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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奉安、祭祀御容是宋代国家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在此期间，国家对御容的绘制，奉安地点、奉安程序以及日常祭祀的规格、等级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同时，御容的奉安与祭祀亦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其一方面为社会孝行思想的传播有所帮助；另一方面，它因被视为皇权的载体，发挥着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宋辽之间的御容交聘活动，则为双方长期和平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宋代，御客，奉安，祭祀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6—0020—08
御容又叫神御、圣容、圣像、御影、仪容、写真、画像等，是古代为祭祀、供奉、瞻仰等活动而专门绘制或塑造的帝王、后妃等的图像。赵宋立国以后，亦继承了前代制作御容传统，在众多的宫观、寺庙中供奉御容，并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奉安、祭祀御容制度。目前，学界对宋代御容问题研究，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欲据现存史料，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御容的制作
宋代的御容制作一般可分为官方制作和民间私制两种类型。所谓的官方制作主要是朝廷以国家意志设立专门机构，委派专人进行制作。宋代制作御容的主要机构是翰林图画院(神宗元丰以后改称图画局)，专门负责御容绘制者则为图画院祗候或翰林待诏。如据史料记载，太祖时期的王霭，“工画佛道人物，长于写貌。五代间以画闻，晋末与王仁寿皆为契丹所掠，太祖受禅放还，授图画院祗候。遂使江表潜写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真称旨，改翰林待诏”。定力院太祖御容，梁祖真像，即为其所作。而太宗时期的牟谷则“工相术，善传写”，被委任为图画院祗候，端拱初“诏令随使者往交趾国，写安南王黎柏及诸陪臣真像”，尤长于画正面御容。真宗时期，朝廷写太宗御容本已“令元霭写毕”，但真宗皇帝阅后觉不满，认为“能写正面，唯谷一人”，于是“更令谷写正面御容，寻授翰林待诏”。又如“扬州建隆寺，旧有太祖御榻殿，景德二年(1005年)寺僧请奉安圣容”，真宗即诏翰林图画严卫而往。此外，徽宗时期的朱渐，亦为翰林待诏，其家处京师，绘画名气极大，京城“俗云‘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恐其夺尽精神也”，宣和间，其更被命写六殿御容。
除专门机构的御容创作以外，宋廷亦聘民间画师进行御容写作，有些还因此而授官。如真、仁之际的王端，“虽以山水著名，然于佛道人马自为绝格，兼善传写”。真宗亡故前，感于王端声名，“召端与画臣写其遗像，端举笔乃就，无及之者。燕共肃王见其肖似更益号恸，敕端入图画院，让而不受，止乞国子监书一部。上嘉之，特授奉职转右班殿直”。又如北宋后期的僧维真，本嘉禾人，因其“工传写”，就曾被召人宫“写仁宗、英宗御容，赏赉殊厚”，被时人目为“元霭之继”，一时“名公贵人多召致传写”。
民间私制御容，则是民间画师或士人不经过朝廷允许私自进行御容摹写。如牟谷，其自交趾返回后，适逢太宗崩亡，“未蒙恩旨，间居阊阖门外”，私自绘制太宗正面御容张于自家屋内，真宗至建隆观祭祀，得知其事，本欲惩治，“诘其所由，谷具以实对”，方命释之。又如泾州长寿镇寺僧，在太祖仕周时，卜其“非凡人，阴使人图上容于寺壁”，朝廷得知其事后，“以其寺有御容，遂为官所护”。还有太宗时期的武宗元，善画“佛道人物，笔法备曹吴之妙……尝于西京上清官画三十六天帝”，也曾“潜写太宗御容”，真宗西祀汾阴时，途经洛都，“幸上清宫，忽见御容，惊日‘此真先帝也!’遽命焚香再拜，叹其精妙，伫立久之”。可见，其虽为私制，但技法还是相当精熟的，应该丝毫不亚于宫廷画师之创作。
当然，除了绘制御容外，宋廷还造御容塑像，雕刻玉石御容，并刻制御容印本。对于御容塑像，前代早已有之。如永州紫极观、万州寿宁观，人宋时其中尚置有唐玄宗金铜御容。前代如此，宋代的御容塑像更为丰富。历代帝王、后妃都有塑像以供祭祀、瞻仰，且做工更为精细，耗时、耗费更巨。如宋人汪端明即感叹：“朝廷塑一显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钱，所费不赀。”同时，相比绘制御容，御容塑像也更为庄重。如扬州建隆寺，景德中曾“即置殿绘御容”，但因“其制庳陋，会占者言东南有王气，乃易以塑像”。此外，还有仁宗时期的万寿观，至和二年(1055年)正月丁卯曾专奉真宗塑像于其中。南宋时期的福州启运宫开元寺，则有北宋七帝御容塑像。
除塑像外，宋代亦雕刻玉石御容。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真宗“遣内侍于莱州采玉石，造景灵宫圣像。于是，诏采玉石处，除两税外，免其徭役”。天圣二年(1024年)，仁宗亦以“玉清昭应宫集灵殿为安圣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
相比前朝，宋朝御容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御容印本了，这或许正可从一侧面反映当时印刷技术的高超。据《南宋馆阁录》记载，南宋高宗绍兴时期，诸州印板书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御容刻印达四百六十七轴。
虽然文献记载宋代御容数量众多，但描述御容具体绘制方法及表现形象的却较少。因此，有关宋代御容的制法和样貌，现已不得其详情。但从现有零碎记载来看，宋代御容的绘制的确是十分讲究的。如真宗时，曾令“僧元霭写先帝侧座御容”，其粉本每写成，“染颜色毕，怀中别出一小石研磨取色，盖覆肉色之上，然后遂如真，众工所不及者正为此特高”。另据史料记载，僧元霭所画太宗小本御容，“舒却幞头，上插花五六枝，衣金龙袍，玉束带，描金龙软鞣，手持球杖弄球，神采英武”。《朱子语类》贝Ⅱ载有景灵宫御容貌像，其云：“西畔六人，东向。其四皆衣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绛纱袍，乃是太祖太宗。”《宋会要辑稿》中有专门对高宗御容形象的描述：“高宗皇帝神御系漆塑。戴幞头，宽袖，淡黄服，底现红销金，领袖塑出红靼，作素玉带，黑靴，尖白底，通袖不现手。”会圣宫、启运宫御容则“系以漆胎彩绘装塑，通天冠，服降纱袍，方心曲领环，环佩朱履等并如礼制，执玉圭，坐龙椅”。此外，南宋绍兴时所奉“昭慈圣献皇后、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并系漆塑。首饰、花环六、锸冠并用假珠子结圈，青雉朱履、革带系皇后服体式。”又，王恽《玉堂嘉话》言宋怀懿皇后李氏御容云：“怀懿皇后李氏用紫色粉自眉已下作两方叶涂其面颊，直鼻梁上，下露真色一线，若紫沙幕者。”可谓非常精巧。
御容绘制完成后，还要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如扬州建隆寺“以木为御容匣，朱红油漆，黄罗托里”，并在“匣上覆以黄罗帕”。为保持色泽明亮，后世亦会对御容进行修补。特别是壁画类御容，此类工作更是必不可少，但修补很容易造成对御容原貌的破坏。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即载：王霭“奉诏于定力院写宣祖及太后御容”，但至于仁宗时堂西壁画虽见存，但屡经后人装饰却已经失真。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皇帝御容有时亦会作为天神肖像制作的底本。如南宋孝宗时期的佑圣观本为孝宗旧邸。淳熙三年(1176年)建以奉佑圣真 武灵应真君，宋人就认为“真武像盖肖上(孝宗)御容也”。
二、奉安御容与祭祀制度
一般来讲，宋代奉安与祭祀御容的制度，既沿袭了以往魏晋至隋唐、五代御容奉安的既定模式，同时又在奉安地点、奉安仪式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整与补充。
(一)奉安御容的地点
宋代的御容主要奉安于佛、道寺庙御容殿；景灵宫；内廷诸阁、宫馆，同时亦有宗室及私门奉安御容情况出现。
1 佛、道寺庙
出于祭祀考虑，宋代前、中期的御容亦如前代，主要奉安于佛、道寺庙中。如洛阳本是宋太祖生之地，其地有会圣宫及应天禅院，赵宋立国后曾作为传舍使用，真宗临幸洛阳，顾瞻遗迹，“乃命建为僧舍。功成，赐院额，奉安御容”。仁宗初年，“又建别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圣像”。庆历末，仁宗还亲为此殿篆三个神御殿牌。此后，北宋帝王御容基本都有在此地奉安。如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移仁宗、英宗御容赴会圣宫应天禅院。神宗死后，哲宗亦绘其御容于此。至南宋初，宋金战争起，出于安全考虑，高宗才将该地祖宗御容移往扬州寿宁寺。又如，江西杉万院，景德二年(1005年)建成后，朝廷赐土田、佛像、供器。仁宗“膀其殿日‘金仙宝殿’”，令奉安“仁庙御容、章懿明肃之写真，及锦衾褥、销金服数事”。
此外，宋代其他寺院如京师寿星观、太平宫、慈孝寺、扬州建隆寺、滁州天庆观、并州资圣院、澶州开福院、江西庐山开先寺、南京鸿庆宫、临海能仁寺、毫州明道观等亦曾作为奉安御容之所。
2 景灵宫
景灵宫，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所建，时真宗“以圣祖临降令择地建宫，遂以庆院建，约唐太清宫制度，仍上新宫名日‘景灵”’。六年正月，议定“自今后每岁盂飨腊及国家与天地社稷宗庙同奏告即于此宫行礼”。当时，景灵宫地位并不算高，基本只是一普通宫观。元丰年间(1078—1085年)，神宗以“祖宗以来，帝后神御皆寓道、释之馆”，遂令“仿效汉原庙之制，即景灵宫之东西为六殿，每殿皆有馆御。前殿以奉宣祖以下御容，而后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从此，在京寺观神御全部迎奉入内。所留存者，唯有万寿观，及延圣、广爱、宁华三殿御容。徽宗崇宁时，宋廷“以景灵无隙地，乃以驰道之西立西宫，以神宗为馆御首，哲宗次之，号旧宫为景灵东宫”。景灵宫遂扩建成为东、西二宫。
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高宗曾命“有司建景灵宫于江宁，帝后异殿，然不克成”。故高宗初年，“圣祖已下神御皆寓温州天庆宫”，后又迁往福州。绍兴十三年(1143年)二月，随着宋金战事的缓和，高宗始于新庄桥之西，刘光武赐第重建景灵宫，并迎奉神御于此，但仅为三殿，“圣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圣后与祖宗诸后居后”。可以说，早已没有了北宋时期的规模。绍兴十八年(1148年)，高宗又令增建道院。至二十一年韩世忠死，则借机以其赐第增筑景灵宫，“天兴殿五楹，中殿七楹，后殿十七楹，斋殿、进食殿皆备焉”。至此，景灵宫御容奉安才方成规模。
3 内廷诸阁、宫馆
宋代的内廷诸阁、宫馆也供奉有御容。自太宗以来，历代帝王均会将其御书、御制文集、各种典籍、图画、宝瑞之物，以及宗正寺所进宗室名籍、谱牒等集中征集并建阁收藏。如太宗龙图阁、真宗天章阁、仁宗宝文阁、神宗显谟阁、哲宗徽猷阁、徽宗敷文阁、高宗焕章阁、孝宗华文阁、光宗宝谟阁、宁宗宝章阁、理宗显文阁等。但这其中尤以天章阁最为特殊，因其除图籍外，也会将皇帝御容收藏入内，供人祭拜或瞻仰。马廷鸾《碧梧玩芳集》载：“国朝故事，内中天章阁有神御画像。”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即曾“召转臣及知杂御史以上于天章阁，朝谒祖宗御容及观瑞物，继问以御戎之策”。田思思《北宋神御研究》一文认为，天章阁神御于庆历六年(1046年)曾迎赴太平兴国寺，故其只是北宋暂时安奉祖宗神御之地。显然，作者没能注意到仁宗以后有关天章阁奉安御容的史料。实际上，神宗时，朝廷就下令“宗室宫院有祖宗御容，遣内侍奉迎藏于天章阁”。又，《(咸淳)临安志》有云：“祖宗诸阁，皆以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唯天章阁自东京时以奉列圣御容。中兴以来，驾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可见，天章阁御容并非临时奉安，而应是一处重要的御容奉安场所。南宋时，高宗又于临安重建天章阁。“绍兴十九年(1149年)正月壬子，从义郎赵子嵌投进太祖御容一轴”，高宗亦令“赴天章阁收奉讫”。
当然，其他阁内有时也会短时奉安御容，如神宗年间，内中龙图阁群玉殿就曾权奉安仁宗御容。
除天章阁外，三馆、秘阁也是御容奉安的重要场所。三馆即昭文馆、集贤院与史馆的总称。其与秘阁一样，名儒巨卿方可入阁供职，为宋代重要的储才、用才之地。同时，三馆、秘阁也有掌管内廷所藏珍本书籍、古画、器玩的职能。因此，有时它也被用来收藏或奉安御容。如淳化中(990---994年)，秘阁建成，太宗即“亲幸，召近臣纵观图籍赐宴。又以供奉僧元霭所写御容二轴藏于阁”。另据史料记载，神宗时期“三馆、秘阁所藏之书多散落于士大夫之家”，所藏只剩区区万余卷。但秘阁与昭文、集贤二院相对仍多，就是因为“阁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上”，因而幸得保存。南宋时期，三馆、秘阁重建，宋宁宗曾于嘉定元年(1208年)二月和嘉定八年(1215年)三月分别将徽宗与太祖御容二轴藏于秘阁。
此外，内廷中其他一些宫殿有时亦会作为奉安御容的场所。如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丁卯四日，真宗即“召近臣谒太宗御容于宜圣殿”。同时，如集英殿、观文殿，亦如前文所述龙图阁，偶尔也有因神御殿维修而奉安御容的情况。现存欧阳修、王硅等人诗文中即存有《集英殿告迁宣祖皇帝昭宪皇后御容赴奉先禅院庆基殿奉安祝文》、《修神御殿权于观文殿奉安祖宗御容表》等相关表章。
4 宗室及私门
终于宋世，宗室及私门奉安御容，实际并不多见。这或与宋廷不允许私人奉安御容的政策不无关系。但是某些时期，因种种原因，也会有越制奉安的情况出现。如宋初，宗室所居广亲宅本建有神御殿。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有宗室即请援引广亲宅例，修睦亲宅祖宗神御殿。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认为，“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礼，若援广亲宅例，当得兴置，则是沿袭非礼之事”。仁宗听其言，诏送两制、台谏、礼官详定。群臣均认为“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诸侯其后……今睦亲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礼悉，宜罢”。仁宗遂令罢修睦亲宅神御殿，但“以广亲宅置已久，不欲毁之”。又如，熙宁年间(1068—1077年)，“宗室鲁王等亦建神御于本宫”。议臣亦上书言：“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今宗室有场所相对较为广泛，特别是神宗以前，帝王御容因没有得到集中供奉，且管理并不严格，各寺庙、宫观都有存奉。而从神宗以后，随着御容供奉管理的 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统也，宜一切废罢。”
论及私门奉安，如前文所提及的牟谷，其即以“所写太宗正面御容张于户内”，险被真宗治罪。另据史料记载，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朱动在苏州，即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监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朱动此举，最终招致谏官群起弹劾。由于宋廷对御容奉安有严格的规定，神宗时又下诏“索天下御容，令转运司差官护送入京”。后又诏“宗室宫院有祖宗御容遣内侍奉迎藏于天章阁，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南宋时期，随着国祚南移，宫中所藏御容部分散失，但新起的南宋政权亦不允许臣庶之家私购、私藏御容，犯禁者，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洪迈《夷坚志》记载，宿迁大姓尹氏，“当离乱时，聚其族党起兵，劫女真龙虎大酋之垒，获祖宗御容与宫闱诸物，置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贡于朝”。于是，同里周、郭两秀才遂以其擅自奉安御容告于官，“狱吏不复究质，于是诸尹皆弃市”。
总的来看，宋代帝后的御容奉安地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历代御容在不同时期，其奉安地点都会有所调整。有自寺庙、殿阁而入景灵宫者；有自私门、宗室神御殿而人寺庙者；有自京师而入地方者；也有自地方神御殿汇聚进入京师馆阁者。现据存世史料，将皇帝御容主要奉安地点列表如下：
从上表所列可以看出，北宋诸帝的御容奉安规范化，景灵宫各殿则成为供奉御容的主要场所。当然，北宋徽宗后期至南宋初年，因特殊的政治形势，御容曾一度流散，故造成奉安地点并不限于景灵宫的现象。但是，随着高宗绍兴以后国家政权的稳定，景灵宫重建，以景灵宫为中心的御容奉安又得以恢复起来，并且终于南宋，帝后御容基本均奉安于景灵宫。
(二)奉安御容的过程及日常祭祀
宋代御容的奉安，无论是在京师殿廷，还是地方寺院的神御殿，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流程。如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于应天禅院奉安太祖御容，即先“以宰臣向敏中为奉安圣容礼仪使，权安于文德殿”，然后“百官班列”，真宗行酌献礼，“卤簿导引升彩舆迸发”，真宗则辞于正阳门外，百官辞于琼林苑门外，再遣官员奏赴太祖永昌陵告拜。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十七日于景灵宫孝严殿奉安仁宗御容，则先由帝“亲行酌献，命大臣分诣诸神御代行礼”。次日皇太后酌献，皇后、大长公主以下内外命妇则陪位于庭。并规定：“每岁下元朝谒如奉真殿仪。”
仁宗天圣以后，以宰相或近臣为礼仪使成为定制。如知制诰张师德即曾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鸿庆宫，迎景灵宫真宗御容奉安于西京应天院。奉安过程，“入内都知押班、御药管勾仪卫。先迎御容至文德，或会庆、长春殿，宿斋奉辞，辅臣、宗室前导，既而酌献，出则百官辞于近郊”。
清人所辑《中兴礼书》中，对南宋绍兴时奉安显仁皇后御容过程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奉安御容前，先由礼仪使行“告迁神御诣射殿权安奉仪”，告迁礼毕，再由礼仪使行“奏告礼仪”。最后皇帝行“酌献礼”，并赴丽正门外辞别，礼仪使则赴景灵宫奉安。其中酌献过程，“皇帝出幄，诣殿下褥位之东，西向立”。典仪奏请皇帝三拜。前导官导皇帝升殿，至显仁皇后神御香案前三上香。“内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进”。典仪再奏请皇帝下跪，奠茶一次，奠酒三次，并再三拜。然后前导官导皇帝降级，归御幄。礼仪使则“升殿上，西向立”，百官站位毕，“择官报告迁时”，太常卿请皇帝前导神御进发，“禁卫、班直、亲从官等扈卫扶侍，夹侍分左右，礼仪使后从，都大主管官往来照管”，出丽正门外，少驻。皇帝再于神御香案前三拜、三上香、再三拜，行奉辞之礼，然后回驾。神御则由宰执、亲王、使相、侍从、台谏、两省、阁门官、礼官、南班宗室及亲属分左右骑，导引至景灵宫天兴殿，并按仪式排办香火、诵读祝文等。
又据史料记载，景灵宫御容每岁四次祭祀，其中盂享由皇帝亲行主持。皇帝皇后大忌，则宰相率百官行香，僧人、道士作法事，而后妃、六宫亦皆随后前往天章阁以奉画像。“时节、朔望，帝后生辰日，皆遍荐之，内臣行事。钦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上日焚香”。诸陵上宫御容与天章阁御容，一般“时节酌献”，要求“每岁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内人各往朝拜”。此外又规定，春秋二仲，“太常行园陵。季秋，监察御史检视”。
南宋于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秋，复营建神御殿于崇政殿东侧，亦保持“朔望节序、帝后生辰，皇帝皆亲酌献行香，用家人礼”。平时祭祀则以“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结镫楼，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喉罗”，凡逢帝后忌辰，则“通用僧、道士四七人作法事”。
各州府有御容奉安者，如滁州端命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马都监一员兼管。至元丰六年(1083年)，专差内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献。岁朝，寒食、冬旦至节诏遣内侍酌献”。宣和中(1119--1125年)，礼部奏太常寺参酌后统一规定，地方各神御殿祭祀，应于朔日，诸节序奉香表，行礼仪“斋戒朝拜”。此前一日，朝拜官与读表文官即需赴斋所。祭祀时，待准备完毕，由“礼生引读表文官、赍香表官集朝拜官听、执事者以香表呈视”。然后再由“礼生请读表文官稍前习读表，或密词即读封题，讫，礼生赞复位”。最后“以御封香礼馔等呈视讫，各复斋所”。一般来说，朝拜官用诸州、府长吏，如其有缺，则以次官充任，读表文官亦以次官充当。执事者以有服色者担任。
祭祀过程中官员站位亦有规定：“设朝拜官位于殿下，西向，读表文官位于殿之南，北向，陪位官位于其后，设焚表文位于殿庭东，南向。”具体过程则是：“朝拜日，质明前，香火官先诣殿下，北向，拜讫，升殿东向侍立。有司陈设讫，礼生先引陪位官入就位，北向，次引读表文官人就位，次引朝拜官就位，西向立定。礼生赞有司谨具，请行事。礼生赞再拜。拜讫，引读表文官先升殿，于香案之右东向立。次引朝拜官诣香案前，赞捂笏，上香、奠酒茗，拜，兴，少立。礼生赞捂笏、跪、读表文，或密词即读封题。执笏兴，降复位。朝拜官再拜，降复位。礼生赞再拜讫，引朝拜官、读表文官诣焚表文位南向立，焚讫，退。一遇旦、望诸节序下降香表荐献行礼仪注。一如上仪。唯礼生引献官上香讫，跪，执事者以所荐之物授荐献官。受献讫，复授执事者。置于神御前，兴、拜，退一如上仪。”
就贡物来说，直到南宋，宋廷一直保持“太庙之祭以俎豆，景灵宫用牙盘，而天章阁等以常馔，用家人之礼”。地方神御殿则“有司设香案、时果、牙盘食神御前，又设奠醪茗之器于香案前之左，置御封香表案上”。高宗时期神御殿祭祀，要求“帘幕岁一易，岁用酌献二百四十羊”，仅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禁中神御荐享礼物，即“每位各用羊胃一”，共享二十五羊，数量如此庞大，高宗遂以“祖宗仁厚岂欲多害物命”，下令以别味代替。
奉安御容过程中，宋廷对各代帝后所行“导引曲”亦作规定：“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宫观、寺院并神 主祔庙，悉用正宫。”只有仁宗御容赴景灵宫奉安时，改用道调。且都只有一曲。奉安御容时，亦会调拨数量众多的仪卫人员，颇耗人力。如真宗崇奉圣祖时设仪卫，“大驾千七百九十三人，法驾千三百五人，小驾千三十四人，数多于前，銮驾九百二十五人。迎奉祖宗御容，或神主祔庙用小銮驾，三百二十五人，上宗庙谥册二百人”。
另外，奉安前，奉祀臣僚需作祝文、斋文、道场疏、导引歌词等，仪式完毕则作贺表、青词。
三、余论
考察宋代的御容及其奉安、祭祀等问题，当然不能将着眼点完全局限于对制度、条令的梳理。宋代的御容在实际的行政运作层面，亦担负着一定政治功能。
首先，宋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历代帝王均有大力倡导孝行之举措，皇帝对御容的奉安与祭祀则可以看做是当时帝王从国家层面对孝文化的身体力行，这就势必会对臣庶间孝风普及起到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和助推作用。众所周知，因五代乱世，前朝礼制多至荒废，至宋初，士大夫以家庙为中心的家族祭祀活动多不复行，司马光即曾追述，当时“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礼颓教眵，庙制遂绝”。而与此同时，由于礼制不行，一些民庶之家则对祭祀更感漠视，士大夫甚至有于寝室内行祭祖礼者。有感于此等乱局，宋兴以后，朝臣中即有人向皇帝建议，“帝王举动，为万世法”，希望能通过皇权来重塑孝道。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御容祭祀与奉安很自然地就成为朝廷“以广孝行”的宣教方式。如南京鸿庆宫成，奉安三圣御容礼毕，时人胡宿就言：御容奉安、原庙之设，“盖尊王业，实广孝思，稽克构于圣功，兼表崇于文教”。真、仁二帝以后，宋廷在京师或地方修建或改造了大量的佛、道寺庙神御殿来祭祀御容。对此司马光曾责问仁宗：“本根不固，有识寒心，而道宫、佛庙，修广御容，其于孝也，不亦远乎?”但司马光的批评，并没能阻挡皇帝奉安御容的脚步。神宗时，景灵宫御容奉安制度化后，士大夫家庙制度也被国家重新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以后，高宗还“绘配享功臣像于景灵宫庭之两壁”。以上诸多措施，无疑都对臣庶孝行思想的培植影响甚大。
其次，御容的奉安与祭祀，作为一种高规格的礼仪活动，仪式庄重，制度严格，并具有某种程度的等级性与神秘感。这对维系臣庶以及宗室成员对政权的认同，发挥着极为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如北宋末，徽钦二帝北狩，康王赵构起兵，先“率僚属诣鸿庆宫朝三殿御容”，然后方才即位。赵构此举，实际正是冀取得祭祀、奉安御容的既成事实，进而获得法定皇权，可谓相当高明。南宋初期，北方国土沦陷，伪齐“刘豫人东京，毁天章阁”，殿阁御容遂多流散。但身逢乱世，出于对宋王朝的眷念，各地将领及勤王之兵仍多集御容以奉。可以说，御容在当时人眼中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政权存在的符号和象征。深陷困境，很多人往往以出示御容相感召，城破之时，还有人选择与御容共存亡。如王禀，金人人河东，“披甲之士，致煮弓弩筋胶塞饥。势力既竭，外援不至，城既陷”，其尚拼命抵抗，最后“负原庙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而靖康时太原被围，“因粮尽援兵不接，城中杀人而食，困饿死者十将八九”，亦有通判王逸誓不屈辱，“登阁抱太宗御容令人纵火而死”。又如宋金战争过程中，“金人遣张通古来，要上北面拜诏，朝廷议未定”，即有人提议“请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诏书于其中拜之”。这样既不会触怒金人，同时又使臣庶维系了对宋政权的认同感。在当时，出于对宋政权的怀念，有人甚至冒生命危险，携御容南归。史载，“有武功大夫、知环州安塞寨田敢者，尝得太祖御容，欲间行南归以献”，其事泄露后，竞被金人杖死。元灭南宋以后，遗民中更多有对前代念念不忘者。《癸辛杂识》记载，有“杭医老张防御向为谢太后殿医官。革命后，犹出入杨驸马家，言语好异，人目为‘张风子’。然其人尚义介靖，不徇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阁，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唯谨，以终其身焉，可谓不忘本者矣”。
此外，宋辽间进行的御容交往，则是双方交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此种交流，宋辽双方增进了认识，扩大了联系，消解了疑虑，这对维系真宗以后双方的和平局面，作用明显。如嘉祜二年(1057年)四月，辽兴宗耶律宗真即“遣使以其画像来献，求易御容，以代相见，笃兄弟之情”。不久耶律宗真去世，道宗耶律洪基即位。九月庚子，辽又“遣使以新主画像来求御容，删。仁宗令百官议，朝臣虑其“有厌胜之术”，仁宗则以为：“吾待虏厚，必不然。”遂于是年十月，遣御史中丞张异护送御容赴辽。现存宋人记载中，尚有对辽方迎接仁宗御容场景的描述，其谓：“虏主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侯耳。’”当然，宋人记载或有偏颇之处，但至少可以说明，此类活动的展开，显现出辽方对宋辽间和平局面的珍视。另据《契丹国志》记载，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辽又“遣林牙、左监门卫大将军耶律防，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陈颧，诣宋求真宗、仁宗御容”，宋英宗随即应允，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为回谢使。单州防御使刘永年副之”。辽得御容后，“以御容于庆州崇奉。每夕，宫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气尽，登台而燎之，日：‘烧饭’。惟祀天与祖宗则然”。直到元祐时期(1086--1094年)，辽主接见宋方使臣时，尚言：“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宋在辽国君主亡故后，亦张其御容，令百官吊唁。或许可以说，宋辽双方这种御容交聘与祭祀活动的互动展开，正是双方在各自中后期，尚能基本维持和平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御容的奉安与祭祀活动，是宋代国家礼仪制度与宗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诸多条令，都直接影响了宋以后礼仪制度的发展，可谓意义重大。囿于学识，本文对宋代御容的研究，更多是对既定制度的考察。而对于奉安、祭祀过程中的诸多变通与调整；士大夫阶层在御容奉安过程中的政治参与与政治运作，以及现存图像材料的解读等均涉及不多。冀诸同道学人，能将此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关键词]宋代，御客，奉安，祭祀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6—0020—08
御容又叫神御、圣容、圣像、御影、仪容、写真、画像等，是古代为祭祀、供奉、瞻仰等活动而专门绘制或塑造的帝王、后妃等的图像。赵宋立国以后，亦继承了前代制作御容传统，在众多的宫观、寺庙中供奉御容，并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奉安、祭祀御容制度。目前，学界对宋代御容问题研究，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欲据现存史料，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御容的制作
宋代的御容制作一般可分为官方制作和民间私制两种类型。所谓的官方制作主要是朝廷以国家意志设立专门机构，委派专人进行制作。宋代制作御容的主要机构是翰林图画院(神宗元丰以后改称图画局)，专门负责御容绘制者则为图画院祗候或翰林待诏。如据史料记载，太祖时期的王霭，“工画佛道人物，长于写貌。五代间以画闻，晋末与王仁寿皆为契丹所掠，太祖受禅放还，授图画院祗候。遂使江表潜写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真称旨，改翰林待诏”。定力院太祖御容，梁祖真像，即为其所作。而太宗时期的牟谷则“工相术，善传写”，被委任为图画院祗候，端拱初“诏令随使者往交趾国，写安南王黎柏及诸陪臣真像”，尤长于画正面御容。真宗时期，朝廷写太宗御容本已“令元霭写毕”，但真宗皇帝阅后觉不满，认为“能写正面，唯谷一人”，于是“更令谷写正面御容，寻授翰林待诏”。又如“扬州建隆寺，旧有太祖御榻殿，景德二年(1005年)寺僧请奉安圣容”，真宗即诏翰林图画严卫而往。此外，徽宗时期的朱渐，亦为翰林待诏，其家处京师，绘画名气极大，京城“俗云‘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恐其夺尽精神也”，宣和间，其更被命写六殿御容。
除专门机构的御容创作以外，宋廷亦聘民间画师进行御容写作，有些还因此而授官。如真、仁之际的王端，“虽以山水著名，然于佛道人马自为绝格，兼善传写”。真宗亡故前，感于王端声名，“召端与画臣写其遗像，端举笔乃就，无及之者。燕共肃王见其肖似更益号恸，敕端入图画院，让而不受，止乞国子监书一部。上嘉之，特授奉职转右班殿直”。又如北宋后期的僧维真，本嘉禾人，因其“工传写”，就曾被召人宫“写仁宗、英宗御容，赏赉殊厚”，被时人目为“元霭之继”，一时“名公贵人多召致传写”。
民间私制御容，则是民间画师或士人不经过朝廷允许私自进行御容摹写。如牟谷，其自交趾返回后，适逢太宗崩亡，“未蒙恩旨，间居阊阖门外”，私自绘制太宗正面御容张于自家屋内，真宗至建隆观祭祀，得知其事，本欲惩治，“诘其所由，谷具以实对”，方命释之。又如泾州长寿镇寺僧，在太祖仕周时，卜其“非凡人，阴使人图上容于寺壁”，朝廷得知其事后，“以其寺有御容，遂为官所护”。还有太宗时期的武宗元，善画“佛道人物，笔法备曹吴之妙……尝于西京上清官画三十六天帝”，也曾“潜写太宗御容”，真宗西祀汾阴时，途经洛都，“幸上清宫，忽见御容，惊日‘此真先帝也!’遽命焚香再拜，叹其精妙，伫立久之”。可见，其虽为私制，但技法还是相当精熟的，应该丝毫不亚于宫廷画师之创作。
当然，除了绘制御容外，宋廷还造御容塑像，雕刻玉石御容，并刻制御容印本。对于御容塑像，前代早已有之。如永州紫极观、万州寿宁观，人宋时其中尚置有唐玄宗金铜御容。前代如此，宋代的御容塑像更为丰富。历代帝王、后妃都有塑像以供祭祀、瞻仰，且做工更为精细，耗时、耗费更巨。如宋人汪端明即感叹：“朝廷塑一显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钱，所费不赀。”同时，相比绘制御容，御容塑像也更为庄重。如扬州建隆寺，景德中曾“即置殿绘御容”，但因“其制庳陋，会占者言东南有王气，乃易以塑像”。此外，还有仁宗时期的万寿观，至和二年(1055年)正月丁卯曾专奉真宗塑像于其中。南宋时期的福州启运宫开元寺，则有北宋七帝御容塑像。
除塑像外，宋代亦雕刻玉石御容。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真宗“遣内侍于莱州采玉石，造景灵宫圣像。于是，诏采玉石处，除两税外，免其徭役”。天圣二年(1024年)，仁宗亦以“玉清昭应宫集灵殿为安圣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
相比前朝，宋朝御容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御容印本了，这或许正可从一侧面反映当时印刷技术的高超。据《南宋馆阁录》记载，南宋高宗绍兴时期，诸州印板书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御容刻印达四百六十七轴。
虽然文献记载宋代御容数量众多，但描述御容具体绘制方法及表现形象的却较少。因此，有关宋代御容的制法和样貌，现已不得其详情。但从现有零碎记载来看，宋代御容的绘制的确是十分讲究的。如真宗时，曾令“僧元霭写先帝侧座御容”，其粉本每写成，“染颜色毕，怀中别出一小石研磨取色，盖覆肉色之上，然后遂如真，众工所不及者正为此特高”。另据史料记载，僧元霭所画太宗小本御容，“舒却幞头，上插花五六枝，衣金龙袍，玉束带，描金龙软鞣，手持球杖弄球，神采英武”。《朱子语类》贝Ⅱ载有景灵宫御容貌像，其云：“西畔六人，东向。其四皆衣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绛纱袍，乃是太祖太宗。”《宋会要辑稿》中有专门对高宗御容形象的描述：“高宗皇帝神御系漆塑。戴幞头，宽袖，淡黄服，底现红销金，领袖塑出红靼，作素玉带，黑靴，尖白底，通袖不现手。”会圣宫、启运宫御容则“系以漆胎彩绘装塑，通天冠，服降纱袍，方心曲领环，环佩朱履等并如礼制，执玉圭，坐龙椅”。此外，南宋绍兴时所奉“昭慈圣献皇后、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并系漆塑。首饰、花环六、锸冠并用假珠子结圈，青雉朱履、革带系皇后服体式。”又，王恽《玉堂嘉话》言宋怀懿皇后李氏御容云：“怀懿皇后李氏用紫色粉自眉已下作两方叶涂其面颊，直鼻梁上，下露真色一线，若紫沙幕者。”可谓非常精巧。
御容绘制完成后，还要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如扬州建隆寺“以木为御容匣，朱红油漆，黄罗托里”，并在“匣上覆以黄罗帕”。为保持色泽明亮，后世亦会对御容进行修补。特别是壁画类御容，此类工作更是必不可少，但修补很容易造成对御容原貌的破坏。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即载：王霭“奉诏于定力院写宣祖及太后御容”，但至于仁宗时堂西壁画虽见存，但屡经后人装饰却已经失真。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皇帝御容有时亦会作为天神肖像制作的底本。如南宋孝宗时期的佑圣观本为孝宗旧邸。淳熙三年(1176年)建以奉佑圣真 武灵应真君，宋人就认为“真武像盖肖上(孝宗)御容也”。
二、奉安御容与祭祀制度
一般来讲，宋代奉安与祭祀御容的制度，既沿袭了以往魏晋至隋唐、五代御容奉安的既定模式，同时又在奉安地点、奉安仪式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整与补充。
(一)奉安御容的地点
宋代的御容主要奉安于佛、道寺庙御容殿；景灵宫；内廷诸阁、宫馆，同时亦有宗室及私门奉安御容情况出现。
1 佛、道寺庙
出于祭祀考虑，宋代前、中期的御容亦如前代，主要奉安于佛、道寺庙中。如洛阳本是宋太祖生之地，其地有会圣宫及应天禅院，赵宋立国后曾作为传舍使用，真宗临幸洛阳，顾瞻遗迹，“乃命建为僧舍。功成，赐院额，奉安御容”。仁宗初年，“又建别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圣像”。庆历末，仁宗还亲为此殿篆三个神御殿牌。此后，北宋帝王御容基本都有在此地奉安。如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移仁宗、英宗御容赴会圣宫应天禅院。神宗死后，哲宗亦绘其御容于此。至南宋初，宋金战争起，出于安全考虑，高宗才将该地祖宗御容移往扬州寿宁寺。又如，江西杉万院，景德二年(1005年)建成后，朝廷赐土田、佛像、供器。仁宗“膀其殿日‘金仙宝殿’”，令奉安“仁庙御容、章懿明肃之写真，及锦衾褥、销金服数事”。
此外，宋代其他寺院如京师寿星观、太平宫、慈孝寺、扬州建隆寺、滁州天庆观、并州资圣院、澶州开福院、江西庐山开先寺、南京鸿庆宫、临海能仁寺、毫州明道观等亦曾作为奉安御容之所。
2 景灵宫
景灵宫，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所建，时真宗“以圣祖临降令择地建宫，遂以庆院建，约唐太清宫制度，仍上新宫名日‘景灵”’。六年正月，议定“自今后每岁盂飨腊及国家与天地社稷宗庙同奏告即于此宫行礼”。当时，景灵宫地位并不算高，基本只是一普通宫观。元丰年间(1078—1085年)，神宗以“祖宗以来，帝后神御皆寓道、释之馆”，遂令“仿效汉原庙之制，即景灵宫之东西为六殿，每殿皆有馆御。前殿以奉宣祖以下御容，而后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从此，在京寺观神御全部迎奉入内。所留存者，唯有万寿观，及延圣、广爱、宁华三殿御容。徽宗崇宁时，宋廷“以景灵无隙地，乃以驰道之西立西宫，以神宗为馆御首，哲宗次之，号旧宫为景灵东宫”。景灵宫遂扩建成为东、西二宫。
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高宗曾命“有司建景灵宫于江宁，帝后异殿，然不克成”。故高宗初年，“圣祖已下神御皆寓温州天庆宫”，后又迁往福州。绍兴十三年(1143年)二月，随着宋金战事的缓和，高宗始于新庄桥之西，刘光武赐第重建景灵宫，并迎奉神御于此，但仅为三殿，“圣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圣后与祖宗诸后居后”。可以说，早已没有了北宋时期的规模。绍兴十八年(1148年)，高宗又令增建道院。至二十一年韩世忠死，则借机以其赐第增筑景灵宫，“天兴殿五楹，中殿七楹，后殿十七楹，斋殿、进食殿皆备焉”。至此，景灵宫御容奉安才方成规模。
3 内廷诸阁、宫馆
宋代的内廷诸阁、宫馆也供奉有御容。自太宗以来，历代帝王均会将其御书、御制文集、各种典籍、图画、宝瑞之物，以及宗正寺所进宗室名籍、谱牒等集中征集并建阁收藏。如太宗龙图阁、真宗天章阁、仁宗宝文阁、神宗显谟阁、哲宗徽猷阁、徽宗敷文阁、高宗焕章阁、孝宗华文阁、光宗宝谟阁、宁宗宝章阁、理宗显文阁等。但这其中尤以天章阁最为特殊，因其除图籍外，也会将皇帝御容收藏入内，供人祭拜或瞻仰。马廷鸾《碧梧玩芳集》载：“国朝故事，内中天章阁有神御画像。”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即曾“召转臣及知杂御史以上于天章阁，朝谒祖宗御容及观瑞物，继问以御戎之策”。田思思《北宋神御研究》一文认为，天章阁神御于庆历六年(1046年)曾迎赴太平兴国寺，故其只是北宋暂时安奉祖宗神御之地。显然，作者没能注意到仁宗以后有关天章阁奉安御容的史料。实际上，神宗时，朝廷就下令“宗室宫院有祖宗御容，遣内侍奉迎藏于天章阁”。又，《(咸淳)临安志》有云：“祖宗诸阁，皆以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唯天章阁自东京时以奉列圣御容。中兴以来，驾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可见，天章阁御容并非临时奉安，而应是一处重要的御容奉安场所。南宋时，高宗又于临安重建天章阁。“绍兴十九年(1149年)正月壬子，从义郎赵子嵌投进太祖御容一轴”，高宗亦令“赴天章阁收奉讫”。
当然，其他阁内有时也会短时奉安御容，如神宗年间，内中龙图阁群玉殿就曾权奉安仁宗御容。
除天章阁外，三馆、秘阁也是御容奉安的重要场所。三馆即昭文馆、集贤院与史馆的总称。其与秘阁一样，名儒巨卿方可入阁供职，为宋代重要的储才、用才之地。同时，三馆、秘阁也有掌管内廷所藏珍本书籍、古画、器玩的职能。因此，有时它也被用来收藏或奉安御容。如淳化中(990---994年)，秘阁建成，太宗即“亲幸，召近臣纵观图籍赐宴。又以供奉僧元霭所写御容二轴藏于阁”。另据史料记载，神宗时期“三馆、秘阁所藏之书多散落于士大夫之家”，所藏只剩区区万余卷。但秘阁与昭文、集贤二院相对仍多，就是因为“阁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上”，因而幸得保存。南宋时期，三馆、秘阁重建，宋宁宗曾于嘉定元年(1208年)二月和嘉定八年(1215年)三月分别将徽宗与太祖御容二轴藏于秘阁。
此外，内廷中其他一些宫殿有时亦会作为奉安御容的场所。如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丁卯四日，真宗即“召近臣谒太宗御容于宜圣殿”。同时，如集英殿、观文殿，亦如前文所述龙图阁，偶尔也有因神御殿维修而奉安御容的情况。现存欧阳修、王硅等人诗文中即存有《集英殿告迁宣祖皇帝昭宪皇后御容赴奉先禅院庆基殿奉安祝文》、《修神御殿权于观文殿奉安祖宗御容表》等相关表章。
4 宗室及私门
终于宋世，宗室及私门奉安御容，实际并不多见。这或与宋廷不允许私人奉安御容的政策不无关系。但是某些时期，因种种原因，也会有越制奉安的情况出现。如宋初，宗室所居广亲宅本建有神御殿。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有宗室即请援引广亲宅例，修睦亲宅祖宗神御殿。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认为，“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礼，若援广亲宅例，当得兴置，则是沿袭非礼之事”。仁宗听其言，诏送两制、台谏、礼官详定。群臣均认为“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诸侯其后……今睦亲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礼悉，宜罢”。仁宗遂令罢修睦亲宅神御殿，但“以广亲宅置已久，不欲毁之”。又如，熙宁年间(1068—1077年)，“宗室鲁王等亦建神御于本宫”。议臣亦上书言：“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今宗室有场所相对较为广泛，特别是神宗以前，帝王御容因没有得到集中供奉，且管理并不严格，各寺庙、宫观都有存奉。而从神宗以后，随着御容供奉管理的 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统也，宜一切废罢。”
论及私门奉安，如前文所提及的牟谷，其即以“所写太宗正面御容张于户内”，险被真宗治罪。另据史料记载，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朱动在苏州，即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监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朱动此举，最终招致谏官群起弹劾。由于宋廷对御容奉安有严格的规定，神宗时又下诏“索天下御容，令转运司差官护送入京”。后又诏“宗室宫院有祖宗御容遣内侍奉迎藏于天章阁，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南宋时期，随着国祚南移，宫中所藏御容部分散失，但新起的南宋政权亦不允许臣庶之家私购、私藏御容，犯禁者，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洪迈《夷坚志》记载，宿迁大姓尹氏，“当离乱时，聚其族党起兵，劫女真龙虎大酋之垒，获祖宗御容与宫闱诸物，置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贡于朝”。于是，同里周、郭两秀才遂以其擅自奉安御容告于官，“狱吏不复究质，于是诸尹皆弃市”。
总的来看，宋代帝后的御容奉安地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历代御容在不同时期，其奉安地点都会有所调整。有自寺庙、殿阁而入景灵宫者；有自私门、宗室神御殿而人寺庙者；有自京师而入地方者；也有自地方神御殿汇聚进入京师馆阁者。现据存世史料，将皇帝御容主要奉安地点列表如下：
从上表所列可以看出，北宋诸帝的御容奉安规范化，景灵宫各殿则成为供奉御容的主要场所。当然，北宋徽宗后期至南宋初年，因特殊的政治形势，御容曾一度流散，故造成奉安地点并不限于景灵宫的现象。但是，随着高宗绍兴以后国家政权的稳定，景灵宫重建，以景灵宫为中心的御容奉安又得以恢复起来，并且终于南宋，帝后御容基本均奉安于景灵宫。
(二)奉安御容的过程及日常祭祀
宋代御容的奉安，无论是在京师殿廷，还是地方寺院的神御殿，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流程。如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于应天禅院奉安太祖御容，即先“以宰臣向敏中为奉安圣容礼仪使，权安于文德殿”，然后“百官班列”，真宗行酌献礼，“卤簿导引升彩舆迸发”，真宗则辞于正阳门外，百官辞于琼林苑门外，再遣官员奏赴太祖永昌陵告拜。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十七日于景灵宫孝严殿奉安仁宗御容，则先由帝“亲行酌献，命大臣分诣诸神御代行礼”。次日皇太后酌献，皇后、大长公主以下内外命妇则陪位于庭。并规定：“每岁下元朝谒如奉真殿仪。”
仁宗天圣以后，以宰相或近臣为礼仪使成为定制。如知制诰张师德即曾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鸿庆宫，迎景灵宫真宗御容奉安于西京应天院。奉安过程，“入内都知押班、御药管勾仪卫。先迎御容至文德，或会庆、长春殿，宿斋奉辞，辅臣、宗室前导，既而酌献，出则百官辞于近郊”。
清人所辑《中兴礼书》中，对南宋绍兴时奉安显仁皇后御容过程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奉安御容前，先由礼仪使行“告迁神御诣射殿权安奉仪”，告迁礼毕，再由礼仪使行“奏告礼仪”。最后皇帝行“酌献礼”，并赴丽正门外辞别，礼仪使则赴景灵宫奉安。其中酌献过程，“皇帝出幄，诣殿下褥位之东，西向立”。典仪奏请皇帝三拜。前导官导皇帝升殿，至显仁皇后神御香案前三上香。“内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进”。典仪再奏请皇帝下跪，奠茶一次，奠酒三次，并再三拜。然后前导官导皇帝降级，归御幄。礼仪使则“升殿上，西向立”，百官站位毕，“择官报告迁时”，太常卿请皇帝前导神御进发，“禁卫、班直、亲从官等扈卫扶侍，夹侍分左右，礼仪使后从，都大主管官往来照管”，出丽正门外，少驻。皇帝再于神御香案前三拜、三上香、再三拜，行奉辞之礼，然后回驾。神御则由宰执、亲王、使相、侍从、台谏、两省、阁门官、礼官、南班宗室及亲属分左右骑，导引至景灵宫天兴殿，并按仪式排办香火、诵读祝文等。
又据史料记载，景灵宫御容每岁四次祭祀，其中盂享由皇帝亲行主持。皇帝皇后大忌，则宰相率百官行香，僧人、道士作法事，而后妃、六宫亦皆随后前往天章阁以奉画像。“时节、朔望，帝后生辰日，皆遍荐之，内臣行事。钦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上日焚香”。诸陵上宫御容与天章阁御容，一般“时节酌献”，要求“每岁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内人各往朝拜”。此外又规定，春秋二仲，“太常行园陵。季秋，监察御史检视”。
南宋于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秋，复营建神御殿于崇政殿东侧，亦保持“朔望节序、帝后生辰，皇帝皆亲酌献行香，用家人礼”。平时祭祀则以“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结镫楼，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喉罗”，凡逢帝后忌辰，则“通用僧、道士四七人作法事”。
各州府有御容奉安者，如滁州端命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马都监一员兼管。至元丰六年(1083年)，专差内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献。岁朝，寒食、冬旦至节诏遣内侍酌献”。宣和中(1119--1125年)，礼部奏太常寺参酌后统一规定，地方各神御殿祭祀，应于朔日，诸节序奉香表，行礼仪“斋戒朝拜”。此前一日，朝拜官与读表文官即需赴斋所。祭祀时，待准备完毕，由“礼生引读表文官、赍香表官集朝拜官听、执事者以香表呈视”。然后再由“礼生请读表文官稍前习读表，或密词即读封题，讫，礼生赞复位”。最后“以御封香礼馔等呈视讫，各复斋所”。一般来说，朝拜官用诸州、府长吏，如其有缺，则以次官充任，读表文官亦以次官充当。执事者以有服色者担任。
祭祀过程中官员站位亦有规定：“设朝拜官位于殿下，西向，读表文官位于殿之南，北向，陪位官位于其后，设焚表文位于殿庭东，南向。”具体过程则是：“朝拜日，质明前，香火官先诣殿下，北向，拜讫，升殿东向侍立。有司陈设讫，礼生先引陪位官入就位，北向，次引读表文官人就位，次引朝拜官就位，西向立定。礼生赞有司谨具，请行事。礼生赞再拜。拜讫，引读表文官先升殿，于香案之右东向立。次引朝拜官诣香案前，赞捂笏，上香、奠酒茗，拜，兴，少立。礼生赞捂笏、跪、读表文，或密词即读封题。执笏兴，降复位。朝拜官再拜，降复位。礼生赞再拜讫，引朝拜官、读表文官诣焚表文位南向立，焚讫，退。一遇旦、望诸节序下降香表荐献行礼仪注。一如上仪。唯礼生引献官上香讫，跪，执事者以所荐之物授荐献官。受献讫，复授执事者。置于神御前，兴、拜，退一如上仪。”
就贡物来说，直到南宋，宋廷一直保持“太庙之祭以俎豆，景灵宫用牙盘，而天章阁等以常馔，用家人之礼”。地方神御殿则“有司设香案、时果、牙盘食神御前，又设奠醪茗之器于香案前之左，置御封香表案上”。高宗时期神御殿祭祀，要求“帘幕岁一易，岁用酌献二百四十羊”，仅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禁中神御荐享礼物，即“每位各用羊胃一”，共享二十五羊，数量如此庞大，高宗遂以“祖宗仁厚岂欲多害物命”，下令以别味代替。
奉安御容过程中，宋廷对各代帝后所行“导引曲”亦作规定：“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宫观、寺院并神 主祔庙，悉用正宫。”只有仁宗御容赴景灵宫奉安时，改用道调。且都只有一曲。奉安御容时，亦会调拨数量众多的仪卫人员，颇耗人力。如真宗崇奉圣祖时设仪卫，“大驾千七百九十三人，法驾千三百五人，小驾千三十四人，数多于前，銮驾九百二十五人。迎奉祖宗御容，或神主祔庙用小銮驾，三百二十五人，上宗庙谥册二百人”。
另外，奉安前，奉祀臣僚需作祝文、斋文、道场疏、导引歌词等，仪式完毕则作贺表、青词。
三、余论
考察宋代的御容及其奉安、祭祀等问题，当然不能将着眼点完全局限于对制度、条令的梳理。宋代的御容在实际的行政运作层面，亦担负着一定政治功能。
首先，宋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历代帝王均有大力倡导孝行之举措，皇帝对御容的奉安与祭祀则可以看做是当时帝王从国家层面对孝文化的身体力行，这就势必会对臣庶间孝风普及起到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和助推作用。众所周知，因五代乱世，前朝礼制多至荒废，至宋初，士大夫以家庙为中心的家族祭祀活动多不复行，司马光即曾追述，当时“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礼颓教眵，庙制遂绝”。而与此同时，由于礼制不行，一些民庶之家则对祭祀更感漠视，士大夫甚至有于寝室内行祭祖礼者。有感于此等乱局，宋兴以后，朝臣中即有人向皇帝建议，“帝王举动，为万世法”，希望能通过皇权来重塑孝道。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御容祭祀与奉安很自然地就成为朝廷“以广孝行”的宣教方式。如南京鸿庆宫成，奉安三圣御容礼毕，时人胡宿就言：御容奉安、原庙之设，“盖尊王业，实广孝思，稽克构于圣功，兼表崇于文教”。真、仁二帝以后，宋廷在京师或地方修建或改造了大量的佛、道寺庙神御殿来祭祀御容。对此司马光曾责问仁宗：“本根不固，有识寒心，而道宫、佛庙，修广御容，其于孝也，不亦远乎?”但司马光的批评，并没能阻挡皇帝奉安御容的脚步。神宗时，景灵宫御容奉安制度化后，士大夫家庙制度也被国家重新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以后，高宗还“绘配享功臣像于景灵宫庭之两壁”。以上诸多措施，无疑都对臣庶孝行思想的培植影响甚大。
其次，御容的奉安与祭祀，作为一种高规格的礼仪活动，仪式庄重，制度严格，并具有某种程度的等级性与神秘感。这对维系臣庶以及宗室成员对政权的认同，发挥着极为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如北宋末，徽钦二帝北狩，康王赵构起兵，先“率僚属诣鸿庆宫朝三殿御容”，然后方才即位。赵构此举，实际正是冀取得祭祀、奉安御容的既成事实，进而获得法定皇权，可谓相当高明。南宋初期，北方国土沦陷，伪齐“刘豫人东京，毁天章阁”，殿阁御容遂多流散。但身逢乱世，出于对宋王朝的眷念，各地将领及勤王之兵仍多集御容以奉。可以说，御容在当时人眼中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政权存在的符号和象征。深陷困境，很多人往往以出示御容相感召，城破之时，还有人选择与御容共存亡。如王禀，金人人河东，“披甲之士，致煮弓弩筋胶塞饥。势力既竭，外援不至，城既陷”，其尚拼命抵抗，最后“负原庙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而靖康时太原被围，“因粮尽援兵不接，城中杀人而食，困饿死者十将八九”，亦有通判王逸誓不屈辱，“登阁抱太宗御容令人纵火而死”。又如宋金战争过程中，“金人遣张通古来，要上北面拜诏，朝廷议未定”，即有人提议“请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诏书于其中拜之”。这样既不会触怒金人，同时又使臣庶维系了对宋政权的认同感。在当时，出于对宋政权的怀念，有人甚至冒生命危险，携御容南归。史载，“有武功大夫、知环州安塞寨田敢者，尝得太祖御容，欲间行南归以献”，其事泄露后，竞被金人杖死。元灭南宋以后，遗民中更多有对前代念念不忘者。《癸辛杂识》记载，有“杭医老张防御向为谢太后殿医官。革命后，犹出入杨驸马家，言语好异，人目为‘张风子’。然其人尚义介靖，不徇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阁，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唯谨，以终其身焉，可谓不忘本者矣”。
此外，宋辽间进行的御容交往，则是双方交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此种交流，宋辽双方增进了认识，扩大了联系，消解了疑虑，这对维系真宗以后双方的和平局面，作用明显。如嘉祜二年(1057年)四月，辽兴宗耶律宗真即“遣使以其画像来献，求易御容，以代相见，笃兄弟之情”。不久耶律宗真去世，道宗耶律洪基即位。九月庚子，辽又“遣使以新主画像来求御容，删。仁宗令百官议，朝臣虑其“有厌胜之术”，仁宗则以为：“吾待虏厚，必不然。”遂于是年十月，遣御史中丞张异护送御容赴辽。现存宋人记载中，尚有对辽方迎接仁宗御容场景的描述，其谓：“虏主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侯耳。’”当然，宋人记载或有偏颇之处，但至少可以说明，此类活动的展开，显现出辽方对宋辽间和平局面的珍视。另据《契丹国志》记载，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辽又“遣林牙、左监门卫大将军耶律防，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陈颧，诣宋求真宗、仁宗御容”，宋英宗随即应允，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为回谢使。单州防御使刘永年副之”。辽得御容后，“以御容于庆州崇奉。每夕，宫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气尽，登台而燎之，日：‘烧饭’。惟祀天与祖宗则然”。直到元祐时期(1086--1094年)，辽主接见宋方使臣时，尚言：“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宋在辽国君主亡故后，亦张其御容，令百官吊唁。或许可以说，宋辽双方这种御容交聘与祭祀活动的互动展开，正是双方在各自中后期，尚能基本维持和平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御容的奉安与祭祀活动，是宋代国家礼仪制度与宗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诸多条令，都直接影响了宋以后礼仪制度的发展，可谓意义重大。囿于学识，本文对宋代御容的研究，更多是对既定制度的考察。而对于奉安、祭祀过程中的诸多变通与调整；士大夫阶层在御容奉安过程中的政治参与与政治运作，以及现存图像材料的解读等均涉及不多。冀诸同道学人，能将此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