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花》最本质的特征,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而是"日常生活精神"(即小说所谓"笨花精神")。这是《笨花》与并不缺乏日常生活描写的《红旗谱》式宏大历史叙事的差异,也是《笨花》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碎片化历史叙事的差异。前者将日常生活纳入大历史的逻辑,后者以琐碎日常生活解构大历史。而《笨花》则从日常生活出发,重返大历史。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亦此亦彼的多元并存,是解构之后的再建构,否定之否定后的再出发。正是基于这种日常生活精神,小说选择一个日常生活的守护者——乡村医生向文成来担当乡村历史的主人公。这就注定了医疗、疾病书写在叙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医疗和疾病正是日常生活最本源性的细节。《笨花》依然是一部大历史,却是一部全新的大历史,一部阴性化、女性化的大历史。不仅提供了一种超越性别议题却不放弃性别立场的女性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日常生活叙事,甚至也是新的宏大历史叙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