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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出现“灰色化”现象
对一些地方农村稳定提出严峻考验
《瞭望》新闻周刊第30期刊登记者王晓明、谭剑撰写的专稿说,近年来乡村治理出现“灰色化”现象。一些地方农村家族势力,一些刺头、混混,以及宗教势力等特殊群体,在农村潜移默化扩大着影响力,“发言权”越来越大,对一些地方农村稳定提出严峻考验。
记者在吉林、湖南等地采访发现,家族势力在农村的影响开始深化,从最开始的左右换届选举,村、组干部的“家族化”到目前影响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和态度,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上,宗族背景强弱直接影响到村干部的发言权与决策权。
在吉林省德惠、扶余等产粮大县采访途中,记者感觉到近几年农村的小教堂、小庙越来越多。德惠市夏家店办事处四平川村农民秦贵成说,教会通常周一、周三、周五小聚会,周末大聚会时有二三百人。“感觉现在信教的确实比原来多了,我们这周边4个屯子大约200户,信教的估计超过40户。”
还有农村的一些刺头、混混等,他们一方面向农村基层组织渗透,同时部分乡村干部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
有专家透露,他有一个亲戚是衡阳市某乡镇有名的地痞流氓,经常在街上打架,惹是生非,可前两年突然有一天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后来又成了党员,听说往往镇里面很多事情,还都需要他去摆平。
30万年薪请台湾农民教种田
提起“年薪30万的职业”,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国企高管、资深职业经理人、IT技术总监等。去年6月,武汉黄陂一企业却以30万元的年薪,请来台湾农艺师王宏荣教当地农民种田。时隔一年,台湾苦瓜、“仙姑”南瓜、台湾瓠子等五大品种的瓜果陆续在武汉开花结果。
24日,记者走进位于黄陂武湖的农耕年华农业风情园,见到了这位农艺师。他向记者介绍台湾农业。王宏荣今年56岁,曾在台湾生产过农业机械、经营过农场,还向台湾顶级的农业专家拜师学艺,后到越南搞农业种植。去年,他同时接到武汉农耕年华农业园和南京一家农场的邀请。
花30万请个台湾农民来教种田,在农耕年华也引起了一场地震。记者采访了农耕年华投资方武汉佳海集团副总经理禄锐。禄锐坦率地说:“30万年薪确实很高,农艺师这个行业,年薪10万就是天价了。”但是,农耕年华一口气请了两位,除王宏荣外,另一位农艺师叫叶永章,主要负责科技大棚的技术,目前人在台湾休假。这两人年薪各30万元,再算上在汉的食宿、每季度回台湾探亲的机票等,每年公司为这两位农艺师支出70万元。
一年干下来,禄锐用“价有所值”来评价这两位台湾农艺师。迄今,农耕年华已引进、开发了几十个台湾新品种,引起江城市民的关注。“两年后,台湾农艺师离开武汉,他们带来的新品种、新观念,会深植这片土地。3年210万元,一点也不贵。”禄锐自信地说。
(摘自《楚天都市报》)
农民工为何婉拒落户城市户口
职业不稳定使其难以放弃土地利益
据《法制日报》6月29日报道,去年11月,南京市出台了《关于做好南京市优秀农民工落户城镇工作的实施意见》。按照文件规定,在南京市获得市以上党委、政府、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流动人口工作领导小组表彰、嘉奖或授予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的外来务工人员,可自愿申请落户南京市城镇户口。刘国彦曾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完全符合落户要求。日前,他已拿到南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但是,据了解,仅去年全国首次评选优秀农民工,南京就有50人获得国家、省、市级优秀农民工称号。按政策,他们只要申请,就可以把户口迁入南京。可据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孙斌说:“除了刘国彦,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优秀农民工申报落户。”刘国彦递交落户申请时,下关区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徐金成曾找到区里另一位符合要求的优秀农民工,当问他想不想落户时遭到了谢绝,因为对方“舍不得老家的地”。而这也是其他人的共同理由。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必祥教授认为,迁不迁户口是一道利益比较的选择题,保留农村户口意味着有土地、有收益,而获得城市户口,意味着永久居住权。但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具有不稳定性,如果“转战”其他城市,永久居住权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放弃土地收益,显然不划算。
据了解,许多农民工兄弟更希望得到的是户口背后的福利,比如孩子入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招工等“同城待遇”。但遗憾的是,目前耸立在这些领域的壁垒却更高了。比如农民工孩子的入学,现在虽然可以就近入学,但由于现在的高考“以省划界”,记者的一个河北籍亲戚就不得不让他的孩子一个人回河北省的农村上高中。
当下流行“普通”病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使词义的变迁也令人为之兴叹。有一些词变化之后,词义变得漂移不定,令人难以揣摩。比如“普通”这个词,越来越变得不普通起来。请看这句话:“×××出生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国有几亿农民,谁不知道农民是“普通”的?这个“普通”有必要用吗?但后来我终于明白,农民和农民也是不一样的呀!比如,有的人家有人在村里当干部,有的人家有人在县里、市里做官,有的人家虽无权无势,但有个大学生在城市里读书,这样的人家,在农村,尤其在僻远山村都是显赫之户,不可算作“普通”农民了。
“普通”有了这样不“普通”的意思或潜台词,便大行其道,什么“普通市民”、“普通学生”、“普通消费者”等等,到处都来插一杠子。这种病态语句却又那么普遍,令人无奈。
(摘自2009年7月29日《今晚报》 作者:陆士华)
对一些地方农村稳定提出严峻考验
《瞭望》新闻周刊第30期刊登记者王晓明、谭剑撰写的专稿说,近年来乡村治理出现“灰色化”现象。一些地方农村家族势力,一些刺头、混混,以及宗教势力等特殊群体,在农村潜移默化扩大着影响力,“发言权”越来越大,对一些地方农村稳定提出严峻考验。
记者在吉林、湖南等地采访发现,家族势力在农村的影响开始深化,从最开始的左右换届选举,村、组干部的“家族化”到目前影响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和态度,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上,宗族背景强弱直接影响到村干部的发言权与决策权。
在吉林省德惠、扶余等产粮大县采访途中,记者感觉到近几年农村的小教堂、小庙越来越多。德惠市夏家店办事处四平川村农民秦贵成说,教会通常周一、周三、周五小聚会,周末大聚会时有二三百人。“感觉现在信教的确实比原来多了,我们这周边4个屯子大约200户,信教的估计超过40户。”
还有农村的一些刺头、混混等,他们一方面向农村基层组织渗透,同时部分乡村干部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
有专家透露,他有一个亲戚是衡阳市某乡镇有名的地痞流氓,经常在街上打架,惹是生非,可前两年突然有一天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后来又成了党员,听说往往镇里面很多事情,还都需要他去摆平。
30万年薪请台湾农民教种田
提起“年薪30万的职业”,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国企高管、资深职业经理人、IT技术总监等。去年6月,武汉黄陂一企业却以30万元的年薪,请来台湾农艺师王宏荣教当地农民种田。时隔一年,台湾苦瓜、“仙姑”南瓜、台湾瓠子等五大品种的瓜果陆续在武汉开花结果。
24日,记者走进位于黄陂武湖的农耕年华农业风情园,见到了这位农艺师。他向记者介绍台湾农业。王宏荣今年56岁,曾在台湾生产过农业机械、经营过农场,还向台湾顶级的农业专家拜师学艺,后到越南搞农业种植。去年,他同时接到武汉农耕年华农业园和南京一家农场的邀请。
花30万请个台湾农民来教种田,在农耕年华也引起了一场地震。记者采访了农耕年华投资方武汉佳海集团副总经理禄锐。禄锐坦率地说:“30万年薪确实很高,农艺师这个行业,年薪10万就是天价了。”但是,农耕年华一口气请了两位,除王宏荣外,另一位农艺师叫叶永章,主要负责科技大棚的技术,目前人在台湾休假。这两人年薪各30万元,再算上在汉的食宿、每季度回台湾探亲的机票等,每年公司为这两位农艺师支出70万元。
一年干下来,禄锐用“价有所值”来评价这两位台湾农艺师。迄今,农耕年华已引进、开发了几十个台湾新品种,引起江城市民的关注。“两年后,台湾农艺师离开武汉,他们带来的新品种、新观念,会深植这片土地。3年210万元,一点也不贵。”禄锐自信地说。
(摘自《楚天都市报》)
农民工为何婉拒落户城市户口
职业不稳定使其难以放弃土地利益
据《法制日报》6月29日报道,去年11月,南京市出台了《关于做好南京市优秀农民工落户城镇工作的实施意见》。按照文件规定,在南京市获得市以上党委、政府、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流动人口工作领导小组表彰、嘉奖或授予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的外来务工人员,可自愿申请落户南京市城镇户口。刘国彦曾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完全符合落户要求。日前,他已拿到南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但是,据了解,仅去年全国首次评选优秀农民工,南京就有50人获得国家、省、市级优秀农民工称号。按政策,他们只要申请,就可以把户口迁入南京。可据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孙斌说:“除了刘国彦,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优秀农民工申报落户。”刘国彦递交落户申请时,下关区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徐金成曾找到区里另一位符合要求的优秀农民工,当问他想不想落户时遭到了谢绝,因为对方“舍不得老家的地”。而这也是其他人的共同理由。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必祥教授认为,迁不迁户口是一道利益比较的选择题,保留农村户口意味着有土地、有收益,而获得城市户口,意味着永久居住权。但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具有不稳定性,如果“转战”其他城市,永久居住权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放弃土地收益,显然不划算。
据了解,许多农民工兄弟更希望得到的是户口背后的福利,比如孩子入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招工等“同城待遇”。但遗憾的是,目前耸立在这些领域的壁垒却更高了。比如农民工孩子的入学,现在虽然可以就近入学,但由于现在的高考“以省划界”,记者的一个河北籍亲戚就不得不让他的孩子一个人回河北省的农村上高中。
当下流行“普通”病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使词义的变迁也令人为之兴叹。有一些词变化之后,词义变得漂移不定,令人难以揣摩。比如“普通”这个词,越来越变得不普通起来。请看这句话:“×××出生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国有几亿农民,谁不知道农民是“普通”的?这个“普通”有必要用吗?但后来我终于明白,农民和农民也是不一样的呀!比如,有的人家有人在村里当干部,有的人家有人在县里、市里做官,有的人家虽无权无势,但有个大学生在城市里读书,这样的人家,在农村,尤其在僻远山村都是显赫之户,不可算作“普通”农民了。
“普通”有了这样不“普通”的意思或潜台词,便大行其道,什么“普通市民”、“普通学生”、“普通消费者”等等,到处都来插一杠子。这种病态语句却又那么普遍,令人无奈。
(摘自2009年7月29日《今晚报》 作者:陆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