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世界荒谬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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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4岁时拿起画笔,25岁红透台湾;他,描摹众生百态,以漫画引领流行文化20载;他,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和一颗孩童般单纯的心——他就是朱德庸,一个认为“世界荒谬又有趣,每一天都不会真正的重复”的悟道人,一个自称幽默仅仅是自己一个特长的“人性观察家”,一个不折不扣追求着自然生活、简单人生的“城市行走者”。他在四格漫画的方寸之间,挥洒自如。
  在“不圆”里,找一个自己的角落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两年您一直在创作《大家都有病》系列漫画,为什么“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以下简称朱):10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了。这个题材牵扯到整个时代,尤其牵扯到整个华人社会,华人社会在这些年来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在持续当中。变化的时代,会不会因此改变了很多事情,10年来,我一直在慢慢观察,慢慢感觉,一直到两年多前,才开始画出来。《大家都有病1》里,牵扯到很多的人和职业。今年我又出了《大家都有病2:和笨蛋一起谈恋爱》,将视觉聚焦在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我觉得大家都有病,是因为大家都不够笨,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上,我都觉得人应该要变得笨一点。
  记:对于这个人人都追求圆满,以为爱情圆满、事业圆满就是幸福的时代,您的观点是什么?
  朱:这是一个精算的时代,父母很早就开始为他的小孩精确打算——小孩长到几岁时就要送去学什么才艺,学语文,学数学,以后要去念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毕业出来要做什么事业,他才能够赚到很多钱……我认为这些精算最后都是会失败的,哪怕有一些人通过这种精算和规划“成功”了,他得到的也只是财富,而不是快乐的人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许多年轻人无形中发觉所谓成功的人生只能以财富作为衡量标准。我们的教育中很少或者甚至根本没有教过小孩:钱财随时来随时走,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生活才是你的财富。我们还是对这个时代要得太多了,大家都应该追求“不圆”。因为“圆”其实没有角落,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自己的角落。在“不圆”里,你的角落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其他比较接近幸福的东西……
  记:您的画作个人风格强烈,善于以独特眼光透析世界,你还被传媒誉为“唯一既能赢得文化人群尊重,又能征服时尚人群的画家”,对您来说画漫画意味着什么?
  朱:我唯一的快乐就是画画。画画就是享受自己,与别人分享自己感受的过程。对我来说,那是我身为一个人最大的成就。漫画对我来说就像一位老情人,有时候觉得她很好,有时候觉得她很烦,有时候跟她相处得很愉快,有时候又会觉得她带给你很多麻烦,有时候甚至觉得没有办法和她相处下去,想分开,但兜了一圈最后才发现,还是她最好。创作一幅好的作品,就像在找寻一位情人,开始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于是就拿一支笔、一张纸乱画,感觉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画着画着,这个人就出来了,然后再作细小的修改。有时候,我脑海中会突然出现一个形象,如同灵感来敲门,那就赶紧画下来。
  记:您会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吗?
  朱:人要活得与众不同,但与众不同不是刻意去做相反的事,而是尊重内心,过你真正想过的人生。我喜欢去往不同的城市,东京、京都、旧金山、阿姆斯特丹……在这些城市漫游的经历是我获取灵感的来源。电影是我获得灵感的另一个来源,有的时候你会从里面得到一些力量,会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人想法是跟你一样的,会受到一些鼓舞。另外我喜欢听音乐,什么样的音乐都听,可以从音乐里面找寻到属于我自己的纯净世界。我看到一些杂志里的文章也会有感触,比如去年《三联生活周刊》做的宫崎骏的采访,我看了就非常感动,他对这个商业的世界只作适当的妥协,不会全面投降。另外,我创作很重要的原动力就是愤怒,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但是我会用一种比较幽默、比较诙谐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创作并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才是创作
  记:您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吗?从那时起您就喜欢画画吗?
  朱:小时候的自闭给了我不愉快的童年,在团体中我总是那个被排挤孤立的人,是个非常自我的小孩,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不交自己不喜欢的朋友,就像我笔下披头、五毛、讨厌的综合体。上小学时喜欢去按别人的门铃,目的就是单纯想知道每个人的反应。到了中学,会请同学到家里来吃饭,吃火锅,我就在一旁边放音乐边观察:如果音乐节奏比较强烈,人吃东西就会吃得特别快,如果把音乐放得轻柔些,他们就会吃得比较慢。再长大点,我没事就会上街观察各式各样的人,这甚至成了我一个阶段的生活乐趣。
  只要我在学校里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回到家就躲到自己的画室里。我的世界跟外面世界其实是阻隔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阻隔,让我看外面的世界,可以用一种不介入的方式去看。
  记:从辛辣爆笑的《双响炮》一炮而红,又接连推出描绘新新人类的《醋溜族》、探索爱情百态的《涩女郎》、回顾生命并笑看人生的《绝对小孩》《什么事都在发生》《关于上班这件事》等作品,享誉亚洲。这一路走来,您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
  朱:当初报社在和我约创作《双响炮》的漫画专栏时,我从没有想过我要红了,或者因为画这个我可以挣很多钱。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也许画完这一次之后别人就不会再跟我约稿了。直到这部作品红了之后,我也没想过下一部作品《涩女郎》会大卖,还会改编成影视作品。我纯粹就是在书房中享受画画的快乐。事后我想起来,如果我当时只要心存一点点不够单纯的念头,我就有可能画不出那些画来。当你在创作一幅作品时,如果你总在想着,这会不会带给你很多钱,会不会让你很有名,那种巨大的压力会让你一笔都画不下去。我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自己走出这一条路之后,我随时随地都在提醒自己过一种很简单的生活。一个人不可能拥有全部的,你绝不可能又赚很多钱,又能够拥有你的生活、你的快乐,人能选择的其实非常少,你只能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
  记: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未来您的目标是什么?   朱:我在一个自闭的世界里长大,一步一步走来非常辛苦,但我已经画了20多年了,从来没有碰到过瓶颈。创作对我来讲,永远都有源源不断的灵感。所以我常常说创作并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才是创作。在我画画的这20几年里面,我工作上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目标,就是希望提升华人漫画的地位,更正一般人认为漫画难登大雅之堂的观念。未来我想画大画,希望漫画能够艺术化。漫画的精髓就是幽默,我希望把幽默放在我的大画里面。这条路老实说会很漫长,非常非常漫长。
  保持单纯,做自己喜欢的事
  记:您平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对您来说,哪一个更重要?
  朱:我会保持一种很单纯的心态,只做令自己开心的事情。每天早上7点起来,洗漱、做早饭,然后喝点咖啡,坐在桌子前,想想微博要写些什么,然后画画、听音乐。我喜欢去街上散步,慢慢享受城市的好与不好。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但是散步的时候会遇到许多陌生人,我会观察他们,时间长了就成了生活的旁观者。
  人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并不见得非要扎在工作里面。我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一旦有工作必须完成时,就会很专注很努力地去做。
  记:您曾以6190万元的10年版税总收入,荣登漫画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您怎么看待这种成功?
  朱:现代社会对成功的界定是一种“伪成功学”,这种毒素被太多地传播,总说人需要努力,必须要成功,整个时代对成功的无限追求甚至是违背人性的。我觉得人应该更注意自己的生活方面,而不是事业和其他。我如果更在意所谓成功,可以有很多机会发财,但是我所有的作品,从铅笔稿到上色都自己来,从不假人手,我宁愿用两三年的时间推出一部作品,也不会为了商业利益做速食的产品。我有时候常常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拒绝财富的人,因为在我从事创作这20几年里,我非常清楚,如果我选择另外一条路,我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但是我一直没有那样选择。
  记:您喜欢读书吗?最愿意与我们的读者分享的是哪类书?
  朱:我喜欢读书,但是我患有阅读障碍,比如,我看到“不准撒尿”的时候我脑子反应出来的是“不准洒水”。一篇文章,我看第八个字的时候,前五个字已经忘了。一行字我可能要重复看个七八遍才能把所有的意思组合在一起。我太太是我的读书顾问,她经常逛书店,我读的书都是经过她挑选的。我喜欢看美国的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说,书里面的内容能充分锻炼人的想象力,还喜欢读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关于旅游的短篇随笔,像《雨天炎天》《远方的鼓》,读过村上的游记你能知道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记:您最想对中学生朋友们说什么?
  朱:不管你们受到打击也好,挫折也好,都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假象,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们,财富或者成功很重要。可我说财富不重要,成功不重要,你的人生比较重要。人很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走一遭,应该尽可能做到为自己去活。台湾有一些成功人士,有一天突然就把自己的事业抛弃了,跑去开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当一个人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符合别人标准的东西他都有了,但是他丧失了自己,那个时候他会抛弃掉所有别人当初附加在他身上的期望,最后决定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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