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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与江苏一直在角力，前些年主要是争夺谁是GDP老大。拼到今天，广东已显倦意，而江苏的实力更全更强。从那么多企业选择从珠三角撤离，来长三角发展就能说明一定问题。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比拼的就是综合实力。因为人和企业选择哪个地方去居住和发展都是综合考虑的结果，不单单是一个GDP。
上世纪80年代起“粤苏之争”的话题就从未停息。广东省经济总量已连续24年排在全国第一位，但随着今年地方两会上江苏、广东先后发布2012年GDP数据，“江苏取代广东成为第一”的话题再次引起各界关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省GDP为5.7万亿，江苏省为5.4万亿，差距缩小至3000亿。
广东一枝独秀的优势逐渐消减，在不少方面的“跛脚”和历史欠账，都是广东面对追兵时无法回避的课题。按照目前的GDP规模和增长目标计算，广东最迟在“十三五”期间被江苏超越。
走出“唯GDP论”已是社会共识，无论是老大还是老二的位置，广东和江苏两省下一步如何发展，都需要有所突破。
对比分析
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2012年全国GDP排行，广东第一，江苏第二，排名虽然未变，但差距在不断缩小；人均GDP，江苏高于广东。分解到各市，江苏GDP最高的是苏州，排名全国第六，排在它前面的，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3个直辖市，就是广东的广州和深圳，然而再从整体上看，江苏又比广东更均衡。
除了这些统计数据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秀山告诉本刊记者，从自然条件看，江苏大部分属平原地区，水系发达，靠近沿海。广东则多山陵，缺少水路，在要素流动和空间开发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不过水资源相对丰富，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从产业方面来看，广东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江苏的工业体系比较完善、产业基础比较扎实、技术、人力资本比较好。从对外开放来讲，广东先行一步，后来江苏的开放力度也相当大，苏州工业园、昆山电子园区和东莞不相上下。从区位上来说，江苏往北往南都能扩散产业连结市场，中心城市上海以金融贸易为主导产业，虽然现在和香港还没法比，但随着腹地发展，上海分量与香港并重的趋势是可以预见的，长三角地区有条件成为中国发展的龙头。
今年1月，暨南大学教授胡刚等一批专家和网友发起了“广东网友走江苏”活动，沿铁路线依次考察了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胡刚将两省区域经济的不同之处提炼为四点：“一是发展历史不同。江苏近代工业发展较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摇篮，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就是在无锡、苏州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广东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发展比较薄弱，主要是轻工业，如手表、照相机、玩具。二是两地的文化差异。江苏工业文明程度高，体现在工业化中的精细管理、劳动力熟练程度高，广东商业文明特征更明显。三是广东在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较为薄弱，不像江苏发展早。四是企业文化不同，广东传统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比较发达，江苏则以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粤苏竞速：金融危机后的转折
广东、江苏同属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过程中，以乡镇企业起家的苏南模式和以外向型经济引领的广东模式都取得了成功。
在胡刚看来，改革存在惰性。“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改革力度很大，而近些年改革力度、改革思想、包容度均有所下降。江苏伴随着90年代上海国际化进程，开放程度在有序发展。”
陈秀山告诉本刊记者，广东和江苏之间差距缩小的拐点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广东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贸易为主体，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的萎缩对当地企业的冲击较大。而江苏除了劳动密集型出口贸易拉动外，其产业配套能力、产业结构完整性、技术能力要比广东有优势，比较典型的地区像昆山，虽然金融危机对它有一定影响，但还是保持了比较稳固的增长。另一方面，江苏与国内市场联系比较紧密，所以内部需求对稳增长的支撑也起到一定作用。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比较强，一旦外部途径受到冲击以后，对它的整个经济影响很大。
数据显示，两省2007年GDP增速仍相差无几，江苏为14.9%，广东为14.7%。这种局面被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广东省关闭企业5.6万家，GDP下滑至10.1%，而江苏仍维持12.7%的增速。
根据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唐黎明的分析，由于广东经济发展的外向性即对外界的依赖程度很高，所以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外贸环境发生变化，GDP增速就逐渐放慢了。江苏却能够很快恢复。这是因为江苏的产业和企业构成多元化，自我修复能力很强。
粤苏之争的本质
比较不应拘泥于GDP总量或人均GDP的排名，而应关注内生增长机制——这是多位专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均提及的。
很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广东的基建和工业投资远远不如江苏这一点上。的确，客观上讲宏观政策的外力对江苏经济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2008-2012年江苏固定资产投资额均高于广东，2012年江苏固定投资额达32087.7亿元，广东仅为19307.53亿元。
但是，更需要比较的不是投资规模和投资速度，而是何种内生机制和营商环境能吸引投资。事实上，2004年江苏被山东超过之前也存在明显的失衡，与当下全国其他发达省份类似，此后随着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才有所弱化，直到2009年反超山东。其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弯道超车”，更多依靠的是更加协调的内在承载力。
唐黎明对此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比拼的是综合实力，人和企业选择哪个地方去居住和发展都是综合考虑的结果。有这么多企业选择从珠三角撤离到长三角就能说明一定问题。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仅对工资成本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才会在工资趋升时外移，如制衣玩具鞋业等，专业化的供应链、业已成形的工业集群、规模生产经验在吸引产业时显得更重要”。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副总监刘倩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道，在商业环境方面，“两省特色还有成型的运营体系、完善的供应链和经济规模效应。调研发现，随着当地工资水平的增高，的确会有一些企业转移到越南、柬埔寨、重庆，但也有很多企业留下来，因为看重这两个地方供应链和经济规模，这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出口形势并未出现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广东和江苏有重回投资驱动之势。从两省政府公开文件可以看出，未来加大投资将成为两省的“主旋律”。根据广东省《加快推进全省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2013-2015年）》，“十二五”时期广东共安排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607个，总投资约3.51万亿元，计划完成投资约1.97万亿元。前两年已完成投资5640亿元，为“十二五”时期计划投资的28.6%。这意味着，未来三年，广东将完成“十二五”投资的71.4%，年均完成23.8%，计划投入1.41万亿元，推进460个项目建设。
江苏省社科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江苏在纺织、电子化工、电池、钢铁冶炼、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产业产能过剩现象严重。这跟金融危机下投资扩张不无关系。对此，刘志彪表示，因为江苏是制造业大省，所以产能过剩问题相对比较严重，其他地区也都存在。对江苏而言，需要加大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兼并重组力度，在扩大内部需求的基础上，利用外向型经济的特点通过“走出去”战略利用国外市场。
陈秀山指出，随着宏观经济放缓，靠高投入将难以维持高增长。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需要有更长远的规划，杜绝运动式盲目性的城镇化。现在城市建设无论从规模、速度、质量来讲都非常快，两个省都会遇到城市化、产业、人口怎么协调的问题，短期内可以获得利益，但难免缺乏产业支撑，人口也没有城镇化，应避免人为做大城市。
发力与角力
在内部协调发展上，两省也有共同性，两省省内差距问题是全国最突出的。
“这两个省更像中国的一个缩影，广东的粤东南和粤西北像中国南北关系，江苏的苏南苏北苏中像东中西部关系”，这是陈秀山对两省不平衡现状的评判。
陈秀山说，“江苏在协调发展方面提的比较早，采取了省内转移支付、对口扶持等措施；广东也提出产业双转移，优先考虑向省内落后地区转移。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效果，不平衡趋势没有进一步扩大，但要在短期内迅速缩小拉平也是不现实的。”
胡刚认为，两省区位发展都不平衡，并且呈扩大趋势，但广东问题更严重，粤东粤西粤北与珠三角差距太大，主要是因为广东和江苏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苏中苏北主要是平原，苏中靠着长江，苏北的盐城和徐州靠海，广东除了珠三角是平原，其他地区主要是山陵。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资源下江苏内部的平衡，主要是市场规律而不是政府推动，随着上海产业升级向苏南转移，继而转移至苏中苏北而实现的。
此前，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加快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上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改变广东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现状，促进粤东西北加快发展；对于发挥珠三角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做大做强珠三角经济，对于广东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一步如何打破省内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推动各类资源和要素、尤其是人才、技术、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的转移和扩散，仍需要政府的创新和探路。
另一方面，广东、江苏两省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除了地区结构的平衡外，还包括产业结构和增长结构的转型。
“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积极效应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陈秀山告诉本刊记者，“广东是最早提出要调结构、保增长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被动调整。广东也有一些调得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佛山，陶瓷原本是当地的典型产业，后来就从佛山整个核心区内将原有的旧技术、设备、生产车间都转移出去了，引入了电子、汽车等现代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已经渐有成效。但是这个结构调整的过程不是三两天简单完成的。”
唐黎明对此表示，要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很难，既要有技术上创新、人才和资金配套，也需要制度环境配合。对于这个问题，胡刚表示，转型会持续地加快经济发展，关键是看节奏和时间点的把握。
究竟应该如何调整，刘志彪则认为，“调高、调轻、调优、调强”这类产业调整目标不易量化；并且“高”不一定有竞争力，高新技术不一定比适用技术更切合省情，“重”不一定不好，“轻”不一定就好。
在微观层面，胡刚认为，一个区域里最好是小企业一片繁荣，大企业顶天立地。江苏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相对来说少一点，但外资企业和大企业比较多。而广东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较多，但缺少大企业。所以广东经济需要发展大企业，结合众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再加上政府行政放权，这样广东还可以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陈秀山说，“从长期来看，结构调整对提高技术能力、降低环境压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居住水平是有益的，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GDP、就业和财政收入，也有担心产业空心化问题，关键看当地政府能否经受住考验，坚持下来可以为下一步发展奠定更好基础。”
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
30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对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改革创新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是很少见的。中央对地方的激励力量，除了来自于行政与财政分权以外，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提供激励力量的关键。锦标赛这种激励机制，其主要特征是，决定最终胜负的是相对位次而不是绝对成绩。地方官员作为晋升锦标赛的参赛者，存在着高度竞争。
从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GDP仍然是硬指标，虽然民生等社会内容在不断增加。目前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省将2013年的GDP增长目标设为8%，反复强调保增长，有着明显的被追赶的危机感。江苏作为赶超者，也是咬紧牙关一路猛追，设定的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为10%。
所以说，粤苏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的体现。问题在于，把GDP作为了政绩考核的最主要指标。
唐黎明表示，单看GDP这个指标是不科学的，会导致经济粗放发展、对民生的忽视、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倡导要破除这种唯GDP的政绩考核模式，希望有更多元的考核模式。就江苏和广东而言，两省在全国的发展都是领先的，未来的的竞争将在于管理、效率以及创新方面的竞争。
发展还是第一位。对于两省之间GDP的比较，胡刚指出，GDP只是一个指标，不能完全用GDP衡量经济发展，也不能完全用GDP的指标来比较两省区域经济发展。但从另一角度，GDP仍是反映经济总量规模的指标，所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关注。
现在的GDP是为了造福后一代更好发展，还是给后代留下更多债务和负担？陈秀山强调说，这个需要政府决策者有理性的思考、长远的目标和理想的追求。如果付出很大的环境和能源代价去追求GDP，这样的GDP宁肯不要和少要；如果GDP对环境污染降到最低、对人的福利提升最多，这样的GDP当然越多越好。所以GDP不能用多和少来衡量，而是这样的GDP以什么成本和代价获得的。
上世纪80年代起“粤苏之争”的话题就从未停息。广东省经济总量已连续24年排在全国第一位，但随着今年地方两会上江苏、广东先后发布2012年GDP数据，“江苏取代广东成为第一”的话题再次引起各界关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省GDP为5.7万亿，江苏省为5.4万亿，差距缩小至3000亿。
广东一枝独秀的优势逐渐消减，在不少方面的“跛脚”和历史欠账，都是广东面对追兵时无法回避的课题。按照目前的GDP规模和增长目标计算，广东最迟在“十三五”期间被江苏超越。
走出“唯GDP论”已是社会共识，无论是老大还是老二的位置，广东和江苏两省下一步如何发展，都需要有所突破。
对比分析
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2012年全国GDP排行，广东第一，江苏第二，排名虽然未变，但差距在不断缩小；人均GDP，江苏高于广东。分解到各市，江苏GDP最高的是苏州，排名全国第六，排在它前面的，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3个直辖市，就是广东的广州和深圳，然而再从整体上看，江苏又比广东更均衡。
除了这些统计数据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秀山告诉本刊记者，从自然条件看，江苏大部分属平原地区，水系发达，靠近沿海。广东则多山陵，缺少水路，在要素流动和空间开发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不过水资源相对丰富，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从产业方面来看，广东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江苏的工业体系比较完善、产业基础比较扎实、技术、人力资本比较好。从对外开放来讲，广东先行一步，后来江苏的开放力度也相当大，苏州工业园、昆山电子园区和东莞不相上下。从区位上来说，江苏往北往南都能扩散产业连结市场，中心城市上海以金融贸易为主导产业，虽然现在和香港还没法比，但随着腹地发展，上海分量与香港并重的趋势是可以预见的，长三角地区有条件成为中国发展的龙头。
今年1月，暨南大学教授胡刚等一批专家和网友发起了“广东网友走江苏”活动，沿铁路线依次考察了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胡刚将两省区域经济的不同之处提炼为四点：“一是发展历史不同。江苏近代工业发展较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摇篮，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就是在无锡、苏州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广东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发展比较薄弱，主要是轻工业，如手表、照相机、玩具。二是两地的文化差异。江苏工业文明程度高，体现在工业化中的精细管理、劳动力熟练程度高，广东商业文明特征更明显。三是广东在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较为薄弱，不像江苏发展早。四是企业文化不同，广东传统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比较发达，江苏则以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粤苏竞速：金融危机后的转折
广东、江苏同属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过程中，以乡镇企业起家的苏南模式和以外向型经济引领的广东模式都取得了成功。
在胡刚看来，改革存在惰性。“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改革力度很大，而近些年改革力度、改革思想、包容度均有所下降。江苏伴随着90年代上海国际化进程，开放程度在有序发展。”
陈秀山告诉本刊记者，广东和江苏之间差距缩小的拐点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广东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贸易为主体，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的萎缩对当地企业的冲击较大。而江苏除了劳动密集型出口贸易拉动外，其产业配套能力、产业结构完整性、技术能力要比广东有优势，比较典型的地区像昆山，虽然金融危机对它有一定影响，但还是保持了比较稳固的增长。另一方面，江苏与国内市场联系比较紧密，所以内部需求对稳增长的支撑也起到一定作用。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比较强，一旦外部途径受到冲击以后，对它的整个经济影响很大。
数据显示，两省2007年GDP增速仍相差无几，江苏为14.9%，广东为14.7%。这种局面被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广东省关闭企业5.6万家，GDP下滑至10.1%，而江苏仍维持12.7%的增速。
根据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唐黎明的分析，由于广东经济发展的外向性即对外界的依赖程度很高，所以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外贸环境发生变化，GDP增速就逐渐放慢了。江苏却能够很快恢复。这是因为江苏的产业和企业构成多元化，自我修复能力很强。
粤苏之争的本质
比较不应拘泥于GDP总量或人均GDP的排名，而应关注内生增长机制——这是多位专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均提及的。
很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广东的基建和工业投资远远不如江苏这一点上。的确，客观上讲宏观政策的外力对江苏经济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2008-2012年江苏固定资产投资额均高于广东，2012年江苏固定投资额达32087.7亿元，广东仅为19307.53亿元。
但是，更需要比较的不是投资规模和投资速度，而是何种内生机制和营商环境能吸引投资。事实上，2004年江苏被山东超过之前也存在明显的失衡，与当下全国其他发达省份类似，此后随着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才有所弱化，直到2009年反超山东。其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弯道超车”，更多依靠的是更加协调的内在承载力。
唐黎明对此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比拼的是综合实力，人和企业选择哪个地方去居住和发展都是综合考虑的结果。有这么多企业选择从珠三角撤离到长三角就能说明一定问题。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仅对工资成本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才会在工资趋升时外移，如制衣玩具鞋业等，专业化的供应链、业已成形的工业集群、规模生产经验在吸引产业时显得更重要”。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副总监刘倩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道，在商业环境方面，“两省特色还有成型的运营体系、完善的供应链和经济规模效应。调研发现，随着当地工资水平的增高，的确会有一些企业转移到越南、柬埔寨、重庆，但也有很多企业留下来，因为看重这两个地方供应链和经济规模，这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出口形势并未出现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广东和江苏有重回投资驱动之势。从两省政府公开文件可以看出，未来加大投资将成为两省的“主旋律”。根据广东省《加快推进全省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2013-2015年）》，“十二五”时期广东共安排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607个，总投资约3.51万亿元，计划完成投资约1.97万亿元。前两年已完成投资5640亿元，为“十二五”时期计划投资的28.6%。这意味着，未来三年，广东将完成“十二五”投资的71.4%，年均完成23.8%，计划投入1.41万亿元，推进460个项目建设。
江苏省社科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江苏在纺织、电子化工、电池、钢铁冶炼、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产业产能过剩现象严重。这跟金融危机下投资扩张不无关系。对此，刘志彪表示，因为江苏是制造业大省，所以产能过剩问题相对比较严重，其他地区也都存在。对江苏而言，需要加大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兼并重组力度，在扩大内部需求的基础上，利用外向型经济的特点通过“走出去”战略利用国外市场。
陈秀山指出，随着宏观经济放缓，靠高投入将难以维持高增长。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需要有更长远的规划，杜绝运动式盲目性的城镇化。现在城市建设无论从规模、速度、质量来讲都非常快，两个省都会遇到城市化、产业、人口怎么协调的问题，短期内可以获得利益，但难免缺乏产业支撑，人口也没有城镇化，应避免人为做大城市。
发力与角力
在内部协调发展上，两省也有共同性，两省省内差距问题是全国最突出的。
“这两个省更像中国的一个缩影，广东的粤东南和粤西北像中国南北关系，江苏的苏南苏北苏中像东中西部关系”，这是陈秀山对两省不平衡现状的评判。
陈秀山说，“江苏在协调发展方面提的比较早，采取了省内转移支付、对口扶持等措施；广东也提出产业双转移，优先考虑向省内落后地区转移。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效果，不平衡趋势没有进一步扩大，但要在短期内迅速缩小拉平也是不现实的。”
胡刚认为，两省区位发展都不平衡，并且呈扩大趋势，但广东问题更严重，粤东粤西粤北与珠三角差距太大，主要是因为广东和江苏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苏中苏北主要是平原，苏中靠着长江，苏北的盐城和徐州靠海，广东除了珠三角是平原，其他地区主要是山陵。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资源下江苏内部的平衡，主要是市场规律而不是政府推动，随着上海产业升级向苏南转移，继而转移至苏中苏北而实现的。
此前，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加快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上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改变广东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现状，促进粤东西北加快发展；对于发挥珠三角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做大做强珠三角经济，对于广东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一步如何打破省内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推动各类资源和要素、尤其是人才、技术、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的转移和扩散，仍需要政府的创新和探路。
另一方面，广东、江苏两省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除了地区结构的平衡外，还包括产业结构和增长结构的转型。
“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积极效应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陈秀山告诉本刊记者，“广东是最早提出要调结构、保增长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被动调整。广东也有一些调得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佛山，陶瓷原本是当地的典型产业，后来就从佛山整个核心区内将原有的旧技术、设备、生产车间都转移出去了，引入了电子、汽车等现代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已经渐有成效。但是这个结构调整的过程不是三两天简单完成的。”
唐黎明对此表示，要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很难，既要有技术上创新、人才和资金配套，也需要制度环境配合。对于这个问题，胡刚表示，转型会持续地加快经济发展，关键是看节奏和时间点的把握。
究竟应该如何调整，刘志彪则认为，“调高、调轻、调优、调强”这类产业调整目标不易量化；并且“高”不一定有竞争力，高新技术不一定比适用技术更切合省情，“重”不一定不好，“轻”不一定就好。
在微观层面，胡刚认为，一个区域里最好是小企业一片繁荣，大企业顶天立地。江苏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相对来说少一点，但外资企业和大企业比较多。而广东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较多，但缺少大企业。所以广东经济需要发展大企业，结合众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再加上政府行政放权，这样广东还可以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陈秀山说，“从长期来看，结构调整对提高技术能力、降低环境压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居住水平是有益的，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GDP、就业和财政收入，也有担心产业空心化问题，关键看当地政府能否经受住考验，坚持下来可以为下一步发展奠定更好基础。”
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
30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对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改革创新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是很少见的。中央对地方的激励力量，除了来自于行政与财政分权以外，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提供激励力量的关键。锦标赛这种激励机制，其主要特征是，决定最终胜负的是相对位次而不是绝对成绩。地方官员作为晋升锦标赛的参赛者，存在着高度竞争。
从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GDP仍然是硬指标，虽然民生等社会内容在不断增加。目前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省将2013年的GDP增长目标设为8%，反复强调保增长，有着明显的被追赶的危机感。江苏作为赶超者，也是咬紧牙关一路猛追，设定的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为10%。
所以说，粤苏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的体现。问题在于，把GDP作为了政绩考核的最主要指标。
唐黎明表示，单看GDP这个指标是不科学的，会导致经济粗放发展、对民生的忽视、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倡导要破除这种唯GDP的政绩考核模式，希望有更多元的考核模式。就江苏和广东而言，两省在全国的发展都是领先的，未来的的竞争将在于管理、效率以及创新方面的竞争。
发展还是第一位。对于两省之间GDP的比较，胡刚指出，GDP只是一个指标，不能完全用GDP衡量经济发展，也不能完全用GDP的指标来比较两省区域经济发展。但从另一角度，GDP仍是反映经济总量规模的指标，所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关注。
现在的GDP是为了造福后一代更好发展，还是给后代留下更多债务和负担？陈秀山强调说，这个需要政府决策者有理性的思考、长远的目标和理想的追求。如果付出很大的环境和能源代价去追求GDP，这样的GDP宁肯不要和少要；如果GDP对环境污染降到最低、对人的福利提升最多，这样的GDP当然越多越好。所以GDP不能用多和少来衡量，而是这样的GDP以什么成本和代价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