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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德·迈斯特是十八世纪法国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后人编有十四卷《迈斯特全集》。他对法国大革命持严肃的批判态度，被誉为法国的伯克。迈斯特既善于进行理论思考，也是个实践者——外交官和高级司法官员贯穿其职业生涯。近些年来，国外学界对迈斯特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在国内，迈斯特仅仅因为“施密特热”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他是施密特在《政治神学》等著作中援引的重要思想资源。值得庆幸的是，施展博士二零一二年的新书（《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即以扎实的思想史功底提供了一份出色的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专著。
这项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将迈斯特还原到西方文明的大脉络之中。一般而言，专注于思想人物的政治哲学著作不可避免地表达了重构思想史的努力，以通过上下左右的分析阐述实现对于思想人物的具体定位，但在具体操作中又略有粗细厚薄之不同。施展的迈斯特研究特别注重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大脉络的梳理，上至古希腊—罗马传统、斯多葛派、基督教思想，下至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竟然试图给出具有整全面貌的历史叙述，不能不说体现了作者运思作文的宏大抱负。这固然是缘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迈斯特是一位并不为国人所熟悉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崇尚复古的法国“反革命”保守主义者——欲呈现这样一位思想史上边缘者的真实图景，就不得不将迈斯特的政治哲学与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撰述结为一体，依靠对思想史的全盘论述体现迈斯特的精神气质。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作者有意借助厚重的思想史凸显一种深刻的写作意图。全书在各大章节起承转合部分都有所交代，在第六章结论部分更是强调指出，西方文明的运转行进有其内在的复杂机理，不仅有启蒙运动与法国革命所代表的理性政治传统，还有作为背景的“非理性”传统，二者互为掎角支援，“没有背景，则前景即不成其为前景”（281页）。作者倾力研究的迈斯特其实属于现代语境中的“超—理性”思维，在与其他保守主义者如英国的伯克、法国的伯纳尔、德国的施密特进行一番对比后，作者亦将其列入“紧叮现代主义的牛虻”：“正是它的存在，才使现代主义这匹骏马能够始终保有活力。”（281页）由此看来，作者重新理解迈斯特的意图，更在于纵览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性思想轨迹中蕴涵的多重张力。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找到了迈斯特研究的特殊价值：以此切入西方文明的根部，揭示西方文明的大传统。在这一意图指导下，作者精心谋篇布局，首先将迈斯特的问题意识凝练为“时空四重根”：边缘身份、神秘主义、启蒙时代、古今之争。四重根的意义各有不同：边缘身份是迈斯特的切身处境，边缘相对于中心，着眼于革命建国大背景下的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精神底色，也是迈斯特所要批判和反对的现代性思想的总代表；神秘主义或神恩主义是迈斯特的思想基调，也是其作为保守主义者所保持坚守的原则；古今之争是迈斯特的主战场，同时构成作者观察思考西方文明的主轴。在作者看来，迈斯特就是在如此这般的场景下展示思想的。
于是，神恩主义（providentialisme）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概括迈斯特思想的核心概念，作者也竭尽所能地在结构上体现出这一概念的力量。“神恩，也即上帝对人类命运的安排、引领。”（259页）比如，第三章的标题是“神恩主义与政治哲学”，意在将神恩主义的先验人类学确定为迈斯特政治哲学的基础；第五章第五节的标题则是“神恩主义的政治哲学，革命与反革命”，意在展示神恩主义主导下的政治与伦理观，以及在神恩主义视野下看待革命的态度。由先验人类学到政治伦理观，神恩主义前后贯穿哲学与政治，在本质上提供了一套对人性、宇宙以及政治伦理的系统认识，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其一，人性、宇宙以及政治伦理的“悖论性”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由此罪与救赎是人之为人在根本上要面对的真实境遇，而且仅仅依靠人自身是无法得以解决的。其二，能够进行解决的根本途径是神意或神恩，这是实现自然和谐的最终方案：“正是上帝的恩典，以宇宙的暴力本性推动，通过悖论的方式，引领着充满原罪的人类向永恒之善的回归。”（264页）因此，神恩主义就其本义而言绝非什么“政治哲学”，而毋宁说是彻底的神—义论。站在神恩主义立场，也不仅仅是如何对待革命的问题，而是要对现代性下愈演愈烈的人义论的根本拒斥和否定。
这就涉及问题的关键——究竟如何理解古今之争？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古今之争的实质在于神义论向人义论的转变。其中触及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文明社会的根本问题，该社会得以维系的正当性根据究竟是什么。这里所追问的正当性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正当性，或者说政治的道德基础，而是穷根溯源，追问文明或秩序得以成立的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沿着这一思路，作者认为，那种就最终来说，不可还原、无法追溯的原因，可称之为“绝对性”（105页）。在古代，西方文明一直有能力提供绝对性的那种力量是超越性。这里的古代同时包括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传统，而且二者的超越性似乎也被等同起来。这让我们想起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文明”必有超越价值的经典论述，也可以勾连韦伯在比较宗教社会学视角下有关文明社会的系统知识。不只如此，作者的勇敢还在于给出了在超越性和绝对性两大概念主导下的西方文明的精神现象学。在赞赏作者勇气可嘉的同时，也要追问，宏大的理论冲动背后会遮蔽什么问题？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概念本身的内涵恐怕无法承受其所担负的理论重任。以绝对性概念为例，这是一个深具基督教背景的概念，而且其运用于政治论证更显著地是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即所谓绝对主义国家时期。作者使用这样一个概念来贯穿整个西方思想史，在基督教背景下尚且有据可查，但在古希腊—罗马与现代社会的借用是否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古希腊—罗马的政体学说与绝对性无缘，现代社会中对绝对性的警惕又十分普遍。另外，即使采用超越性概念，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的超越性是否相同，可能也是需要严肃考虑的理论命题。同为二十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与沃格林二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就大相径庭，并且成为二者通信集中争论的大事。或许是作者有意忽略了雅典与耶路撒冷在超越性上的差异，而采取了等闲视之的模糊态度？毫无疑问，迈斯特的神恩主义立场绝对是偏向耶路撒冷的。 再来看“今”。作者采用了哲学思潮的二元分析进路，沿着古希腊的主智主义与感觉主义、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区分一脉而下，似乎找到了进入现代性的思想钥匙。作者强调，在对“今”进行思想分野时，采取韦伯式理想类型的研究法，可以概括为三支，一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一为欧陆理性主义传统，一为迈斯特为代表的反革命或复古派。在第四、五章展开充分论证的环节中，作者以不同政治概念为统领，几次三番地进行了有关古今之变的再叙事，以此明辨他对于三支现代性力量的态度：
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充分褒扬。这不仅由于英美世界曾经并依然是主导世界的成功者，更在于其成功背后有价值理念作为支撑。作者强调，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有效地将古典性嫁接于现代性之中，以开放性和普遍性提供了有关形式正义的权利程序。
对欧陆理性主义传统是充分批判。以其试图以人义论手段来解决人义论问题反倒造成现代性危机为由，表明欧陆仅能够提供实体权力观，这种观念最终导致的都是以宏大理想引导下的人类暴政。
对迈斯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则是一分为二。一方面赞成包括迈斯特在内的保守主义对于现代性危机与病症的合理诊断，同情理解站在神义高度对人义论的严肃批判；另一方面，又坦陈保守主义者所发挥的作用是现代性的“牛虻”，是对于现代性构建的有益挑战及合理补充。
综合来看，作者对现代性各派思潮的态度显示出一个清晰的方向，这个方向也是对古今之“争”所由何来的解释。如果说，古今之变仅仅是如一些保守主义者所痛惜的由高贵向低俗的蜕变，那么“争”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今”对于“古”而言既没有价值上的正能量，也压根儿不具备有所争的资格。之所以有“争”，在于现代性的建构本身是一个需要价值奠基和再造的过程。毋庸置疑，作者认为这主要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担纲，而欧陆理性主义与迈斯特式保守主义的作用则是辅助性的。在这里也彰显出施展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即他不是站在现代性批判视角观察迈斯特的，而是着眼于“现代性生成”对各种思想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而迈斯特恰恰是展开这一理论工作比较恰当的“质料”。
这样表述丝毫不会贬低对迈斯特的评价，而是在大大提升迈斯特的思想意义。革命是最大的现代性，保守是直接针对革命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各式各样保守主义叙述都在重复同一个命题，由于关闭了通往历史传统和神性恩典的大门，现代性中人的自我成圣冲动必将导致人对人的暴政。不过，在作者看来，保守主义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其批判性，而在于揭示人类自我理解的全面，在于提供人们自我解困的路径。这路径，要么在于一些思想视野的重新打开，要么在于一些民族的政治实践。于是，将古代与现代合理嫁接，将普遍价值与特定的民族性格有机结合的典型案例必会成为人们所瞩目的对象。柯克与布莱克斯通塑造的英国普通法神话，孟德斯鸠借助英国打造的理想政制模型，康德提供的永久和平蓝图，联邦党人通过深思熟虑克服暴力与偶然的普遍立法，其实都在表明一种理想塑造的能力与愿景。这就势所必然地会将保守主义的视野与价值转化为现代性的生成性力量，而且是内在的生成性力量。
我们惊喜地发现，作者在迈斯特身上所花费的细密功夫，也是要达成这一效果。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由于作者苦心坚持过于清晰的政治方向，以至于在同情式理解各支现代性思想时又无法做到均衡，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现代性思想究竟是三支还是两支。为了强化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在政治上的优劣，作者频频采用了对勘法，以彰显二者的不同。于是，英美政治被赋予了抽象规则性，这源于其唯名论—经验论的本体论；欧陆政治被称为实体主权观，这源于其唯实论—唯理论的本体论。姑且不论这其中浓厚的政治受哲学规定的某种决定论倾向，单看作者对迈斯特的最终分析，就使人不能不感到十分疑惑：“迈斯特身处欧洲大陆，其学养也纯系大陆的气质，其理论中的问题结构已被其承续主智主义的唯实论背景所预先型构，那么，在他这里，若不想在现代政治中走向虚无的癫狂，便只有恢复到纯赖不成文法的古代状态。”（252页）若依此划界，则迈斯特的思想资源与精神气质会被轻而易举归入欧陆，那么现代性所生成的就只有两种力量，一为英美，一为欧陆。所谓迈斯特的保守主义或受其影响的历史主义、浪漫主义乃至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都不过是欧陆理性主义的变种而已。不能不说，这种简化有益于思想的清晰，但绝不会有利于清醒地理解现实。
其次，作者频频将英美的抽象规则性与欧陆的实体主权观对举，以此作为二者得失成败的根据。但是，作者恐怕忘记了，二者都是现代性上这一脉上开出的两支，二者共享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这些前提在作者所谓的现代政治的奥秘中已展露无遗，一个是基于国家理由的政治的自治，一个是兼具绝对性与神圣性的主权。这两大秘密无论在英美还是在欧陆的现代性政治建构中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表面上是现代性的两支，但共奉现代政治原则之一统，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仅如此，无论英美还是欧陆的现实政治之中，抽象规则性与实体权力性又都是处于张力之中的。与其说前者重视抽象规则于是形成了对权力的形式化，后者重视实体正义而造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对抗，不如说二者是在面临自由与平等的对立，以及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对立中，由于依据不同的历史传统，采取了不同的制度体系，而造成了不同的实践后果。一言以蔽之，二者的不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原因。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成功地将批判转化为建构，古今之争视野下的迈斯特尽展思想光芒。全书论述的主体在于第四、第五两章，饱满而充实，体现了作者沉浸于思想史研究的多年积累。这两章对应着两大主题，亦是作者不断重复的两大秘密：政治的自治与主权理论。两章都依赖于从不同角度对古今之变的再阐释，于是就要不断重述西方思想史，尤其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演变过程。不同之处在于，第四章详思想史而略迈斯特，第五章略思想史而详迈斯特。在讨论政治的自治一章中，作者坦陈，绝对主义国家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上有内在矛盾，民族国家诉诸人民、民族或历史亦有自我称圣等问题，那么，迈斯特从神恩主义出发，紧扣现代国家的命门，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人们往往会囿于迈斯特的方案如教皇至上论和贵族国际不具操作性，认为在世俗化时代由于丧失了普遍性教会这一社会建制，迈斯特所论均属无稽。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迈斯特针对政治自治所发的宏论，与其说是冲着自治，不如说直接指向政治本身的自我理解。 在现代性背景下如何理解政治？由于作者频频使用极具黑格尔意味的哲学词汇，诸如主体性、自主性、自在而自为等进行阐发，非但没有简化问题，反倒增加了复杂性——其实还原迈斯特观察政治世界的视角就会比较清楚。迈斯特坚持普遍政治观，这当然源于神恩主义，但在切入对现实政治的观察时，却对政治自主的弊端与劣势洞若观火。在其现实性上，迈斯特的普遍政治观系于教会的二元功能，一则管理灵魂，一则管理俗务。这并非政教二元论，而是要在大革命背景下继续强调政教一元论，而且是由天主教会来担纲：“迈斯特将天主教会这样一个普世性机制抬出来，撇清其与具体帝国的关系，将其塑造为一个超越于任何具体地域的纯粹精神性机构，便可以担纲起普遍性政治空间的精神性要素；再将物质性要素具体化为贵族国际、普世联邦这样一个多中心、非同质化的结构当中，迈斯特的理论目的便可达到了。”（169页）这里强调了普遍政治观与自主政治观的两大不同。一是精神性，一是物质性。就精神性而言，普遍政治观源于神恩主义，易于安顿政治所要担负的灵与肉，因为最终有一个外在于并且绝对高于人的力量：上帝；而自主性政治则立基于人性的自我证成，依靠激情的相互约束。就物质性而言，普遍政治观的载体是教会，或者说是经过与帝国长期斗争并获得帝国能力的社会建制；自主性政治的载体是国家，尤其是诉诸民族爱国激情的现代国家。
强化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仅仅赞扬前者为政治打开了普遍空间，而批评后者陷入画地为牢的在地化情境，而是要明确，自主性政治的成型就是在和普遍性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生的，并且自主性政治必然要分享普遍性政治的大背景。迈斯特观察政治世界的大尺度无非是要还原二者之间的辩证法，进而呈现普遍性政治的全貌。如果说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的特殊性，那么基于基督教传统比如神恩主义的普遍性政治则是中古欧洲的特定产物。现代性的发生带来了自主性政治的兴盛，但并不意味普遍性政治的退场。普遍性与自主性的斗争远未结束，而是诉诸各种文化形态，诸如宗教宽容、文化多元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等等粉墨登场。通过迈斯特对普遍性政治空间的激活，与其说是对欧陆特有的帝国—教会二元视角的激活，不如说是具有帝国功能的普遍性政治体的激活，也意味着大欧洲甚至整个欧亚大陆视角的激活。“二战”之后科耶夫观察世界格局，得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帝国、苏联—斯拉夫—东正教帝国、法国主导的新拉丁帝国三分局势即是明证。
有意思的是，在描述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主权结构时，作者谈到了英美在民族国家与帝国上的一体两面性，似乎有意凸显有别于教会的普遍性政治的可能性。主权是迈斯特的普遍性政治与现代性政治的自治可以共享的。虽然二者赋予主权的正当性基础完全不同，但不影响在权力结构的组成和运作层面相互借鉴。作者对迈斯特主权理论的分析围绕三个概念展开，绝对性/暴力性、神圣性、合法性。在行文中，作者不时将迈斯特与现代政治的主权观进行对比。综合起来看，现代政治的主权观在绝对性上根基不牢，毕竟是理性建构的绝对性。凡是从契约论出发来讨论政治社会的思想家都注意到主权这一“阿喀琉斯之踵”，于是都要寻找破解主权契约脆弱性的秘方。现代政治的主权观在神圣性上是人为臆造，要依靠人来打造建国神话和主权叙事，而且更要命的是要人相信——谎言之高贵，与人们的相信程度并不成正比，所以现代处境下各种登峰造极的造神故事层出不穷。现代政治的主权观在合法性上过度依赖政治程序和现实绩效，程序合法性激发的是对于实质正义的强烈诉求，绩效合法性激发的是对于公平正义的无限向往。更要命的是，主权本身并不产生合法性，但是却对合法性的再生产有巨大的需求。所以合法性危机会转化成主权建构的内在要素，并不为奇。针对这三个方面，迈斯特的进路显现得更加超然。他能毫不掩饰地将绝对性引申为绝对的暴力性，甚至援引刽子手形象，以血来赎罪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揭示政治的奥秘。他能借助贵族身份和宗教仪式来彰显权力的神圣，能指靠教皇绝对性钳制主权绝对性，能将“精神的法”引入宪政实行制约。他能将历史与传统引入主权，以历史性解说合法性，依靠“各种不成文的习俗、特权、惯例，以及宗教、结社、等级、行会等机制”有效界定主权的边界（255页）。归根到底，作者感叹道，迈斯特的主权观有神恩主义做基础——因为神恩主义一劳永逸地提供了主权正当性的终极因，迈斯特的主权观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权力结构学。
迈斯特的优势恰恰是现代政治的困境。由于政治自治之趋势不可避免，主权就要一方面干事，一方面为自己论证。权力的有效施行与权力的自我证成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须臾不可分割。所以，在现代政治之中，有效性命题与正当性命题变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且随时随地都在经受考验。这些都肇源于现代政治在本质上是一场“人造神”运动，拥有自治的权利必然要承担自治的责任。迈斯特则可以站在更加超然的神恩主义立场，以政治社会学家的清醒冷静观察一部政治机器的运作，由此可以洞悉主权“悖论式存在”的神圣与幽暗。孰优孰劣，无法研判，历史上曾由鲜血做出回答，未来还要由大地承负命运。
这项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将迈斯特还原到西方文明的大脉络之中。一般而言，专注于思想人物的政治哲学著作不可避免地表达了重构思想史的努力，以通过上下左右的分析阐述实现对于思想人物的具体定位，但在具体操作中又略有粗细厚薄之不同。施展的迈斯特研究特别注重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大脉络的梳理，上至古希腊—罗马传统、斯多葛派、基督教思想，下至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竟然试图给出具有整全面貌的历史叙述，不能不说体现了作者运思作文的宏大抱负。这固然是缘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迈斯特是一位并不为国人所熟悉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崇尚复古的法国“反革命”保守主义者——欲呈现这样一位思想史上边缘者的真实图景，就不得不将迈斯特的政治哲学与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撰述结为一体，依靠对思想史的全盘论述体现迈斯特的精神气质。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作者有意借助厚重的思想史凸显一种深刻的写作意图。全书在各大章节起承转合部分都有所交代，在第六章结论部分更是强调指出，西方文明的运转行进有其内在的复杂机理，不仅有启蒙运动与法国革命所代表的理性政治传统，还有作为背景的“非理性”传统，二者互为掎角支援，“没有背景，则前景即不成其为前景”（281页）。作者倾力研究的迈斯特其实属于现代语境中的“超—理性”思维，在与其他保守主义者如英国的伯克、法国的伯纳尔、德国的施密特进行一番对比后，作者亦将其列入“紧叮现代主义的牛虻”：“正是它的存在，才使现代主义这匹骏马能够始终保有活力。”（281页）由此看来，作者重新理解迈斯特的意图，更在于纵览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性思想轨迹中蕴涵的多重张力。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找到了迈斯特研究的特殊价值：以此切入西方文明的根部，揭示西方文明的大传统。在这一意图指导下，作者精心谋篇布局，首先将迈斯特的问题意识凝练为“时空四重根”：边缘身份、神秘主义、启蒙时代、古今之争。四重根的意义各有不同：边缘身份是迈斯特的切身处境，边缘相对于中心，着眼于革命建国大背景下的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精神底色，也是迈斯特所要批判和反对的现代性思想的总代表；神秘主义或神恩主义是迈斯特的思想基调，也是其作为保守主义者所保持坚守的原则；古今之争是迈斯特的主战场，同时构成作者观察思考西方文明的主轴。在作者看来，迈斯特就是在如此这般的场景下展示思想的。
于是，神恩主义（providentialisme）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概括迈斯特思想的核心概念，作者也竭尽所能地在结构上体现出这一概念的力量。“神恩，也即上帝对人类命运的安排、引领。”（259页）比如，第三章的标题是“神恩主义与政治哲学”，意在将神恩主义的先验人类学确定为迈斯特政治哲学的基础；第五章第五节的标题则是“神恩主义的政治哲学，革命与反革命”，意在展示神恩主义主导下的政治与伦理观，以及在神恩主义视野下看待革命的态度。由先验人类学到政治伦理观，神恩主义前后贯穿哲学与政治，在本质上提供了一套对人性、宇宙以及政治伦理的系统认识，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其一，人性、宇宙以及政治伦理的“悖论性”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由此罪与救赎是人之为人在根本上要面对的真实境遇，而且仅仅依靠人自身是无法得以解决的。其二，能够进行解决的根本途径是神意或神恩，这是实现自然和谐的最终方案：“正是上帝的恩典，以宇宙的暴力本性推动，通过悖论的方式，引领着充满原罪的人类向永恒之善的回归。”（264页）因此，神恩主义就其本义而言绝非什么“政治哲学”，而毋宁说是彻底的神—义论。站在神恩主义立场，也不仅仅是如何对待革命的问题，而是要对现代性下愈演愈烈的人义论的根本拒斥和否定。
这就涉及问题的关键——究竟如何理解古今之争？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古今之争的实质在于神义论向人义论的转变。其中触及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文明社会的根本问题，该社会得以维系的正当性根据究竟是什么。这里所追问的正当性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正当性，或者说政治的道德基础，而是穷根溯源，追问文明或秩序得以成立的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沿着这一思路，作者认为，那种就最终来说，不可还原、无法追溯的原因，可称之为“绝对性”（105页）。在古代，西方文明一直有能力提供绝对性的那种力量是超越性。这里的古代同时包括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传统，而且二者的超越性似乎也被等同起来。这让我们想起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文明”必有超越价值的经典论述，也可以勾连韦伯在比较宗教社会学视角下有关文明社会的系统知识。不只如此，作者的勇敢还在于给出了在超越性和绝对性两大概念主导下的西方文明的精神现象学。在赞赏作者勇气可嘉的同时，也要追问，宏大的理论冲动背后会遮蔽什么问题？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概念本身的内涵恐怕无法承受其所担负的理论重任。以绝对性概念为例，这是一个深具基督教背景的概念，而且其运用于政治论证更显著地是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即所谓绝对主义国家时期。作者使用这样一个概念来贯穿整个西方思想史，在基督教背景下尚且有据可查，但在古希腊—罗马与现代社会的借用是否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古希腊—罗马的政体学说与绝对性无缘，现代社会中对绝对性的警惕又十分普遍。另外，即使采用超越性概念，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的超越性是否相同，可能也是需要严肃考虑的理论命题。同为二十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与沃格林二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就大相径庭，并且成为二者通信集中争论的大事。或许是作者有意忽略了雅典与耶路撒冷在超越性上的差异，而采取了等闲视之的模糊态度？毫无疑问，迈斯特的神恩主义立场绝对是偏向耶路撒冷的。 再来看“今”。作者采用了哲学思潮的二元分析进路，沿着古希腊的主智主义与感觉主义、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区分一脉而下，似乎找到了进入现代性的思想钥匙。作者强调，在对“今”进行思想分野时，采取韦伯式理想类型的研究法，可以概括为三支，一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一为欧陆理性主义传统，一为迈斯特为代表的反革命或复古派。在第四、五章展开充分论证的环节中，作者以不同政治概念为统领，几次三番地进行了有关古今之变的再叙事，以此明辨他对于三支现代性力量的态度：
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充分褒扬。这不仅由于英美世界曾经并依然是主导世界的成功者，更在于其成功背后有价值理念作为支撑。作者强调，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有效地将古典性嫁接于现代性之中，以开放性和普遍性提供了有关形式正义的权利程序。
对欧陆理性主义传统是充分批判。以其试图以人义论手段来解决人义论问题反倒造成现代性危机为由，表明欧陆仅能够提供实体权力观，这种观念最终导致的都是以宏大理想引导下的人类暴政。
对迈斯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则是一分为二。一方面赞成包括迈斯特在内的保守主义对于现代性危机与病症的合理诊断，同情理解站在神义高度对人义论的严肃批判；另一方面，又坦陈保守主义者所发挥的作用是现代性的“牛虻”，是对于现代性构建的有益挑战及合理补充。
综合来看，作者对现代性各派思潮的态度显示出一个清晰的方向，这个方向也是对古今之“争”所由何来的解释。如果说，古今之变仅仅是如一些保守主义者所痛惜的由高贵向低俗的蜕变，那么“争”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今”对于“古”而言既没有价值上的正能量，也压根儿不具备有所争的资格。之所以有“争”，在于现代性的建构本身是一个需要价值奠基和再造的过程。毋庸置疑，作者认为这主要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担纲，而欧陆理性主义与迈斯特式保守主义的作用则是辅助性的。在这里也彰显出施展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即他不是站在现代性批判视角观察迈斯特的，而是着眼于“现代性生成”对各种思想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而迈斯特恰恰是展开这一理论工作比较恰当的“质料”。
这样表述丝毫不会贬低对迈斯特的评价，而是在大大提升迈斯特的思想意义。革命是最大的现代性，保守是直接针对革命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各式各样保守主义叙述都在重复同一个命题，由于关闭了通往历史传统和神性恩典的大门，现代性中人的自我成圣冲动必将导致人对人的暴政。不过，在作者看来，保守主义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其批判性，而在于揭示人类自我理解的全面，在于提供人们自我解困的路径。这路径，要么在于一些思想视野的重新打开，要么在于一些民族的政治实践。于是，将古代与现代合理嫁接，将普遍价值与特定的民族性格有机结合的典型案例必会成为人们所瞩目的对象。柯克与布莱克斯通塑造的英国普通法神话，孟德斯鸠借助英国打造的理想政制模型，康德提供的永久和平蓝图，联邦党人通过深思熟虑克服暴力与偶然的普遍立法，其实都在表明一种理想塑造的能力与愿景。这就势所必然地会将保守主义的视野与价值转化为现代性的生成性力量，而且是内在的生成性力量。
我们惊喜地发现，作者在迈斯特身上所花费的细密功夫，也是要达成这一效果。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由于作者苦心坚持过于清晰的政治方向，以至于在同情式理解各支现代性思想时又无法做到均衡，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现代性思想究竟是三支还是两支。为了强化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在政治上的优劣，作者频频采用了对勘法，以彰显二者的不同。于是，英美政治被赋予了抽象规则性，这源于其唯名论—经验论的本体论；欧陆政治被称为实体主权观，这源于其唯实论—唯理论的本体论。姑且不论这其中浓厚的政治受哲学规定的某种决定论倾向，单看作者对迈斯特的最终分析，就使人不能不感到十分疑惑：“迈斯特身处欧洲大陆，其学养也纯系大陆的气质，其理论中的问题结构已被其承续主智主义的唯实论背景所预先型构，那么，在他这里，若不想在现代政治中走向虚无的癫狂，便只有恢复到纯赖不成文法的古代状态。”（252页）若依此划界，则迈斯特的思想资源与精神气质会被轻而易举归入欧陆，那么现代性所生成的就只有两种力量，一为英美，一为欧陆。所谓迈斯特的保守主义或受其影响的历史主义、浪漫主义乃至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都不过是欧陆理性主义的变种而已。不能不说，这种简化有益于思想的清晰，但绝不会有利于清醒地理解现实。
其次，作者频频将英美的抽象规则性与欧陆的实体主权观对举，以此作为二者得失成败的根据。但是，作者恐怕忘记了，二者都是现代性上这一脉上开出的两支，二者共享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这些前提在作者所谓的现代政治的奥秘中已展露无遗，一个是基于国家理由的政治的自治，一个是兼具绝对性与神圣性的主权。这两大秘密无论在英美还是在欧陆的现代性政治建构中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表面上是现代性的两支，但共奉现代政治原则之一统，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仅如此，无论英美还是欧陆的现实政治之中，抽象规则性与实体权力性又都是处于张力之中的。与其说前者重视抽象规则于是形成了对权力的形式化，后者重视实体正义而造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对抗，不如说二者是在面临自由与平等的对立，以及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对立中，由于依据不同的历史传统，采取了不同的制度体系，而造成了不同的实践后果。一言以蔽之，二者的不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原因。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成功地将批判转化为建构，古今之争视野下的迈斯特尽展思想光芒。全书论述的主体在于第四、第五两章，饱满而充实，体现了作者沉浸于思想史研究的多年积累。这两章对应着两大主题，亦是作者不断重复的两大秘密：政治的自治与主权理论。两章都依赖于从不同角度对古今之变的再阐释，于是就要不断重述西方思想史，尤其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演变过程。不同之处在于，第四章详思想史而略迈斯特，第五章略思想史而详迈斯特。在讨论政治的自治一章中，作者坦陈，绝对主义国家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上有内在矛盾，民族国家诉诸人民、民族或历史亦有自我称圣等问题，那么，迈斯特从神恩主义出发，紧扣现代国家的命门，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人们往往会囿于迈斯特的方案如教皇至上论和贵族国际不具操作性，认为在世俗化时代由于丧失了普遍性教会这一社会建制，迈斯特所论均属无稽。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迈斯特针对政治自治所发的宏论，与其说是冲着自治，不如说直接指向政治本身的自我理解。 在现代性背景下如何理解政治？由于作者频频使用极具黑格尔意味的哲学词汇，诸如主体性、自主性、自在而自为等进行阐发，非但没有简化问题，反倒增加了复杂性——其实还原迈斯特观察政治世界的视角就会比较清楚。迈斯特坚持普遍政治观，这当然源于神恩主义，但在切入对现实政治的观察时，却对政治自主的弊端与劣势洞若观火。在其现实性上，迈斯特的普遍政治观系于教会的二元功能，一则管理灵魂，一则管理俗务。这并非政教二元论，而是要在大革命背景下继续强调政教一元论，而且是由天主教会来担纲：“迈斯特将天主教会这样一个普世性机制抬出来，撇清其与具体帝国的关系，将其塑造为一个超越于任何具体地域的纯粹精神性机构，便可以担纲起普遍性政治空间的精神性要素；再将物质性要素具体化为贵族国际、普世联邦这样一个多中心、非同质化的结构当中，迈斯特的理论目的便可达到了。”（169页）这里强调了普遍政治观与自主政治观的两大不同。一是精神性，一是物质性。就精神性而言，普遍政治观源于神恩主义，易于安顿政治所要担负的灵与肉，因为最终有一个外在于并且绝对高于人的力量：上帝；而自主性政治则立基于人性的自我证成，依靠激情的相互约束。就物质性而言，普遍政治观的载体是教会，或者说是经过与帝国长期斗争并获得帝国能力的社会建制；自主性政治的载体是国家，尤其是诉诸民族爱国激情的现代国家。
强化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仅仅赞扬前者为政治打开了普遍空间，而批评后者陷入画地为牢的在地化情境，而是要明确，自主性政治的成型就是在和普遍性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生的，并且自主性政治必然要分享普遍性政治的大背景。迈斯特观察政治世界的大尺度无非是要还原二者之间的辩证法，进而呈现普遍性政治的全貌。如果说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的特殊性，那么基于基督教传统比如神恩主义的普遍性政治则是中古欧洲的特定产物。现代性的发生带来了自主性政治的兴盛，但并不意味普遍性政治的退场。普遍性与自主性的斗争远未结束，而是诉诸各种文化形态，诸如宗教宽容、文化多元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等等粉墨登场。通过迈斯特对普遍性政治空间的激活，与其说是对欧陆特有的帝国—教会二元视角的激活，不如说是具有帝国功能的普遍性政治体的激活，也意味着大欧洲甚至整个欧亚大陆视角的激活。“二战”之后科耶夫观察世界格局，得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帝国、苏联—斯拉夫—东正教帝国、法国主导的新拉丁帝国三分局势即是明证。
有意思的是，在描述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主权结构时，作者谈到了英美在民族国家与帝国上的一体两面性，似乎有意凸显有别于教会的普遍性政治的可能性。主权是迈斯特的普遍性政治与现代性政治的自治可以共享的。虽然二者赋予主权的正当性基础完全不同，但不影响在权力结构的组成和运作层面相互借鉴。作者对迈斯特主权理论的分析围绕三个概念展开，绝对性/暴力性、神圣性、合法性。在行文中，作者不时将迈斯特与现代政治的主权观进行对比。综合起来看，现代政治的主权观在绝对性上根基不牢，毕竟是理性建构的绝对性。凡是从契约论出发来讨论政治社会的思想家都注意到主权这一“阿喀琉斯之踵”，于是都要寻找破解主权契约脆弱性的秘方。现代政治的主权观在神圣性上是人为臆造，要依靠人来打造建国神话和主权叙事，而且更要命的是要人相信——谎言之高贵，与人们的相信程度并不成正比，所以现代处境下各种登峰造极的造神故事层出不穷。现代政治的主权观在合法性上过度依赖政治程序和现实绩效，程序合法性激发的是对于实质正义的强烈诉求，绩效合法性激发的是对于公平正义的无限向往。更要命的是，主权本身并不产生合法性，但是却对合法性的再生产有巨大的需求。所以合法性危机会转化成主权建构的内在要素，并不为奇。针对这三个方面，迈斯特的进路显现得更加超然。他能毫不掩饰地将绝对性引申为绝对的暴力性，甚至援引刽子手形象，以血来赎罪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揭示政治的奥秘。他能借助贵族身份和宗教仪式来彰显权力的神圣，能指靠教皇绝对性钳制主权绝对性，能将“精神的法”引入宪政实行制约。他能将历史与传统引入主权，以历史性解说合法性，依靠“各种不成文的习俗、特权、惯例，以及宗教、结社、等级、行会等机制”有效界定主权的边界（255页）。归根到底，作者感叹道，迈斯特的主权观有神恩主义做基础——因为神恩主义一劳永逸地提供了主权正当性的终极因，迈斯特的主权观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权力结构学。
迈斯特的优势恰恰是现代政治的困境。由于政治自治之趋势不可避免，主权就要一方面干事，一方面为自己论证。权力的有效施行与权力的自我证成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须臾不可分割。所以，在现代政治之中，有效性命题与正当性命题变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且随时随地都在经受考验。这些都肇源于现代政治在本质上是一场“人造神”运动，拥有自治的权利必然要承担自治的责任。迈斯特则可以站在更加超然的神恩主义立场，以政治社会学家的清醒冷静观察一部政治机器的运作，由此可以洞悉主权“悖论式存在”的神圣与幽暗。孰优孰劣，无法研判，历史上曾由鲜血做出回答，未来还要由大地承负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