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繁华的北京街市，步入安谧的西长安街延长线南侧的文华胡同，道路两旁长着茂密的树木，细密的枝叶交织在一起为行人撒下一路荫凉。胡同的街道干净整洁且安静平和，在并不宽敞的胡同内保留着一座民国时期民居建筑风格的院子，质朴而宁静。院子被打理得干净利落，院中栽有两棵海棠树，花开满树，这里就是北京李大钊故居所在地。
　　根据文献记载，这座幽静的院子复原了李大钊在此居住近4年的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的情境，这里也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

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

　　石驸马指的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女顺德公主的丈夫石璟，他的官邸当年就在这一带。驸马府南門东西向的大街当时叫石驸马大街，民国时许广平、刘和珍等就读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就在大街东头。北门的街道叫作石驸马后闸，宣统年间改叫“后宅”。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整顿地名，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石驸马大街改为新文化街，石驸马后宅改称文华胡同。

　　现在我们所说的文华胡同24号，就是当年的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是北京城里唯一保留下来并且以李大钊故居命名的院落。李大钊一家在此北院居住将近4年的时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了。在当时，这里可是进步青年们心心向往的地方。1919年，李大钊的第三个孩子李炎华出生，一家五口挤在原来的房子里非常不便，于是在1920年春搬到了这里，并一直住到1924年。

在北京的家

　　北京，可以说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我现在来到的这座朴素简洁的住所就是北京李大钊故居内院，当时是大杂院。李大钊一生简朴，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兼任四所大学教授，月收入达二百多银元，但没置下一间房产。1920年春，李大钊租下石驸马后宅35号，暑假结束后将家人接来北京，在这个院子里长期租住下来。院子在路南，是一座倒座小三合院，从北往南进入院子，院门开在西北角，院子里没有南房，其实这是不符合四合院规制的，除正房是起脊建筑外，厢房、耳房都是平顶的。院子分为南北两个院落，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东、西耳房各两间。
　　李大钊自己是非常喜欢这处住宅的，这里是他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最快乐、最开心的地方。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幼女李钟华出生在这里，他的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都是在这里耳濡目染，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院中的北房东屋是李大钊夫妇的卧室。李大钊与赵纫兰婚后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多是学校的寒、暑假期。妻子赵纫兰比李大钊大6岁，识字不多，在家服侍祖父，抚养子女，支持他的革命事业，含辛茹苦。李大钊、赵纫兰共同生活约27年，在一起最长久的日子就是在这院子、这房间了。李大钊十分珍视夫妻关系，对妻子总是满怀感激之情。1924年5月，在他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知道将留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写信给妻子：“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平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天下！”1927年4月6日赵纫兰和李大钊一同被捕，她护着长女星华和次女炎华，在监狱里被关押22个昼夜，在法庭上与李大钊曾见一面，李大钊只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妻子和孩子”。 　　北房的堂屋和西屋是李大钊接待客人和家人活动、用餐场所，为一个通间，在这间屋子接待过陈独秀、邓中夏、梁漱溟、章士钊及夫人吴弱男等众多友人。
　　西厢房，恐怕是这里最重要的房间了，是李大钊的书房兼会客室，是他写作、会客的地方，也是他和一个个思想先进的青年迸发出一次次思想的火花的地方。在这里，李大钊主持过党的会议，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党的名称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李大钊接待过文化名人、朋友、青年学生;在这里，李大钊写出的文章，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和民族问题、妇女问题以及图书馆建设等，为中国现代文化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建树。书房内有四个大书柜，装满了中文和日文、英文、德文的书籍、报纸、杂志。臨窗摆放着一个大写字台和两张条桌，上面放着《晨报》《新青年》等报刊杂志。靠墙有一架黑色钢琴，几把座椅比堂屋的略为陈旧，墙上挂有一幅名叫《播种》的油画。

　　东厢房北屋是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居室。对于长子，李大钊寄予厚望，希望他成为遇山不愁、逢水不惧的革命者。李葆华11-15岁到北京后居住在此房间，这里是他与父亲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东厢房南屋则是客房。李大钊的家是青年朋友谈心的地方，也是同志们的聚会地，来到这里、住到这里，和在自家一样。于树德、瞿秋白、邓中夏、陈乔年、赵世炎、罗章龙、高君宇、张太雷、刘仁静、萧三、陈愚生、秦德君、邓培等都曾在这里借住，感受过李大钊师长般的关爱和教诲。

　　西耳房是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的卧室，她9-13岁在此居住。东耳房，曾住过炎华、光华，和给光华喂奶的老王妈，后来又多了一位小钟华。“继承大钊遗志，不当亡国奴！”这是李大钊次女李炎华在1938年喊出的口号。而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当时描述说：“父亲就义时我刚满四岁，从革命长辈那里，我才认识父亲所从事的伟大事业”。

简朴的一生

　　听北京李大钊故居的工作人员讲，李大钊每天都是步行上下班，午饭也经常带着窝头就着白开水下肚。这位看似穷困的大学教授，其实在当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收入者。我后来专门跑去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相关档案，里面展示了当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薪俸存根。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主任，那个时候的工资是每半个月发一次，李大钊的工资上半月和下半月各70元，整个月的工资则是140元。后来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他的半个月工资是140元，整月工资则是280元，这相当于当时普通劳动者的20倍，据说当时400大洋就可以买一处这样的房子，而李大钊依然选择艰苦朴素的生活。
　　为了支持革命事业，李大钊捐出部分工资作为活动经费。每个月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用作党费交给了组织，剩下那一部分还经常帮助贫困的学生，所以每个月他夫人赵纫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在北京档案馆还看到了李大钊为担保刘仁静学宿费，给北京大学会计课的函。
　　李大钊在生活中节俭且不拘小节，将精力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在他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动力，那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一直到被北洋军阀秘密逮捕直至行刑，他都保有这份强大的动力。不惧死亡，安然若素。李大钊牺牲后，家里所有的财产加起来只值1块大洋，而就是过着这样清苦生活的他，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李大钊和他的孩子们

　　李大钊是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大钊总是抽时间为孩子们写儿歌、讲故事，教孩子学唱歌、背古诗、下军棋，给孩子讲革命的道理等。有一天傍晚，他让孩子们把刚买来的旧钢琴抬到院子里，教孩子们学唱歌。孩子们都乐坏了，前呼后拥地把钢琴抬了出来。李大钊对星华说：“你先表演一个‘小动物’吧，你唱完了我才教你们唱歌。”星华想了想，这首歌还是在老家上小学时唱的。现在过了好几年，怎么还唱呢？为了跟父亲学唱歌，还是比手划脚地唱了起来：小动物，切莫轻损伤;动物虽小，也有爹娘;动物虽小，也知痛痒;蝴蝶休乱拍，鸡狗莫乱打…… 　　李大钊高兴地对孩子们说：“一唱小时候的歌子，就会使人生活得更活泼，更觉得有意思！”后來，孩子们又高唱了孔德学校校歌，满心希望得到父亲的夸奖，李大钊却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臭水沟，我天天到北大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猫、死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谎话吗？要说这不过是一种愿望，还可以讲得通。要建设称得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这样合乎理想的学校，在今天的社会里根本做不到。只有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的孩子才可进那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说着，他的眼睛凝视着前方。孩子们都深深地受到感染，渴望那美好的新中国、新社会。

　　据北京李大钊故居工作人员描述，1923年夏的一天，李大钊的女儿钟华发高烧，他正在家中南屋里开紧急会议，赵纫兰知道李大钊的脾气，不敢去通知他。他家的老王妈忍不住了，推开南屋门对他说：“小钟华病得很厉害，她妈急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想跟你商量商量。”李大钊说：“你告诉她妈，开完会我就去，你先回去吧。”那天的会，开到深夜一二点钟。当请来医生时，已经晚了。第二天中午，小钟华离开了人间。李大钊平时回家，总是先抱起孩子亲一亲，连眼镜也顾不上摘。当时钟华最小，他也最疼爱。钟华死后，他亲自买了一口小棺材，亲自为她收殓。在为钟华立的小墓碑前，他流着泪朗读了为钟华写的悼诗。
　　的确，李大钊非常爱他的孩子们。在李大钊就义以后，他的大女儿星华还经常向弟弟、妹妹复述父亲当年讲过的故事，讲父亲对自己和弟妹们进行过的革命理想教育。当讲到在敌人法庭上，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时说：“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作梦也没有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一万倍！”
　　文华胡同24号，见证了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革命实践活动。李大钊在这里居住的这4年，是他生命中的最后的日子，也是最为浓墨重彩的日子。在这里发生的故事，令我们敬佩，敬佩他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敬佩他崇高的人格，敬佩他节俭和廉洁的精神。

TIPS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
　　开放时间：9：00-16：00（16：00停止售票），周一、周二闭馆。
　　票价：免费，需预约
　　交通：北京地铁1号线或4号线西单站下车， 2号线长椿街站下车;或乘公交车7、10、38、47、88路在新文化街
　　电话：010-6601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