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尔斯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问他,怎么才能成为像老师那样的伟大的大提琴家。老师微笑着告诉他,首先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是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最后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大提琴家。
　　毫无疑问,卡萨尔斯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格修养。其实,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之所以伟大,首先在于他的品行和操守,其次在于他的专长和成就,这就是所谓德艺双馨。
　　浩然有一次谈到他在成名前与前辈作家巴人的交往故事。当时浩然还只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在几家没有什么名气的杂志上刚刚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他当然知道巴人,巴人当时已经是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是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而浩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能够成为巴人的朋友,得到巴人的扶持和提携,对浩然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浩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得到了巴人的无私帮助,从而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走向。
　　1957年,正是反右斗争的高峰,浩然被列入编余名单,就要离京到山西工作。朋友饯行的饭也吃过了,浩然忽然想起一件事。自己也发表了几篇小说了,尽管影响不大,可不可以把这些小说交给出版社出个集子呢?他就把刊载自己小说的杂志找出来,又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然后从一本书的版权页上找到作家出版社的地址,步行到出版社,交给了收发室的一位老师傅。对于自己的愿望有几分实现的可能,浩然心里没有底,所以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他自己想,听天由命,看自己的运气了。
　　几天以后,在浩然觉得可能已经没有戏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署名作家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的信,开头第一句就是,你的短篇小说集稿《喜鹊登枝》,我们决定采用。而没过几天,他又接到了作家出版社打来的电话,询问他愿不愿意为这部小说集写个后记。而打来电话的人在最后说,我叫巴人,我就是你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浩然在为自己这做梦一样的幸运而惊喜的同时,更为巴人平易近人、提携后辈的风范所折服。其实,浩然与巴人都居住在北京,相隔不过两站路程,浩然还经常从巴人的家门口经过。但是在浩然与巴人有了这样一种关系之后,许多年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原因是,当浩然一写信或打电话想去拜访的时候,巴人都是这样说,还是让我多看你的作品吧,见面于你没有什么帮助。
　　以后的很多年,浩然一直得到巴人无私的提携和幫助。巴人在《文汇报》上撰文推荐浩然的小说,直到发表了看到了报纸浩然才知道。巴人还打电话给浩然单位的领导,请人家支持浩然的创作,说这个青年是可造之才。巴人始终关注着浩然,但直到他去世,浩然竟连个谢字都没有当面说出。浩然说,后来写信他也不说谢字,因为在他看来,在这样崇高的前辈面前,说出谢字,无疑就是对这种崇高和无私的玷污和亵渎。
　　读着浩然这令人感动的叙述,我又想起了我国现代文坛上另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那是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初出茅庐的时候。沈从文为了“文学革命”的信仰只身闯荡京城。但他既没有经济来源,在文坛又没有什么名气,写的作品没有地方发表,使自己陷入了极端困难之中。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冒昧地给当时的几位知名作家写信,详述自己的艰难处境。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名满京华的作家郁达夫,接到他的信之后,到他租赁的小屋来了。郁达夫看了这样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为文学而陷入窘境的情况,感慨万端,郁达夫向几家刊物推荐沈从文的作品,并把他介绍给几位作家。有了郁达夫的举荐,本就才华横溢的沈从文迅速崛起。
　　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举荐苏轼,现代的鲁迅之于萧军,茅盾之于巴金等等故事,无不透露着前辈大家的崇高品行。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宽阔的胸襟,有这样崇高的情怀,有这样爱才如子的品行,他们才不仅仅在文学领域为人景仰和尊敬,最终成为世所公认的一代大家。
　　 (编辑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