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海天间隔
　　
　　除非追溯至遥远的汉萨同盟时代，近代德意志海军几乎没有历史。制约海军发展的基本原因有三点：地理位置限制、工商业发展滞后和土地贵族兴趣冷淡。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海洋事务始终局限于贸易问题上。
　　1848年前后，普鲁士完成了工业化发展第一阶段。伴随普鲁士贵族特权阶层与新兴市民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和文化价值各领域的角逐，海军建设问题也落入军政精英视野。最早发出声音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1848年春季，围绕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爆发了第一次德丹战争，在丹麦海军对德意志各港口进行的严酷封锁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遭受巨大损失，海军热情随之首次成长为民族的声音。同年著名的法兰克福会议上，一位来自受封锁影响的汉堡的议员愤怒地指出，“民族统一与海洋重要性不可分割!”这样，组建帝国海军的计划被自由派议员们一致通过。不过，象征自由、工业和新时代精神的海军在普鲁士却遭受冷遇，1852年联邦海军被迫解散。
　　但是，也有一些普鲁士军政要员敏锐意识到海军对于保障德意志利益的重要性，代表者为普鲁士王子阿尔伯特。他在1848年制定了一份海军建设备忘录，为海军规划了三个阶段的目标，分别是(1)海岸防御；(2)攻势防御与(海上)贸易保护；(3)最终成长为海上强国。由于1848年市民革命在夺取政治参与权上遭到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惨败”，建设德意志海军的任务就落到普鲁士传统权力精英身上。
　　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变化让普鲁士对海军的需求开始出现技术理念上的重要分化。一方面，普鲁士工商业发展和海外利益增长令贸易保护需求显得愈发迫切，所需的主要是巡航舰只；但伴随50年代地缘政治变化，英国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的矛盾愈发激化，加之统一战争需要，就需要更具进攻力的战舰保卫普鲁士海岸。1861年，海军部长罗恩将军拟订了一份包括建造118艘蒸气舰船，主要针对后一种需求的海军计划。然而，在下一年的“宪法冲突”中，由于“反动”的陆军改革议案为“自由”的海军计划蒙上阴影，自由派无奈之下选择了连同否决。这次否决的一个结果是造成俾斯麦的上台，另一个结果，则是在1864年德丹战争中，丹麦海军再次成功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各港口进行了封锁。一年后，俾斯麦接受罗恩建议下令夺取基尔，并将其作为新海军基地。同年，罗恩起草了一份十二年海军建造计划，包括威廉港建设规划，但不幸的是，议会的特殊形势和财政环境却无法满足计划需求。
　　普奥战争胜利后，普鲁士海军成为北德联邦的一个正式机构。1867年10月，新任海军部长雅赫曼再次向联邦国会提交了一份新海军预算，将海军的最终目标分别确定为远洋贸易保护、海岸防御和进攻敌人在远洋的主力。这是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德国为此准备在十年内建造16艘武装舰只，20艘轻巡航舰和大量小型舰只。这份预算的基本特点维持了对海外贸易保护的高度重视，幸运的是，预算顺利在国会通过。
　　不过，贸易保护与海权争夺这两种需求间的差别已比从前更加彰显。虽然贸易保护仍被多数人视为海军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任务，但在统一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另一些人担心，海外事务上的过多花费将影响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舰队。更值得注意的是俾斯麦的态度，他表现出了对殖民地和海外利益的极端冷淡与仇视。1868年1月9日，俾斯麦告诉罗恩，他质疑远洋护航的可行性，并警告这种护航可能带来的外交隐患。在俾斯麦看来，一个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要高于海外利益争夺。
　　不久后的普法战争中，北德联邦海军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由于俾斯麦的强烈要求，联邦海军甚至放弃了对法国商船的打击行动。在战争中缴获的法国舰只也被俾斯麦拒绝接受，理由竟是缺少使用这些舰只的海军军官。与此同时，一位密切关注普法战争过程的年轻普鲁士海军军官得出结论：应当发展一支有更强进攻力的海军。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蒂尔皮茨。
　　
　　新帝国中的落寞军种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将海军确定为具有完全帝国属性的机构，然而，他的目的只是避免普鲁士为筹建帝国海军承担更多责任。由于宰相的这种态度，海军发展前景极为黯淡。
　　从1872年到1883年，施托希将军一直担任新建帝国海军司令部大臣。他关心德国海外商业利益，主张将海军从岸防任务中解放出来，为此频频与俾斯麦发生冲突。1872年，施托希向俾斯麦说明1867年计划由于政府的忽视已无法完成。这样在1873年，政府向国会递交了由施托施制定的一份新海军建设计划。但由于俾斯麦和国会的冷淡态度，计划相当保守。这份计划确定了1897年前德国海军的发展轨迹。
　　1883年，陆军将军卡普里维受命接替施托希职位，不过，他一开始即把海军置于从属于陆军的地位。因此，他与俾斯麦维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卡普里维的观点是，德国海军的主要目的即应是海岸防御与配合陆军作战，因此强烈排斥更适合保护海外利益的巡洋舰，主张建造更利于岸防的战舰——然而，不是少量大型战列舰，而是大量小型战舰。从头至尾，卡普里维始终坚持以陆军思维处理海军问题。
　　威廉皇帝运河(即基尔运河)的开凿是这一时期少有的成绩，在俾斯麦支持下，运河提案在1886年2月被国会采纳，到1895年得以建成。由于北海与波罗的海舰队自此终于能够配合作战，海军上校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兴奋地指出，运河让德国海军实力增强了一倍。
　　
　　海军战略的转变
　　
　　与一般看法相反，威廉二世在上台之初，并没有建造大海军的具体计划。军事在年轻皇帝心中一半是游戏，一半是童话般的梦想。威廉从来无意掩饰自己对海军的热情，登基不久即对海军组织结构进行了重要调整。不过，直到90年代中期，却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热情已成为清晰的战略和政治纲领。
　　1890年后接替俾斯麦成为新宰相的卡普里维延续了过去对海军的认识，依然将重心放在加强陆军方面，只赞成有限、渐进的造舰计划，依然秉承了对战舰的重视。从1890年开始担任海军部国务秘书的霍尔曼持同样的审慎态度，反对过分增加海军预算，而只赞成较保守的建设计划。尽管二人在舰种选择上仍有分歧，但因为对大规模海军建设的相同排斥态度，构成了海军建设的“保守派”。
　　持相反观点的是皇帝海军内阁首脑森登一比布朗，和从1892年起担任海军总司令的蒂尔皮茨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受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影响，认为大规模建造大型战舰，是应对未来海战挑战的唯一途径。比技术分歧更为致命的是政治态度上的差异。卡普里维和霍尔曼一向对英国持相对友善态度，蒂尔皮茨等人则不然，他们坚信随着德国力量增长，不但与法俄的冲突不可避免，即便英国也迟早 会成为德国的敌人。
　　尽管皇帝与森登一比布朗和蒂尔皮茨有更加亲密的个人关系，但对两派分歧并未很快直接介入。皇帝在这一时期关心的主要是内政问题，不愿很快进行过多国际冒险。与霍尔曼类似，皇帝对当时流行的法国海军理论“新学派”(Jeune ecole)甚为着迷，这一学派认为依靠快速巡洋舰和鱼雷艇，通过游击战方式以及对敌国贸易的直接袭击，较弱的海军国家就可以挑战最强国。因此，皇帝在两派间持摇摆态度，同时听取两方论据，又同时排斥两边立场，直到90年代中期才出现变化。
　　推动改变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一，这是海军理论进步影响的结果。马汉1890年出版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德国引起对广泛的海军热情。其二，随着德国经济越来越往外向型转变，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就被许多德国人看作是保护海外殖民地、经济财富和工商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三，海军建设将给钢铁、机械、造船等工业部门带来巨大利益，因此得到工业资产阶级大力支持。其四，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影响。这里首先便包括1894-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根据威廉二世对奥伊伦堡的表示，1894—1895年间发生在远东的甲午中日战争让他对海军的作用有了更新的认识)。其五，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和安排一特别是蒂尔皮茨和未来的帝国宰相比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反对派的声音同样强大。
　　质疑者担心，扩大海军的计划可能成为无休止海军扩军的序幕，从而导致皇帝和政府在全世界推行“直接寻求争端和一项干涉与冒险政策”。因此在1895年，国会只同意建造皇帝要求的36艘巡洋舰中的4艘。下一年，所有建造要求都被拒绝。直到1897年，国会仍拒绝增加海军预算，海军部国务秘书霍尔曼因此被迫辞职。
　　这种情势并非偶然。其一，仅海军部门内部在技术理念上就有严重分歧，皇帝只对巡洋舰感兴趣，蒂尔皮茨正好相反。由于海军预算花费庞大，如果无法在技术理念上达成一致，所谓贯彻推行自然就更是一句空话。其二，农业、工业和军政精英结盟的失败，帝国政府尝试推动的“集结政策”一败涂地。其三，鉴于1889年英国提出的所谓“两强标准”，对英国抱有复杂感情的皇帝不愿因德国海军过分壮大而得罪母亲的祖国。因此，虽然威廉始终对海军充满热诚，却没有一意推行的决心。
　　考虑到这种重要分歧，“保守派”此后的失势很难说是一种必然。正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艾利希·博恩指出的，直到1904年英法接近前，真正困扰帝国政府的始终是内政问题。因此，大规模海军建设更多的是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内政事务重组的非常产物。
　　
　　鼎盛时代
　　
　　1897年是德国海军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随着“激进派”逐渐得到皇帝支持，这一年前后的其他一些国际事件也再次唤起了德国军政高层对海军的热情。如由英布战争引发的1896年克鲁格电报事件(1896年1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发给南非德兰士瓦邦总统克鲁格的电报，祝贺他击退来自英国控制的开普殖民地的詹姆森入侵部队，导致英德关系急剧恶化)。事件后两星期，威廉皇帝就在一次被广为报告的演说中宣布“在德意志帝国之外，一个世界帝国出现了”，呼吁人民“帮助我尽快将这一更大的德意志帝国与我们本土的帝国连接起来。”不过，更重要的变化来自于德国国内。
　　1897年3月，由于海军部国务秘书荷尔曼向国会提交的海军预算再次被拒绝，他在海军部的地位严重动摇，这次皇帝终于接受了他的辞职，蒂尔皮茨理所当然地成为继任者。同年6月，蒂尔皮茨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对德国而言，如今最危险的海军敌人是英国”。7月又向皇帝递交了精心准备的备忘录《关于确定我海军舰只级别与种类的一般观点》，明确指出建造大批战列舰的必要性。7月1日，波萨多夫斯基一韦内尔伯爵成为新任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和副宰相，10月比洛又取代马沙尔成为新任外务部国务秘书。这样，波萨多夫斯基在内政，比洛在外交领域的通力合作，就成为此后近十年中海军计划得到国会支持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如此，第一个海军法案能在1898年3月24日由帝国国会通过，前后过程也并不轻松。从1897年12月到下年3月，国会一直在讨论这个法案，最大的反对者自然是德国社民党，此前一向反对海军预算的中央党则成为最大变数。不过在海军法案讨论过程中，有切身利益的重工业部门对中央党施加了影响，这样，中央党大部分议员改变态度，在表决时支持海军法案。法案最终在第三读中以218票比139票通过。据此，到1904年，德国海军舰队应有主力舰19艘，海防装甲舰8艘，巡洋舰42艘，所需费用4，8亿多马克。
　　但是争论仍然激烈，首先是由克诺尔上将领导的海军总司令部的挑战，那里不断出现支持巡洋舰的声音。其次，长期实施孤立政策的英国因为国力的相对下降，不得不抛弃传统政策，转而在国际上寻找盟友。从1898年3月开始，英国接连向德国抛出绣球，希望两国结盟，皇帝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种局势在客观上有助于巡洋舰支持者的声音。再次，1898年6月，帝国政府旨在镇压政治性工会运动的“苦役监禁法案”在1899年11月20日被中央党和社民党联手否决，帝国政府遭到严重挫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国会多数会对新海军法案抱怎样的态度。
　　蒂尔皮茨对付海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不是剥夺其权限，而是完全将其撤除。蒂尔皮茨利用皇帝想集中指挥权限的愿望，借口海军总司令部阻碍海军建设，妨碍皇帝命令贯彻，与比洛一道向皇帝建议拆分海军总司令部。1899年3月，蒂尔皮茨达到了目的，海军总司令部被解散，同时设立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海军总参谋部。然而因为皇帝的性格缺陷，蒂尔皮茨实际上成为海军事务的真正控制者。同时，1899年11月29日，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更在莱斯特发表演说，建议英、德、美三个日耳曼大国成立三国联盟。由于比洛怀疑这一建议的诚意，拒绝在国会演说中进行积极回应，这样，对英国态度的顾忌就暂时减小了。与此同时，《苦役监禁法案》被否决后，帝国副宰相和内政部长波萨多夫斯基转而有限支持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会运动，因此与中央党关系大为改善。加之蒂尔皮茨和德意志海军协会从很早就在国会和公众舆论中开始旨在挑起民族情绪的宣传，1900年6月12日——在蒂尔皮茨等人选择的一个极好时机——帝国国会以210：103票通过了第二个海军法案，规定17年中把舰队数量翻一番，即38艘主力舰、14艘重巡洋舰、38艘轻巡洋舰和约100艘鱼雷舰。根据计划，德英海军实力对比将从1：2变为2：3。
　　从18978到1905年，蒂尔皮茨计划平稳而有序地得到了推行。这是以威廉二世“个人统治”时期相对稳定的内政与外交环境为前提的。德国海军建设在此期间 达到了历史顶峰。
　　
　　从巅峰到黄昏
　　
　　1900年海军法案实际上为直到一战前的德国海军建设奠定了基调。不过，要实现蒂尔皮茨计划的目的却不是区区一个法案就能办到的，主要有-4，难点。首先，两项法案的实施时限长达二十年，需要国会对计划的中途变动给予充分支持。其次，如要顺利实施法案，还需确保国际形势长达二十年的相对稳定。再次，皇帝反复无常的态度永远是一个问题。如何保证法案得到他一以贯之的支持?
　　第一个条件伴随波萨多夫斯基向中央党妥协，重新奉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协调的政策而得到部分实现。从1900年到1906年，德国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海军政策也由于始终得到国会多数支持，实施甚为顺利。但随着波萨多夫斯基在社会政策上越来越持倾向工人的态度，与立场相对保守的比洛等人的分歧开始出现。1906年，中央党与政府在工会法问题上终于公开破裂。11月底，国会拒绝镇压西南非殖民地起义所需的追加税议案，比洛随之断然解散国会。国内政局自此重新动荡起来。
　　在此期间，外交领域更是遭遇了惨重挫折。由于比洛在英德结盟问题上始终态度高倨，结果令英国最终转向法国。1904年4月8日英法最终达成“诚意协约”，即所谓《英法协约》。追悔莫及的比洛摆脱困境的思路却是尝试挑战法国利益，于是引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此前与德国原本没有严重争端的英国在危机中与法国更紧密联结起来，英国更是第一次警醒地注意到德国海军不断增强的实力。加之同年7月24日，威廉皇帝本已与沙皇议定的《毕约克条约》落空，与俄国接近的最后一次希望由此落空。德国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再次，从1906年开始，比洛与皇帝的个人关系逐渐冷淡。在引起轰动的哈登事件和每日电讯事件以后，比洛于1909年去职，蒂尔皮茨失去了在政府中的最大支持者。新任帝国宰相贝特曼凭借其理性、冷静和适度的执政风格，更与蒂尔皮茨经常发生冲突。从此，尽管皇帝经常在政府与海军部的争端中站在蒂尔皮茨一边，但海军部再无法得到皇帝的全部支持。
　　于是，至迟在1908年前后，蒂尔皮茨激进海军计划失势的阴霾即已逐渐垂下。其实在1905年前后，随着英国造舰提速，情势即已明朗：蒂尔皮茨有关德国海军实力达到英国三分之二的计划难以实现。1906年，由英国开创的无畏舰时代虽然未取得预期效果，但表明了英国人对自己海权遭受威胁的幡然醒悟。与英国不同的是，海军建设在德国始终不能成为一种性命攸关的事业。因此在英国1909年提出坚持“以2舰比1舰”计划后，德国海军部却没能提出一项全力追赶英国的法案，因为鉴于国会多数的基本观念，这样的法案只会令政府和海军部陷入不利境地。1906年和1908年的两个海军法增补案只是在英国加快造舰速度背景下，蒂尔皮茨试图继续追赶对手的绝望努力。
　　实际上早在1908—1909年冬，比洛就已经拟定德英海军协商计划，以寻求双方共同放慢造舰速度，这表明比洛也开始认识到蒂尔皮茨计划的非现实程度。只是由于比洛已在1908年每日电讯报事件中与皇帝决裂，面对蒂尔皮茨的强烈抗议，只好妥协。与蒂尔皮茨没有私人关系的贝特曼上台后，更是全力投入到与英国的和解努力中，这样，就有了从1909年到1912年的德英和解谈判。蒂尔皮茨计划失势的现实也就真正来临了。
　　或许与蒂尔皮茨同样认识到和解已是大势所趋有关，他也开始多次表示，不反对与英国的协商，也请愿承认英国在海洋上的优势，只要“我们至少还能在面对英国的防御战中具有军事机会”。但是在蒂尔皮茨看来，这样的协商必须有明确的前提，那就是英国必须同意让德英海军实力对比变为2：3。
　　与英国的谈判从1909年8月开始，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谈判在19lO年秋中断。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英德关系再次恶化。1911年底，德国向英国表示将提出1912年德国海军法增补案，内容为到1917年为止，一共再新造3艘战列舰。这一公开宣布其实是推动与英国再次协商的重要契机。这样就有了1912年2月著名的“哈尔丹使命”(The Haldane Mission)。遗憾的是，英国内阁由于法国方面的压力，不同意在德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保持无条件中立，于是德英和解的努力不幸再次失败。于是第三个海军法增补案仍然走向了前台。
　　5月14日帝国国会通过的第三个海军法增补案放弃了每年4艘战列舰的造舰速度，并决定将完成海军扩建的时间延迟到1920年。这也就意味着，在德国1897年通过第一个海军法后，海军部门首次向政府做出公开妥协，这是蒂尔皮茨计划遭遇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德国由此在海军竞赛中公开做出了和解姿态。1913年6月，经由国会在三读中通过的大陆军法案，海军建设又再次被放缓。凭借此时德国的造舰速度，已经再没有希望接近英国海军规模，这也就意味着，德国实际已主动退出了与英国的海军竞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英国舆论仍然沉浸在仇视德国的氛围中，1914年6月15日，萨拉热窝事件前夕，英国和德国却就已经拖延二十多年的巴格达铁路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德英和解的大门已经重新打开了。
　　我们无法判断，如果没有不久后的七月危机，历史会是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蒂尔皮茨计划的基本军事和政治目标终究是完全落空了。仅就军事目标而言，直到一战爆发，德国海军的整体规模不过是英国的一半，远不足以正面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地位；而作为其政治后果，则是德国严重恶化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蒂尔皮茨计划也就成为协约国对德“包围政策”的催产剂。
　　
　　法国“新学派”理论
　　
　　“新学派”是19世纪在法国兴起的一个海军战略学说，其主旨是装备大批小型强力作战舰艇来克制大型战列舰，并用袭击舰展开海上破交战摧毁对手的海上贸易。该理论由法国的海军理论家提出，他们的出发点是设法使当时排名世界第二的法国海军有能力与最强大的英国海军抗衡。
　　炮兵将领亨利一约瑟夫·佩克桑是新学派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了用于战舰的爆破弹。他主张用在大量小型蒸汽战舰上配备这种威力强大的火炮，从而能摧毁体形大得多的战列舰。之后，法国海军又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对鱼雷和鱼雷艇进行了大量试验。到了19世纪末。法国海军成为这套体系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法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成功使法国人认为鱼雷艇具备对抗传统海军的潜力。
　　法国在水下部队的建设上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目的仍是借助新技术来抵消英国海军在战列舰数量上的优势。到了20世纪初，法国海军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头号潜艇大国。
　　为对抗新学派的威胁，英国人提出使用专门设计摧毁鱼雷艇的战舰。由此发明了大家所熟知的驱逐舰。
　　海上破交战也是“新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容是用大批袭击舰袭击对手的商船，从而彻底扼杀其经济，这是专门为对抗英国海军而设计出的战略。为此法国专门设计制造了大批装甲巡洋舰，意图在开战后，在全球水域展开破交战，达到切断对手的海上生命线，摧毁其经济的目的。
　　“新学派”在19世纪的各国海军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那些后起的海军国家将其视为与海军大国对抗的重要手段。此外。“新学派”还促进了鱼雷艇及潜艇这类新式海战武器的发展。但随着海军技术的进步，战列舰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到了19世纪未，各国清楚的认识到，战列舰仍是决定海战胜败的主角，“新学派”遂逐渐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