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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必达 寸步不让 把酒言欢
正如林郑月娥所说，根据“一国两制”，香港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城市，只有防务和外交事务交由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官因而成为内地看香港的一双最真切的眼睛。
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环球人物》记者有幸走近3位外交官，采访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张宏喜，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安文彬的老部下，以及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领事部一等秘书胡中乐。
“怎能让外国和英国签的协议在中国领土上生效”
在1997年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观礼台上，坐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筹备委员会委员张宏喜。“我们的仪仗队特别威武，军乐特别嘹亮。现场的掌声啊，从来没听到过那么热烈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76岁的他仍是抑制不住地激动。
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老先生特地拎来一个重重的袋子，里面有好几本与香港回归有关的书，更有他格外珍视的纪念物：筹委会委员任命书、筹委会成员合照、交接仪式流程手册……抚摸着银色壳子的筹委会委员任命书，张宏喜感叹道：“我一生有过不少任命书、证书，有的我都没太多感觉了，但这个任命书我觉得特别重要。你看还有这张乔石同志向我颁发任命书的照片，都很有意义，我都收藏得很好。”
香港回归，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有好多问题要解决。1996年1月正式成立的筹委会就是具体落实这些工作的。筹委会一共150名委员，香港94名，内地56名。内地这56名来自中央有关单位，基本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外交部11名，包括几名司级干部，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是领事司司长。后来我体会到，领导让我参加筹委会，是因为香港回归有很多领事工作要做。
回归前，香港驻有几十个外国领馆。原来的想法是主权移交后，这些领馆直接转成和我们对接就行了。可我是做领事工作的，知道这里面存在很大问题。那些领馆是外国跟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建成的，香港回归后，怎么能让外国和英国达成的协议在我们中国领土上生效？我们必须一一重新谈判、重新签订协定。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我立即给外交部写紧急报告，提出我们必须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来做这方面工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看到报告后也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立即批示同意。
开始谈判了，有些西方国家不配合。英国还提议派高级专员到香港，立马被我们识破了：英国的大使就叫高级专员。还想把香港视为英联邦的？没门！我们后来下了个狠招：如果哪个国家不重新谈判，1997年7月1日后这些领馆就失去地位，不能从事领事工作。这才把他们镇住了，老老实实重新谈判。我向美韩等4个不同类型国家的大使公开发放领事证书、双方签订互换协议后，别的国家也就呼啦啦赶紧来办。
护照也得好好研究。首先，护照的制作就是门大学问，为了防止伪造，用什么皮、什么漆、装订用什么线、盖章用什么印泥，都有讲究。我们把世界各国的护照水平摸了一遍，发现内地的护照還比较落后，就决定香港护照要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技术问题倒还好解决，关键是护照拿出去，别国认不认。香港同胞以前用英国发的护照，去很多地方都免签，我们要保证新护照的待遇不能少于原来的，又和主要国家一个一个谈判，保证了香港同胞的权益。
还有一个出入境的问题。过去内地人去香港得办签证，回归后就是一国人了，自然不能用签证。但出入境需要管理，我们就发明了入境许可。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领事保护。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不少香港同胞。回归后香港同胞的领事保护就是我们大使馆、领事馆的责任。我们提出一个原则，我们对海外香港同胞的领事保护，只能比英国做得好，不能比英国做得差。为此，我召集了20多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领事参赞回来开会，布置任务，给他们讲有关香港的方针政策，香港的重要性，大家回到驻地怎么联系香港同胞，出了事怎么了解，怎么跟当地政府交涉。
我当时还想，我们很多外交官没有去过香港，对香港没有一点感性认识，所以我建议，这次会议在香港召开。结果开会前一夜，我得到消息，小平同志去世了。开会前，大家举行了默哀仪式。小平同志曾说将来要去香港看看，最终没能成行，大家非常难过。好在卓琳同志去了交接仪式现场，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在香港回归前的1年里，领事司的同志们真是白天黑夜连轴转。我们既然立下了军令状，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最终，我在香港回归前完成了所有工作。
我们筹委会委员都受邀出席了交接仪式。交接仪式后，还有好多活动，一个接一个——见证特区政府宣誓，参加回归庆典，参观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我们几天几夜没合眼，一点睡意都没有。所有人都那么激动，兴奋得根本睡不着。国家的耻辱被洗刷了，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
“寸土不让，秒秒必争”
当张宏喜满心激动地参加交接仪式时，他的一位同事正处于最紧张的关头，那就是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交接仪式筹备组组长安文彬。他的任务是确保这场举世瞩目的仪式，完美无缺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最近，78岁的他出现在《朗读者》节目上，回忆起五星红旗准点在交接仪式上升起的那一刻，老人止不住眼泛泪光。由于安文彬年事已高，他的一位老部下代他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当年“秒秒必争”的故事。
这场交接仪式和安老之前参与的外事活动大不一样。它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它的规模和规格也是前所未有的。全球有45个国家的政要，43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参加仪式和观礼的近8000人。
1996年底，安老率交接仪式筹备组人员进入香港开始前期工作。一是做好跟英国人谈判的各项准备；二是协调所有参与交接仪式的单位。中央交给筹备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确保中国国旗必须在7月1日的零点零分零秒准时升起，让香港主权准时回归祖国。
单单为这件事，我们就和英国人谈了16轮。英国人开始说，在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只写了香港主权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但没有写明是7月1日的零点零分零秒。我们答复说，按我们理解，就是7月1日的零点零分零秒中国国旗升起，香港回归中国。而且这也是公理。安老强调，我们要把被别人占领150多年的领土收回，寸土不让，秒秒必争。 安老的谈判对手是英国大使戴维斯。戴维斯说，安先生，你提出中国国旗在零时零分零秒升起是一个学术命题，实际操作上不可能实现，因为整个交接仪式只有30分钟，但有25道程序要执行。安老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中国人能实现。我们能创造四大发明，也能让我们的国旗在7月1日零点零分零秒升起。
最后戴维斯坚持不住了，说，这样吧，我们各让1秒。英国国旗在6月30日晚上11点59分59秒降下。至于中国国旗何时升起就不是我的事了。
但大家都知道，升国旗的同时要奏国歌。奏国歌是由我们军乐团的指挥来指挥。指挥抬起指挥棒需要1秒，落下去需要1秒。也就是说英国国旗必须在6月30日晚上11点59分58秒降下，才能保证我国国旗在7月1日零点零分零秒准时升起。
所以安老一听戴维斯的话，忍无可忍，站起来说，戴维斯先生，香港被英国殖民者掠走占有150多年，中国人强忍心头的痛。今天，香港的主权终于要回归中国了，我们只要求你给我们两秒钟，却被你无理拒绝，百般刁难。戴维斯先生，如果我明天召开记者招待会，向世人宣布，我们的150多年和两秒之争。请你想一想，世人会如何评判，你将如何作答。
戴维斯听后，走到安老的面前说，安先生，我理解你们中国人的要求。我给你表态，英国国旗可以在6月30日晚上11点59分58秒以前降下来。听到戴维斯的话，中方代表团成员鼓掌相庆。我们跟英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争取来这两秒钟，实在是不容易。
要让中国国旗准时升起，仅仅得到英方的同意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把所有程序的时间提前算好，精确到秒。为此，安老专门从美国买了一块相当精确的手表，与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对好了时间。他还让两个司仪专门掌控时间，设立了礼宾总协调和中方技术监控人，严格掌握时间。而军乐团的两名副指挥，用读秒的方式掌握国歌响起时间。
到仪式真正举行时，出乎所有人意料，英国国歌演奏的速度比通常快，结果我们的时间反而多了几秒。但我们不能违反协议。一直等到59分58秒时，中方军乐团指挥准时抬起了指挥棒。
后来安老告诉我们，当零点零分零秒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真是非常激动。他自言自语地说，香港，你终于回来了！当时就禁不住哭了。这就是他们那一代外交官对祖国最真挚的感情。
“台下坐着霍英东、邵逸夫等大佬”
在2005年的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春节联欢会上，时任领事部一等秘书胡中乐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半山上的歌》。他有次晚上加班到9点多，从山下的签证处走回半山腰的公寓，途中看到维多利亚港海湾动人的夜景，灵感迸发，坐在路边一气呵成。“台下坐着霍英东、邵逸夫等大佬，有的人感动落泪。他们非常爱国。”胡中乐说。
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胡中乐特意穿了一件蓝色条纹衬衫——那是香港中华总商会前任会长曾宪梓送的。在香港工作数年，胡中乐与各界人士都打过交道。
特派员公署在半山上的公寓离董建华特首的住处不远。我和妻子有一次散步遇到董建华，他正锻炼身体，只带了一名个子不高的保镖。董特首很温和慈祥，跟我们聊了几句。
香港的公务员公私分明。一次，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的秘书拿着叶刘淑仪的身份证和护照来我们这儿办签证。我说放这儿吧，我很快给你办。没想到秘书说：“香港有规定，身份证必须随身带，要求市民做到的，局长更应该带头。等你办好后，我得马上把身份证给局长送去。”由此可见香港公务员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还有一次，我在中环碰到了叶刘淑仪的继任者李少光。看他西装革履，我问他你怎么一个人走？他说我上班去。我又问他怎么来的，他说坐地铁。香港十几万公务员，大部分是坐地铁、公交车或出租车上班。他们也有私家车，但私家车是周末用。2006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还来香港考察交通建设，学习香港先进的管理经验。
除了政界人士，香港的商界人士我也见过不少。和李嘉诚见面是在2004年1月公署举办的联欢酒会上。我看到他，就递上名片，并向他请教：“我现在手头有点钱，该怎么投资？要不要买股票？”李嘉诚说：“你别搞股票，买房子。”他说完走了，但过一会儿又折回来，说：“你买房最好买在地铁站周边，步行最多10分钟。”后来我回到北京，又贷款买了房，现在也升值了。（笑）
另一次公署举办国庆联欢酒会，请来了90多岁的邵逸夫。他穿着蓝色丝绸唐装，身材瘦削，眼睛特别有神。因为他在全国捐建了无数教育项目，我走上前去对他说：“邵老，非常感谢您长期支持内地建设发展……”他马上谦虚回应：“应该的，应该的。”后来人越聚越多，我和邵老被人群冲散，他挥着瘦瘦的手臂和我告别。真遗憾，当时没能和邵老合影留念。
那次酒会后，我们几个同事在停车场等车，碰见霍英东在司机的搀扶下走向专车。他看到我们，攀谈起来：“外交部的女士、先生们好！”聊了一会儿后，他跟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刚要走，突然又回转身，走到我妻子面前，边握手边说：“我还没跟你握手呢！”我妻子非常感动。
我和驻港部队的接触也不少。我是军人出身，本就对部队很有感情，加之驻港的士兵每年得换通行证，我就跟他们熟悉起来。驻港部队几千人，是一支陆海空三军合成部队，其中陆军主要来自41集团军、42集团军。这些部队历史上都是英雄部队，也很守军纪。邓小平非常有智慧，把我们解放军最精锐的部队放在香港。
就我的觀察，驻港部队表现非常棒。香港市民有需求，他们就去做。我2003年到香港，正赶上SARS，那时需要血，战士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献血。他们还举办了关爱幼童、慰问长者、与大学生联欢等一系列活动。后来我去军营参观，看到他们为了练习打靶时不扰民，在靶场周围弄了很多隔音材料，外面完全听不见。
在香港，还有一次偶遇让我很难忘。一天早晨，我迎着海风步行下山上班，碰到一个英国人向我问路。他自我介绍，是英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副总领事，今天第一天上班。英国总领馆离我的办公地点挺近，我就顺路带他过去。聊起来才知道，他祖父原来在香港任职，他跟着祖父来过香港。我对他说，你们维多利亚女王活到82岁，当政60多年，很强势啊。没想到他立马回应说，你们的武则天也是80多岁，临朝几十年。没想到一个英国人对中国历史如此了解。后来他又对我感叹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确实强大了。现在的香港发展得真好，‘一国两制’非常了不起！”现在想来，我觉得他的话是真心的。我相信，香港和中华民族的明天都会更美好。
正如林郑月娥所说，根据“一国两制”，香港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城市，只有防务和外交事务交由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官因而成为内地看香港的一双最真切的眼睛。
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环球人物》记者有幸走近3位外交官，采访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张宏喜，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安文彬的老部下，以及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领事部一等秘书胡中乐。
“怎能让外国和英国签的协议在中国领土上生效”
在1997年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观礼台上，坐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筹备委员会委员张宏喜。“我们的仪仗队特别威武，军乐特别嘹亮。现场的掌声啊，从来没听到过那么热烈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76岁的他仍是抑制不住地激动。
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老先生特地拎来一个重重的袋子，里面有好几本与香港回归有关的书，更有他格外珍视的纪念物：筹委会委员任命书、筹委会成员合照、交接仪式流程手册……抚摸着银色壳子的筹委会委员任命书，张宏喜感叹道：“我一生有过不少任命书、证书，有的我都没太多感觉了，但这个任命书我觉得特别重要。你看还有这张乔石同志向我颁发任命书的照片，都很有意义，我都收藏得很好。”
香港回归，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有好多问题要解决。1996年1月正式成立的筹委会就是具体落实这些工作的。筹委会一共150名委员，香港94名，内地56名。内地这56名来自中央有关单位，基本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外交部11名，包括几名司级干部，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是领事司司长。后来我体会到，领导让我参加筹委会，是因为香港回归有很多领事工作要做。
回归前，香港驻有几十个外国领馆。原来的想法是主权移交后，这些领馆直接转成和我们对接就行了。可我是做领事工作的，知道这里面存在很大问题。那些领馆是外国跟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建成的，香港回归后，怎么能让外国和英国达成的协议在我们中国领土上生效？我们必须一一重新谈判、重新签订协定。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我立即给外交部写紧急报告，提出我们必须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来做这方面工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看到报告后也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立即批示同意。
开始谈判了，有些西方国家不配合。英国还提议派高级专员到香港，立马被我们识破了：英国的大使就叫高级专员。还想把香港视为英联邦的？没门！我们后来下了个狠招：如果哪个国家不重新谈判，1997年7月1日后这些领馆就失去地位，不能从事领事工作。这才把他们镇住了，老老实实重新谈判。我向美韩等4个不同类型国家的大使公开发放领事证书、双方签订互换协议后，别的国家也就呼啦啦赶紧来办。
护照也得好好研究。首先，护照的制作就是门大学问，为了防止伪造，用什么皮、什么漆、装订用什么线、盖章用什么印泥，都有讲究。我们把世界各国的护照水平摸了一遍，发现内地的护照還比较落后，就决定香港护照要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技术问题倒还好解决，关键是护照拿出去，别国认不认。香港同胞以前用英国发的护照，去很多地方都免签，我们要保证新护照的待遇不能少于原来的，又和主要国家一个一个谈判，保证了香港同胞的权益。
还有一个出入境的问题。过去内地人去香港得办签证，回归后就是一国人了，自然不能用签证。但出入境需要管理，我们就发明了入境许可。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领事保护。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不少香港同胞。回归后香港同胞的领事保护就是我们大使馆、领事馆的责任。我们提出一个原则，我们对海外香港同胞的领事保护，只能比英国做得好，不能比英国做得差。为此，我召集了20多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领事参赞回来开会，布置任务，给他们讲有关香港的方针政策，香港的重要性，大家回到驻地怎么联系香港同胞，出了事怎么了解，怎么跟当地政府交涉。
我当时还想，我们很多外交官没有去过香港，对香港没有一点感性认识，所以我建议，这次会议在香港召开。结果开会前一夜，我得到消息，小平同志去世了。开会前，大家举行了默哀仪式。小平同志曾说将来要去香港看看，最终没能成行，大家非常难过。好在卓琳同志去了交接仪式现场，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在香港回归前的1年里，领事司的同志们真是白天黑夜连轴转。我们既然立下了军令状，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最终，我在香港回归前完成了所有工作。
我们筹委会委员都受邀出席了交接仪式。交接仪式后，还有好多活动，一个接一个——见证特区政府宣誓，参加回归庆典，参观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我们几天几夜没合眼，一点睡意都没有。所有人都那么激动，兴奋得根本睡不着。国家的耻辱被洗刷了，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
“寸土不让，秒秒必争”
当张宏喜满心激动地参加交接仪式时，他的一位同事正处于最紧张的关头，那就是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交接仪式筹备组组长安文彬。他的任务是确保这场举世瞩目的仪式，完美无缺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最近，78岁的他出现在《朗读者》节目上，回忆起五星红旗准点在交接仪式上升起的那一刻，老人止不住眼泛泪光。由于安文彬年事已高，他的一位老部下代他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当年“秒秒必争”的故事。
这场交接仪式和安老之前参与的外事活动大不一样。它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它的规模和规格也是前所未有的。全球有45个国家的政要，43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参加仪式和观礼的近8000人。
1996年底，安老率交接仪式筹备组人员进入香港开始前期工作。一是做好跟英国人谈判的各项准备；二是协调所有参与交接仪式的单位。中央交给筹备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确保中国国旗必须在7月1日的零点零分零秒准时升起，让香港主权准时回归祖国。
单单为这件事，我们就和英国人谈了16轮。英国人开始说，在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只写了香港主权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但没有写明是7月1日的零点零分零秒。我们答复说，按我们理解，就是7月1日的零点零分零秒中国国旗升起，香港回归中国。而且这也是公理。安老强调，我们要把被别人占领150多年的领土收回，寸土不让，秒秒必争。 安老的谈判对手是英国大使戴维斯。戴维斯说，安先生，你提出中国国旗在零时零分零秒升起是一个学术命题，实际操作上不可能实现，因为整个交接仪式只有30分钟，但有25道程序要执行。安老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中国人能实现。我们能创造四大发明，也能让我们的国旗在7月1日零点零分零秒升起。
最后戴维斯坚持不住了，说，这样吧，我们各让1秒。英国国旗在6月30日晚上11点59分59秒降下。至于中国国旗何时升起就不是我的事了。
但大家都知道，升国旗的同时要奏国歌。奏国歌是由我们军乐团的指挥来指挥。指挥抬起指挥棒需要1秒，落下去需要1秒。也就是说英国国旗必须在6月30日晚上11点59分58秒降下，才能保证我国国旗在7月1日零点零分零秒准时升起。
所以安老一听戴维斯的话，忍无可忍，站起来说，戴维斯先生，香港被英国殖民者掠走占有150多年，中国人强忍心头的痛。今天，香港的主权终于要回归中国了，我们只要求你给我们两秒钟，却被你无理拒绝，百般刁难。戴维斯先生，如果我明天召开记者招待会，向世人宣布，我们的150多年和两秒之争。请你想一想，世人会如何评判，你将如何作答。
戴维斯听后，走到安老的面前说，安先生，我理解你们中国人的要求。我给你表态，英国国旗可以在6月30日晚上11点59分58秒以前降下来。听到戴维斯的话，中方代表团成员鼓掌相庆。我们跟英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争取来这两秒钟，实在是不容易。
要让中国国旗准时升起，仅仅得到英方的同意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把所有程序的时间提前算好，精确到秒。为此，安老专门从美国买了一块相当精确的手表，与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对好了时间。他还让两个司仪专门掌控时间，设立了礼宾总协调和中方技术监控人，严格掌握时间。而军乐团的两名副指挥，用读秒的方式掌握国歌响起时间。
到仪式真正举行时，出乎所有人意料，英国国歌演奏的速度比通常快，结果我们的时间反而多了几秒。但我们不能违反协议。一直等到59分58秒时，中方军乐团指挥准时抬起了指挥棒。
后来安老告诉我们，当零点零分零秒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真是非常激动。他自言自语地说，香港，你终于回来了！当时就禁不住哭了。这就是他们那一代外交官对祖国最真挚的感情。
“台下坐着霍英东、邵逸夫等大佬”
在2005年的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春节联欢会上，时任领事部一等秘书胡中乐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半山上的歌》。他有次晚上加班到9点多，从山下的签证处走回半山腰的公寓，途中看到维多利亚港海湾动人的夜景，灵感迸发，坐在路边一气呵成。“台下坐着霍英东、邵逸夫等大佬，有的人感动落泪。他们非常爱国。”胡中乐说。
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胡中乐特意穿了一件蓝色条纹衬衫——那是香港中华总商会前任会长曾宪梓送的。在香港工作数年，胡中乐与各界人士都打过交道。
特派员公署在半山上的公寓离董建华特首的住处不远。我和妻子有一次散步遇到董建华，他正锻炼身体，只带了一名个子不高的保镖。董特首很温和慈祥，跟我们聊了几句。
香港的公务员公私分明。一次，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的秘书拿着叶刘淑仪的身份证和护照来我们这儿办签证。我说放这儿吧，我很快给你办。没想到秘书说：“香港有规定，身份证必须随身带，要求市民做到的，局长更应该带头。等你办好后，我得马上把身份证给局长送去。”由此可见香港公务员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还有一次，我在中环碰到了叶刘淑仪的继任者李少光。看他西装革履，我问他你怎么一个人走？他说我上班去。我又问他怎么来的，他说坐地铁。香港十几万公务员，大部分是坐地铁、公交车或出租车上班。他们也有私家车，但私家车是周末用。2006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还来香港考察交通建设，学习香港先进的管理经验。
除了政界人士，香港的商界人士我也见过不少。和李嘉诚见面是在2004年1月公署举办的联欢酒会上。我看到他，就递上名片，并向他请教：“我现在手头有点钱，该怎么投资？要不要买股票？”李嘉诚说：“你别搞股票，买房子。”他说完走了，但过一会儿又折回来，说：“你买房最好买在地铁站周边，步行最多10分钟。”后来我回到北京，又贷款买了房，现在也升值了。（笑）
另一次公署举办国庆联欢酒会，请来了90多岁的邵逸夫。他穿着蓝色丝绸唐装，身材瘦削，眼睛特别有神。因为他在全国捐建了无数教育项目，我走上前去对他说：“邵老，非常感谢您长期支持内地建设发展……”他马上谦虚回应：“应该的，应该的。”后来人越聚越多，我和邵老被人群冲散，他挥着瘦瘦的手臂和我告别。真遗憾，当时没能和邵老合影留念。
那次酒会后，我们几个同事在停车场等车，碰见霍英东在司机的搀扶下走向专车。他看到我们，攀谈起来：“外交部的女士、先生们好！”聊了一会儿后，他跟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刚要走，突然又回转身，走到我妻子面前，边握手边说：“我还没跟你握手呢！”我妻子非常感动。
我和驻港部队的接触也不少。我是军人出身，本就对部队很有感情，加之驻港的士兵每年得换通行证，我就跟他们熟悉起来。驻港部队几千人，是一支陆海空三军合成部队，其中陆军主要来自41集团军、42集团军。这些部队历史上都是英雄部队，也很守军纪。邓小平非常有智慧，把我们解放军最精锐的部队放在香港。
就我的觀察，驻港部队表现非常棒。香港市民有需求，他们就去做。我2003年到香港，正赶上SARS，那时需要血，战士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献血。他们还举办了关爱幼童、慰问长者、与大学生联欢等一系列活动。后来我去军营参观，看到他们为了练习打靶时不扰民，在靶场周围弄了很多隔音材料，外面完全听不见。
在香港，还有一次偶遇让我很难忘。一天早晨，我迎着海风步行下山上班，碰到一个英国人向我问路。他自我介绍，是英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副总领事，今天第一天上班。英国总领馆离我的办公地点挺近，我就顺路带他过去。聊起来才知道，他祖父原来在香港任职，他跟着祖父来过香港。我对他说，你们维多利亚女王活到82岁，当政60多年，很强势啊。没想到他立马回应说，你们的武则天也是80多岁，临朝几十年。没想到一个英国人对中国历史如此了解。后来他又对我感叹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确实强大了。现在的香港发展得真好，‘一国两制’非常了不起！”现在想来，我觉得他的话是真心的。我相信，香港和中华民族的明天都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