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张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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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华,1914年出生,江西省永新县怀忠镇官山村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中成长的战将
  
  张国华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来、在红军中锻炼成长的一名战将。他在党的培育下,在艰险困苦的斗争中,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我军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
  永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张国华受伯父张纯吉积极投身于苏维埃运动的熏陶,1929年3月参加了永新西北特区领导的赤卫队,同年秋编入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担任班长、宣传员、青年干事。1933年春,红四军整编为红一军团二师,他先后任该师五团九连指导员、连长和六团党总支书记。同年12月,调红军大学一期学习,次年3月毕业后,任福建汀州教导团政委、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政治教导队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国华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主任、鲁西军区第七支队政委、中共湖西区委书记、冀鲁豫军区第九军分区政委兼中共冀鲁豫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第七纵队副政委、豫皖苏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八军军长等职。
  建国后,张国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英年早逝伟人痛惜
  
  这位率领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卓有贡献的张国华将军,却于1972年2月20日在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上,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会场上,与世长辞,终年58岁。3月11日,寒风凛冽,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北京西郊机场迎接他的英灵。周总理握着将军夫人樊近真的手,嘱之节哀保重,无比惋惜地说:“他走得太早,中央正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
  毛泽东主席很赞赏张国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诙谐而亲切地称张国华为“井冈山”。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对汪东兴说:“现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对于张国华的早逝,毛主席也非常痛惜。在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会议期间,来京参会的四川同志要求毛主席接见,由于张国华逝世不久,毛主席感叹地说:“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在领袖们的心目中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是与他智勇双全的才干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光辉历程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
  
  初展雄才在湖西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25日,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战士剧社社长的张国华,从三原出发向敌后进军,沿同蒲铁路向北急进,他一路指挥宣传队员呼口号,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激励广大指战员。部队进到原平地区时,立即带领宣传队走上街头,演出抗日救亡节目,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原平城内出现了一派轰轰烈烈的抗日景象,当时就有几百人参加抗日义勇军。
  1938年底,他奉命率两个连队,以鲁西工作团名义,在郓城、荷泽等县活动,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组建了抗日第七支队。他任支队政委,带领部队机智灵活地打击日伪军,铲除伪政权,很快开创了鲁西抗日斗争新局面。
  1940年1月,七支队与运西支队独立一团合编为黄河支队。9月,在八路军整编中,黄河支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张国华担任教导四旅政委兼湖西军区政委、湖西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主任。湖西地区面对苏北重镇徐州,紧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处于敌人的敏感部位,又是我晋冀鲁豫边区的门户,八路军、新四军联系的纽带。
  张国华深知在这里工作的重要性和任务的艰巨性。他进入该区后,着重处理了几件事: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积极而又慎重地为在“肃托”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一大批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加强部队的纪律性。当时,部队生活艰苦,他教育部队:“宁可吃棉籽,饿肚子,也不动群众的一草一木。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要住民房。”这样一来很快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任。有一次,日伪军1000余人夜袭黄河支队第三团,当地干部群众纷纷起来配合战斗,击毙日军指挥官山崎三郎及500多名日伪军。群众参军参战积极性很高,黄河支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
  1940年六七月间,苏北顽固派汤铁飞、冯子国、朱世勤等组成联合指挥部,纠集5000余兵力,从东西两面逼进湖西地区。张国华和支队长彭雄等同志对敌情作了全面分析和判断:顽固派虽然人多势众,但内部矛盾重重,其倾巢出动,后方必然空虚。于是决定以部分兵力作正面牵制,派三团主力插到沛县北顽军后方,歼灭国民党苏北专署700余人;派一团二营深入单县西南朱世勤的老巢,歼其后卫300余人;地方抗日武装也乘胜摧毁了一批顽固派的政权。黄河支队乘机展开全面反击,使顽固派全线崩溃。
  1941年8月,国民党山东十一专署专员兼七路军司令朱世勤,与封建势力勾结,组织反动会道门“无极道”,并煽动成武县数百道徒进行暴乱,使湖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张国华与湖西区党委分析了事件的背景,决定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方针,经过政治攻势和7次战斗,会道门纷纷瓦解,我军乘胜奔袭,击溃了朱世勤部的主力。从此,湖西地区的形势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红旗漫卷豫皖苏
  
  侵华日军投降后,我军由对日本侵略军的游击战争转变为对国民党军的运动战、正规战。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大部分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张国华于1945年9月以后,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第七纵队副政委,1946年11月调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豫皖苏地跨江淮、华北两大平原,位于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和陇海、津浦、京沪三条铁路干线之间,为连贯南北、襟带东西之战略要地。战略反攻前,是北线各解放区的前哨和南下战略进攻的跳板;战略反攻后,为南线战略中枢地域。
  为巩固和发展豫皖苏解放区,张国华和军区领导制定了“猛烈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和“内线坚持,外线进攻”的作战指导原则,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敌人为加强对这一战略要冲的控制,拼凑了8个正规旅10万兵力,对豫皖苏地区进行残酷的反复“清剿”、“追剿”、“驻剿”,构成所谓“总体清剿”局势。面对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张国华沉着果敢,率领军区部队,积极灵活地展开了反“清剿”斗争。敌进我进,敌不进我也进,各分区地方武装坚持腹地游击作战,消灭小股顽匪;军区主力则跳到外线,捕捉战机,寻隙歼敌。同时,组织干部帮助地方进行土改,组织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活动,以革命的总体战对付敌人的“总体清剿”。三下沙南,数渡黄泛区,争取被动中的主动、劣势中的优势,把外线出击与腹地坚持结合起来,把主力与地方武装结合起来,把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夜战、奔袭的威力,时而攻城,时而围点,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避强击弱,声东击西,搞得敌人不知所措,夺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称赞张国华同志“会捉战机、会打游击”。经过半年异常艰苦紧张的斗争,豫皖苏军区坚持发展了解放区,削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
  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中,张国华在以宋任穷为书记的中共中原局豫皖苏分局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以最大的牺牲精神,全力以赴地支援前线,保障野战军的作战;他亲自率部进行宿怀阻击战,经5天急行军,7昼夜激战,终于和兄弟部队一起阻止了敌军李延年兵团3个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的多次猛烈进攻,有效地配合了我主力部队围歼黄维兵团。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和各分区的积极行动,至1949年2月,边区全境获得解放,红旗漫卷豫皖苏。
  
  特殊使命进西藏
  
  1949年11月成都战役后,解放战争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十八军奉命进驻川南地区,张国华任川南行署主任。他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开辟地方工作,在“天府之国”扎根安家。恰恰在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决定:要派部队进驻西藏。经反复研究,决定将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了西南局、西南军区。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分析,认为十八军是二野12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拟派十八军进藏的安排电告党中央和毛主席。1950年1月10日至15日,刘、邓首长亲自向张国华的军、师主要领导干部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讲明了任务,提出了要求。10月24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
  张国华受领进藏任务后,认识到西藏是一个地处高寒,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民族宗教、边防问题都很突出,进军西藏的任务很艰巨、复杂,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立即开展了紧张、艰巨的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四处访问熟悉西藏情况的人士,收集查阅有关西藏的资料。同时,组织力量,修建公路,清剿川西残匪,为进军西藏开辟通道。
  不久,他亲自主持召开了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庄严宣告: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进藏部队在军长张国华指挥下,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高山缺氧、气候严寒、补给不足、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等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进抵到金沙江以东。这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不仅不接受和谈,还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毒害了前去劝和的格达活佛,决心要和我军进行军事较量。在这种情况下,张国华按照中央既定方针,指挥部队于10月6日至24日进行了昌都战役。这一战役,由于指挥得当,部队战斗英勇,一举歼灭藏军三分之二,争取藏军第九代本起义,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少奇曾将它喻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昌都战役后,和谈已成为西藏人心所向,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赴北京谈判。
  1951年5月,张国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和协议的签字。尔后,根据协议他率领进藏部队主力,严守“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则,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于8月28日从昌都向拉萨进发。翻越大雪山十多座,涉过寒冷刺骨的冰河数十条,穿越不见天日的密林,踏过一望无垠的草原,这支英雄部队艰苦卓绝地跋涉了近两个月,于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受到两万多僧俗官员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
  
  事事为站稳脚跟
  
  张国华率部进至拉萨的第二天,就主持召开了西藏工委、军党委会议,根据毛主席“筑路与生产并重”的指示,决定在积极宣传和履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同时,后方部队全力修筑康藏公路,前方部队大力开荒生产。他和政委谭冠三带领驻拉萨部队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作人员率先挥镐扬锹,向沉睡千百年的处女地要粮,减轻西藏人民负担。经过7个月的奋战,开荒2000余亩,生产出粮食等一批农产品,在西藏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2年2月1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西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党委高举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的旗帜,认真贯彻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并不甘心,他们竭力破坏民族和军民之间的关系,控制粮食,抬高物价,对驻藏部队实行困饿政策,妄图迫使我军不战而退,进而撕毁协议。司曹鲁康娃曾狂妄地对张国华说:“过去满清入藏大臣也姓张(指张荫堂),只在拉萨设立一个衙门,你何必带这么多军队。”更有甚者,他们公然策划于3月10日召开所谓的人民代表会议,发动武装骚乱,指使藏军包围中央代表驻地,破坏协议规定,无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张国华和张经武等领导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对以鲁康娃、洛桑扎西为首的反动分子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达赖喇嘛不得不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解散伪人民会议,取得了进藏后第一次政治大较量的胜利。与此同时,西藏工委根据协议精神,由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等主要领导对达赖和噶厦以及班禅和堪厅主要官员反复耐心地进行工作,达赖于1951年9月19日致电班禅正式承认其十世班禅地位;11月4日又致电欢迎班禅返藏。班禅在中央周密安排下于1952年4月12日顺利返回西藏,同达赖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实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大团结。
  
  中印边境壮国威
  
  1962年,西藏平叛改革尚未彻底完成,外来侵略军乘机在中印边境增设据点,蚕食我领土,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官兵,频频制造事端。我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根据中央指示实行自卫反击。张国华亲临前线,抱病指挥。他根据对敌我双方的了解和以高山、密林、峡谷为特点的地形,从战备高度出发,本着“慎重初战,初战必胜,不打则已,打就打疼打好”的原则,在克节朗战役中,全歼敌一个王牌旅。在西山口----邦迪拉战役中,张国华胸有成竹,制定“打头切尾”的作战方案,很快获得中央的同意。当时刘伯承元帅致电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对敌之布阵概括为:铜头、锡尾、背紧、肚松,肯定张国华打头切尾、肚子上开刀的战役决心是正确的。此次作战先后经过两个阶段,共歼敌7000余人(生擒王牌准将旅长达尔维,击毙准将旅长辛格),约占中印边境全线歼敌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在这次自卫反击作战中,我军部队严守战场政策纪律,宽待俘虏,对俘虏的伤兵精心治疗,对敌尸掩埋后加以标记。遵照毛主席主动停火、后撤的决策,我军停得干脆,撤得准时,并将战俘全部交还其政府,将战斗中缴获的枪炮、汽车等装备物资,完好地交还对方,实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又一创举。结果取得了军政双胜,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外交斗争,保证了边境稳定。为此,党中央、中央军委致电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高昂,艰苦卓绝,勇猛善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捷报频传,人民高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令嘉奖。许多外电外报也纷纷评论我们打得干净利落,潇洒自如。1963年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罗瑞卿总参谋长看了张国华向毛主席的汇报提纲,当即给予充分肯定。罗总长说:“此件很好,请照此向毛主席汇报。”汇报时,毛主席越听越高兴,赞道:“打得好,打得好,既打了一个军事仗,又打了一个政治仗,与其说打了个军事仗,不如说打了政治仗。”邓小平总书记立即将张国华的汇报提纲批转给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张国华,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战将,在西藏这样一个异常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了十七年,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至今,西藏人民仍在怀念着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亲切地称他们为“菩萨兵”、“老西藏”、“新汉人”;还保留着他指挥战斗住过的山洞,称之为“张国华洞”,经过整修供人们瞻仰,以示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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