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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约１９１５－１９５４年）
高二适，１９０３年生于江苏省姜堰市小甸址村。他的耿介傲骨、特立独行、不畏权威的个性与其家族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时期，先生的书法实践，主要是以临习为主。１９１５年始临习《龙藏寺碑》，对之用功长达４８年之久，先生的楷书、行书创作均能见到此碑面目。隶书以习《黄初碑》为主，厚实的汉隶功底为先生日后攻克章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１９４６年，对唐太宗父子诸碑用功甚勤。
其间先生的创作处在蛰伏状态，大都是书写自己的诗作或作题跋。其书风呈两大面貌，一是以题《山谷全集》扉页为代表的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风，以欧体为底子，杂汉碑而带行意，呈凌厉峻峭的特征；二是以《海月诗》为代表的４０至５０年代前期的行书，其点画、结构甚得《龙藏寺碑》风韵；在行气上颇多逸笔，此为章士钊书风所挟而致（章氏书法得力于杨凝式）。
二（１９５４－１９６９年）
自１９５４年起，先生对书法研究和实践已进入自觉状态，并把目标锁定在章草上。
费时１０年，七次易稿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历史和艺术价值。这是继唐孙过庭用草书写《书谱》之后，又一部学术性与艺术性珠联璧合的杰作。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和论文《〈兰亭序〉真伪驳议》是先生书法研究的两座高峰，在两峰之间的《绝交帖题记》也彼呈奇丽之景，不可小觑。
１９６５年７月爆发的“兰亭论辩”，首先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其次，论辩的双方是不对称的平衡。天平的砝码严重倾向郭沫若。然而，从一开始，高二适就理直气壮，艺高胆大，既不为权威所慑，又敢于直视问题。最终“论真者盖过辨伪者，王羲之书圣地位更加稳固，晋代行书书风更加光彩夺目，笔墨官司促进了司法实践的昌明和书法理论的深入”。
因此，“兰亭论辩”在其滥觞之际，政治功利性远远大于学术严肃性、开放性，但因高老凭借耿介的个性、精博的学识，以及捍卫传统文化的精神，振臂一呼，使其学术严肃性压倒了政治功利性，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使后继来者看到风雨如晦的年代依然有真正意义上的亮色。１９９９年６月，国际“兰亭会议”的召开，又将其推向新的高潮——“兰亭论辩”已定格在文化史上。
在第二阶段，先生用自己研究章草的成果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这是他行草书重要的发展期。其作品总体面貌是以其一种书体为主载体，再夹以其他一二种书体书之，章草、今草、大草处在整合期，“四体书”基本停留在继承宋克的层面上，自己的风格不够鲜明。这些作品可分三类：
第一类：以《致谢居二书》为代表的行书。此类作品书卷气浓郁。
第二类：以《杜甫·禹庙》为代表的大草。此类作品，线质硬挺，线条连绵，一气呵成，纯从怀素大草中来。
第三类：以《正气歌》为代表的“四体书”，此类书以章草为载体，点画精到，偶用大草形成纵势，布局有张有弛，亦庄亦谐，肃穆高古，越宋克而追晋人之风，得见先生才情。
另外，先生对小楷临池颇勤，且进入创作成熟阶段，净得魏晋之精髓。
三（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
１９６５年，“九月十一日午夜，碑帖书籍三千五百余册，突被地方‘收藏界’及居委会二部等假查户口之名，连宵绝载而去，一病弥年”。这场劫难对于高老却是一笔财富。他说：“如心有悲愁抑郁，起而作草最为能解也。”天马行空，恣肆的草书，成了他生命的载体；身无图书的他，用生命的火焰将其“四体书”烤熟。“四体书”总体书风是个性十分突出，气象博大，情趣外溢，笔法、风神出入钟、王而盘桓于隋唐。
“四体书”的美学价值是巨大的，首先，它实现了先生提出的创作理念，即“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其次，“四体书”丰富的“能指”，决定了“所指”更深厚、更博大。
第三时期，先生继续进行系统的书法研究。１９７２年，再写《〈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可惜未能发表。先生的话语权被剥夺后，遂将《自创草书谱》连同大部分诗文手稿弃之炉火，此为自毁。１９７１年章士钊将其《柳文指要》寄予先生，先生将其中错误撰成《纠章二百则》，１９７３年章老将这部手稿带至香港准备出版，可惜，随着章老突然仙逝，这部融学术性、艺术性于一体的手稿散佚了，此为他毁。
四（１９７５－１９７７年）
１９７５年前后，先生把目光转向《平复帖》，给“四体书”注入新的生命，１９７５年夏，他又扑向杨凝式，这使得他书法创作进入新的阶段。
这期间，高老临池、创作甚勤。其作品线形一改瘦硬、流畅而为粗硕、生涩，较前更多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气息。其线质得陆机、杨风子之精华。特别是他将水墨用到恰到好处，他通过水墨来冲淡以前的雄强铁阵的方式，使他所有的宏大叙事都熔铸在和平之中，以达到“中和之美”。
这时期，先生系统的书法研究已停止。片断的书法感悟，散见于书信和题跋之中。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先生心脏病突发，驾鹤西去，此乃天毁。
“五行秀气谁为主，天下书名自在身”，亦狂亦疏、品高艺高的草圣——高二适先生，完成了“天下一高”的全部细节，泰然走进历史。但是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
高二适，１９０３年生于江苏省姜堰市小甸址村。他的耿介傲骨、特立独行、不畏权威的个性与其家族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时期，先生的书法实践，主要是以临习为主。１９１５年始临习《龙藏寺碑》，对之用功长达４８年之久，先生的楷书、行书创作均能见到此碑面目。隶书以习《黄初碑》为主，厚实的汉隶功底为先生日后攻克章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１９４６年，对唐太宗父子诸碑用功甚勤。
其间先生的创作处在蛰伏状态，大都是书写自己的诗作或作题跋。其书风呈两大面貌，一是以题《山谷全集》扉页为代表的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风，以欧体为底子，杂汉碑而带行意，呈凌厉峻峭的特征；二是以《海月诗》为代表的４０至５０年代前期的行书，其点画、结构甚得《龙藏寺碑》风韵；在行气上颇多逸笔，此为章士钊书风所挟而致（章氏书法得力于杨凝式）。
二（１９５４－１９６９年）
自１９５４年起，先生对书法研究和实践已进入自觉状态，并把目标锁定在章草上。
费时１０年，七次易稿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历史和艺术价值。这是继唐孙过庭用草书写《书谱》之后，又一部学术性与艺术性珠联璧合的杰作。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和论文《〈兰亭序〉真伪驳议》是先生书法研究的两座高峰，在两峰之间的《绝交帖题记》也彼呈奇丽之景，不可小觑。
１９６５年７月爆发的“兰亭论辩”，首先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其次，论辩的双方是不对称的平衡。天平的砝码严重倾向郭沫若。然而，从一开始，高二适就理直气壮，艺高胆大，既不为权威所慑，又敢于直视问题。最终“论真者盖过辨伪者，王羲之书圣地位更加稳固，晋代行书书风更加光彩夺目，笔墨官司促进了司法实践的昌明和书法理论的深入”。
因此，“兰亭论辩”在其滥觞之际，政治功利性远远大于学术严肃性、开放性，但因高老凭借耿介的个性、精博的学识，以及捍卫传统文化的精神，振臂一呼，使其学术严肃性压倒了政治功利性，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使后继来者看到风雨如晦的年代依然有真正意义上的亮色。１９９９年６月，国际“兰亭会议”的召开，又将其推向新的高潮——“兰亭论辩”已定格在文化史上。
在第二阶段，先生用自己研究章草的成果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这是他行草书重要的发展期。其作品总体面貌是以其一种书体为主载体，再夹以其他一二种书体书之，章草、今草、大草处在整合期，“四体书”基本停留在继承宋克的层面上，自己的风格不够鲜明。这些作品可分三类：
第一类：以《致谢居二书》为代表的行书。此类作品书卷气浓郁。
第二类：以《杜甫·禹庙》为代表的大草。此类作品，线质硬挺，线条连绵，一气呵成，纯从怀素大草中来。
第三类：以《正气歌》为代表的“四体书”，此类书以章草为载体，点画精到，偶用大草形成纵势，布局有张有弛，亦庄亦谐，肃穆高古，越宋克而追晋人之风，得见先生才情。
另外，先生对小楷临池颇勤，且进入创作成熟阶段，净得魏晋之精髓。
三（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
１９６５年，“九月十一日午夜，碑帖书籍三千五百余册，突被地方‘收藏界’及居委会二部等假查户口之名，连宵绝载而去，一病弥年”。这场劫难对于高老却是一笔财富。他说：“如心有悲愁抑郁，起而作草最为能解也。”天马行空，恣肆的草书，成了他生命的载体；身无图书的他，用生命的火焰将其“四体书”烤熟。“四体书”总体书风是个性十分突出，气象博大，情趣外溢，笔法、风神出入钟、王而盘桓于隋唐。
“四体书”的美学价值是巨大的，首先，它实现了先生提出的创作理念，即“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其次，“四体书”丰富的“能指”，决定了“所指”更深厚、更博大。
第三时期，先生继续进行系统的书法研究。１９７２年，再写《〈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可惜未能发表。先生的话语权被剥夺后，遂将《自创草书谱》连同大部分诗文手稿弃之炉火，此为自毁。１９７１年章士钊将其《柳文指要》寄予先生，先生将其中错误撰成《纠章二百则》，１９７３年章老将这部手稿带至香港准备出版，可惜，随着章老突然仙逝，这部融学术性、艺术性于一体的手稿散佚了，此为他毁。
四（１９７５－１９７７年）
１９７５年前后，先生把目光转向《平复帖》，给“四体书”注入新的生命，１９７５年夏，他又扑向杨凝式，这使得他书法创作进入新的阶段。
这期间，高老临池、创作甚勤。其作品线形一改瘦硬、流畅而为粗硕、生涩，较前更多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气息。其线质得陆机、杨风子之精华。特别是他将水墨用到恰到好处，他通过水墨来冲淡以前的雄强铁阵的方式，使他所有的宏大叙事都熔铸在和平之中，以达到“中和之美”。
这时期，先生系统的书法研究已停止。片断的书法感悟，散见于书信和题跋之中。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先生心脏病突发，驾鹤西去，此乃天毁。
“五行秀气谁为主，天下书名自在身”，亦狂亦疏、品高艺高的草圣——高二适先生，完成了“天下一高”的全部细节，泰然走进历史。但是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