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很多专家和学者几乎达成共识,认为开展二语习得主要目的是提高英语水平,却极少对其社会文化因素进行考量。实际上,任何一种语言的真正掌握,都不可能漠视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单单为了提高英语水平而进行二语学习,最多只能达到工具性的目的。二语学习应该注重其文化内核,探究影响其社会功能和语言机制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二语习得 社会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关于“文化”的界定,可以参照《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文化的解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尽管文化一词涵义甚广,但是由表及里,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器物文化,如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文学艺术等;第二层是制度文化,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行为规范、礼仪习俗等,第三层是观念文化,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这三个层次也反映了文化显性和隐性的特质,第一层和第二层因可见性称为显性文化,第三层这种包含着价值观、信仰等内在的文化称为隐性文化。而二语习得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显性文化透视其隐性文化,从而掌握异国文化体系。实际上文化和语言一样具有习得性,人具有何种文化特质,并不完全取决于其遗传基因和种族,而是取决于其生存环境。所谓:“孟母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鉴于文化因素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和多年来我国对二语习得中文化因素的考量甚少的情况,本文对影响语言社会功能和语言建构机制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
一 语言建构机制与社会文化因素
任何语言都有其特殊的语言形式,如汉语的方块字、英语的字母体系等等。语言以形式来表情达意。正如费诺罗萨所说,与西方的字母文字相比,我国的汉字文化更能折射出东方诗性的思维方式,大多数文字保留着意符的重要作用。带有图画痕迹的汉字,实现了音、形、义的高度集合。那么文字符号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文字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涵义呢?
西方文化认为,世界与人的关系是一维的、平面的,人为了认识世界才与世界发生关系。于是人被分离、抽象出来,努力去确定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也就自然流露出文化的特质——客观性,于是便有了西方人的直线思维和语言文字以形定意的建构机制。如系动词“am”(是),它所承接的主语一定是“I”。而“是”在汉语中,却无法确定其承接的主语到底是谁。此外英语的字母体系文字常常随着英语语法中的时态而产生形式上的变化,而汉语中的动词却没有任何变化,更没有固定的位置标记,这是由汉语自身的高语境特质决定的。在汉语表达中更多的是依靠人的主观感觉来判断语义,这也是为什么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正如季羡林先生在《神州文化继承丛书》的总序中写道:“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断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到一个词组中或者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概念。”这种从大局而定的整体观念,也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哲学思维定势,反映到语言中就是注重“意合”,“以神统形”。因此汉语表达的思维方式不是指向语言的形式特征,而是指向内心的领悟。
对此,语言学家王力也做过相关总结:“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法治就是形式第一,形式控制意义,形式本身相对独立且自足;人治就是意义第一,意义控制形式,形式本身不自足且不独立,只是意义的化身。”这也是为何中国哲人所用的语言常常是隐晦的真正原因,当然这种句法更不表示一些演绎和推理的概念。哲学领域里,西方人的这种文约意丰的表达方式十分珍贵。冯友兰就曾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阐释:“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业账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的东西,这样的数字,就是诺斯罗普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假设得到的概念为其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什么他们有知识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此。”
二 语词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英国语言学家里奇(Geoffrey Leech)在《语义学》中,对词汇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进行了区分,前者指可以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某一特定部分明确所指的意义,后者指词在说者或听者、作者或读者的脑海中所形成的情感和想法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意义,也就是联想意义。不同的语言之间的概念意义可能相同,但是由于文化因素的不同,二者的内涵意义可能完全不同,本文列出下面两种现象。
1 词义对应中的错位
理论上讲,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甲语言中的词与乙语言中的词总是可以相互对应匹配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个看似相互对象的词,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引起的心理反应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概念意义上相同的名词“狗”这一动物。在中国的词汇典故中常常描述为“狗急跳墙”、“狗仗人势”、“偷鸡摸狗”、“狐朋狗友”、“猪狗不如”、“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等,都是一些带有贬义的词汇,中国人本身也喜爱动物,但还是习惯性的把动物当做牲畜,实际上不为人所重视。但是在西方就大有不同。同样是“狗”这个词,在英语中被称为“dog”。“you are a lucky dog”意思是说:“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love me,love my dog”意思是“爱屋及乌”,这些带有褒奖意味的“狗”的词汇,在同一个概念意义下,表示着不同的文化意义。
2 词汇匹配中的缺席
这种缺席是指,甲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在乙语言中,找不到相对应匹配的词汇。例如,讲究伦理教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称谓界定的研究是十分讲究的,其数量之多、涵义之深令人叹为观止。从己身向上推至第四辈,向下推及第四代,加上己身所在的平辈兄弟姊妹形成中国人所称的“九族”,而且由于父系亲戚和母系亲戚不同,男性和女性不同,又分为近亲和远亲、直系和旁系,所以便有堂哥(弟)、堂姐(妹)、表哥(弟)、表姐妹”等等称谓之分,然而这些繁琐而复杂的辈分和称谓在西方词汇中,只用一个“Cousin”就可以表达。
同样的例子还有,在中国,由于对“死”非常忌讳,所以常常用委婉语来表达,并且不同的委婉语还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为不同类,例如皇帝之死成为“驾崩”、平民之死称谓“卒”,坏人之死为“毙”,长辈之死称为“作古”,幼童早逝为“夭折“,高僧之死称为“羽化”等等,不胜枚举。在英语单词中,“die”或者“pass away”是关于“死”这一个现象的最常见的词汇。
三 句法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汉语句法和主客两分的英语句法,都反映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众心态。
1 语序排列与不同的世界观
汉语和英语的语序不同,反映着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不同的世界观。中国人做事常常习惯以大局为重。而在西方,人们常常强调自我的主动意识,要求自然来适应人类本身。可以说中国人强调内省的做事方式,而西方人却拥有着外托责任的文化心态。例如“有人偷了我的钱”这个事件,在英语中被描述为“My money has been stolen.”因为没有指出动作的执行者“有人”,说话者就避免了由于猜疑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在场人物的尊重。这种语序排列的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又如,汉语的语序往往从大到小,特别是在表示地理位置和名称的词汇中,常常按着国家、省、市、再到具体方位,而英语的语序恰好相反。同样的表达方式还表现在表达时间的句法中,例如:“她1986年7月5日出生在中国哈尔滨。”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变为“She was born in Harbin,China on 5th of July 1986”。
2 句式构成与主客观文化心态
西方人比较重视事物的客观性,所以在句法构造中出现了一种“无生命主语”的句法。意指以无生命的事物作为句子的主语,来强调事物的客观性。例如:“The world history has seen more tears than laughter.”(在世界历史上泪水要比欢笑多)“The new century will see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change in China.”(新世纪中国将发生更为深远的变化)等等,这些句法不仅表达更为生动,而且从侧面反映了英语文化中重视客观性的文化心态。但是在汉语句式中,主观经验的参与常常造成句式的变化。例如“糖果在房间中的电脑桌上”。对这句简单的话加以解构,就能清晰表明中国人行事的思路,为了找到糖果,先要进入房间,然后走到电脑桌旁,才能找到糖果,汉语的句式顺其自然和事物发展的时序,而这些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主观经验。同理,“他坐公交车到这儿”,“坐”和“到”同为谓语,只分先后,不分主次,反应了汉语语法的线形次序和经验解构同构。
四 修辞学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修辞学是对语言的装饰,多用于美文和演讲,讲究对立产生的和谐美,如有限与无穷、奇与偶、静与动、左与右、阴与阳等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修辞学在一定程度上带着强烈的文化精神,反映着文化背景中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在西方的古典修辞学中注重形式,亚里士多德推崇例证法、推理法,所以在其诗学著作中常常通篇严谨,条理分明,而中国古典修辞学注重内涵,由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思想影响深远,所以自古以来,孔子所认为的“有德者必有信,有言者不必有德”,以及老子指出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辨,辨言不善”等关于言辞之信的论述,都是把语言修辞与修身养性归结到一起,提倡先“修身”后“贵文”,进而使得中国的语言修辞学更注重内涵。所以在中国古典修辞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中讨论关于上古时代诸子百家的文章时,所用的标准是“言约而意丰,事近而喻远”。
除此之外,在语言学中最常见的修辞格莫过于“隐喻”。这种修辞格在汉语中十分常见,例如,在中国形容某个女子长相标致常常用“柳叶眉”“樱桃小口”“鹅蛋脸”等词汇。在英语国家里,同样形容女子标致的词汇是“heart-shaped face ”(心型脸)“spricot lips”(杏般小口)等等。再如,竹子这种植物因为其特性,在汉语中有“雨后春笋”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生长之快,借以表达某一事物在某一时期内生长迅猛。但是由于地域原因和气候等条件等等状况的不同,在英美等国家里,竹子这种植物并不是那么常见,所以英语里用来形容某一事物在某一时间生长迅猛的词组是“Like mushroom ”(像蘑菇一样)却没有出现“Like the spring bamboo-shoots”(像春天的竹笋)这样的词组。这种同一事件用不同的事物来设喻的现象,正是由于社会风俗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人们不同与彼此的语言文化编码。
参考文献:
[1] Geoffrey Leech.Semantics[M].London;Penguin:Penguin Books,1981.
[2] 董宵云:《汉英语言文化之差异:中国双语教育面临的挑战》,《全球教育展望》,2006年第4期。
[3]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
[4]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
张宪,女,1981—,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二语习得,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
杨红,女,1978—,辽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
关键词:二语习得 社会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关于“文化”的界定,可以参照《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文化的解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尽管文化一词涵义甚广,但是由表及里,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器物文化,如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文学艺术等;第二层是制度文化,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行为规范、礼仪习俗等,第三层是观念文化,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这三个层次也反映了文化显性和隐性的特质,第一层和第二层因可见性称为显性文化,第三层这种包含着价值观、信仰等内在的文化称为隐性文化。而二语习得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显性文化透视其隐性文化,从而掌握异国文化体系。实际上文化和语言一样具有习得性,人具有何种文化特质,并不完全取决于其遗传基因和种族,而是取决于其生存环境。所谓:“孟母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鉴于文化因素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和多年来我国对二语习得中文化因素的考量甚少的情况,本文对影响语言社会功能和语言建构机制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
一 语言建构机制与社会文化因素
任何语言都有其特殊的语言形式,如汉语的方块字、英语的字母体系等等。语言以形式来表情达意。正如费诺罗萨所说,与西方的字母文字相比,我国的汉字文化更能折射出东方诗性的思维方式,大多数文字保留着意符的重要作用。带有图画痕迹的汉字,实现了音、形、义的高度集合。那么文字符号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文字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涵义呢?
西方文化认为,世界与人的关系是一维的、平面的,人为了认识世界才与世界发生关系。于是人被分离、抽象出来,努力去确定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也就自然流露出文化的特质——客观性,于是便有了西方人的直线思维和语言文字以形定意的建构机制。如系动词“am”(是),它所承接的主语一定是“I”。而“是”在汉语中,却无法确定其承接的主语到底是谁。此外英语的字母体系文字常常随着英语语法中的时态而产生形式上的变化,而汉语中的动词却没有任何变化,更没有固定的位置标记,这是由汉语自身的高语境特质决定的。在汉语表达中更多的是依靠人的主观感觉来判断语义,这也是为什么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正如季羡林先生在《神州文化继承丛书》的总序中写道:“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断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到一个词组中或者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概念。”这种从大局而定的整体观念,也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哲学思维定势,反映到语言中就是注重“意合”,“以神统形”。因此汉语表达的思维方式不是指向语言的形式特征,而是指向内心的领悟。
对此,语言学家王力也做过相关总结:“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法治就是形式第一,形式控制意义,形式本身相对独立且自足;人治就是意义第一,意义控制形式,形式本身不自足且不独立,只是意义的化身。”这也是为何中国哲人所用的语言常常是隐晦的真正原因,当然这种句法更不表示一些演绎和推理的概念。哲学领域里,西方人的这种文约意丰的表达方式十分珍贵。冯友兰就曾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阐释:“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业账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的东西,这样的数字,就是诺斯罗普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假设得到的概念为其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什么他们有知识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此。”
二 语词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英国语言学家里奇(Geoffrey Leech)在《语义学》中,对词汇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进行了区分,前者指可以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某一特定部分明确所指的意义,后者指词在说者或听者、作者或读者的脑海中所形成的情感和想法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意义,也就是联想意义。不同的语言之间的概念意义可能相同,但是由于文化因素的不同,二者的内涵意义可能完全不同,本文列出下面两种现象。
1 词义对应中的错位
理论上讲,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甲语言中的词与乙语言中的词总是可以相互对应匹配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个看似相互对象的词,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引起的心理反应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概念意义上相同的名词“狗”这一动物。在中国的词汇典故中常常描述为“狗急跳墙”、“狗仗人势”、“偷鸡摸狗”、“狐朋狗友”、“猪狗不如”、“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等,都是一些带有贬义的词汇,中国人本身也喜爱动物,但还是习惯性的把动物当做牲畜,实际上不为人所重视。但是在西方就大有不同。同样是“狗”这个词,在英语中被称为“dog”。“you are a lucky dog”意思是说:“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love me,love my dog”意思是“爱屋及乌”,这些带有褒奖意味的“狗”的词汇,在同一个概念意义下,表示着不同的文化意义。
2 词汇匹配中的缺席
这种缺席是指,甲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在乙语言中,找不到相对应匹配的词汇。例如,讲究伦理教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称谓界定的研究是十分讲究的,其数量之多、涵义之深令人叹为观止。从己身向上推至第四辈,向下推及第四代,加上己身所在的平辈兄弟姊妹形成中国人所称的“九族”,而且由于父系亲戚和母系亲戚不同,男性和女性不同,又分为近亲和远亲、直系和旁系,所以便有堂哥(弟)、堂姐(妹)、表哥(弟)、表姐妹”等等称谓之分,然而这些繁琐而复杂的辈分和称谓在西方词汇中,只用一个“Cousin”就可以表达。
同样的例子还有,在中国,由于对“死”非常忌讳,所以常常用委婉语来表达,并且不同的委婉语还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为不同类,例如皇帝之死成为“驾崩”、平民之死称谓“卒”,坏人之死为“毙”,长辈之死称为“作古”,幼童早逝为“夭折“,高僧之死称为“羽化”等等,不胜枚举。在英语单词中,“die”或者“pass away”是关于“死”这一个现象的最常见的词汇。
三 句法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汉语句法和主客两分的英语句法,都反映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众心态。
1 语序排列与不同的世界观
汉语和英语的语序不同,反映着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不同的世界观。中国人做事常常习惯以大局为重。而在西方,人们常常强调自我的主动意识,要求自然来适应人类本身。可以说中国人强调内省的做事方式,而西方人却拥有着外托责任的文化心态。例如“有人偷了我的钱”这个事件,在英语中被描述为“My money has been stolen.”因为没有指出动作的执行者“有人”,说话者就避免了由于猜疑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在场人物的尊重。这种语序排列的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又如,汉语的语序往往从大到小,特别是在表示地理位置和名称的词汇中,常常按着国家、省、市、再到具体方位,而英语的语序恰好相反。同样的表达方式还表现在表达时间的句法中,例如:“她1986年7月5日出生在中国哈尔滨。”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变为“She was born in Harbin,China on 5th of July 1986”。
2 句式构成与主客观文化心态
西方人比较重视事物的客观性,所以在句法构造中出现了一种“无生命主语”的句法。意指以无生命的事物作为句子的主语,来强调事物的客观性。例如:“The world history has seen more tears than laughter.”(在世界历史上泪水要比欢笑多)“The new century will see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change in China.”(新世纪中国将发生更为深远的变化)等等,这些句法不仅表达更为生动,而且从侧面反映了英语文化中重视客观性的文化心态。但是在汉语句式中,主观经验的参与常常造成句式的变化。例如“糖果在房间中的电脑桌上”。对这句简单的话加以解构,就能清晰表明中国人行事的思路,为了找到糖果,先要进入房间,然后走到电脑桌旁,才能找到糖果,汉语的句式顺其自然和事物发展的时序,而这些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主观经验。同理,“他坐公交车到这儿”,“坐”和“到”同为谓语,只分先后,不分主次,反应了汉语语法的线形次序和经验解构同构。
四 修辞学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修辞学是对语言的装饰,多用于美文和演讲,讲究对立产生的和谐美,如有限与无穷、奇与偶、静与动、左与右、阴与阳等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修辞学在一定程度上带着强烈的文化精神,反映着文化背景中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在西方的古典修辞学中注重形式,亚里士多德推崇例证法、推理法,所以在其诗学著作中常常通篇严谨,条理分明,而中国古典修辞学注重内涵,由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思想影响深远,所以自古以来,孔子所认为的“有德者必有信,有言者不必有德”,以及老子指出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辨,辨言不善”等关于言辞之信的论述,都是把语言修辞与修身养性归结到一起,提倡先“修身”后“贵文”,进而使得中国的语言修辞学更注重内涵。所以在中国古典修辞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中讨论关于上古时代诸子百家的文章时,所用的标准是“言约而意丰,事近而喻远”。
除此之外,在语言学中最常见的修辞格莫过于“隐喻”。这种修辞格在汉语中十分常见,例如,在中国形容某个女子长相标致常常用“柳叶眉”“樱桃小口”“鹅蛋脸”等词汇。在英语国家里,同样形容女子标致的词汇是“heart-shaped face ”(心型脸)“spricot lips”(杏般小口)等等。再如,竹子这种植物因为其特性,在汉语中有“雨后春笋”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生长之快,借以表达某一事物在某一时期内生长迅猛。但是由于地域原因和气候等条件等等状况的不同,在英美等国家里,竹子这种植物并不是那么常见,所以英语里用来形容某一事物在某一时间生长迅猛的词组是“Like mushroom ”(像蘑菇一样)却没有出现“Like the spring bamboo-shoots”(像春天的竹笋)这样的词组。这种同一事件用不同的事物来设喻的现象,正是由于社会风俗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人们不同与彼此的语言文化编码。
参考文献:
[1] Geoffrey Leech.Semantics[M].London;Penguin:Penguin Books,1981.
[2] 董宵云:《汉英语言文化之差异:中国双语教育面临的挑战》,《全球教育展望》,2006年第4期。
[3]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
[4]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
张宪,女,1981—,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二语习得,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
杨红,女,1978—,辽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