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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下称“全球服务论坛”）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并发表“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的主旨演讲。这是李克强总理今年上任后首次阐述对服务业的定位和观点。
也是在此次会议上，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透露，要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力度，本届政府将进一步选择放权，削减1/3以上的行政审批，其中大部分涉及服务业。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服务业未来将充分享受本届政府的改革红利。
“引擎的意思就是发动机，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长期研究服务业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教授王晓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历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的嬗变，而今即将跨入服务经济时代。
但是低端制造终究不可持续，环境污染、土地稀缺……中国前30年的低价格产品竞争优势面临严重挑战。
“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什么东西都贵了，劳动力贵了，土地贵了，环境也贵了，低成本产品的竞争优势日趋下降；而接下来，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在哪里？
多年来，投资、出口、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三驾马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居功至伟。然而，长期以来，“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与出口作用偏大，消费所起的作用不足。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内需的支撑点在哪里？“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所在，更代表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出席全球服务论坛并透露，本届政府削减1/3以上行政审批，大部分涉及服务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隆国强研究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这一结论也跟经济学上的“微笑曲线”理论相吻合。微笑曲线理论指出，在附加价值的观念指导下，企业只有不断往附加价值高的区块移动与定位，才能持续发展与永续经营。
在张燕生看来，微笑曲线的一端是研发、创新、创意、创业等具有创新理念的东西，另一端则是要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提升。
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商流成本、物流成本、信息流成本、人流成本等诸多方面的成本都比国际水平高出很多。很多人有这种体验，从北京到上海的公路收费高于坐飞机的成本。因此，如何通过改革将商流成本、物流成本、人流成本和信息流成本显著下降成为当务之急。
张燕生表示：“我国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摒弃前30年简单的模仿，往附加值高的区块移动。中国经济要打造升级版，中国经济要实现中国梦，发展服务业是必然选择。”
服务业占GDP多大比重比较合适？
张燕生：我国去年的GDP增速降到了7.8%，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6%。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上升到了47.8%。经济增速放缓了，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下降了，而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加快了。这既有周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结构转型的因素，也就是向服务业的转型。服务业不存在达到多大比重合适的问题，比如印度（服务业占比达50%以上），他们想发展制造业但是发展不上去，并不是说印度更愿意发展服务业，而是因为印度的基础设施比较差，要发展制造业必须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印度的工业化程度没有中国做得好，因此不得不转向服务外包，印度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印度困境中的一个选择。
隆国强：一般来说，服务业的比重和人均GDP的水平有一定相关性，所以我国肯定不能跟美国（服务业占比达80%）相比，美国已经到了后工业社会时期，人均GDP已经4万美元了，我国才6000美元，所以，我国应该去跟6000美元的国家相比。但即便是跟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偏低的，这是大家的共识。服务业滞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是全球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不仅为自己生产，而且为全世界生产，我们也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
王晓红：从目前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经过“十二五”的努力，我国的服务业至少需要、且能够达到50%以上比例，否则怎么证明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因为要进入到服务经济时代，首先，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是个大数。
如何破除体制障碍为服务业“松绑”？
张燕生：服务业面临的体制障碍最重要的是三个：一是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二是对实体经济不重视；三是市场准入的门槛还比较高，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门槛比较高。要真正发展服务业，还是要进行更大胆的改革。现在国家也在做一些改革，包括营改增等，以此来降低服务业的税收负担。
隆国强：首先目前我国对服务业的管制特别多。一些想进入服务业的企业、资本进不来，这样就会制约服务业的发展，而留在里面的企业就享受了某种程度的溢价，表现为对我们的服务很昂贵。比如电信昂贵，就是竞争不够充分导致的。第二是管制使得很多新兴服务业不让民营企业介入，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第三是对服务业的税率还比较高，也抑制服务业的发展。第四是金融服务不到位，不愿意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王晓红：体制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垄断。垄断主要体现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垄断，像邮电、电信、金融、文化等这些高端的服务业，都存在垄断问题。而金融是非常典型的垄断，虽然现在也引进了一些竞争，但是很微乎其微。文化，基本上强调意识形态，以国企为主，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比较难，新闻出版更是难进。
如何理解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张燕生：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实际上是美国人的要求。因为美国人就是希望世界各国都能够把服务的大门打开。因为美国的服务业发达，在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都具有世界优势。而美国现在在全世界重点推的是中国，一是要求中国与美国签订一个双边的投资协定，这个双边协定从美国人的角度，就是要求潜在的国民待遇，也就是要求中国企业什么待遇，美国企业就是什么待遇。此外，还有金融领域的开放，比如金融开放需不需要过渡期，需要多长时间的过渡期等等。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要求我们很好地进行权衡。
隆国强：所谓的自由化就是开放。目前在法律、法规上对服务业的开放还有很多限制。在WTO层面，共有159个服务业的子部门，我们承诺开放的是100个部门。其中，真正不受任何限制完全开放的部门是29个，剩下的70多个部门附加了很多限制，比如说股权的限制、地域的限制、提供服务活动的限制等等。放到全世界对比，100个部门，开放的宽度已经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大；但是有人认为深度不够，我们的很多部门虽然是开放的，但是附加了很多限制，所以，李克强总理说，要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实就是讲要扩大服务贸易的开放。
服务业主要分类
服务业包括的15个产业部门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也是在此次会议上，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透露，要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力度，本届政府将进一步选择放权，削减1/3以上的行政审批，其中大部分涉及服务业。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服务业未来将充分享受本届政府的改革红利。
“引擎的意思就是发动机，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长期研究服务业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教授王晓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历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的嬗变，而今即将跨入服务经济时代。
但是低端制造终究不可持续，环境污染、土地稀缺……中国前30年的低价格产品竞争优势面临严重挑战。
“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什么东西都贵了，劳动力贵了，土地贵了，环境也贵了，低成本产品的竞争优势日趋下降；而接下来，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在哪里？
多年来，投资、出口、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三驾马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居功至伟。然而，长期以来，“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与出口作用偏大，消费所起的作用不足。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内需的支撑点在哪里？“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所在，更代表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出席全球服务论坛并透露，本届政府削减1/3以上行政审批，大部分涉及服务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隆国强研究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这一结论也跟经济学上的“微笑曲线”理论相吻合。微笑曲线理论指出，在附加价值的观念指导下，企业只有不断往附加价值高的区块移动与定位，才能持续发展与永续经营。
在张燕生看来，微笑曲线的一端是研发、创新、创意、创业等具有创新理念的东西，另一端则是要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提升。
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商流成本、物流成本、信息流成本、人流成本等诸多方面的成本都比国际水平高出很多。很多人有这种体验，从北京到上海的公路收费高于坐飞机的成本。因此，如何通过改革将商流成本、物流成本、人流成本和信息流成本显著下降成为当务之急。
张燕生表示：“我国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摒弃前30年简单的模仿，往附加值高的区块移动。中国经济要打造升级版，中国经济要实现中国梦，发展服务业是必然选择。”
服务业占GDP多大比重比较合适？
张燕生：我国去年的GDP增速降到了7.8%，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6%。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上升到了47.8%。经济增速放缓了，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下降了，而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加快了。这既有周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结构转型的因素，也就是向服务业的转型。服务业不存在达到多大比重合适的问题，比如印度（服务业占比达50%以上），他们想发展制造业但是发展不上去，并不是说印度更愿意发展服务业，而是因为印度的基础设施比较差，要发展制造业必须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印度的工业化程度没有中国做得好，因此不得不转向服务外包，印度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印度困境中的一个选择。
隆国强：一般来说，服务业的比重和人均GDP的水平有一定相关性，所以我国肯定不能跟美国（服务业占比达80%）相比，美国已经到了后工业社会时期，人均GDP已经4万美元了，我国才6000美元，所以，我国应该去跟6000美元的国家相比。但即便是跟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偏低的，这是大家的共识。服务业滞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是全球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不仅为自己生产，而且为全世界生产，我们也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
王晓红：从目前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经过“十二五”的努力，我国的服务业至少需要、且能够达到50%以上比例，否则怎么证明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因为要进入到服务经济时代，首先，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是个大数。
如何破除体制障碍为服务业“松绑”？
张燕生：服务业面临的体制障碍最重要的是三个：一是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二是对实体经济不重视；三是市场准入的门槛还比较高，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门槛比较高。要真正发展服务业，还是要进行更大胆的改革。现在国家也在做一些改革，包括营改增等，以此来降低服务业的税收负担。
隆国强：首先目前我国对服务业的管制特别多。一些想进入服务业的企业、资本进不来，这样就会制约服务业的发展，而留在里面的企业就享受了某种程度的溢价，表现为对我们的服务很昂贵。比如电信昂贵，就是竞争不够充分导致的。第二是管制使得很多新兴服务业不让民营企业介入，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第三是对服务业的税率还比较高，也抑制服务业的发展。第四是金融服务不到位，不愿意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王晓红：体制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垄断。垄断主要体现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垄断，像邮电、电信、金融、文化等这些高端的服务业，都存在垄断问题。而金融是非常典型的垄断，虽然现在也引进了一些竞争，但是很微乎其微。文化，基本上强调意识形态，以国企为主，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比较难，新闻出版更是难进。
如何理解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张燕生：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实际上是美国人的要求。因为美国人就是希望世界各国都能够把服务的大门打开。因为美国的服务业发达，在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都具有世界优势。而美国现在在全世界重点推的是中国，一是要求中国与美国签订一个双边的投资协定，这个双边协定从美国人的角度，就是要求潜在的国民待遇，也就是要求中国企业什么待遇，美国企业就是什么待遇。此外，还有金融领域的开放，比如金融开放需不需要过渡期，需要多长时间的过渡期等等。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要求我们很好地进行权衡。
隆国强：所谓的自由化就是开放。目前在法律、法规上对服务业的开放还有很多限制。在WTO层面，共有159个服务业的子部门，我们承诺开放的是100个部门。其中，真正不受任何限制完全开放的部门是29个，剩下的70多个部门附加了很多限制，比如说股权的限制、地域的限制、提供服务活动的限制等等。放到全世界对比，100个部门，开放的宽度已经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大；但是有人认为深度不够，我们的很多部门虽然是开放的，但是附加了很多限制，所以，李克强总理说，要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实就是讲要扩大服务贸易的开放。
服务业主要分类
服务业包括的15个产业部门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