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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江西临川人。长征期间先后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二方面军战斗，11次翻越雪山，3次过草地，经历了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考验。
从于都到遵义
革命信念不动摇
我的父亲李井泉17岁参加南昌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先后任红35军政委、江西军区独立第3师政委、红21军政委，先后与司令员邓毅刚、肖克、刘畴西、寻淮洲并肩作战，多次取得红军反“围剿”胜利。后由于“左”倾路线执行者把持中央领导权，李井泉受到错误打击和批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他任红军干部团3营政治教员。1934年10月10日，李井泉随干部团走过于都河上的长征第一桥，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征途。
11月上旬，长途跋涉中的红军给养越来越困难，部队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这时候一些领导人想到了干练的李井泉，任命他为中央直属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派他去筹粮筹款。当时李井泉受到的错误处分并没有解除，但他没有丝毫埋怨情绪，带着部下四处筹粮，为中央直属纵队解决每日所需的给养。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自古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物无三分银”的说法，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囤积大批粮食和金银，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特别是苗族地区，很多人穷得没裤子穿。
桐梓县是贵州军阀桐梓系的老巢，军阀搜刮民脂民膏运回铜梓，小小一个县就有小洋楼36幢，里面堆满大洋、金银珠宝、粮食、布匹、绸缎、食盐、枪支弹药，还有大量烟土。
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地主劣绅的粮食和财产，是红军没收委员的首要任务。红军每到一地，就张贴布告，历数军阀和地主恶霸罪行，号召群众举报土豪地主藏粮食和浮财之处。在筹粮过程中，李井泉反复强调：只能没收地主恶霸和官僚豪绅的财物粮食，不能没收民族工商业者的货物钱款，更不能动群众的一针一线;对一些衣食无着的贫苦群众，还要将没收来的粮食、财物分给他们一部分。李井泉任没收委员会主任期间，他的部下从未违犯过群众纪律，红军的政治影响因此得到扩大。
据中央纵队司令部的袁光回忆，没收委员会的任务是先于中央纵队一两天抵达目的地开路设营，解决部队给养。红军抵近遵义时，在李井泉的指挥下，没收委员会查获土豪富绅在遵义城外山洞里暗藏的大批粮食财物，除保证部队供给，还分给当地的贫苦老百姓，人民群众非常欢迎和拥护红军。
红军打土豪的战果累累。仅在铜梓县就没收军阀的银元和金银珠宝价值20万元，大米20万斤。在云南会泽县，在一户地主家就搜出皮箱几十个，银锭压垮了柜台。经过打土豪，穷苦百姓穿上了新衣服，感动得泪流满面，由衷地感谢红军。群众欢欣鼓舞，主动给红军领路，挖土豪转移的粮食和私藏的枪支，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挽救了危急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也使一大批此前受到错误处分的同志迎来了转机。一年多来备受打击的李井泉被任命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重回红军的重要领导岗位，协助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抓思想政治工作。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运动战役，李井泉先后三次进入四川省古蔺县和叙永县。当时中央直属纵队有300多人和1个警卫营，其中包括中央机关的领导和受伤医治的将领。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在行进中有几里长，一直跟随红军主力，为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和避开敌机的狂轰滥炸而昼夜行军，爬山涉水，克服疲惫、饥饿等种种困苦。每到一地主力作战部队进行短暂休整时，直属纵队政治处便要抓紧时间完成各项工作，组织红军宣传党的政策，没收地主土豪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开展战斗动员，宣传防空知识，组织祝捷大会，安置敌军俘虏。在途经苗、彝聚居区时，还组织红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俗，不惊民扰民。
1958年和1965年，李井泉曾两次陪同邓小平到遵义市视察，并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1966年12月，周恩来对李井泉的长子李黎风说，井泉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就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1978年，李井泉重访遵义市，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他对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回忆说，在遵义的天主教堂内，毛泽东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他听了传达，感到振奋。李井泉在遵义城内的住房保存至今，已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参观点之一。
毛泽东冕宁派任务
中央电令继续北上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凉山州的会理县休整，中央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李井泉率队在农村开展宣传动员，所到之处写下一幅幅红军标语。1966年春，李井泉陪同贺龙视察三线建设路过会理住宿一晚，要我和妹妹去一个老院子看红军标语。我们赶在天黑前到了那个地方，标语写在房子里的木板墙上，字迹清晰，保存完好。路经西昌时，父亲又要我和妹妹去攀爬海拔3000多米的螺髻山，让我们亲身体会当年红军翻越雪山的艰苦。
1935年5月，红军到了凉山州的冕宁县。5月22日晚，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召集会议，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出席会议。会上陈云提出李井泉留在当地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陈荣檀（陈野苹）任副主席。李井泉发言道：“陈荣檀是本地人，由他任主席，我任副主席，帮助他工作。”这样就通过了。陈野苹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从政治、经验、水平咋比得上他，差多了，差得远了，我还是个‘毛桃子’。”
5月23日上午，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内的文庙召开，李井泉向陈荣檀介绍了出席大会的朱德总司令。朱德在会上讲话说：红军是自己的军队，我们穷苦人要解放，要出路，就要武装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力发展武装，組织群众建立了有数百人枪的抗捐军，收缴了官僚地主的财物粮食，给在冕宁休整的红军补充了急需的给养，还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中央红军过冕宁9天，就有2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5月23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了陈云、王首道、李井泉、陈荣檀、廖志高等人参加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桌上铺开一张地图，分析了大渡河两岸形势和冕宁、越西等地如何开展游击战的问题，指示王首道、李井泉等人要做好长期打游击战的准备。毛泽东说：“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确实很不容易。你们把这些工作做好，就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就能在这里站住脚，并且逐步壮大自己。”1958年，李井泉同廖志高到西昌视察工作途经冕宁，经两人回忆，确认了毛泽东召集会议的地方是钟鼓楼附近的赵家房子，随后这里建立了红军纪念馆。 5月24日，中央红军离开冕宁向安顺场进发。这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冕宁一带不宜发展游击战争，于是嘱咐朱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发来电报：“井泉：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来电要求王、李撤离冕宁。李井泉接到电报后，当即与王首道带领一部分红军和抗捐军战士，随罗炳辉、何长工领导的红9军团北上，从泸定县铁索桥过了大渡河。
率部飞夺泸定桥的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占领泸定城后，一直到离开时，桥还完好无损地悬于湍急咆哮的水面上。原来是留给井泉同志率领的部队的。那时我和井泉同志还不熟悉，但共同的斗争已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执行的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
红9军团又接到朱德急电：迅速进军四川天全，夺取天全河上的铁索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通过天全县境。在前往天全途中，李井泉率独立第四营掩护张云逸带领的收容队加快前进步伐，到宝兴之后，收容队就走到了后卫红5军团的前头。李井泉与红9军团政委何长工一起，协助患重病不能吃饭的罗炳辉，指挥红9军团昼夜兼程直插天全河上游，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取了三座铁索桥，并攻克天全县城，使中央红军主力得以顺利通过天全，翻越风雪交加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会师。
雪山草地 生死考验
1935年6月17日，作为中央红军后卫的红9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李井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任第9军政治协理员，在懋功等地筹粮备战近两个月。8月，李井泉随红9军连续翻越了梦笔山、卡子山、格地山等3座雪山。据陈伯钧日记记载，红9军仅在8月19日翻越卡子山时就有20名战士因寒冷和疾病失去生命。接着红9军进入茫茫草地，继续北上。8月28日，李井泉被任命为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
在此期间，李井泉送给朱德一架德国制的望远镜，轻便实用，朱总司令一直带在身边，直到抗战期间，才转送给八路军总部一位参谋。新中国成立后，这架望远镜由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2016年军博举办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展览，首次展出了这架望远镜。
李井泉跟随红军总部进至甲本塘，准备渡过噶曲河。可是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强令部队南下。9月3日，李井泉不得不随红军总部掉头南下再过草地。此间他仍尽力工作，协助刘伯承绘制、审查、填改了金川河流域交通路线图。
10月的一天，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在卓克基一个大喇嘛庙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时任31军副参谋长的李聚奎到会场后，和李井泉坐在一个角落，他悄悄和李井泉议论：“党中央北上了，红一方面军北上了，那就说明红四方面军这次南下是有问题的。”随后会场内有人要求朱总司令站出来发表一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声明”，只见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对大家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军北上，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至于你们要我发表个声明反对毛泽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朱德的话音刚落，有一些人就围攻他。刘伯承同志见他们围攻朱总司令，就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火力”就又转到刘伯承身上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红军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当晚李聚奎没有回31军军部，而是和李井泉在一个喇嘛庙里睡在地板上过夜。两个人合盖一条毯子，悄声议论，一夜没有合眼，都为党和红军的前途担忧。
野心膨胀的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之后，李井泉与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的分裂意图十分不满，他们这种态度所遭致的结果是受到排挤。不久，李井泉在红军总部的代理科长被免掉。
10月，刘伯承兼任红军大学校长后，为了保护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一批干部被调任红军大学工作，李井泉任上级政治科教导员，科长是彭绍辉。他们随红大沿大金川河南下至金川、丹巴地区，再次翻越夹金山，来到天全县红岩坝。
在红军大学，李井泉与红四方面军的学员谈心，尽力把同志们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1935年年底，红四方面军在百丈战役失利，张国焘的“南下计划”碰壁。1936年初，在党中央的一再规劝下，在中央红军北出陕甘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局面的事实推动下，在红四方面军将士希望再次北上的呼声下，张国焘不得不接受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决定西进康北，迎接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
1936年2月底，李井泉跟随红军大学一起，第三次翻越夹金山。3月上旬，又翻越了长征中最大的雪山——党岭雪山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来到道孚、炉霍地区，筹集粮草，进行再次北上的准备。这片地区人烟稀少，高寒缺粮，又是藏区，筹集粮食成了红军将士面对的最大困难，部队减员非常之大，这是李井泉在红军生涯中度过的最困难的时期。
到达炉霍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成为广大指战员关心的问题。红大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张宗逊回忆说，一天，李井泉与郭天民、曹里怀到张宗逊住处闲谈。曹里怀当时任“军委”一局局长，了解部队行动的情况。他谈到兼任红军先遣军司令的刘伯承同志来电内容，说去西宁的沿途人烟稀少，大军不能通过。后来有人将谈话内容报告红大政委何畏，何又报告给张国焘。张国焘以非法的“中央军委”名义，给以曹里怀、张宗逊、李井泉、郭天民等四人程度不同的处分。事后他们发现，他们是张国焘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名单并加以监视的对象。
1936年6月，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會师前夕，张国焘迫于压力，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会师之后，经中央和红二、四方面军诸将领的共同努力，张国焘同意北上。6月中旬，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队、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作为再次北上的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开始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雪山草地行军。
这次北上，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6座，走过了更多草地，达到包座，时间长达一个半月。这6座雪山分别是，则嘎登山（炉霍—色达界山，海拔4352米），扎格海格山（色达—壤塘界山，海拔4654米），曾克寺—漳腊村间无名雪山（海拔4518米），漳腊村—中壤塘间无名雪山（海拔4525米），刑木达—伊俄村间无名雪山（壤塘—阿坝界山，海拔4333米），沙湾—安坝间无名雪山（海拔4314米）。 李井泉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行程极为艰苦。水草地中遍布积满污水的烂泥潭，少有不慎就会陷进去，越陷越深，乃至被污泥浊水吞没，夜晚在草地宿营，天气寒冷，战士们只能选择较为干燥的地段，坐在随身带的防雨帆布下，背靠背地坐着睡觉。由于缺少粮食，不得不挖野草吃，野菜没了，就吃死掉的马匹，最后就只有吃皮带。过草地牺牲的红军战士比过雪山的更多，有的是因为饥饿和疾病被夺去生命，有的是被敌人骑兵用子弹打死，还有的是因为掉队敌人骑兵用马刀砍死。
在这次长达45天的长途行军中，为保证以尽可能少的减员抵达目的地，红军总部曾严格规定：每人携带的粮食“每天只能吃四两”，过了噶曲河后增至七两，违者最高的惩罚是“处决”！为了保证所有战友都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已任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的李井泉多次召开党的会议，与大家一起商讨克服困难的办法，严格执行粮食管理和节粮措施，组织学员们沿途寻野菜或打鱼来充饥，而且还适时地进行政治鼓动与动员，天天宣布到达包座的日程和行程，提高学员们的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
这次行军结束后，上级政治科减员人数为9人——在红大各部中，这是减员较少的一个单位。
李井泉生前极少对子女谈到自己的雪山草地征程，在我记忆中，只有一次，他在晚餐时突然说道，过草地时实在没吃的了，只好吃皮带，皮带很难吃，嚼不烂，咽不下。
加入二方面军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9月初，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李井泉见到了在中央苏区的老领导任弼时和肖克等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也得到了党中央在陕北开创了新局面的确切信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向红四方面军提出要干部，刘伯承便把李井泉和彭绍辉推荐到红二方面军。
李井泉来到红二方面军以后，被任命为第2军团第4师政委，师长是卢冬生。
红4师刚走出草地，干部战士无不疲惫虚弱。李井泉作了上任后的第一个报告，动员全师同志克服疲劳、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实现三军大会师。红4师指战员士气高昂地投入了行军和战斗，部队经陇南礼县上坪、洮坪的险峻小路突袭成县，歼灭国民党中央军1个营，攻占成县县城。接着，李井泉又与师长卢冬生指挥4师打退了国民党中央军1个旅另1个团的反攻。随后部队又驻守徽县县城，胜利完成了红二方面军总部下达的任务。
9月下旬，红二方面军的英勇奋战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态势，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从宁夏西进攻占甘肃会宁县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已成熟。1936年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县城，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完成钳制敌军、保障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宁夏将臺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以三军大会师的喜庆场面胜利结束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到四川采集素材，我负责接待他。索尔兹伯里沿长征路线走了很多地方，从金沙江皎平渡到安顺场、泸定桥，从夹金山、达维会师桥到阿坝县、红原草地，最后到若儿盖巴西会议旧址和天险腊子口。当索尔兹伯里得知我父亲亲历长征，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又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来信向我表示感谢，以后他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李井泉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战斗，他的经历在红军指战员中是极少有的。无论在哪支部队，面临何种情况，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经历炮火、疲劳、饥饿、寒冷和疾病，无数次战斗和行军的严酷考验，把他锤炼成一位百折不挠的红军英才。
从于都到遵义
革命信念不动摇
我的父亲李井泉17岁参加南昌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先后任红35军政委、江西军区独立第3师政委、红21军政委，先后与司令员邓毅刚、肖克、刘畴西、寻淮洲并肩作战，多次取得红军反“围剿”胜利。后由于“左”倾路线执行者把持中央领导权，李井泉受到错误打击和批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他任红军干部团3营政治教员。1934年10月10日，李井泉随干部团走过于都河上的长征第一桥，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征途。
11月上旬，长途跋涉中的红军给养越来越困难，部队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这时候一些领导人想到了干练的李井泉，任命他为中央直属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派他去筹粮筹款。当时李井泉受到的错误处分并没有解除，但他没有丝毫埋怨情绪，带着部下四处筹粮，为中央直属纵队解决每日所需的给养。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自古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物无三分银”的说法，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囤积大批粮食和金银，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特别是苗族地区，很多人穷得没裤子穿。
桐梓县是贵州军阀桐梓系的老巢，军阀搜刮民脂民膏运回铜梓，小小一个县就有小洋楼36幢，里面堆满大洋、金银珠宝、粮食、布匹、绸缎、食盐、枪支弹药，还有大量烟土。
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地主劣绅的粮食和财产，是红军没收委员的首要任务。红军每到一地，就张贴布告，历数军阀和地主恶霸罪行，号召群众举报土豪地主藏粮食和浮财之处。在筹粮过程中，李井泉反复强调：只能没收地主恶霸和官僚豪绅的财物粮食，不能没收民族工商业者的货物钱款，更不能动群众的一针一线;对一些衣食无着的贫苦群众，还要将没收来的粮食、财物分给他们一部分。李井泉任没收委员会主任期间，他的部下从未违犯过群众纪律，红军的政治影响因此得到扩大。
据中央纵队司令部的袁光回忆，没收委员会的任务是先于中央纵队一两天抵达目的地开路设营，解决部队给养。红军抵近遵义时，在李井泉的指挥下，没收委员会查获土豪富绅在遵义城外山洞里暗藏的大批粮食财物，除保证部队供给，还分给当地的贫苦老百姓，人民群众非常欢迎和拥护红军。
红军打土豪的战果累累。仅在铜梓县就没收军阀的银元和金银珠宝价值20万元，大米20万斤。在云南会泽县，在一户地主家就搜出皮箱几十个，银锭压垮了柜台。经过打土豪，穷苦百姓穿上了新衣服，感动得泪流满面，由衷地感谢红军。群众欢欣鼓舞，主动给红军领路，挖土豪转移的粮食和私藏的枪支，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挽救了危急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也使一大批此前受到错误处分的同志迎来了转机。一年多来备受打击的李井泉被任命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重回红军的重要领导岗位，协助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抓思想政治工作。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运动战役，李井泉先后三次进入四川省古蔺县和叙永县。当时中央直属纵队有300多人和1个警卫营，其中包括中央机关的领导和受伤医治的将领。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在行进中有几里长，一直跟随红军主力，为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和避开敌机的狂轰滥炸而昼夜行军，爬山涉水，克服疲惫、饥饿等种种困苦。每到一地主力作战部队进行短暂休整时，直属纵队政治处便要抓紧时间完成各项工作，组织红军宣传党的政策，没收地主土豪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开展战斗动员，宣传防空知识，组织祝捷大会，安置敌军俘虏。在途经苗、彝聚居区时，还组织红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俗，不惊民扰民。
1958年和1965年，李井泉曾两次陪同邓小平到遵义市视察，并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1966年12月，周恩来对李井泉的长子李黎风说，井泉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就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1978年，李井泉重访遵义市，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他对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回忆说，在遵义的天主教堂内，毛泽东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他听了传达，感到振奋。李井泉在遵义城内的住房保存至今，已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参观点之一。
毛泽东冕宁派任务
中央电令继续北上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凉山州的会理县休整，中央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李井泉率队在农村开展宣传动员，所到之处写下一幅幅红军标语。1966年春，李井泉陪同贺龙视察三线建设路过会理住宿一晚，要我和妹妹去一个老院子看红军标语。我们赶在天黑前到了那个地方，标语写在房子里的木板墙上，字迹清晰，保存完好。路经西昌时，父亲又要我和妹妹去攀爬海拔3000多米的螺髻山，让我们亲身体会当年红军翻越雪山的艰苦。
1935年5月，红军到了凉山州的冕宁县。5月22日晚，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召集会议，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出席会议。会上陈云提出李井泉留在当地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陈荣檀（陈野苹）任副主席。李井泉发言道：“陈荣檀是本地人，由他任主席，我任副主席，帮助他工作。”这样就通过了。陈野苹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从政治、经验、水平咋比得上他，差多了，差得远了，我还是个‘毛桃子’。”
5月23日上午，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内的文庙召开，李井泉向陈荣檀介绍了出席大会的朱德总司令。朱德在会上讲话说：红军是自己的军队，我们穷苦人要解放，要出路，就要武装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力发展武装，組织群众建立了有数百人枪的抗捐军，收缴了官僚地主的财物粮食，给在冕宁休整的红军补充了急需的给养，还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中央红军过冕宁9天，就有2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5月23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了陈云、王首道、李井泉、陈荣檀、廖志高等人参加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桌上铺开一张地图，分析了大渡河两岸形势和冕宁、越西等地如何开展游击战的问题，指示王首道、李井泉等人要做好长期打游击战的准备。毛泽东说：“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确实很不容易。你们把这些工作做好，就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就能在这里站住脚，并且逐步壮大自己。”1958年，李井泉同廖志高到西昌视察工作途经冕宁，经两人回忆，确认了毛泽东召集会议的地方是钟鼓楼附近的赵家房子，随后这里建立了红军纪念馆。 5月24日，中央红军离开冕宁向安顺场进发。这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冕宁一带不宜发展游击战争，于是嘱咐朱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发来电报：“井泉：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来电要求王、李撤离冕宁。李井泉接到电报后，当即与王首道带领一部分红军和抗捐军战士，随罗炳辉、何长工领导的红9军团北上，从泸定县铁索桥过了大渡河。
率部飞夺泸定桥的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占领泸定城后，一直到离开时，桥还完好无损地悬于湍急咆哮的水面上。原来是留给井泉同志率领的部队的。那时我和井泉同志还不熟悉，但共同的斗争已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执行的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
红9军团又接到朱德急电：迅速进军四川天全，夺取天全河上的铁索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通过天全县境。在前往天全途中，李井泉率独立第四营掩护张云逸带领的收容队加快前进步伐，到宝兴之后，收容队就走到了后卫红5军团的前头。李井泉与红9军团政委何长工一起，协助患重病不能吃饭的罗炳辉，指挥红9军团昼夜兼程直插天全河上游，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取了三座铁索桥，并攻克天全县城，使中央红军主力得以顺利通过天全，翻越风雪交加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会师。
雪山草地 生死考验
1935年6月17日，作为中央红军后卫的红9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李井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任第9军政治协理员，在懋功等地筹粮备战近两个月。8月，李井泉随红9军连续翻越了梦笔山、卡子山、格地山等3座雪山。据陈伯钧日记记载，红9军仅在8月19日翻越卡子山时就有20名战士因寒冷和疾病失去生命。接着红9军进入茫茫草地，继续北上。8月28日，李井泉被任命为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
在此期间，李井泉送给朱德一架德国制的望远镜，轻便实用，朱总司令一直带在身边，直到抗战期间，才转送给八路军总部一位参谋。新中国成立后，这架望远镜由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2016年军博举办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展览，首次展出了这架望远镜。
李井泉跟随红军总部进至甲本塘，准备渡过噶曲河。可是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强令部队南下。9月3日，李井泉不得不随红军总部掉头南下再过草地。此间他仍尽力工作，协助刘伯承绘制、审查、填改了金川河流域交通路线图。
10月的一天，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在卓克基一个大喇嘛庙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时任31军副参谋长的李聚奎到会场后，和李井泉坐在一个角落，他悄悄和李井泉议论：“党中央北上了，红一方面军北上了，那就说明红四方面军这次南下是有问题的。”随后会场内有人要求朱总司令站出来发表一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声明”，只见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对大家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军北上，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至于你们要我发表个声明反对毛泽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朱德的话音刚落，有一些人就围攻他。刘伯承同志见他们围攻朱总司令，就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火力”就又转到刘伯承身上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红军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当晚李聚奎没有回31军军部，而是和李井泉在一个喇嘛庙里睡在地板上过夜。两个人合盖一条毯子，悄声议论，一夜没有合眼，都为党和红军的前途担忧。
野心膨胀的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之后，李井泉与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的分裂意图十分不满，他们这种态度所遭致的结果是受到排挤。不久，李井泉在红军总部的代理科长被免掉。
10月，刘伯承兼任红军大学校长后，为了保护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一批干部被调任红军大学工作，李井泉任上级政治科教导员，科长是彭绍辉。他们随红大沿大金川河南下至金川、丹巴地区，再次翻越夹金山，来到天全县红岩坝。
在红军大学，李井泉与红四方面军的学员谈心，尽力把同志们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1935年年底，红四方面军在百丈战役失利，张国焘的“南下计划”碰壁。1936年初，在党中央的一再规劝下，在中央红军北出陕甘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局面的事实推动下，在红四方面军将士希望再次北上的呼声下，张国焘不得不接受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决定西进康北，迎接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
1936年2月底，李井泉跟随红军大学一起，第三次翻越夹金山。3月上旬，又翻越了长征中最大的雪山——党岭雪山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来到道孚、炉霍地区，筹集粮草，进行再次北上的准备。这片地区人烟稀少，高寒缺粮，又是藏区，筹集粮食成了红军将士面对的最大困难，部队减员非常之大，这是李井泉在红军生涯中度过的最困难的时期。
到达炉霍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成为广大指战员关心的问题。红大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张宗逊回忆说，一天，李井泉与郭天民、曹里怀到张宗逊住处闲谈。曹里怀当时任“军委”一局局长，了解部队行动的情况。他谈到兼任红军先遣军司令的刘伯承同志来电内容，说去西宁的沿途人烟稀少，大军不能通过。后来有人将谈话内容报告红大政委何畏，何又报告给张国焘。张国焘以非法的“中央军委”名义，给以曹里怀、张宗逊、李井泉、郭天民等四人程度不同的处分。事后他们发现，他们是张国焘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名单并加以监视的对象。
1936年6月，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會师前夕，张国焘迫于压力，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会师之后，经中央和红二、四方面军诸将领的共同努力，张国焘同意北上。6月中旬，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队、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作为再次北上的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开始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雪山草地行军。
这次北上，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6座，走过了更多草地，达到包座，时间长达一个半月。这6座雪山分别是，则嘎登山（炉霍—色达界山，海拔4352米），扎格海格山（色达—壤塘界山，海拔4654米），曾克寺—漳腊村间无名雪山（海拔4518米），漳腊村—中壤塘间无名雪山（海拔4525米），刑木达—伊俄村间无名雪山（壤塘—阿坝界山，海拔4333米），沙湾—安坝间无名雪山（海拔4314米）。 李井泉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行程极为艰苦。水草地中遍布积满污水的烂泥潭，少有不慎就会陷进去，越陷越深，乃至被污泥浊水吞没，夜晚在草地宿营，天气寒冷，战士们只能选择较为干燥的地段，坐在随身带的防雨帆布下，背靠背地坐着睡觉。由于缺少粮食，不得不挖野草吃，野菜没了，就吃死掉的马匹，最后就只有吃皮带。过草地牺牲的红军战士比过雪山的更多，有的是因为饥饿和疾病被夺去生命，有的是被敌人骑兵用子弹打死，还有的是因为掉队敌人骑兵用马刀砍死。
在这次长达45天的长途行军中，为保证以尽可能少的减员抵达目的地，红军总部曾严格规定：每人携带的粮食“每天只能吃四两”，过了噶曲河后增至七两，违者最高的惩罚是“处决”！为了保证所有战友都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已任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的李井泉多次召开党的会议，与大家一起商讨克服困难的办法，严格执行粮食管理和节粮措施，组织学员们沿途寻野菜或打鱼来充饥，而且还适时地进行政治鼓动与动员，天天宣布到达包座的日程和行程，提高学员们的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
这次行军结束后，上级政治科减员人数为9人——在红大各部中，这是减员较少的一个单位。
李井泉生前极少对子女谈到自己的雪山草地征程，在我记忆中，只有一次，他在晚餐时突然说道，过草地时实在没吃的了，只好吃皮带，皮带很难吃，嚼不烂，咽不下。
加入二方面军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9月初，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李井泉见到了在中央苏区的老领导任弼时和肖克等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也得到了党中央在陕北开创了新局面的确切信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向红四方面军提出要干部，刘伯承便把李井泉和彭绍辉推荐到红二方面军。
李井泉来到红二方面军以后，被任命为第2军团第4师政委，师长是卢冬生。
红4师刚走出草地，干部战士无不疲惫虚弱。李井泉作了上任后的第一个报告，动员全师同志克服疲劳、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实现三军大会师。红4师指战员士气高昂地投入了行军和战斗，部队经陇南礼县上坪、洮坪的险峻小路突袭成县，歼灭国民党中央军1个营，攻占成县县城。接着，李井泉又与师长卢冬生指挥4师打退了国民党中央军1个旅另1个团的反攻。随后部队又驻守徽县县城，胜利完成了红二方面军总部下达的任务。
9月下旬，红二方面军的英勇奋战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态势，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从宁夏西进攻占甘肃会宁县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已成熟。1936年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县城，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完成钳制敌军、保障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宁夏将臺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以三军大会师的喜庆场面胜利结束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到四川采集素材，我负责接待他。索尔兹伯里沿长征路线走了很多地方，从金沙江皎平渡到安顺场、泸定桥，从夹金山、达维会师桥到阿坝县、红原草地，最后到若儿盖巴西会议旧址和天险腊子口。当索尔兹伯里得知我父亲亲历长征，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又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来信向我表示感谢，以后他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李井泉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战斗，他的经历在红军指战员中是极少有的。无论在哪支部队，面临何种情况，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经历炮火、疲劳、饥饿、寒冷和疾病，无数次战斗和行军的严酷考验，把他锤炼成一位百折不挠的红军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