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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桑荣林
采访、整理：魏英秀、饶 斌
时间：2007年9月6日
口述前记
桑荣林，1985～1994年任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局长，兼任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和办公室主任、上海市解决居住特困户联席会议召集人，是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进程中的参与者、实施者。他亲历上海市民住房从极其困难到明显改善，上海房地产市场从萎缩、复苏到迅速发展的全过程。
1991年5月，《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出台，但大量的准备工作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住房商品属性问题的讨论开始，酝酿、探索，并进行了多种方案的调查、测算和单项改革的试点，到1991年方案的正式出台，历时长达10年。
一、改革的背景
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源于住房紧张这样一个背景。住房紧张是长期以来很困扰上海的一个大问题，居住拥挤、结婚无房、住房质量差、回城人员多的问题非常突出，人均住房面积在全国倒数第一。这个矛盾我们当时称之为“天字第一号”的社会问题。我们通常讲三大社会问题，一个是交通问题，一个是住房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当时情况下环境问题还不是十分突出；交通呢，总感到是上下班问题；而住房，比较起来矛盾最大。建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国家对住房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把住房当作职工的福利，由政府和单位进行分配。有相当一段时间，上海市区的居住房屋绝大多数由市房管局实行统一管理，修房子、分房子都是我们的职责，因为房源有限，维修经费不足，所以困难很大，没法满足广大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
1982年，我们做过一个课题叫“八年解困”。1991年出过一本书，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叫《每户一套房》，内容是到2000年上海市区达到小康居住水平的标准、目标和实施步骤。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翻翻，大量的数据在里面。我记得《每户一套房》这本书里的主要数据表明上海的居住困难户很多，根据1985年的住房普查资料，市区各类缺房户达88万户之多，包括无房户和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拥挤困难户。没有卫生和厨房的问题相当普遍。如果我们当时的居住水平能够像现在这样，那我认为是天下太平了。我们曾经酝酿廉租房政策，人均7平方米以下的可以享受。人均有7平方米居住面积，在那时是很好的了，因为在市区里的一些小房子像上海的亭子间，也不过是将近10平方米，住上三口之家是很普通的。
针对当时的情况，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市解决居住特困户联席会议，由市建委、市总工会和市房管局召集，下设办公室，也就是“解困办”，为日常办事机构。相应地，各委、办、局也成立解困组织，建立起全市解困网络。采用这样一个方法，先从人均2平方米解决起，市解困办主要是联系、协调各系统，如纺织、机电、化工等，抓调查、进度、督促、落实。各个系统都有解困办，同时也都有住宅办，住宅办是建房子的，解困办是分房子的。对困难户数量多，又无能力建房的单位，就采取统一调剂。曾经有一度规定开发商要按照其开发总量交出10%～15%的平价房，能交房的大都是在偏远地区，开发的普通商品房；有的开发在市中心地区，高档公寓，当然不可能把这个房子交给你了。怎么办？就交差价。有房交房，没房交钱，这是一个很“土”的方法，也没经过立法，就这样弄了，效果还不错。从人均2平方米解决起，再逐步提高解决到2.5和3平方米，进度很慢，主要是因为没有房源。
1987年春，时任市长的江泽民为尽快解决居住特困户，专门召见市建委、市总工会、市房管局负责同志，详细询问特困户情况，并决定将这项工作列为市政府实事之一，当年解决了6000户。后经各方努力，筹集了50万平方米房源，到1988年，人均2平方米以下特困户宣告解困。由于这件事情是深得人心的，所以社会震动也非常大，但同时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调查统计的特困户数字，大体上一年也就能解决1万户左右，但是结果呢，新长出来的特困户比解决的还要多。比方讲有10万个困难户，解决了1万，应该还有9万，但它反而变成11万了，解决困难户的进度，赶不上困难户增长的速度，就是这样一个被动的情况，压力越来越大。国家也开始从住房体制上酝酿改革的总体思路，在当时情况下，住房制度如果不改革那确实是不行了，如果不改革，社会就会动荡。
二、改革的酝酿与准备
首先提出一个住房商品化的问题，就是住房的属性是商品，不是福利。在这方面也有不少争论，有人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来体现呢，福利是应该的，一开始的思想基础还是我有困难找国家，我有困难找单位，单位给我解决是应该的，单位如果不给我解决就跟单位吵，就这么一个想法。从当时情况来讲，我认为低工资、低物价跟福利分配三者之间是相互对应的，如果低工资、低物价，高房租或者高房价是行不通的。所以一开始买商品房时，记得是每平方米360元，国家、单位、个人各出120元，这个房子就归个人了，商品房这个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大量的时间都是一方面搞解困，一方面搞房改方案的设计，还要搞理论研究、舆论准备。如果没有舆论准备，大家就还是停留在过去福利分房的思想基础上，改革就难以推行。
改革方案从酝酿到出台的过程中，两任市长江泽民和朱镕基都给予很大的关注。1987年，江泽民市长检查了南市区、闸北区部分棚户区和危险房屋情况，1988年4月，在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作了动员讲话。同年8月，江泽民市长去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山东烟台作了考察，回来后选定黄浦区作为出售旧公房的试点区。朱镕基当市长时，去了南市、闸北、虹口、普陀、杨浦5个区，一看不得了，棚户区群众居住困难得无法想象，居民盼望早日解困的心情十分迫切。像捅了大蜂窝一样，人一下子都出来了，挤得走也没办法走。领导视察的面包车周围都是人，那种热烈场面简直没法形容，大家都在那里招手。当车要开走的时候，车窗外都是手，在那里轻轻地拍着车窗，此情此景所有在场的人都无法忘怀。
由于群众迫切希望能够早日解困，我们跟随市领导每到一个区去，区领导都拿一张图，然后标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地方。为什么说是“水深火热”呢？因为那些地方一下雨就积水，天热的时候，热得像火炉，称为“水深火热”并不为过。当时有关方面对市区有多少简屋、棚户、危险房屋反复调查统计，结果出来的几个统计数字都不一样，现在我们大家知道当时简屋、棚户、危房是365万平方米，一年365天，这个数字大家能记得比较清楚。当时我们对统计的口径，掌握得比较紧，为110万平方米。为什么差别那么大？是因为统计方法不同的缘故。比如有一排5间房屋，其中有1间被鉴定为危房，我们就统计为1间，其实其余4间也好不到那里去；另一种统计方法是，5间是一个整体，要改造一起改造，就统计为5间。所以这个数字有变化，是这么来的。当时每次下暴雨、刮台风、梅雨季节，送到房管所的报修单，每天几万张，所以往往在台风梅雨季节，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都是守在那里指挥抢修，一场暴雨以后，几天都解决不了，局面是很困难的。
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期分批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上海随即成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当时的倪天增副市长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因为房管局是这方面的办事部门，所以我是副组长之一兼办公室主任。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的有市体改办、市建委、计委、经委、财政局、人事局、房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当时我们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调查研究，方案测算，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与有关方面协调。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开始时的指导思想是要从租金改起，就是我们租金太低了，要提租。于是考虑提租怎么提法，市场怎么形成，旧公房卖不卖，居民买不起房子怎么办，特困户怎么解决等等。在房改方案没出来以前，为了解决结婚无房户的困难，很早就采取过“鸳鸯楼”的方法。让部分结婚户住进“鸳鸯楼”，“鸳鸯楼”只租不卖，原来准备过渡一下再搬出去，新的“鸳鸯”再进来。后来不行了，小“鸳鸯”都生出来了，却还是搬不了，结果实行了一阵子，就停下来了。
三、改革方案的实施
房改方案的最终设计是在朱镕基市长亲自领导，房改小组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诞生并付诸实施的。其主要内容是成立房委会、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出售旧公房、买房给优惠等等。1991年6月，为了适应实际运转的需要，市政府决定成立上海市住房委员会、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和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委员会设立的办公室与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负责处理实施房改的日常行政工作。可以说这套房改方案，在全国是比较超前的，其中推行公积金、建立房委会是全国首创，提租给补贴虽不是首创但也是走在前面的。以后各地推出的房改方案，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上海方案的某些内容。在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方面，上海市每年都有新进展，特别是国务院《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下达后，上海巩固和完善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精心组织了公有住房出售，适时推进租金调整，加快平价房和安居房建设，逐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住房体制。
改革方案实施以后，市民的住房质量明显提高。房改实施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市场搞活，出售旧公房，二三级市场联动。出售旧公房，实际上就是把居民所住住房的使用权变成产权。虽然从当时看，对居民的住房困难没有什么解决，但朝以后看呢，就可以以这个为基础，银行贷一点自己出一点，以自己现有的产权房为基础去置换新的住房。这也是一个出路，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应该讲是很见效的，改善了相当大一部分市民的住房质量。另外，把旧公房卖给住户，使市民感到自己家里有了财产，房子值多少钱自己家就拥有了多少财产，这是一般职工想也没有想到的，自己家里竟然还有50万资产。过去青年结婚，只要有一间房，能摆张床，能安顿下来了。现在一间行吗？一般都不大行了，卫生间、厨房都要有。过去哪考虑卫生间、厨房，当时大多数职工家庭没有独用卫生设施，厨房就是公用的或是在走廊里面。
还有一个提高居民住房质量的方法，我认为主要是靠动拆迁。在实施房改方案的同时，大规模的旧区改造开始启动。虽然旧区改造不属于房改方案的范畴，但是因为这一条线路实际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住房困难，不少危房、简屋、棚户，是通过动拆迁端掉的。可以说商品市场的活跃与居民住房质量的改善，较大程度上依靠了动拆迁，不管是市政动迁也好，经营性开发动迁也好，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改善了市民的居住生活。虽然我们现在在住房问题上也还有矛盾和困难，但已经跟当年的矛盾和困难没法相比。我常想如果当时的情况是现在这样一种局面，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太好了”。
四、改革后的反思
在房改方案实施以前，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其实我们也想了不少办法，但就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包括住房实行商品化。在当时的背景下，推动市场当然是对的，但它也产生了一个偏向，财政不拿钱，老百姓有居住方面的困难，单位一般是不大管的。现在积压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新参加工作要结婚的，房源哪里来，都靠市场是不能解决的。房改开始不久就提出停止实物分房，到现在有的还主张实物分房，再提出自建公助等，所以有人质疑改革是不是在走回头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是不是失败了。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住房保障这一块。1991年的方案，回过头来反思，对保障这一块没有很好设计。现在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也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和谐社会，要重视民生。另外，买不起房，商品房太贵了。所以要酝酿实行住房保障，原来这一块是没有的。
实行住房保障政府要投入，政府要买单。当然实际上国家有多少能力，保障范围能搞得多大，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的设计方案，应该是三块，一块是市场，一块是经济适用房，一块是廉租房。但我的想法，从总体上讲是两块，不是市场就是保障。至于不同层次的人群如何实施住房保障，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推动市场的同时，还要把住房保障这一块做实做好，而且保障的面尽可能根据我们的财力做大。现在看来，尤其要强调保障。改革确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不管怎么说，当时迈出住房商品化、市场化这一步，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作者单位：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
■ 责任编辑：姜德福
采访、整理：魏英秀、饶 斌
时间：2007年9月6日
口述前记
桑荣林，1985～1994年任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局长，兼任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和办公室主任、上海市解决居住特困户联席会议召集人，是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进程中的参与者、实施者。他亲历上海市民住房从极其困难到明显改善，上海房地产市场从萎缩、复苏到迅速发展的全过程。
1991年5月，《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出台，但大量的准备工作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住房商品属性问题的讨论开始，酝酿、探索，并进行了多种方案的调查、测算和单项改革的试点，到1991年方案的正式出台，历时长达10年。
一、改革的背景
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源于住房紧张这样一个背景。住房紧张是长期以来很困扰上海的一个大问题，居住拥挤、结婚无房、住房质量差、回城人员多的问题非常突出，人均住房面积在全国倒数第一。这个矛盾我们当时称之为“天字第一号”的社会问题。我们通常讲三大社会问题，一个是交通问题，一个是住房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当时情况下环境问题还不是十分突出；交通呢，总感到是上下班问题；而住房，比较起来矛盾最大。建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国家对住房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把住房当作职工的福利，由政府和单位进行分配。有相当一段时间，上海市区的居住房屋绝大多数由市房管局实行统一管理，修房子、分房子都是我们的职责，因为房源有限，维修经费不足，所以困难很大，没法满足广大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
1982年，我们做过一个课题叫“八年解困”。1991年出过一本书，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叫《每户一套房》，内容是到2000年上海市区达到小康居住水平的标准、目标和实施步骤。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翻翻，大量的数据在里面。我记得《每户一套房》这本书里的主要数据表明上海的居住困难户很多，根据1985年的住房普查资料，市区各类缺房户达88万户之多，包括无房户和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拥挤困难户。没有卫生和厨房的问题相当普遍。如果我们当时的居住水平能够像现在这样，那我认为是天下太平了。我们曾经酝酿廉租房政策，人均7平方米以下的可以享受。人均有7平方米居住面积，在那时是很好的了，因为在市区里的一些小房子像上海的亭子间，也不过是将近10平方米，住上三口之家是很普通的。
针对当时的情况，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市解决居住特困户联席会议，由市建委、市总工会和市房管局召集，下设办公室，也就是“解困办”，为日常办事机构。相应地，各委、办、局也成立解困组织，建立起全市解困网络。采用这样一个方法，先从人均2平方米解决起，市解困办主要是联系、协调各系统，如纺织、机电、化工等，抓调查、进度、督促、落实。各个系统都有解困办，同时也都有住宅办，住宅办是建房子的，解困办是分房子的。对困难户数量多，又无能力建房的单位，就采取统一调剂。曾经有一度规定开发商要按照其开发总量交出10%～15%的平价房，能交房的大都是在偏远地区，开发的普通商品房；有的开发在市中心地区，高档公寓，当然不可能把这个房子交给你了。怎么办？就交差价。有房交房，没房交钱，这是一个很“土”的方法，也没经过立法，就这样弄了，效果还不错。从人均2平方米解决起，再逐步提高解决到2.5和3平方米，进度很慢，主要是因为没有房源。
1987年春，时任市长的江泽民为尽快解决居住特困户，专门召见市建委、市总工会、市房管局负责同志，详细询问特困户情况，并决定将这项工作列为市政府实事之一，当年解决了6000户。后经各方努力，筹集了50万平方米房源，到1988年，人均2平方米以下特困户宣告解困。由于这件事情是深得人心的，所以社会震动也非常大，但同时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调查统计的特困户数字，大体上一年也就能解决1万户左右，但是结果呢，新长出来的特困户比解决的还要多。比方讲有10万个困难户，解决了1万，应该还有9万，但它反而变成11万了，解决困难户的进度，赶不上困难户增长的速度，就是这样一个被动的情况，压力越来越大。国家也开始从住房体制上酝酿改革的总体思路，在当时情况下，住房制度如果不改革那确实是不行了，如果不改革，社会就会动荡。
二、改革的酝酿与准备
首先提出一个住房商品化的问题，就是住房的属性是商品，不是福利。在这方面也有不少争论，有人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来体现呢，福利是应该的，一开始的思想基础还是我有困难找国家，我有困难找单位，单位给我解决是应该的，单位如果不给我解决就跟单位吵，就这么一个想法。从当时情况来讲，我认为低工资、低物价跟福利分配三者之间是相互对应的，如果低工资、低物价，高房租或者高房价是行不通的。所以一开始买商品房时，记得是每平方米360元，国家、单位、个人各出120元，这个房子就归个人了，商品房这个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大量的时间都是一方面搞解困，一方面搞房改方案的设计，还要搞理论研究、舆论准备。如果没有舆论准备，大家就还是停留在过去福利分房的思想基础上，改革就难以推行。
改革方案从酝酿到出台的过程中，两任市长江泽民和朱镕基都给予很大的关注。1987年，江泽民市长检查了南市区、闸北区部分棚户区和危险房屋情况，1988年4月，在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作了动员讲话。同年8月，江泽民市长去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山东烟台作了考察，回来后选定黄浦区作为出售旧公房的试点区。朱镕基当市长时，去了南市、闸北、虹口、普陀、杨浦5个区，一看不得了，棚户区群众居住困难得无法想象，居民盼望早日解困的心情十分迫切。像捅了大蜂窝一样，人一下子都出来了，挤得走也没办法走。领导视察的面包车周围都是人，那种热烈场面简直没法形容，大家都在那里招手。当车要开走的时候，车窗外都是手，在那里轻轻地拍着车窗，此情此景所有在场的人都无法忘怀。
由于群众迫切希望能够早日解困，我们跟随市领导每到一个区去，区领导都拿一张图，然后标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地方。为什么说是“水深火热”呢？因为那些地方一下雨就积水，天热的时候，热得像火炉，称为“水深火热”并不为过。当时有关方面对市区有多少简屋、棚户、危险房屋反复调查统计，结果出来的几个统计数字都不一样，现在我们大家知道当时简屋、棚户、危房是365万平方米，一年365天，这个数字大家能记得比较清楚。当时我们对统计的口径，掌握得比较紧，为110万平方米。为什么差别那么大？是因为统计方法不同的缘故。比如有一排5间房屋，其中有1间被鉴定为危房，我们就统计为1间，其实其余4间也好不到那里去；另一种统计方法是，5间是一个整体，要改造一起改造，就统计为5间。所以这个数字有变化，是这么来的。当时每次下暴雨、刮台风、梅雨季节，送到房管所的报修单，每天几万张，所以往往在台风梅雨季节，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都是守在那里指挥抢修，一场暴雨以后，几天都解决不了，局面是很困难的。
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期分批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上海随即成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当时的倪天增副市长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因为房管局是这方面的办事部门，所以我是副组长之一兼办公室主任。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的有市体改办、市建委、计委、经委、财政局、人事局、房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当时我们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调查研究，方案测算，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与有关方面协调。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开始时的指导思想是要从租金改起，就是我们租金太低了，要提租。于是考虑提租怎么提法，市场怎么形成，旧公房卖不卖，居民买不起房子怎么办，特困户怎么解决等等。在房改方案没出来以前，为了解决结婚无房户的困难，很早就采取过“鸳鸯楼”的方法。让部分结婚户住进“鸳鸯楼”，“鸳鸯楼”只租不卖，原来准备过渡一下再搬出去，新的“鸳鸯”再进来。后来不行了，小“鸳鸯”都生出来了，却还是搬不了，结果实行了一阵子，就停下来了。
三、改革方案的实施
房改方案的最终设计是在朱镕基市长亲自领导，房改小组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诞生并付诸实施的。其主要内容是成立房委会、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出售旧公房、买房给优惠等等。1991年6月，为了适应实际运转的需要，市政府决定成立上海市住房委员会、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和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委员会设立的办公室与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负责处理实施房改的日常行政工作。可以说这套房改方案，在全国是比较超前的，其中推行公积金、建立房委会是全国首创，提租给补贴虽不是首创但也是走在前面的。以后各地推出的房改方案，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上海方案的某些内容。在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方面，上海市每年都有新进展，特别是国务院《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下达后，上海巩固和完善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精心组织了公有住房出售，适时推进租金调整，加快平价房和安居房建设，逐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住房体制。
改革方案实施以后，市民的住房质量明显提高。房改实施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市场搞活，出售旧公房，二三级市场联动。出售旧公房，实际上就是把居民所住住房的使用权变成产权。虽然从当时看，对居民的住房困难没有什么解决，但朝以后看呢，就可以以这个为基础，银行贷一点自己出一点，以自己现有的产权房为基础去置换新的住房。这也是一个出路，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应该讲是很见效的，改善了相当大一部分市民的住房质量。另外，把旧公房卖给住户，使市民感到自己家里有了财产，房子值多少钱自己家就拥有了多少财产，这是一般职工想也没有想到的，自己家里竟然还有50万资产。过去青年结婚，只要有一间房，能摆张床，能安顿下来了。现在一间行吗？一般都不大行了，卫生间、厨房都要有。过去哪考虑卫生间、厨房，当时大多数职工家庭没有独用卫生设施，厨房就是公用的或是在走廊里面。
还有一个提高居民住房质量的方法，我认为主要是靠动拆迁。在实施房改方案的同时，大规模的旧区改造开始启动。虽然旧区改造不属于房改方案的范畴，但是因为这一条线路实际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住房困难，不少危房、简屋、棚户，是通过动拆迁端掉的。可以说商品市场的活跃与居民住房质量的改善，较大程度上依靠了动拆迁，不管是市政动迁也好，经营性开发动迁也好，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改善了市民的居住生活。虽然我们现在在住房问题上也还有矛盾和困难，但已经跟当年的矛盾和困难没法相比。我常想如果当时的情况是现在这样一种局面，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太好了”。
四、改革后的反思
在房改方案实施以前，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其实我们也想了不少办法，但就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包括住房实行商品化。在当时的背景下，推动市场当然是对的，但它也产生了一个偏向，财政不拿钱，老百姓有居住方面的困难，单位一般是不大管的。现在积压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新参加工作要结婚的，房源哪里来，都靠市场是不能解决的。房改开始不久就提出停止实物分房，到现在有的还主张实物分房，再提出自建公助等，所以有人质疑改革是不是在走回头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是不是失败了。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住房保障这一块。1991年的方案，回过头来反思，对保障这一块没有很好设计。现在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也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和谐社会，要重视民生。另外，买不起房，商品房太贵了。所以要酝酿实行住房保障，原来这一块是没有的。
实行住房保障政府要投入，政府要买单。当然实际上国家有多少能力，保障范围能搞得多大，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的设计方案，应该是三块，一块是市场，一块是经济适用房，一块是廉租房。但我的想法，从总体上讲是两块，不是市场就是保障。至于不同层次的人群如何实施住房保障，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推动市场的同时，还要把住房保障这一块做实做好，而且保障的面尽可能根据我们的财力做大。现在看来，尤其要强调保障。改革确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不管怎么说，当时迈出住房商品化、市场化这一步，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作者单位：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
■ 责任编辑：姜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