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0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时距中共六大的召开，时间已过去了17年，这是中共党史上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是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4年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共七大代表有755人（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候补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表决权），代表了当时全国121万党员。这755名代表中，有20人是安徽籍代表。他们是：中直、军直代表团的孟庆树（女），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曹广化，晋绥代表团的闵鸿友、孙超群，晋察冀代表团的聂鹤亭、潘峰，晋冀鲁豫代表团的王稼祥、徐立清、何柱成、郭仕成、桂绍彬、唐哲明，山东代表团的李发，华中代表团的王明、柯庆施、沈东屏、李永春、许军成、陈祥，大后方代表团的李克农。（以当时的代表名录为序）
安徽籍代表的产生和分布
由于处于战争年代，党员的组织系统较为复杂，所以，中共七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存在多种情况。除中央、军委直属部门外，有的来自抗日根据地，有的来自抗日游击区;有的来自地方党组织，有的来自部队党组织。安徽籍的20名代表虽然分在8个代表团，但总的来看，他们主要来自3个方面。
一是中央和军委直属部门，有6人。他们当选中共七大代表时所在部门和任职是：孟庆树，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华北的党政军工作。王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柯庆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李克农，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兼延安西北公学校长。唐哲明，延安炮兵学校工兵科主任。
二是八路军系统，有10人，占安徽籍代表总数的一半。他们当选中共七大代表或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前的任职是：曹广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陇东军分区兼第三八五旅警备第四团政委、团军政委员会书记;闵鸿友，八路军第一二○师暨晋绥军区第三分区第十七团团长;孙超群，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聂鹤亭，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潘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徐立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政委;何柱成，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委;郭仕成，八路军晋冀豫军区卫生部政委;桂绍彬，太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发，八路军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东海独立团团长。
三是新四军系统，有4人。他们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或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的任职是：沈东屏，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兼盐阜军分区第二十四团政委;李永春，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军医处处长;许军成，新四军淮南军区路西军分区独立第五团政委;陈祥，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七团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前，这20名安徽籍代表中，柯庆施、王明、孟庆树、唐哲明在白区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其他16人都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王明、孟庆树是夫妻。
从籍贯分布来看，20名安徽籍代表分属10个县市。六安籍（指当时的六安县）的最多，有6人，他们是潘峰、何柱成、郭仕成、桂绍彬、李发、李永春。其次是金寨籍，有4人，他们是闵鸿友、徐立清、王明、陈祥。寿县、霍山各2人，寿县是孟庆树、曹广化，霍山是许军成、沈东屏。阜南、阜阳、泾县、桐城、歙县、巢县各1人，分别是孙超群、聂鹤亭、王稼祥、唐哲明、柯庆施、李克农。从现行行政区划来看，六安地区占了绝大多数有14人，阜阳地区2人，合肥、安庆、黄山、宣城各1人。
从安徽到延安的“小长征”
人们熟知的红军长征，是人类挑战极限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次“小长征”，却鲜为人所知，这就是中共七大代表奔赴延安的艰难征程。因为，中共七大代表在汇聚延安的过程中，都是便装而行，不能携带武器，又要通过一道又一道的敌人封锁线，一路上充满了危险和艰辛。中共七大代表在途中遇袭牺牲的事时有发生。新四军三师一批赴延安学习的干部途中与敌相遇，战斗中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0多人牺牲。所以，毛泽东在接见耗时15个月、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才到达延安的浙江等地的中共七大代表时，称他们经历了一次“小长征”。从安徽出发赴延安的同志是分期分批走的。他们一路走得都很艰难。
1943年1月，新四军二师六旅十七团在路西配合兄弟部队进行反“扫荡”战斗后，回到定远池河镇休整。团政委陈祥接到通知，要求即刻出发，到延安参加学习。1月底，陈祥和二师四旅参谋长杜国平等来到津浦路西指挥所所在地大黄家，受到总指挥罗炳辉的热情接待。第二天晚上，陈祥、杜国平等在一个连的护送下，越过津浦路，到达二师师部所在地大刘营。在师部，陈祥等一边继续作赴延安的准备，一边等待其他同行的战友。想到即将踏上的征程，想到很快要在延安见到毛主席，在毛主席身边学习，陈祥等人兴奋得几夜都没有睡好。然而，令陈祥等没有想到的是，到延安的征途竟是一路艰辛。
2月底，新四军二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和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陆续到齐，他们中有二师参谋长周骏鸣、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杨梅生、淮南军分区团政委许军成、二师四旅十一团特派员朱国栋、二师直属政治处主任卢文新等，共60多人。3月10日，在周骏鸣、杨梅生带领下，这一支特殊的队伍向着延安进发了。
第二天，队伍渡过三河，经蒋坝、高良涧，到了淮宝地区，和新四军四师去延安的一批同志汇合，进入新四军三师的活动范围。一周后，经过数道敌伪封锁线，越过了陇海路，到达山东滨海八路军教导二旅的活动地区。这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新四军第三师一批赴延安的同志，在海上遭到敌人的袭击，伤亡惨重，三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0多人壮烈牺牲。听到这一消息，周骏鸣等悲愤不已，同时对延安之行的艰险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为了避免目标过大，二师和四师赴延安的同志由此分开，各自行动。
没多久，当周骏鸣一行经过鲁南包头峪山区时，就遇到一次险情，队伍遭到日军的袭击。所幸的是，在护送部队的顽强阻击下，队伍顺利突围，越过了临枣线。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在夜幕中悄悄渡过了微山湖。 4月初，队伍的行动几乎都是在夜里，连续穿过敌伪顽的多道封锁线，进入冀鲁豫六分区的湖西地区。这个地区大部分是敌占区，日伪碉堡林立，“扫荡”频繁，条件异常艰苦。周骏鸣一行仍采用夜行军的方式，借着夜色，在麦田里悄然而行。4月底，到达黄河故道上的东明县。
5月，队伍进入冀鲁豫四分区。这里虽然是抗日根据地，但由于地形平坦开阔，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骑兵的快速行动。所以，在进入这一地区后，护送部队格外谨慎，一直在等待最佳的行军时机，谁知这一等就是近3个月。从5月到7月，周骏鸣等沿着黄河故道移动、打转，行程缓慢。8月初，才移至内黄县井店一带。由于一连走了三四个月队伍十分疲劳，却又没能走多远，有人产生了埋怨、急躁情绪。为消除不良情绪，周骏鸣等在井店停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一边休整，一边召开支部大会，为下面的行程打气鼓劲。
10月初，队伍分批渡过卫河，仍然昼伏夜行，通过了几百里的敌占区。过了平汉路后，到达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涉县县城。这里属太行根据地，也是建立较早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日伪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致使物资、食品十分匮乏。周骏鸣等到了这里，连吃饭都成问题。在太行三分区兵站落脚时，每人只能吃一碗饭，而且有半碗还是野菜。这对于长途行军的他们来说，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得勒紧裤带，继续西行。
此后，他们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白晋路，进入太岳区。这里的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小麦，还要自己磨，磨好后和麸糠一同煮着吃，粗糙得难以下咽。米饭不够，就用地瓜充饥。这时天气已很冷，晚上睡觉却没有被子。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有人染上了疾病。陈祥发烧到40℃。为了不掉队，不失去到延安学习的机会，他仍坚持紧跟队伍行动。离开太岳兵站，翻过太山岭，经过一周的跋涉，他们到达同蒲路的敌伪统治区平遥。由于汾河以西的山口被日军封锁，队伍又被迫停下来，在敌占区的群众家里就地隐蔽。
11月底，队伍冒着纷飞的大雪通过晋西北的敌伪据点离石县，进入80多里荒无人烟的两道大川。不巧的是，这时卢文新的妻子许冀英生了孩子。在天寒地冻、无衣无食的情况下，孩子很快夭折了，卢文新夫妇痛心不已。好在过雪地已是他们行程面临的最后障碍。12月中下旬，队伍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佳县。这时，周骏鸣等才深切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在绥德，队伍遇到中央党校派来接站的同志，并接受了中央党校的入学考察。
从绥德经清涧、延长、荣县，周骏鸣等人走得轻松而开心。12月29日，终于到了延安中央党校。这时，距陈祥离开部队已有近一年的时间，走过了7省7500多公里的路程。对所有经历者来说，用脚板走出来的赴延安之路，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身心磨砺。接下来，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更是一次人生旅程的精神洗礼。
整风学习和参加七大
周骏鸣、陈祥等到延安中央党校报到后，被编入党校的四部十四支部，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从学习《整风文献》起，由粗读到精读，边读边思考，力求领会精神实质。学习的形式包括大会报告、自学文件、小组讨论等。自己弄不懂的问题，就在小组会上提出来，集体讨论。这一阶段持续了有近半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在领会整风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检查。回顾和总结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在回顾中，对正确的方面加以肯定，对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分析根源，提出改正办法。通过对个人的回顾和总结，再联系到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分析。最后，写一个自我鉴定。
在整风学习的后期，部分学员还学习了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参与学习讨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路线进行回顾和评价，重点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清算，为中共七大的召开进一步统一思想。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多数学员，他们对党忠心耿耿，浴血沙场，出生入死，然而因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掌握和了解。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整风，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明显提高，对党20多年革命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有了深刻认识，更坚定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他们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最大收获。
由于一些与会的代表无法按时赶到延安，所以有些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人选直到七大召开前夕才确定下来。安徽籍代表沈东屏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表现是确定这一部分代表人选的重要依据。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20名安徽籍代表出席了这一盛会。在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讲话;华北、华中、西北的代表作了根据地工作报告。在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愚公移山》的著名演讲。6月11日，大会在完成了3项历史性任务：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胜利闭幕。
奔赴新战场
中共七大结束不久，日军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向东北派去大批干部。根据中央要求，凡是敌后的干部，都要到东北去。还没有离开延安的干部就直接前往东北，已经离开延安正在路上的就掉转方向，改去东北。于是，在安徽籍中共七大代表中，新四军系统的干部全部去了东北。八路军系统的基本回到了原部队，只有曹广化、聂鹤亭去了东北。
在解放东北的过程中，安徽籍的中共七大代表在新的战场上再立新功。曹广化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东线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运输部政委，参加了新开岭、四保临江、梅河口等战役。聂鹤亭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辽吉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参谋长，指挥了解放沈阳的战斗。唐哲明先后任东北工兵学校校长、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工兵指挥所主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部工兵指挥所主任。攻打锦州时，唐哲明带领工兵部队抢修公路50多公里，采取夜间架、白天撤的办法，保证我十几万大军隐蔽南下锦州作战。沈东屏先后任东北自治军第十旅第二十八团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七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并负重伤。李永春先后任西满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吉黑（北满军区）龙江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驻哈尔滨办事处副处长、第五十军卫生部部长等职，救死扶伤，挽救许多战友的生命。许军成先后任东北人民自卫军辽宁军区保安第三旅第八团团政委、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委、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十四兵团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三师第三六八团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陈祥先后任朝鲜延边支队政委、吉林军区独立第一师第四团政委、吉林军区吉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吉林军区警卫团政委、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剿匪、解放长春等战役。
在1955年的第一次授衔中，安徽籍的中共七大代表有11人成为开国将军。其中，上将1人：李克农;中将2人：聂鹤亭、徐立清;少将8人：曹广化、闵鸿友、孙超群、潘峰、何柱成、桂绍彬、唐哲明、李发。11人中，六安地区有7人，阜阳地区有2人，合肥、安庆地区各1人。陈祥（金寨）1961年晋升为少将。
（责任编辑：张文军）
中共七大代表有755人（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候补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表决权），代表了当时全国121万党员。这755名代表中，有20人是安徽籍代表。他们是：中直、军直代表团的孟庆树（女），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曹广化，晋绥代表团的闵鸿友、孙超群，晋察冀代表团的聂鹤亭、潘峰，晋冀鲁豫代表团的王稼祥、徐立清、何柱成、郭仕成、桂绍彬、唐哲明，山东代表团的李发，华中代表团的王明、柯庆施、沈东屏、李永春、许军成、陈祥，大后方代表团的李克农。（以当时的代表名录为序）
安徽籍代表的产生和分布
由于处于战争年代，党员的组织系统较为复杂，所以，中共七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存在多种情况。除中央、军委直属部门外，有的来自抗日根据地，有的来自抗日游击区;有的来自地方党组织，有的来自部队党组织。安徽籍的20名代表虽然分在8个代表团，但总的来看，他们主要来自3个方面。
一是中央和军委直属部门，有6人。他们当选中共七大代表时所在部门和任职是：孟庆树，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华北的党政军工作。王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柯庆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李克农，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兼延安西北公学校长。唐哲明，延安炮兵学校工兵科主任。
二是八路军系统，有10人，占安徽籍代表总数的一半。他们当选中共七大代表或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前的任职是：曹广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陇东军分区兼第三八五旅警备第四团政委、团军政委员会书记;闵鸿友，八路军第一二○师暨晋绥军区第三分区第十七团团长;孙超群，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聂鹤亭，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潘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徐立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政委;何柱成，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委;郭仕成，八路军晋冀豫军区卫生部政委;桂绍彬，太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发，八路军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东海独立团团长。
三是新四军系统，有4人。他们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或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的任职是：沈东屏，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兼盐阜军分区第二十四团政委;李永春，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军医处处长;许军成，新四军淮南军区路西军分区独立第五团政委;陈祥，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七团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前，这20名安徽籍代表中，柯庆施、王明、孟庆树、唐哲明在白区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其他16人都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王明、孟庆树是夫妻。
从籍贯分布来看，20名安徽籍代表分属10个县市。六安籍（指当时的六安县）的最多，有6人，他们是潘峰、何柱成、郭仕成、桂绍彬、李发、李永春。其次是金寨籍，有4人，他们是闵鸿友、徐立清、王明、陈祥。寿县、霍山各2人，寿县是孟庆树、曹广化，霍山是许军成、沈东屏。阜南、阜阳、泾县、桐城、歙县、巢县各1人，分别是孙超群、聂鹤亭、王稼祥、唐哲明、柯庆施、李克农。从现行行政区划来看，六安地区占了绝大多数有14人，阜阳地区2人，合肥、安庆、黄山、宣城各1人。
从安徽到延安的“小长征”
人们熟知的红军长征，是人类挑战极限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次“小长征”，却鲜为人所知，这就是中共七大代表奔赴延安的艰难征程。因为，中共七大代表在汇聚延安的过程中，都是便装而行，不能携带武器，又要通过一道又一道的敌人封锁线，一路上充满了危险和艰辛。中共七大代表在途中遇袭牺牲的事时有发生。新四军三师一批赴延安学习的干部途中与敌相遇，战斗中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0多人牺牲。所以，毛泽东在接见耗时15个月、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才到达延安的浙江等地的中共七大代表时，称他们经历了一次“小长征”。从安徽出发赴延安的同志是分期分批走的。他们一路走得都很艰难。
1943年1月，新四军二师六旅十七团在路西配合兄弟部队进行反“扫荡”战斗后，回到定远池河镇休整。团政委陈祥接到通知，要求即刻出发，到延安参加学习。1月底，陈祥和二师四旅参谋长杜国平等来到津浦路西指挥所所在地大黄家，受到总指挥罗炳辉的热情接待。第二天晚上，陈祥、杜国平等在一个连的护送下，越过津浦路，到达二师师部所在地大刘营。在师部，陈祥等一边继续作赴延安的准备，一边等待其他同行的战友。想到即将踏上的征程，想到很快要在延安见到毛主席，在毛主席身边学习，陈祥等人兴奋得几夜都没有睡好。然而，令陈祥等没有想到的是，到延安的征途竟是一路艰辛。
2月底，新四军二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和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陆续到齐，他们中有二师参谋长周骏鸣、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杨梅生、淮南军分区团政委许军成、二师四旅十一团特派员朱国栋、二师直属政治处主任卢文新等，共60多人。3月10日，在周骏鸣、杨梅生带领下，这一支特殊的队伍向着延安进发了。
第二天，队伍渡过三河，经蒋坝、高良涧，到了淮宝地区，和新四军四师去延安的一批同志汇合，进入新四军三师的活动范围。一周后，经过数道敌伪封锁线，越过了陇海路，到达山东滨海八路军教导二旅的活动地区。这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新四军第三师一批赴延安的同志，在海上遭到敌人的袭击，伤亡惨重，三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0多人壮烈牺牲。听到这一消息，周骏鸣等悲愤不已，同时对延安之行的艰险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为了避免目标过大，二师和四师赴延安的同志由此分开，各自行动。
没多久，当周骏鸣一行经过鲁南包头峪山区时，就遇到一次险情，队伍遭到日军的袭击。所幸的是，在护送部队的顽强阻击下，队伍顺利突围，越过了临枣线。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在夜幕中悄悄渡过了微山湖。 4月初，队伍的行动几乎都是在夜里，连续穿过敌伪顽的多道封锁线，进入冀鲁豫六分区的湖西地区。这个地区大部分是敌占区，日伪碉堡林立，“扫荡”频繁，条件异常艰苦。周骏鸣一行仍采用夜行军的方式，借着夜色，在麦田里悄然而行。4月底，到达黄河故道上的东明县。
5月，队伍进入冀鲁豫四分区。这里虽然是抗日根据地，但由于地形平坦开阔，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骑兵的快速行动。所以，在进入这一地区后，护送部队格外谨慎，一直在等待最佳的行军时机，谁知这一等就是近3个月。从5月到7月，周骏鸣等沿着黄河故道移动、打转，行程缓慢。8月初，才移至内黄县井店一带。由于一连走了三四个月队伍十分疲劳，却又没能走多远，有人产生了埋怨、急躁情绪。为消除不良情绪，周骏鸣等在井店停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一边休整，一边召开支部大会，为下面的行程打气鼓劲。
10月初，队伍分批渡过卫河，仍然昼伏夜行，通过了几百里的敌占区。过了平汉路后，到达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涉县县城。这里属太行根据地，也是建立较早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日伪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致使物资、食品十分匮乏。周骏鸣等到了这里，连吃饭都成问题。在太行三分区兵站落脚时，每人只能吃一碗饭，而且有半碗还是野菜。这对于长途行军的他们来说，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得勒紧裤带，继续西行。
此后，他们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白晋路，进入太岳区。这里的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小麦，还要自己磨，磨好后和麸糠一同煮着吃，粗糙得难以下咽。米饭不够，就用地瓜充饥。这时天气已很冷，晚上睡觉却没有被子。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有人染上了疾病。陈祥发烧到40℃。为了不掉队，不失去到延安学习的机会，他仍坚持紧跟队伍行动。离开太岳兵站，翻过太山岭，经过一周的跋涉，他们到达同蒲路的敌伪统治区平遥。由于汾河以西的山口被日军封锁，队伍又被迫停下来，在敌占区的群众家里就地隐蔽。
11月底，队伍冒着纷飞的大雪通过晋西北的敌伪据点离石县，进入80多里荒无人烟的两道大川。不巧的是，这时卢文新的妻子许冀英生了孩子。在天寒地冻、无衣无食的情况下，孩子很快夭折了，卢文新夫妇痛心不已。好在过雪地已是他们行程面临的最后障碍。12月中下旬，队伍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佳县。这时，周骏鸣等才深切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在绥德，队伍遇到中央党校派来接站的同志，并接受了中央党校的入学考察。
从绥德经清涧、延长、荣县，周骏鸣等人走得轻松而开心。12月29日，终于到了延安中央党校。这时，距陈祥离开部队已有近一年的时间，走过了7省7500多公里的路程。对所有经历者来说，用脚板走出来的赴延安之路，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身心磨砺。接下来，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更是一次人生旅程的精神洗礼。
整风学习和参加七大
周骏鸣、陈祥等到延安中央党校报到后，被编入党校的四部十四支部，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从学习《整风文献》起，由粗读到精读，边读边思考，力求领会精神实质。学习的形式包括大会报告、自学文件、小组讨论等。自己弄不懂的问题，就在小组会上提出来，集体讨论。这一阶段持续了有近半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在领会整风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检查。回顾和总结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在回顾中，对正确的方面加以肯定，对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分析根源，提出改正办法。通过对个人的回顾和总结，再联系到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分析。最后，写一个自我鉴定。
在整风学习的后期，部分学员还学习了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参与学习讨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路线进行回顾和评价，重点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清算，为中共七大的召开进一步统一思想。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多数学员，他们对党忠心耿耿，浴血沙场，出生入死，然而因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掌握和了解。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整风，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明显提高，对党20多年革命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有了深刻认识，更坚定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他们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最大收获。
由于一些与会的代表无法按时赶到延安，所以有些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人选直到七大召开前夕才确定下来。安徽籍代表沈东屏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表现是确定这一部分代表人选的重要依据。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20名安徽籍代表出席了这一盛会。在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讲话;华北、华中、西北的代表作了根据地工作报告。在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愚公移山》的著名演讲。6月11日，大会在完成了3项历史性任务：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胜利闭幕。
奔赴新战场
中共七大结束不久，日军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向东北派去大批干部。根据中央要求，凡是敌后的干部，都要到东北去。还没有离开延安的干部就直接前往东北，已经离开延安正在路上的就掉转方向，改去东北。于是，在安徽籍中共七大代表中，新四军系统的干部全部去了东北。八路军系统的基本回到了原部队，只有曹广化、聂鹤亭去了东北。
在解放东北的过程中，安徽籍的中共七大代表在新的战场上再立新功。曹广化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东线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运输部政委，参加了新开岭、四保临江、梅河口等战役。聂鹤亭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辽吉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参谋长，指挥了解放沈阳的战斗。唐哲明先后任东北工兵学校校长、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工兵指挥所主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部工兵指挥所主任。攻打锦州时，唐哲明带领工兵部队抢修公路50多公里，采取夜间架、白天撤的办法，保证我十几万大军隐蔽南下锦州作战。沈东屏先后任东北自治军第十旅第二十八团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七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并负重伤。李永春先后任西满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吉黑（北满军区）龙江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驻哈尔滨办事处副处长、第五十军卫生部部长等职，救死扶伤，挽救许多战友的生命。许军成先后任东北人民自卫军辽宁军区保安第三旅第八团团政委、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委、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十四兵团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三师第三六八团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陈祥先后任朝鲜延边支队政委、吉林军区独立第一师第四团政委、吉林军区吉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吉林军区警卫团政委、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剿匪、解放长春等战役。
在1955年的第一次授衔中，安徽籍的中共七大代表有11人成为开国将军。其中，上将1人：李克农;中将2人：聂鹤亭、徐立清;少将8人：曹广化、闵鸿友、孙超群、潘峰、何柱成、桂绍彬、唐哲明、李发。11人中，六安地区有7人，阜阳地区有2人，合肥、安庆地区各1人。陈祥（金寨）1961年晋升为少将。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