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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义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性指标最终要凝结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塑造未来中国新的城市体系，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逐渐释放出巨大潜能和红利。中国城市大型化趋势明显，城市的规模越大，享受的资源越多，城市的竞争力也会越强。然而，中国城市大型化过程中却都在遭受“城市病”的炙烤，出现了竞争力越强、“城市病”越严重的矛盾走向。
“城市病”问题凸显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研究员牵头，众多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历时大半年时间联合完成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6》显示，2015年中国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十强城市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广州、台北、天津、北京、苏州、澳门和无锡。该《报告》同时对全国38个主要大城市的“城市病”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深圳、北京、杭州、温州、广州、济南、上海、西安、佛山、石家庄依据严重程度排在第一到第十位。
城市竞争力强的城市，“城市病”也日趋严重。竞争力较强的深圳、北京、广州、上海四个一线城市均排在“城市病”指数的前十位。以往说起“城市病”，人们往往会迅速联想到北京和上海。但《报告》显示，深圳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方面连续第二年位列第一的同时，其“城市病”指数同样位居榜首。在与“城市病”挂钩的诸多分项指标中，深圳排名都很靠前，除环境一项外，其余均在前十之中。此外，单项（房价、交通、环境）得分较低的温州、济南、石家庄也进入前十名，前十名城市“城市病”指数均值为0.751，远高于全国38个大城市的平均值（0.476）。
参与《报告》起草的专家指出，中国的城市体系已初步显现出大城市和小城镇“两头大”、中小城市“中间小”的哑铃型规模体系，而且竞争力普遍较强的城市和小城镇多分布于城市群之内，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规模红利的源泉；在空间结构上，中国全域空间上已经出现以上海、北京和广州为中心的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部分城市群内部还具有多中心的空间特征。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制度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大城市内部的多中心结构普遍缺失，“城市病”愈演愈烈。在城市联系上，尽管顶级城市间网络化已经浮现，即不同城市间形成水平分工和功能互补，但低级别城市间的等级化联系特征明显，城市网络化联系远未形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特别指出，中国的“城市病”有别于国外以往发生过的“城市病”。国外的“城市病”仅仅发生在特大城市，比较单一。中国的“城市病”出现了三个表现，一是“城市病”爆发的范围广，不光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有“城市病”，一批中等城市也出现了“城市病”，像太原、石家庄都有不同程度的“城市病”；二是“病”太多，呈摊大饼式蔓延；三是“城市病”和“乡村病”并存。
多中心群网化城市体系新引擎
《报告》课题组成员张洋子博士指出，聚集是大城市最基本的特征，但是城市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区聚集，一旦超出合理水平，就会导致负面的消极因素增加，“城市病”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大多是单中心、中心城区人口集聚程度较为严重的城市。国际经验显示，城市最优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一万人。全国38个大城市数据显示，共有15个大城市中心城区超过最优规模。由于人口大量集聚在中心城区，大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人口规模较大、人口流动性强的城市刑事犯罪率相对较高。在交通方面，北京、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广州、上海、深圳等大城市跻身中国十大交通拥堵城市。住房压力是“城市病”的典型特征。以深圳为例，过去一年半，深圳全市平均房价由2014年底的29577元/平方米涨至最高点的56149元/平方米，涨幅高达90%。在《报告》提到的房价收入比指数前十名大城市中，温州、北京和深圳排名前三。多数大城市医疗设施短缺、看病难问题也很严重。
倪鹏飞认为，破解“城市病”要用多中心群网化城市体系的新引擎来构建全新的中国城市体系。将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整为限定城市中心区人口规模，因地制宜区别发展（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构建多尺度的多中心，鼓励城市群内有条件的大中城市有序扩大规模，在合理规划下引导发展成为规模更优的城市。“为什么东京比上海、北京人口密度都要大，而城市井井有条？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东京就开始启动东京都市圈规划。北京目前建设副中心是解决‘城市病’的一种思路，但一个副中心显然不够，按照每300万到500万人建一座城市的标准，北京应该有六个中心。”倪鹏飞说。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则认为，比起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通过修建更高密度的公共交通网络以及相关配套设施以替代自驾车出行更为重要。他也以东京举例说明，东京人口密度比上海还要大得多，但东京地铁早已遍及整个都市圈，市民86%依靠地铁出行，高峰期为91%，“在一个地铁出行占比如此之高的城市，还担心环保和拥堵问题吗？”
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发展的速度，也成为很多专家的共识。中国区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郝寿义认为，一些城市“城市病”突出，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没有有效落实有关。在下一步的实践中，要通过提高城市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并加以精准落实，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北京十几年前就提出发展多个新城和多中心的思路，但时至今日进展并不明显。“过去北京通州人口增长很快，但没有相适应的产业，成为有城无业的睡城；亦庄开发区产业集聚，人口却不多，成为有业无城的另一个极端，直接导致‘城市病’的发作。”郝寿义指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的话意味深长：“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义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性指标最终要凝结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塑造未来中国新的城市体系，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逐渐释放出巨大潜能和红利。中国城市大型化趋势明显，城市的规模越大，享受的资源越多，城市的竞争力也会越强。然而，中国城市大型化过程中却都在遭受“城市病”的炙烤，出现了竞争力越强、“城市病”越严重的矛盾走向。
“城市病”问题凸显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研究员牵头，众多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历时大半年时间联合完成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6》显示，2015年中国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十强城市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广州、台北、天津、北京、苏州、澳门和无锡。该《报告》同时对全国38个主要大城市的“城市病”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深圳、北京、杭州、温州、广州、济南、上海、西安、佛山、石家庄依据严重程度排在第一到第十位。
城市竞争力强的城市，“城市病”也日趋严重。竞争力较强的深圳、北京、广州、上海四个一线城市均排在“城市病”指数的前十位。以往说起“城市病”，人们往往会迅速联想到北京和上海。但《报告》显示，深圳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方面连续第二年位列第一的同时，其“城市病”指数同样位居榜首。在与“城市病”挂钩的诸多分项指标中，深圳排名都很靠前，除环境一项外，其余均在前十之中。此外，单项（房价、交通、环境）得分较低的温州、济南、石家庄也进入前十名，前十名城市“城市病”指数均值为0.751，远高于全国38个大城市的平均值（0.476）。
参与《报告》起草的专家指出，中国的城市体系已初步显现出大城市和小城镇“两头大”、中小城市“中间小”的哑铃型规模体系，而且竞争力普遍较强的城市和小城镇多分布于城市群之内，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规模红利的源泉；在空间结构上，中国全域空间上已经出现以上海、北京和广州为中心的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部分城市群内部还具有多中心的空间特征。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制度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大城市内部的多中心结构普遍缺失，“城市病”愈演愈烈。在城市联系上，尽管顶级城市间网络化已经浮现，即不同城市间形成水平分工和功能互补，但低级别城市间的等级化联系特征明显，城市网络化联系远未形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特别指出，中国的“城市病”有别于国外以往发生过的“城市病”。国外的“城市病”仅仅发生在特大城市，比较单一。中国的“城市病”出现了三个表现，一是“城市病”爆发的范围广，不光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有“城市病”，一批中等城市也出现了“城市病”，像太原、石家庄都有不同程度的“城市病”；二是“病”太多，呈摊大饼式蔓延；三是“城市病”和“乡村病”并存。
多中心群网化城市体系新引擎
《报告》课题组成员张洋子博士指出，聚集是大城市最基本的特征，但是城市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区聚集，一旦超出合理水平，就会导致负面的消极因素增加，“城市病”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大多是单中心、中心城区人口集聚程度较为严重的城市。国际经验显示，城市最优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一万人。全国38个大城市数据显示，共有15个大城市中心城区超过最优规模。由于人口大量集聚在中心城区，大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人口规模较大、人口流动性强的城市刑事犯罪率相对较高。在交通方面，北京、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广州、上海、深圳等大城市跻身中国十大交通拥堵城市。住房压力是“城市病”的典型特征。以深圳为例，过去一年半，深圳全市平均房价由2014年底的29577元/平方米涨至最高点的56149元/平方米，涨幅高达90%。在《报告》提到的房价收入比指数前十名大城市中，温州、北京和深圳排名前三。多数大城市医疗设施短缺、看病难问题也很严重。
倪鹏飞认为，破解“城市病”要用多中心群网化城市体系的新引擎来构建全新的中国城市体系。将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整为限定城市中心区人口规模，因地制宜区别发展（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构建多尺度的多中心，鼓励城市群内有条件的大中城市有序扩大规模，在合理规划下引导发展成为规模更优的城市。“为什么东京比上海、北京人口密度都要大，而城市井井有条？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东京就开始启动东京都市圈规划。北京目前建设副中心是解决‘城市病’的一种思路，但一个副中心显然不够，按照每300万到500万人建一座城市的标准，北京应该有六个中心。”倪鹏飞说。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则认为，比起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通过修建更高密度的公共交通网络以及相关配套设施以替代自驾车出行更为重要。他也以东京举例说明，东京人口密度比上海还要大得多，但东京地铁早已遍及整个都市圈，市民86%依靠地铁出行，高峰期为91%，“在一个地铁出行占比如此之高的城市，还担心环保和拥堵问题吗？”
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发展的速度，也成为很多专家的共识。中国区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郝寿义认为，一些城市“城市病”突出，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没有有效落实有关。在下一步的实践中，要通过提高城市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并加以精准落实，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北京十几年前就提出发展多个新城和多中心的思路，但时至今日进展并不明显。“过去北京通州人口增长很快，但没有相适应的产业，成为有城无业的睡城；亦庄开发区产业集聚，人口却不多，成为有业无城的另一个极端，直接导致‘城市病’的发作。”郝寿义指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的话意味深长：“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义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性指标最终要凝结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