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R&D活动作为企业的战略性投资决策活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被作为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而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背景下,我国总体R&D活动投资水平呈高速增长的态势,R&D活动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突破2%,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距离发达国家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要求就是要积累更多的核心技术、建立更优的制度体系、实行更好的管理方法、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将经济的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的转变。因此,如何提高R&D活动水平,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影响企业R&D活动的原因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探索,逐渐认识到导致企业R&D活动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原因在于:第一,R&D活动的绩效具有不确定性,且风险较大,经营者的努力并不能确保R&D活动取得成果,这使得经营者在R&D投入方面的意愿较弱。第二,R&D投入的经济后果具有滞后性,可能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不能立竿见影,对于任期有限的经营者来说缺乏吸引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行为,不是经营者的理性选择。综合委托代理理论和业绩评价理论,提高企业R&D活动投入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选取一定的指标,将股东需要达到的创新活动目标予以量化,以此作为评价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基础并给与适当的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R&D活动的代理问题。EVA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业绩评价热点问题。作为EVA的开发者和推广者,美国斯滕斯特公司宣称,EVA可以被用于企业价值创造的管理,是建立企业价值财务管理体系和对高管开展激励计划的重要指标,运用EVA配置资源可以创造持久的价值,因此在保护股东长期利益方面显著优于会计指标。据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但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结论,EVA能否有效缓解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依然是一个探索性话题,国资委自2010年开始在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更是将这一争论推向了新的高潮。国资委在充分吸收EVA价值创造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殊的企业制度背景进行了有针对性地改造,通过改造后的EVA来引导中央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决策行为,从而实现从“做大做强”到“做优做强”的历史转变,进一步提升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那么,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制度背景下,EVA考核能否在提升企业价值方面取得预期的效果,特别是能否有效促进对企业价值增加具有基础性作用的R&D活动开展?从已有的文献看,尚未有采用中央企业EVA考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提供EVA考核与企业R&D活动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基于此,本文立足上述问题,以2010年为政策分界线,选取2006-2014年期间中央企业为观察样本,观察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前后R&D活动投入的变化,同时选取同一时期未实施EVA考核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作为配对公司,再与已实施EVA考核的中央企业进行比较,实证检验EVA考核对中央企业R&D活动投入以及专利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从投入产出角度,研究EVA考核作用于企业专利产出的路径。首先,论文以经济增长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业绩评价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R&D活动现状及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的制度背景,借鉴博弈论相关思想,分析中央企业实施业绩考核对缓解企业创新活动代理问题的有效性,以及EVA考核治理企业R&D活动代理问题的作用机理,对R&D活动过程中国资委与经营者的决策行为策略选择问题进行推导,为论文后续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提供理论支持。其次,以中央企业2006-2014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针对研究主题进行研究设计,利用构建的回归模型对国资委数据库、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和手工收集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EVA考核对中央企业R&D活动投入与专利产出的影响,为理论分析提供经验支持。第三,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对EVA的本土化应用和企业R&D活动的管理提出政策建议,并总结论文的研究局限以及未来研究方向。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论文发现EVA考核显著提高了中央企业R&D活动投入和专利产出,特别是显著增加了中央企业在R&D活动研究阶段的投入,有效提高了研究阶段的研发人员人工支出与其它研发费用支出,这对提升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意义重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央企业R&D活动投入的主要原因是经营者担心R&D活动研究阶段的投入会影响经营业绩。按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除了R&D活动开发阶段的支出可以资本化外,研究阶段的研发人员人工支出和其它研发费用等均要计入企业的当期损益。如果不能在业绩评价中实事求是地考虑这样的“会计现实”,经营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不大可能会主动进行R&D活动研究阶段的投入,从而使得研究阶段的投入明显不足,从而制约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显而易见,经营者更愿意进行R&D活动开发阶段的投入,将成熟的技术成果予以商业化从而提高经营业绩,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技术上的“拿来主义”盛行。从长远看,这对企业的中长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是不利的。另外,通过检验EVA考核作用于专利产出的路径,验证了R&D活动投入是EVA影响专利产出的中介变量,无论是R&D活动研究阶段的研发人员人工支出和其它费用支出,还是开发阶段R&D活动的资本化支出,任何一个阶段的R&D活动支出,都会提高企业的专利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研究阶段的R&D活动投入对专利产出的贡献最大,提高研究阶段的R&D活动投入是保证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活动质量的关键,这一阶段的投入决定了科技创新成果的取得。总的来说,委托代理机制下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对企业R&D活动造成影响,使得企业R&D活动投入不足,特别是使得企业R&D活动研究阶段的投入明显不足。国资委于2010年推行的EVA考核,将企业的R&D活动投入允许在计算EVA时予以加回的政策,有效引导了经营者和股东二者之间的创新活动目标函数趋于一致,显著改善了中央企业R&D活动情况,不仅增加了企业R&D活动投入,同时也提高了R&D活动投入产出。基于上述的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本文从经济增加值的概念和经济学本质出发,分析了EVA抑制企业代理问题的机制,探讨EVA考核对企业R&D活动的治理,真正检验了我国EVA的本土化应用效果,提出了适用于我国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为后续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关于R&D活动治理的文献主要从外部治理环境、大股东持股、董事会结构、债务结构和股权激励的角度开展研究,很少有学者从EVA考核角度开展企业R&D活动治理的讨论。本文拓展了既有研究视角,从经济增加值的概念和经济学本质出发分析EVA解决企业代理问题的机制,探讨EVA考核对企业R&D活动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相关研究。第二,理论分析角度的创新。论文从博弈论角度,在综合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业绩评价理论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股东与企业经营者开展R&D活动的效用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博弈模型,论述了EVA对二者行为选择的影响,并首次以中央企业为对象,结合R&D活动的特点,从理论上阐述了只有对中央企业经营者开展R&D活动付出的努力和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而不仅仅是以结果论英雄,股东才会获得预期的R&D活动效果,并进一步证实了中央企业R&D活动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经营者会利用其信息优势有意无意干扰外部监管,存在“偷懒”现象。第三,充实完善了EVA考核的本土化应用研究。以往关于EVA的研究大部分采用的是斯滕斯特公司根据公开财务数据计算公布的EVA数据,或是自行加工的数据,与中央企业实施考核的数据存在差异,在样本数据选择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研究得出的结论会与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本文直接采用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EVA考核数据作为样本,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检验EVA考核对企业R&D活动的治理作用,可以有效检验EVA的本土化应用效果,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意义。一方面可以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为政策制定部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指引;另一方面也为相关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