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在中美代表团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最后一次谈判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两次会见美国代表，并直接参加了谈判，最后达成了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2000年3月，当朱镕基会见欧盟贸易专员拉米时，他回忆起最后这一次谈判时还说：“我们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
　　他们4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
　　朱镕基向拉米回忆，在最后一次谈判时，美国代表团成员“是不是真的要走，我不知道，但确实是他们4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
　　“最后一次，也就是达成协议的那一次，”朱镕基回忆说，“早上告诉我说他们10点钟要走了，因此我9点钟到他们会场上去。”
　　根据朱镕基的谈话，在 1999年11月进行这场谈判期间，他的工作极为忙碌。11月13日上午10时30分，当朱镕基见到美方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时，他为自己“今天凌晨才通知你们来会见”表示道歉，但他解释称，自己跟他们一样忙，他们的发言自己都得看，“连斯珀林先生说了六个‘不’我都知道”。
　　他说，此前一天，他根据美方的信在半夜开了会，开到凌晨3时才结束。“我睡了几个小时，你们可以算得出来。”朱镕基说，“但请记住一点，我70多岁了，比你们都大得多，你们在座的比我的女儿都还年轻。”
　　而两天后，11月15日，朱镕基见到美方代表时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也很辛苦，昨晚一夜没睡”，原因是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凌晨3时半要跟他通电话。
　　朱镕基告诉美方代表，在他们会见的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正在召开，“江主席（即江泽民——编者注）正在讲话”，而朱镕基本应是主持人，却来到这里。
　　好像这不是谈判，是在捉谜藏
　　在谈判过程中，朱镕基对美方代表一次突然离开谈判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一插曲也许说明了当时中美双方谈判的紧张气氛。
　　根据朱镕基与美国代表双方的谈话记录，在11月14日谈判过程中，美方代表突然离开了谈判桌，并整整消失了一天时间。
　　11月15日，朱镕基第二次会见美方代表时，对此事表达了不满。美方代表则进行了解释。双方围绕这一意外事件，进行了唇枪舌剑般的对话。
　　按照最近发布的朱镕基讲话记录，朱镕基认为，在他研究了对话记录、听取了中方代表石广生汇报，并召开最高层会议以后，美方代表在原定会谈的14日上午10时突然不见了。下午4时虽然见面，但谈判半小时以后又一次中断，巴尔舍夫斯基“说要接克林顿总统的电话”，此后就“失踪了”。
　　“我非常担心，我怎么向克林顿总统交代呀？看过电影《蒸发密令》吗？你们蒸发了。”朱镕基说。
　　此后，朱镕基说，他请外经贸部、外交部与他的老朋友麦克海先生联系，结果后者说巴尔舍夫斯基大使第二天早上8时就要走了。“忽然消失，第二天早上又不辞而别，这是很不礼貌的！”朱镕基指责称，“江主席到昨天晚上12点以后还给我打电话，问人找到了没有。他是持乐观态度的，本来还打算达成协议后会见你们。你们却打电话说，巴尔舍夫斯基大使在今天早7点准备来见石部长，8点45分就要离开，10点钟的飞机。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像是一个最后通牒。”
　　朱镕基接着指责美国代表：“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好像这不是谈判，是在捉迷藏。所以，我今天必须来见你，因为这是必要的！不然，我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呀？不说达得成，也不说达不成，忽然就消失了，这在政治上是严肃的吗？因此，我就想当面问问你们，你们究竟想怎么办？”
　　针对朱镕基的质问，美方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称这是误会。她指出，是中方代表石广生先离开了谈判桌。朱镕基则解释，石广生离开谈判桌是给他打电话。巴尔舍夫斯基也说，她要回去与总统通电话的时间很长，在使馆里等了一个晚上。
　　“石部长也把电话打到饭店去了，可电话打不通。”朱镕基追问道。
　　“昨天发生的事与谈判策略无关。”巴尔舍夫斯基说。但朱镕基接着说：“坦白地讲，我们方面的谈判者认为，这是最典型的美国式的边缘战术。”
　　斯珀林说：“我11点半还在寒冷的夜里在外面散步，给在‘空军一号’上的伯杰和奥尔布赖特打电话。我非常的不高兴，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通知，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我给奥尔布赖特打了两个电话。”
　　朱镕基则说：“那我就要抱怨你了，让奥尔布赖特给我打电话，半夜叫我起来，睡不着觉。”
　　“这全怪我，我得向你道歉。”斯珀林最后说，听了这句话后，朱镕基说：“既然是个误会，那我们就向前看吧。”
　　


　　这场风波最后并未破坏中美双方这次谈判。不过，尽管最后达成了协议，在朱镕基与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等人的讲话中，看不到多少客套话，倒是有很多针锋相对的追问、解释甚至指责。
　　我没有对你们发火，可江主席也没有这个耐心了
　　在这次谈判中，朱镕基与美方代表就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殊保障条款、音像、分账电影、银行、证券、增值电信及“管理控制权”等双方迟迟争执不下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朱镕基在谈话中有“软”的一面。比如，他会说：“斯珀林先生我上次见面了解不多，这次了解更多了，印象也更深了。”有时候，他称对方为“尊贵的客人”。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他则表现出“硬”的一面。他会在让对方说话前提醒对方“你们讲得越长，我讲得越短”，也会突然催促对方：“如果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可以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实现双赢，其他问题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解决。能不能签字，希望明确表态。”
　　“我与斯珀林先生相比，平常脾气要大得多，”朱镕基说，“但我没有对你们发火，可江主席也没有这个耐心了。”
　　在整个与美国的“入世”谈判过程中，朱镕基既有坚持，也有妥协。
　　早在这一年的3月31日，他告诉前来出访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成员两层意思。第一是，美国的谈判“用中国话来讲叫‘得寸进尺’”，使一个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很难达成协议。当时，他与巴尔舍夫斯基刚刚进行了两次会面，每次都超过两小时，但对方却突然改变调子，变得很强硬，这让他觉得：“如果这次达不成协议，中国和世贸组织在3到5年内就再见了。”
　　但他同时告诉这些美国国会议员，中国已经做了“极大的让步”，冒了“极大的风险”。他的例子是电信业：中国在通信领域同意采用美国的CDMA标准，而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采用这一标准，中国仍然同意了。
　　在拟定协议时，关于一些条款的争论，朱镕基与对方进行了“拉锯战”。
　　巴尔舍夫斯基曾希望在条款中写明，美国公司可以有控股51%的子公司从事音像和分销。这一要求比美方之前的要求做出了让步，之前，美国曾经希望有l00%独资子公司。
　　不过，朱镕基则表示，“合资企业股比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性，但不能写成文字”。
　　接着，巴尔舍夫斯基又一次提出，关于寿险，她希望能在协议里写上一段文字，反映美方“对持股50%的合资企业具有管理控制权的可能性”。但朱镕基坚决地回绝了她：“无论如何不能写成文字，写上那就成了一个笑话，但实际上可以有这种做法。”
　　在谈判临近结束时，朱镕基又提出，“克林顿总统给江主席的信中说，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收回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配额的要价”，并希望用书面形式确认。巴尔舍夫斯基表示自己无权决定，朱镕基又坚持要求，“光凭嘴讲不行”，“我不是不相信你们说的，但还是要找一个方法把它落实到文字上”。
　　最后，双方决定搞一个不对外公开的书面记录。
　　在结束谈判时，美方代表斯珀林说，他很荣幸遇到了最强劲的对手，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
　　（摘自《青年参考》2011.9.15）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