至是“422”家庭结构②，压力很大，又希望在承担家庭责任之外的个体主义的追求与享受，因此，年轻人选择了功利性地依赖父母.现在的“80后”“90后”已经逐渐开始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但是又无法像父母一样将全部的生活意义寄托在下一代，放弃自己的追求，于是只能让自己的父母继续做牺牲、做奉献.
7位网红的视频文本中反映的第三种现象是表达负面情绪方式的转变，不同于父辈的隐忍方式，年轻人开始通过吐槽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2010年后，“吐槽”逐渐成为网络用语，从亚文化的形式进入了主流视野，最明显的例子是李行健1796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收纳了这个词，并解释为“对认为违背常理的话语、事情等予以快速、犀利的批评.”从短视频内容文本上考量，“吐槽”指的是从对方的语言或行为中找到一个漏洞或关键词作为切入点，发出带有调侃意味的感慨或疑问.15同时，吐槽带有拆台、调侃等意思，也包含了一种犀利与幽默.吐槽不同于抱怨，抱怨通常是指责甚至谩骂，而吐槽则是以幽默的方式缓解自己的不满与负面情绪，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文化.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吐槽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抒发不良社会情绪的“安全阀”，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网红“抖音”短视频内容文本中呈现了多元的文化事项和青年人的社会价值观，也展演了许多基于现实的社会新现象.年轻一代有他们独特的话语方式和反抗形式，女性通过塑造完美伴侣形象来弥补缺憾，反抗具有尊卑等级的两性关系;年轻一代通过吐槽方式来舒缓压力、释放情绪.追求个体化的年轻一代将家庭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转嫁到父母身上，当然，评论区文本中对此展现出很多激烈的讨论，体现了人们对相关社会现象的反思与观点碰撞.
四、结语
本研究首先通过拓展文本的概念，指出“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可以是视频内容文本、主题文本和评论区文本三者，研究方法仍然延续虚拟民族志的思路，即参与观察法、访谈法等，并从微信民族志的前期研究对线上和线下“印记”结合的探索，指出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其次，本研究以视频内容文本为主要抓手，结合线上参与观察和线下深度访谈，对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映照性的个体形象建构进行了“书写”，主要有三个观点.
其一，虽然“抖音”短视频拍摄者主观上没有以集中性的视频内容文本来塑造自身形象，但是高频率、反复强化的短视频内容文本在客观上塑造并刻写了其个体形象.由于短视频拍摄者线上形象和线下形象较为接近，熟人观看者之间容易相互忽略，即视频本身所建构的形象并不会在熟人之间产生效果，只在陌生人之间起作用，如网红与其粉丝之间，这一形象是个体在线下生活之外的一种拓展.
其二，“抖音”短视频中成为网红视频的内容文本非常丰富，拍摄者在选择具体内容时，有自己的考量过程，多数人会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比对网红视频的内容，初期多以模仿为主，中后期会逐渐增加一些创新点，希望自己也成为这场“造星”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但这些表面上是短视频拍摄者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主动地对短视频内容类型进行选择，实际上这些视频内容文本本身就是当前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期待的一种实体化展示，人们大量点赞的网红视频内容文本是涂尔干意义上社会实体的对象化，在这场类似于仪式性的“欢腾中”，网民的心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冲动，他们所“粉”的正是“社会”这个实体本身.
其三，由于“抖音”短視频的受众以年轻人为主，因此，短视频内容中呈现内容文本就是年轻人社会价值观的对象化，比如婚恋观念、两性观念、家庭理念、人际关系维持方式等，同时他们在“抖音”短视频的主题文本和评论区本文中又进行了一定的文化创造，即网络用语和网红句子等.短视频内容中有部分文本类型反映了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反思.
注释：
①抖音是一场表演？王晓蔚：略超脱生活，但不是表演，http：//www.sohu.com/a/225881116_114778.
②“421”家庭结构指的是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和四位老人;“422”家庭结构指的是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和四位老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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