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家家教很严，同时我家大人们已经是屡次“革命”和政治运动的惊弓之鸟，家运式微，生怕孩子们闯祸，约束是倍加严厉，平日连乱说乱动都不可以，“早恋”就是绝对禁止的了。
　　满24岁时，父亲来信宣布我可以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一下子我根本找不到感觉，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力和经验足以与男性进行交往和对他们有真实的判断。怎么办？学当时年轻姑娘们用流行的外在标准去找对象。其实也与现在一样，女孩子中间流行“高富帅”，大家都找家庭条件好、工作单位好、社会地位高的男生。对外形的要求是：“一米八盖，一米七五帅，一米六五用脚踹。”
　　我上班的医院，不断有人给我推荐各式人等。但是几乎没有完美的人，我一概谢绝。一晃，已经吃27岁的饭了，同学们也都进入结婚生子高峰，身边的好心人比我都着急。于是，当一个偶然机会把一个工科男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马上接受了他。工科男高大英俊，本科，善运动，会打篮球，会游泳，父母都是革干。我父母很满意这些条件，拍板同意。父母一旦同意，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向社会公开了。公开很重要，你公开，你就不流氓，没有生活作风问题。
　　就这样踏踏实实进入下一个阶段：动手准备男婚女嫁的物质。我很激情地花掉100元整买了一床湘绣缎子被面，那时候100元可是不吃不喝两个多月的工资啊，给他展示，他没啥反应。他借了我的小说读了，也没啥多说的。他经常来我们食堂吃饭，用我的饭票。我的饭票吃完了，工资很吃紧，他毫无意识。偶尔我们也去吃个餐馆，我抢单，他毫无意识；我再抢单两次，他竟习惯了；再吃完，人嘴巴一抹，先撤，候在外面，吸烟去了。我生了一场大病，住院的病房里连一双拖鞋都没有，首先买来拖鞋的，却是朋友。我不满了，愤怒了，质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未来的丈夫，我未来孩子的父亲，突然出现了。
　　共同的写作爱好为我们提供了见面机会，并且在一个讲习班相处了几个月。见面第一眼就有电闪雷鸣之感。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已有未婚夫；他已婚有孩，孩子尚在襁褓。巧的是，我对未婚夫强烈不满意，他也是对妻子有强烈不满意。可是，我们如果动一动念头，就会犯下“生活作风错误”。第一时间，就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处理错误的问题：故意不说话，故意躲避对方，强行拉开距离。结果抽刀断水水更流：即便借众人说话时候搭个话，即便跟随大家一起散步，即便在食堂同坐一个饭桌吃饭，都倍感甜蜜和兴奋。
　　后来我无数次地回想，如果当年人们和社会，只要稍有一点点宽容度，只要容得下我和他，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大大方方，公开坐下来，喝杯茶，交流与分析一下现状与利弊、道德与良心、家庭与责任等等，事情应该不会走向极端。遗憾的是，当时立刻有人向组织告密，跟踪盯梢，领导找谈话，党团组织要求坦白交代，单位以除名加以威胁，作家协会派专人专案整黑材料，居委会窥探与监视，家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父母介入生气生病。直至法院起诉，警方诱捕，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
　　有不明就里的记者以为抓到大新闻，真名实姓跟进报道，所用文字都极具侮辱性，社会舆论一片喧哗。一夜之间，我和他的大好前程被断送，优秀青年变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过同时，也有我们的朋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专打冤案的律师拍案而起主动接案，我忍泪含悲昼夜写冤情刻钢板油印材料，层层申诉，中院、人大乃至北京高院。那最初一刻发生的好感，仿佛一盏孤灯，微弱地温暖和照亮着持续了将近三年的官司，这场艰苦卓绝的官司最终打赢。
　　那一个夜晚，他剃着粗糙的犯人光头，站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旁———这是他进监狱后被离婚剩下的唯一财产，深情地对我说：“嫁给我吧。”我还能够说什么？唯有泪雨滂沱。
　　选自《当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