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网络已经展现了它特别强大的力量。地方政府做错了事，就要承认，不要以为压制住了网民的帖子，限制了他们的发言，就可以心安理得。如果这样想，那他还是中世纪的脑袋，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网络时代。
　　
　　我在网上也很活跃
　　
　　南都周刊：你对网络信息会关心吗？
　　贺卫方：我也是一个网民，而且在网上很活跃，只是我不大喜欢在大的论坛上发言，但我会经常浏览一些论坛，比如“猫眼看人”。从互联网最初的兴起，我就是比较积极的介入者。北大论坛“一塌糊涂”，我是注册网友。
　　总体来说，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健康积极的事物，对中国社会发展尤其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互联网具有特别巨大的作用。
　　南都周刊：上网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受？
　　贺卫方： 今天的言论状况，比起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丰富了许多，正是由于言论更加开放，使得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得以宣泄，这是件好事，它一方面加强了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一方面也使社会事件在网民的关注下获得一定程度的合理解决，比如邓玉娇事件，比如孙志刚事件，如果没有网络的介入，我们难以想像地方政府会做出怎样的妥协和让步。
　　邓玉娇最后的判决结果，尽管我用的是“差强人意”这样的说法，但是你去看，在网络上，大家还是觉得：嗯，这个结果还不错。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意愿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平台得到了表达并且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我想，各级政府应该通过这样一系列案件的处理总结出一些经验。其实，开放的言论空间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南都周刊：但是，有些官员似乎对网络特别警惕，甚至敌视。你怎么看？
　　贺卫方：做打油诗、发短信讽刺当地县官，就被抓了，一家杂志社对某个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给予批评，当地居然派警察到北京来抓记者，这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样的压制产生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都知道，网上那几位被揭露的官员，网友的炮轰并非空穴来风，都是因为他们自身有问题才引起网络追踪，如果你果真坦坦荡荡，没有任何把柄，那你怕什么？
　　网络揭露也好，人肉搜索也罢，在我看来，它实施的还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公众监督职能。也许当事人会觉得不公平，他会说，像他这种情况的人相当多，为什么单单就他被揪出来了？这种心态是不合理的：你需要搞清楚，网民揭露的，到底是不是事实？
　　
　　不把希望都寄托在网络
　　
　　南都周刊：网络接二连三给官员制造2.0危机，你怎么看这种网络“破坏力”？
　　贺卫方：“文革”期间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看来，所谓的雪亮，根本是胡说，当时的我们，没有途径去了解那么多的细节。
　　现在，网络给我们展现的是另外一个场景：你即便在台上，如果有问题，公众就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追踪和了解，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摆上台面。拿周森锋来说，这会让他知道，论文造假是件坏事，而且不仅仅是坏事，公众还可以监督你、揭露你。通过周森锋，也让其他官员形成自我约束。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事情，起码是防微杜渐吧。
　　南都周刊：你对网络力量很乐观？
　　贺卫方：这几年，网络已经展现了它特别强大的力量。地方政府做错了事，就要承认，不要以为压制住了网民的帖子，限制了他们的发言，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如果这样想，那他还是中世纪的脑袋，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网络时代。
　　如何对公众进行一种坦率的交流，从而促进政府行为透明化，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在网络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民主的阶段，老百姓可以各抒己见，可以百花齐放，但从现实的制度建设方面来说，好像还有点跟不上。
　　南都周刊：那么你觉得官场受互联网的改变到底会有多大？
　　贺卫方：这个东西不好估计，只缘身在此山中。网络可以让孙志刚事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网络可以让收容遣送制度废除掉，网络也可以让邓玉娇以“有罪但免于处罚”形式结束，但网络又可以让“杨佳案”采取了那样一个怪异的处理方式。
　　网络与官方还在较量，到底大结局如何，看不清楚，还不知道。总体来说，我觉得网络还没有办法取代更为广泛的社会改良，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互联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