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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与一个“禁片”导演的尺度
11月28日，《推拿》在中国内地上映。在此之前9个月，娄烨靠其捧得了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
这部原著由毕飞宇写就的电影，讲述了三对盲人间的爱恨情仇——盲人们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它不单是生理上的黑暗，更多的是心灵的黑暗——对周围世界尤其是对正常人的恐惧。
但即便事先已经有一个国际奖项和一部国内发行的原著打底，在确定《推拿》在内地上映之前，人们依旧对它不抱信心。
“除非出现奇迹，娄烨的新片《推拿》想要一刀不剪在内地公映，可能性不大；这不是中国电影审查尺度宽松与否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分级制的问题。”
就像网友们所说，“什么时候娄烨的电影没有露点，没有血腥，没有审查问题，才是新闻好吗？”
事实正是如此，如果说激情戏是一个“陷阱”，从《颐和园》到因为被禁偷偷摸摸拍摄的《春风沉醉的夜晚》《花》，娄烨已经掉进去无数次了。
2006年5月16日，广电总局认为该片“声音与画面很不清晰”而搁置对《颐和园》的首次审查。17日再度送审，同样被拒绝，因此而无法获得批准参加戛纳电影节。但是，娄烨依然以个人身份携带导演版拷贝前往法国戛纳参加电影节。
此举让《颐和园》的导演娄烨和制片人耐安5年内不得在中国从事任何电影相关业务——“我实际上当时不是想得奖的事儿，我当时想这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部电影。”娄烨在事后回忆时这么说。
随后的五年里，为了不违反禁令，他采用家用DV来拍摄《春风沉醉的夜晚》——这是一部同性恋影片，然后跑到法国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外语片《花》。“表面看我比很多中国导演自由。但一个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况且，这自由代价太高。”
而且，在解禁之后，面对剧本审查，别人只需要交一份大纲，而娄烨的电影则需要交完整剧本，看来他依旧不那么让人“放心”。
但即便如此，在复出的第一部影片《浮城谜事》中，性依旧是他挥之不去的印记。为此，这部片子遭到了二次审查，娄烨一怒之下放弃了署名权，他最终出现在编剧一席中，名列其他两位编剧身后。“国外上映版本没有经过二审，我就有署名。”
“自己的电影很长时间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上映，对于一个导演而言，这是很遗憾的。”娄烨曾经对自己的片子屡屡遭禁颇感郁闷，但显然，在《推拿》中，娄烨并没有避讳这些，他再次掉入了陷阱。在这部片子的柏林版中，依旧有郭晓冬饰演的王大夫，与张磊饰演的盲人姑娘小孔的全裸做爱戏份。
或者说，这是他明知如此，故意而为。就像《颐和园》的主角余虹所说：“尽管我的现状十分难堪，尽管我心头十分沉重，乌云遮日，但是现在，我毕竟可以欢快，我就是有这个本事，我觉得我有前途，眼下越是悲惨，我就越解脱。”
正因为此，娄烨对《推拿》的票房也没有任何要求，“我没想那么多，能够在电影院上映就好了”。
商业与艺术：
阴暗与性爱背后的人性映射
摇晃的镜头，潮湿的影像，加上凌厉的写实，成为娄烨影片的标志性特点。
这个平日里永远穿着黑色或者灰色衬衫，黑裤子、黑鞋的男人，坦言，“我喜欢阴暗的东西。比如下雨的时候，就会感觉会发生点什么。”
他曾经这么解释自己的镜头艺术，“我希望我的人物能够超越摄影机的控制。最好的电影往往都是冒险地游走在零与导演、摄影师控制的边缘地带。我希望我能用摄影机表达现实，同时又希望这些东西能不受摄影机的控制。”
“我也希望演员们能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我的工作方式是严格遵循着剧本的精神和需要，在拍摄的时候会完全忘记还有剪辑这回事。在之后的剪辑中，又完全忘记了前面的一切，包括剧本。”
而对于性，娄烨却认为自己是在极其正常的范畴内进行表达。他认为，不真实的性和暴力，才是过分的；干扰观众进入电影的性和暴力，才是过分的。
就像弗洛伊德的学说，性是人一切行为的驱动力。“性是自然世界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哪怕你是自由的人类。如果你想去揭露人性，很难绕过性爱。但是，当你试图去揭露时代的时候，很难避免的人性。”
在他争议最大的作品《颐和园》中，主题曲叫做《做爱》，改编自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的主题歌，歌中唱道：“享用我吧，现在，人生如此漂泊不定”。见多识广的欧美媒体也吃了一惊，英国卫报就说《颐和园》超越了那部著名的政治情色片《戏梦巴黎》，它的性爱场景是一次迷你革命：大胆而突破，卷入其中的角色也更悲惨。
娄烨坦言他曾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以及安东尼奥尼的影响。“性或者爱情看起来是很隐私，甚至不大的事情，特别局部的东西，但是从它开始，可以延伸到很多问题，看到人性的东西，看到社会背景的东西。”
因此，当他以取材于真人真事的网络直播贴《看我如何收拾贱男与小三》，改编成“一出命案、双重生活、三角奇情”的《浮城谜事》时，有人质疑他，“电影最大的特点在于中规中矩地讲述了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但最大的不足也在于中规中矩。”
娄烨的回答是，“难道因为电影中有了悬念，有了情爱，甚至暴力，就表示它是商业片，那我们知道的一些著名的艺术片，也一样有这些元素，那它们是商业片吗？”
就像看似简单的《推拿》，柏林电影节特约影评人Patrick Wellinski评价是：娄烨此片既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廉价影射，也并不简单地把盲人阐释为被压抑的个体，他的智慧远远超越了这些解读。他用其独特的、极具通感的电影语言向我们表达了一个恒久的真理：无论看见还是看不见，爱情本身都不会被错认。
从《活着》到《霸王别姬》：
大腕们的“禁忌”叙事
娄烨曾说：“我既不会是第一个被禁的导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禁的导演。”
事实上的确如此。即便如今的中国第一导张艺谋，也有被禁的经历。
1994年，张艺谋根据余华的小说《活着》改编拍摄重名电影《活着》──电影以中国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为经，男主人公富贵的一生为纬，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和批判。
影片一出来就在送审中被查封，至今仍然被禁，但却以影碟方式在海外和民间传播，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最好的电影之一，是张艺谋的巅峰之作。
而如今被认为是陈凯歌巅峰之作的《霸王别姬》，纵然在1993年的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摘取了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但却因涉及敏感年代和同性恋成为禁片。
虽然后来《霸王别姬》又获准公映，但被禁止做宣传，也不能参与金鸡、百花等奖项的评选。可以说，《霸王别姬》是陈凯歌电影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但与此同时，也宣告了第五代文化反思时代的最后终结。
而在《霸王别姬》被禁的同年，田壮壮的作品《蓝风筝》一举拿下了最佳影片金麒麟大奖，女主演吕丽萍也因此荣膺影后桂冠。
随后，因其投资中有来自香港和日本的资金，《蓝风筝》以日本电影的名义参加了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这却引发中国代表团愤而退出东京电影节，在国际电影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随之而来的，田壮壮也遭受了空前严厉的处罚——十年未能再执导筒。
人人因《让子弹飞》把姜文看成鬼才，却不知道他在1995年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拿下了五千万票房——这是当年的最高纪录。但十五年后，姜文犯了跟娄烨同样的错误，在未经电影局批准，私自带着电影《鬼子来了》在戛纳电影节参展，并获得评审团大奖，遭到了同娄烨一样的结果——影片被禁、取消五年导演资格。
应该说，《让子弹飞》并非是姜文的一炮而红，而是他打的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事实上，每一部被禁电影，大抵都是描写个体生命在某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受到的待遇，而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们大多因为题材的敏感性下降而被解禁。有人讲娄烨称为斗士，因为有人妥协了，有人放弃了，而他说，“我想更应该定位是一种尝试，我之前就说过我是愿意与审查制度对话，看看有没有共同能够接受的地带。”
11月28日，《推拿》在中国内地上映。在此之前9个月，娄烨靠其捧得了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
这部原著由毕飞宇写就的电影，讲述了三对盲人间的爱恨情仇——盲人们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它不单是生理上的黑暗，更多的是心灵的黑暗——对周围世界尤其是对正常人的恐惧。
但即便事先已经有一个国际奖项和一部国内发行的原著打底，在确定《推拿》在内地上映之前，人们依旧对它不抱信心。
“除非出现奇迹，娄烨的新片《推拿》想要一刀不剪在内地公映，可能性不大；这不是中国电影审查尺度宽松与否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分级制的问题。”
就像网友们所说，“什么时候娄烨的电影没有露点，没有血腥，没有审查问题，才是新闻好吗？”
事实正是如此，如果说激情戏是一个“陷阱”，从《颐和园》到因为被禁偷偷摸摸拍摄的《春风沉醉的夜晚》《花》，娄烨已经掉进去无数次了。
2006年5月16日，广电总局认为该片“声音与画面很不清晰”而搁置对《颐和园》的首次审查。17日再度送审，同样被拒绝，因此而无法获得批准参加戛纳电影节。但是，娄烨依然以个人身份携带导演版拷贝前往法国戛纳参加电影节。
此举让《颐和园》的导演娄烨和制片人耐安5年内不得在中国从事任何电影相关业务——“我实际上当时不是想得奖的事儿，我当时想这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部电影。”娄烨在事后回忆时这么说。
随后的五年里，为了不违反禁令，他采用家用DV来拍摄《春风沉醉的夜晚》——这是一部同性恋影片，然后跑到法国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外语片《花》。“表面看我比很多中国导演自由。但一个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况且，这自由代价太高。”
而且，在解禁之后，面对剧本审查，别人只需要交一份大纲，而娄烨的电影则需要交完整剧本，看来他依旧不那么让人“放心”。
但即便如此，在复出的第一部影片《浮城谜事》中，性依旧是他挥之不去的印记。为此，这部片子遭到了二次审查，娄烨一怒之下放弃了署名权，他最终出现在编剧一席中，名列其他两位编剧身后。“国外上映版本没有经过二审，我就有署名。”
“自己的电影很长时间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上映，对于一个导演而言，这是很遗憾的。”娄烨曾经对自己的片子屡屡遭禁颇感郁闷，但显然，在《推拿》中，娄烨并没有避讳这些，他再次掉入了陷阱。在这部片子的柏林版中，依旧有郭晓冬饰演的王大夫，与张磊饰演的盲人姑娘小孔的全裸做爱戏份。
或者说，这是他明知如此，故意而为。就像《颐和园》的主角余虹所说：“尽管我的现状十分难堪，尽管我心头十分沉重，乌云遮日，但是现在，我毕竟可以欢快，我就是有这个本事，我觉得我有前途，眼下越是悲惨，我就越解脱。”
正因为此，娄烨对《推拿》的票房也没有任何要求，“我没想那么多，能够在电影院上映就好了”。
商业与艺术：
阴暗与性爱背后的人性映射
摇晃的镜头，潮湿的影像，加上凌厉的写实，成为娄烨影片的标志性特点。
这个平日里永远穿着黑色或者灰色衬衫，黑裤子、黑鞋的男人，坦言，“我喜欢阴暗的东西。比如下雨的时候，就会感觉会发生点什么。”
他曾经这么解释自己的镜头艺术，“我希望我的人物能够超越摄影机的控制。最好的电影往往都是冒险地游走在零与导演、摄影师控制的边缘地带。我希望我能用摄影机表达现实，同时又希望这些东西能不受摄影机的控制。”
“我也希望演员们能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我的工作方式是严格遵循着剧本的精神和需要，在拍摄的时候会完全忘记还有剪辑这回事。在之后的剪辑中，又完全忘记了前面的一切，包括剧本。”
而对于性，娄烨却认为自己是在极其正常的范畴内进行表达。他认为，不真实的性和暴力，才是过分的；干扰观众进入电影的性和暴力，才是过分的。
就像弗洛伊德的学说，性是人一切行为的驱动力。“性是自然世界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哪怕你是自由的人类。如果你想去揭露人性，很难绕过性爱。但是，当你试图去揭露时代的时候，很难避免的人性。”
在他争议最大的作品《颐和园》中，主题曲叫做《做爱》，改编自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的主题歌，歌中唱道：“享用我吧，现在，人生如此漂泊不定”。见多识广的欧美媒体也吃了一惊，英国卫报就说《颐和园》超越了那部著名的政治情色片《戏梦巴黎》，它的性爱场景是一次迷你革命：大胆而突破，卷入其中的角色也更悲惨。
娄烨坦言他曾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以及安东尼奥尼的影响。“性或者爱情看起来是很隐私，甚至不大的事情，特别局部的东西，但是从它开始，可以延伸到很多问题，看到人性的东西，看到社会背景的东西。”
因此，当他以取材于真人真事的网络直播贴《看我如何收拾贱男与小三》，改编成“一出命案、双重生活、三角奇情”的《浮城谜事》时，有人质疑他，“电影最大的特点在于中规中矩地讲述了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但最大的不足也在于中规中矩。”
娄烨的回答是，“难道因为电影中有了悬念，有了情爱，甚至暴力，就表示它是商业片，那我们知道的一些著名的艺术片，也一样有这些元素，那它们是商业片吗？”
就像看似简单的《推拿》，柏林电影节特约影评人Patrick Wellinski评价是：娄烨此片既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廉价影射，也并不简单地把盲人阐释为被压抑的个体，他的智慧远远超越了这些解读。他用其独特的、极具通感的电影语言向我们表达了一个恒久的真理：无论看见还是看不见，爱情本身都不会被错认。
从《活着》到《霸王别姬》：
大腕们的“禁忌”叙事
娄烨曾说：“我既不会是第一个被禁的导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禁的导演。”
事实上的确如此。即便如今的中国第一导张艺谋，也有被禁的经历。
1994年，张艺谋根据余华的小说《活着》改编拍摄重名电影《活着》──电影以中国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为经，男主人公富贵的一生为纬，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和批判。
影片一出来就在送审中被查封，至今仍然被禁，但却以影碟方式在海外和民间传播，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最好的电影之一，是张艺谋的巅峰之作。
而如今被认为是陈凯歌巅峰之作的《霸王别姬》，纵然在1993年的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摘取了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但却因涉及敏感年代和同性恋成为禁片。
虽然后来《霸王别姬》又获准公映，但被禁止做宣传，也不能参与金鸡、百花等奖项的评选。可以说，《霸王别姬》是陈凯歌电影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但与此同时，也宣告了第五代文化反思时代的最后终结。
而在《霸王别姬》被禁的同年，田壮壮的作品《蓝风筝》一举拿下了最佳影片金麒麟大奖，女主演吕丽萍也因此荣膺影后桂冠。
随后，因其投资中有来自香港和日本的资金，《蓝风筝》以日本电影的名义参加了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这却引发中国代表团愤而退出东京电影节，在国际电影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随之而来的，田壮壮也遭受了空前严厉的处罚——十年未能再执导筒。
人人因《让子弹飞》把姜文看成鬼才，却不知道他在1995年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拿下了五千万票房——这是当年的最高纪录。但十五年后，姜文犯了跟娄烨同样的错误，在未经电影局批准，私自带着电影《鬼子来了》在戛纳电影节参展，并获得评审团大奖，遭到了同娄烨一样的结果——影片被禁、取消五年导演资格。
应该说，《让子弹飞》并非是姜文的一炮而红，而是他打的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事实上，每一部被禁电影，大抵都是描写个体生命在某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受到的待遇，而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们大多因为题材的敏感性下降而被解禁。有人讲娄烨称为斗士，因为有人妥协了，有人放弃了，而他说，“我想更应该定位是一种尝试，我之前就说过我是愿意与审查制度对话，看看有没有共同能够接受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