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以前，我刚开始当大学老师，一项工作是辅导高等自学考试的本科毕业论文。我们那个学校辐射面真广啊，很多学生家在边远山区(比如姜文拍《鬼子来了》的那种地方)，他们用寒酸的信封把论文寄来，一封容纳不下，一起寄三封四封，因为参考资料有限，主要内容也就是抄书。令我惊讶的是，这批学生里选了“外国文学”做毕业论文题目的还真不在少数，男学生写《红与黑》，女学生写《包法利夫人》，极为常见。老教师开导我说：是啊是啊，于连和爱玛都是城关青年啊，他们感同身受，所以喜欢。
　　“送教下乡”的关系，我后来去过那样的小镇，一条或几条大街，几幢贴了马赛克的办公楼，饭馆的牌匾灰扑扑的，“东风饭店”一类，的确像福楼拜笔下一眼望得到头的永镇，乏善可陈。如果循规蹈矩，生活在这样的小世界里，仗着“地面熟”，到了中年之后当能如鱼得水。如果有些才华，惦记着“生活在别处”，反倒是有些“麻烦”。
　　一般而言，人总是从自身的经验和环境来判断世界的，小地方的才子才女，因为没有可以比较的参照系，不容易了解自己的才华到底有多少分量。高估的，容易显得夜郎自大；而低估的，随波逐流湮没无闻，根本就没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高估自己的人，理想远大得吓人，而且认死理、一根筋，如果机缘不巧不能成功的话，在别人看来是志大才疏的喜剧，在自己的体验中，那是生不逢时的悲剧。更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没底气，在大城市的势利的万丈红尘前，极度的自尊与极度的自卑往往纠结在一起，由于太看重自我的尊严和他人的评价，人整个是脆的。其实无论城里还是乡卞，理想主要是用来幻灭的，只是因为这重脆，城关才子的幻灭幻灭得尤其惨烈。
　　实话说，我的学术原则遇到这批学生后自动收缩。人家答个辨都要提前一两天从山里村里赶过来，没准鼻角还沾着煤灰，你还跟人家计较什么是“批判现实主义”?忒不厚道了。我夸他们，我帮他们，我复印了参考资料寄给他们，我沉浸在人道主义的恩师小情怀里自我陶醉，直到听说那个故事。
　　某某，一个男学生，才华是有些的，但是绝没到横溢那个地步。我给了他“优”。他写信来谈人生和理想，我也回了信，应该是写了不少鼓励的话。这样的事情一年总会遇到两三件的，我没在意。几年以后，我去他所在的镇，当地教育机构的领导请我吃饭。席间喝了不少酒，气氛熟络了之后，一个小领导模样的对我说“您的学生某某，可真惨”。我的学生某某?我诧异了。原来这个某某，把我的鼓励全都当真，打着我的学生的旗号，自视为镇里大才子。他与领导吵翻，自己去了深圳发展。在深圳也没赚到钱，老婆又跟人私奔，只好灰溜溜地回来。本来的小萝卜坑被人占了，万般无奈开了个卖针头线脑的小杂货店，据说酗酒很厉害——小领导是某某的远亲，所以望着我的眼神很有谴责的成分。我恍惚记得，某某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无名的裘德》，简直是报应呐。那顿饭，我还真喝高了。
　　从那以后，我意识到过分的同情与不切实际的鼓励是城关才子的毒药。说起来，人人平等只是理想而已，出身的不平等、环境的不平等、智力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已经在青年时代定位了人。老师不该善意地忽略这种种不平等，而是应该尽量客观，让学生在直面不平等之后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好还能不失进取的勇气。不可否认的是，老师这种“权威意见”说出来的时候，经常是刀一样伤人，还有政治不正确之嫌。
　　不过，在正规的本科教育的课堂上，我总是叮嘱那些优越的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们，不要小看了身边那些小地方来的同学。他们能够坐在这里，付出了更为艰辛的努力，也许在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上，他们暂时处于劣势，但是，在他们身上，追求承认的愿望是如此巨大、如此巨大，所以，他们才真正具有成功所需要的心理动力。
　　不是么，近百年前，有一个出身韶山农村的孩子，在16岁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县中学读书的时候：抄了这么一首“感动中国”的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无处不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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