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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国家的汉学研究来说，1814年12月11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最早的汉学教席，汉学从此进入了高等学府，这也标志着汉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以这个时间为界，此前的西方汉学就被称为前汉学，或早期汉学。早期汉学从学术质量上来讲虽然不如后来的专业汉学，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最近读了张西平教授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一书后，这一感觉变得更加强烈。
欧洲早期汉学大致可以分为游记汉学和传教士汉学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从古代到明末，其间有不少欧洲的旅行家涉足中国，留下了对中国的印象记，如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明末以后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他们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信、报道和著作，奠定了西方汉学的基础。就17世纪中前期来看，汉学研究的中心是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此后法国开始取代它的欧洲邻国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领袖。就在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教席的1814年，第16卷也就是最后一卷《驻北京的传教士们所著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回忆录》在巴黎出版，为这项开始于1776年的庞大出版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该书与另外两部法文巨著《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并称为18世纪欧洲汉学“三大名著”。
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不仅著作等身，人生经历也非同寻常。他们不仅在中国生活，学习汉语，而且和中国人广泛交往，甚至成为皇帝的亲信。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可以说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白晋作为路易十四派遣的“国王数学家”之一，于1686年到达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十年后死于北京。但白晋最显赫的经历是在学会汉语和满语后成了康熙的数学老师，并利用便利条件写出了著名的《康熙皇帝传》。虽然尊为帝师，白晋的许多活动却受学生的制约，他对《易经》的研究就基本上是奉命而为。这从他给康熙的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臣等来中国，因不通中国言语，学习汉字文义，欲知中国言语之意，今蒙皇上问及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倘圣恩不弃鄙陋，假年月，容臣等细加考究，倘有所得，再呈御览，求圣恩教导，谨此奏闻。”《易经》作为六经之首，对于一个外国传教士来说实在是不容易研究的课题。康熙是一代明君，显然不会故意为难自己的老师，他自有这么做的理由。首先，康熙对数学很有兴趣，而《易经》和数学关系密切，在中国经学史上《易经》研究一直有“象数派”的传统（另一派是“义理派”），他希望自己的老师能够继承这一传统，做更为深入的研究。而更为重要的是，康熙希望通过白晋的《易经》研究来树立一个榜样，以反击一些来华传教士的无知妄为，使他们知道“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在开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礼仪之争”中，有些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祭祖、祭孔等行为横加指责，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极大漠视，让康熙甚为恼怒。他让当时汉学造诣最深的白晋研究最为艰深的中国经典，可谓是一步用心良苦的妙棋。白晋作为一个过河卒子，除了奋勇向前，实在也没有其他办法。好在他花了五年多时间总算研究出了一点眉目，不仅完全可以向康熙交代，也在汉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旅行家，都来过中国，有实际的中国经验，他们构成了欧洲早期汉学的主体。但在这大部队之外，还有个别的散兵游勇，他们既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学过汉语，只是读过一些别人介绍中国的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出有影响的著作。英国汉学家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72）可以作为这一类人的代表。
韦伯于1668年完成了英国汉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讨论汉语的著作——《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韦伯认为，汉语是上帝变乱人类语言之前最初的语言。理由有四点：一、中国有着最古老的历史，自从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以来，中国人的书面语言一直未变地被保留下来，没有词根的变化，也没有欧洲语言那样的时态、性、数、格的变化；二、汉语不仅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使用的语言，而且也被邻国使用，其普遍性是欧洲语言无法比拟的；三、汉语的表达典雅、简洁，保持了人类原始语言的古朴、无邪、庄重的特点，不像希伯来语中有那么多猥亵的词汇；四、汉语中有神的概念，在基督诞生以前就预言了基督的存在。韦伯的有些观点在今天我们看来觉得很可笑，但有些却很有启发意义。从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中国语言文字对西方人的冲击。面对多样性的文化形态，特别是面对比欧洲语文还要古老的中国语文，以韦伯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力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在17-18世纪的语言学领域出现了一股寻求“普遍语言”（universal language）的潮流，汉语成了热烈讨论的话题，并被赋予了极为尊贵的地位。
欧洲早期汉学就是充满了这样有意思的人和事，这样有意思的著作，它们虽然不像今天的汉学著作那样严谨、规范，无一字无来历，但有一种现代学者难以奢望的不拘一格和天马行空。学术走向专业化、规范化是一种进步，学术摆脱政治的干扰也是好的，但只有了解学术史，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体会到这其中的进步和好处，也才能有助于我们反思今天还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当前，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最新的汉学成果非常关注，及时追踪进行翻译和研究，而对于汉学史，特别是早期汉学史则比较忽略。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欧洲早期汉学的著作，《欧洲早期汉学史》一书在充分展示历史魅力的同时，一定也能纠正当前厚今薄古的倾向。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本文编辑 李晓敏）
欧洲早期汉学大致可以分为游记汉学和传教士汉学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从古代到明末，其间有不少欧洲的旅行家涉足中国，留下了对中国的印象记，如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明末以后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他们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信、报道和著作，奠定了西方汉学的基础。就17世纪中前期来看，汉学研究的中心是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此后法国开始取代它的欧洲邻国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领袖。就在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教席的1814年，第16卷也就是最后一卷《驻北京的传教士们所著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回忆录》在巴黎出版，为这项开始于1776年的庞大出版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该书与另外两部法文巨著《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并称为18世纪欧洲汉学“三大名著”。
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不仅著作等身，人生经历也非同寻常。他们不仅在中国生活，学习汉语，而且和中国人广泛交往，甚至成为皇帝的亲信。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可以说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白晋作为路易十四派遣的“国王数学家”之一，于1686年到达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十年后死于北京。但白晋最显赫的经历是在学会汉语和满语后成了康熙的数学老师，并利用便利条件写出了著名的《康熙皇帝传》。虽然尊为帝师，白晋的许多活动却受学生的制约，他对《易经》的研究就基本上是奉命而为。这从他给康熙的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臣等来中国，因不通中国言语，学习汉字文义，欲知中国言语之意，今蒙皇上问及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倘圣恩不弃鄙陋，假年月，容臣等细加考究，倘有所得，再呈御览，求圣恩教导，谨此奏闻。”《易经》作为六经之首，对于一个外国传教士来说实在是不容易研究的课题。康熙是一代明君，显然不会故意为难自己的老师，他自有这么做的理由。首先，康熙对数学很有兴趣，而《易经》和数学关系密切，在中国经学史上《易经》研究一直有“象数派”的传统（另一派是“义理派”），他希望自己的老师能够继承这一传统，做更为深入的研究。而更为重要的是，康熙希望通过白晋的《易经》研究来树立一个榜样，以反击一些来华传教士的无知妄为，使他们知道“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在开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礼仪之争”中，有些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祭祖、祭孔等行为横加指责，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极大漠视，让康熙甚为恼怒。他让当时汉学造诣最深的白晋研究最为艰深的中国经典，可谓是一步用心良苦的妙棋。白晋作为一个过河卒子，除了奋勇向前，实在也没有其他办法。好在他花了五年多时间总算研究出了一点眉目，不仅完全可以向康熙交代，也在汉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旅行家，都来过中国，有实际的中国经验，他们构成了欧洲早期汉学的主体。但在这大部队之外，还有个别的散兵游勇，他们既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学过汉语，只是读过一些别人介绍中国的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出有影响的著作。英国汉学家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72）可以作为这一类人的代表。
韦伯于1668年完成了英国汉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讨论汉语的著作——《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韦伯认为，汉语是上帝变乱人类语言之前最初的语言。理由有四点：一、中国有着最古老的历史，自从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以来，中国人的书面语言一直未变地被保留下来，没有词根的变化，也没有欧洲语言那样的时态、性、数、格的变化；二、汉语不仅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使用的语言，而且也被邻国使用，其普遍性是欧洲语言无法比拟的；三、汉语的表达典雅、简洁，保持了人类原始语言的古朴、无邪、庄重的特点，不像希伯来语中有那么多猥亵的词汇；四、汉语中有神的概念，在基督诞生以前就预言了基督的存在。韦伯的有些观点在今天我们看来觉得很可笑，但有些却很有启发意义。从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中国语言文字对西方人的冲击。面对多样性的文化形态，特别是面对比欧洲语文还要古老的中国语文，以韦伯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力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在17-18世纪的语言学领域出现了一股寻求“普遍语言”（universal language）的潮流，汉语成了热烈讨论的话题，并被赋予了极为尊贵的地位。
欧洲早期汉学就是充满了这样有意思的人和事，这样有意思的著作，它们虽然不像今天的汉学著作那样严谨、规范，无一字无来历，但有一种现代学者难以奢望的不拘一格和天马行空。学术走向专业化、规范化是一种进步，学术摆脱政治的干扰也是好的，但只有了解学术史，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体会到这其中的进步和好处，也才能有助于我们反思今天还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当前，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最新的汉学成果非常关注，及时追踪进行翻译和研究，而对于汉学史，特别是早期汉学史则比较忽略。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欧洲早期汉学的著作，《欧洲早期汉学史》一书在充分展示历史魅力的同时，一定也能纠正当前厚今薄古的倾向。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本文编辑 李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