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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胡锦涛同志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同志策划并参与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开放与国家盛衰》一书,立足于探讨开放与国家盛衰的关系,以世界各国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为纬,梳理了汉唐时期以及15世纪以来,中国从早期的对外开放到后来一再丧失开放机遇,再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抓住机遇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本刊选登陈锦华、吴建民(外交学院原院长)、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的笔谈。他们从世界、历史、发展、文化等不同视角,阐明了开放在发展与改革中的作用与意义。
陈锦华:研究对外开放需要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
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许多同志都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分配的顺序”一章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读了这样的描绘,真让人揪心,叫你终身难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竟被别人看作500年停滞于静止状态,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我们这些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生活的一代人心里,封闭、停滞、落后、挨打的沉重历史,总是挥之不去。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从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我的感受就是在序言中所讲的,“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巨大轮子。改革与开放内外结合,相辅相成”。我还多次举证说,中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外开放;而开放的扩大,又不断推进了改革深化。开放与改革形成的良性互动,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有效机制,推动了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就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讲,开放是最深刻,也是影响面最大的改革。它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对科技创新和合成创新的激励,对社会的冲击,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思想解放、创业精神和勇于走向世界的影响,已经被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所证实。
我从1946年开始工作,至今已60多年,先后在纺织、轻工、钢铁、石油化工等部門工作过,亲身感受过这些部门的核心产业,如纺织工业的化学纤维、轻工业的家用电器的突飞猛进,无一不得益于对外开放。再以钢铁工业为例,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以钢为纲”曾经是我们的治国理念。毛泽东主席亲自抓,党中央作决议,直至发动七千万人上山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几经周折,中国前30年的钢产量才达到3100万吨。后30年,中国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同样是经过了30年,2008年中国的钢产量却超过了5亿吨,占到同年全世界钢产量的38%。前后30年的巨大发展差距和根本区别,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开放和开放。
现在,中国还处在工业现代化的中期,工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都面临世界科技进步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等极大挑战。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应对挑战的最佳选择是开放。只有开放,才能持续激发活力,才能在强手林立中竞争发展。开放与改革,这个基本国策,是新中国60年,是中华民族汉唐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近500年历史教育我们的最珍贵的治国理念。
研究对外开放,要有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我们把这个要求,作为研究《开放与国家盛衰》的标尺,也就是在这本书后记中所讲的,以全球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为纬,梳理中外开放历史,探讨开放规律。
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著作,我翻看的比较多,总的感觉是对开放讲得不够,即使讲,也是宣传成就,解释政策,缺乏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深度。我们研究这个课题,就是想用这样的角度来审视今天正在做的工作。可能这本书还达不到这个高度,但这样的立论起点是最重要的。根据这样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变化,我们失去了哪些开放的机遇,又有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我们在书中评述了汉唐盛世、郑和下西洋、乾隆拒绝与英国通商,对比十五世纪开始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研究中国由盛而衰和由衰转盛的漫长历史,我们想表达的观点是:汉唐盛世是开放治国,善于融合外来文明、促进中国繁荣昌盛;郑和七下西洋后的海禁,是错失开放机遇;乾隆以天朝“无所不有”自居,不察世界大势,是拒绝开放机遇;晚清、民初是在种种丧权辱国条约的屈辱形势下,极其不平等地应对开放机遇;新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而适时抓住开放机遇。历史和现实证明,对待开放机遇的不同态度,突出体现了治国理念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郑和七下西洋,宣扬明朝中国的国势强盛,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关系,推进朝贡贸易,畅通海上丝绸之路,采用先进的航海技术、设备等等,都是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史、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与此同时,人们对郑和七下西洋后的“突然中止”都感到迷惑不解。在《开放与国家盛衰》中,课题组介绍了“梁启超谜题”和“李约瑟谜题”,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我想补充的看法是,这个突然中止的深层原因,还有治国理念中的漠视海洋,而由此导致的最大灾难则是中国海洋造船业的衰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每次多达2.7万—3万人,现代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按不同的编队,大体上也就是八九千人。郑和船队最大的宝船载重量达到1500吨左右,而稍后几十年的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才100吨—200吨。郑和船队的大规模海上远洋行动,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舰船,使用了牵星过洋和罗盘定向、测定针路等先进航海技术。他们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影响深远,在世界地图学、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世界科技史专家、英国李约瑟博士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就是这样一个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匹敌的海军强国,却在此后的400年中持续衰落,直至被当年不能匹敌的欧洲与日本的“坚船利炮”所打败,一再遭到极其野蛮的侵略、掠夺,订下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条约,让世界头号强国,沦落成半殖民地。
事有起因,一个欧洲不能匹敌的海军强国,为什么变得衰落不堪?!这还要追溯历史。据台湾出版的《人物评话》一书记述,在明朝的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有位太监想仿效郑和的事迹再组船队,重下西洋。同朝的兵部尚书,被明孝宗“尤见亲信”的刘大夏,痛恨宦官干政,坚决反对太监组队再下西洋。为了根绝太监的航海念头,他一不做二不休,竟把存放在库房里的郑和船队全部造船资料付之一炬,让太监重下西洋的计划成为梦想。这件事,从细节看也可以看作是“突然中断”这页历史的一种解读。
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仅隔三年,明王朝即诏令禁造海船;约过了半个多世纪,又明令不准建造两桅以上的海船。这些重大举措,同刘大夏焚毁建造海洋船舰资料,可以看作是治国理念中漠视海洋的同一表现。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扼杀了中国的海洋造船事业。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巨大失误。这以后的中国历史证明,失去海洋造船业,就失去了强大海军,失去了保卫陆疆、海疆与国家统一的能力,失去了发展海洋经济的能力。中国明清及其以后的历朝盛衰起落,无不与开放密切相关,无不与对海洋的认识、利用和捍卫工作成正相关效应。
中国是西太平洋的重要国家,有广阔的海疆,是世界第一货物出口大国,90%的进出口货物都要通过海上运输,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和双边、多边合作利益。用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来研究“梁启超谜题”和“李约瑟谜题”,研究中国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朝漠视海洋和扼杀海洋造船业的严重后果,探讨它的深刻教训,特别是与国家盛衰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开放事业,对于认识海洋、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对于丰富治国理念的战略内涵,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开放生生不息,中国必须清醒应对。我在《开放与国家盛衰》序言中写道:“开放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课题,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开放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变。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开放是国家强盛之道的必由之路没有变。”这是信念,是我们撰写这本书的宗旨。
我们也想同时提醒读者注意,开放引起的变化,正在日益广泛深刻地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方方面面,每时每刻都在出现新情况,发生新问题,都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科学地应对。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的开放一切顺利,一切成功。现在,打开报纸、电视,可以不断听到别人的赞扬和我们自己的自我表扬。听得多了,就会产生错觉,就会处在一种不清醒的状态,妨碍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判断世界大势,影响对外开放事业健康发展。
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赞扬。但我们自己一定要看到不足,看到扩大开放条件下的种种挑战,看到我们仍然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尽管在实际工作上比较开放,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开放,甚至有些观念还是半封闭的,对人类的文明成果还知之不深,特别是缺乏开放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我们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外国的先进事物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吸取精华、拒绝糟粕,长期努力,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中国越是开放,越要谦虚谨慎,以建设和谐世界的心态,继续推进开放事业,在开放中认真学习人类文明成果,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吴建民:只有正确认识世界,才能正确认识自己
很高兴读到锦华等同志的新著《开放与国家盛衰》,我有两点感想。
第一,这本书强调开放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给人很多思考的余地。二战结束后,虽然没有再打世界大战,但历史仍是跌宕起伏、十分富有戏剧性。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46年之后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了。苏联由盛到衰的时间很短。
关于苏联怎么垮掉,世界上论述很多。有人说是和平演变的结果;有人说是因为内部体制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进程中进行观察,你会发现从开放走向封闭是苏联由盛转衰的关键。
苏联的兴盛得益于开放。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充分利用了1929年到1933年的西方经济危机。斯大林曾对罗斯福讲,苏联三分之二的工厂是从美国引进的。
二战后,苏联走向封闭,逐渐垮掉了。我跟大家讲一点自己切身体会。1961年,我第一次出国到苏联,住在红场旁边的乌克兰旅馆。当时,国内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我们在苏联吃面包不定量,每顿饭都有肉,觉得非常好。但是有两样东西我不大喜欢,一是洗手的肥皂怪味挥之不去,二是手纸硬邦邦的。命运安排很有意思,30年之后,1991年,我随同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住在十月旅馆。进了旅馆,闻到洗手肥皂还是30年前那个味道,手纸也还是硬邦邦的,而且三十年前给一大叠,现在只给几张。肥皂、手纸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每天都要用,30年不变,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经济的畸形、僵化由此可见一斑。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也想重振苏联雄风。但是,他执政六年之后苏联就走向解体。他也想改革,但最后把苏联改垮了。我在国外担任大使的时候,外国人经常问我:“为什么中国改革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而苏联则不然,根本原因何在?”我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开放,苏联不开放。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强调改革,主张“公开性”、“新思维”。但你仔细看看他的政策,都是在政治方面,结果越改国内思想越混乱,党内思想越混乱。而在经济方面,苏联仍然是封闭的。经济是基础,僵硬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经济上没有什么建树,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改革如何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呢?那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改革,是与开放齐头并进的。只有把开放与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吸收人类文明取得的最新成果。改革就是要逐步破除僵化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羁绊,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发挥出来。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想顺利进行,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取得人民支持的关键就是要使广大人民能够不断享受到改革的好处。中国的成功和苏联的解体形成鲜明的对照,开放是一个关键因素。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往往在处于盛世的时候走向封闭,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秦、汉、隋、唐、宋到元朝,我们都是开放的。明朝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不用说,单就时间上来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到达印度洋、麦哲伦环球航行,都要早得多。但正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我们走向了封闭。而西方却由大航海为先导,迎来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清朝的康熙皇帝与俄国彼得大帝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两个人都看到了世界的变化,都对西方感兴趣,康熙皇帝请了一批西方人到皇宫里教授西学,彼得大帝则亲自深入西方学习。但两个人学习的态度、目的完全不同。彼得大帝在俄国实行了开放政策,让俄罗斯改变了面貌。而康熙皇帝并不是真心想开放,大清朝日益走向封闭。
中国往往在盛世走向封闭,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我以为,是中国人长期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视野比较狭窄。乾隆皇帝就曾非常高傲地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第二,这本书切中时弊,是一贴“清醒剂”。纵览中国的历史,我们这个国家不怕大灾大难。应对大灾大难的能力,大概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民族能够和我们相媲美。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头脑发昏,忘乎所以。
改革开放31年的大发展,成绩不得了,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很难想象,确实值得自豪。但现在有一种浮躁的情绪、浮夸的情绪、不实事求是的情绪在蔓延。这种情况很危险,不容忽视。我举两个例子。金融危机来了,中国总的情况是好的。这确实很了不起,我们应当向管金融的同志表示敬意。但现在吹得很厉害,说我们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没有受到影响。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西方国家是在深水里游泳呛了水,我们则是水刚过了脚脖子,受影响小是正常的,不值得吹嘘。还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值得注意,现在不管什么高科技产品,都说是百分之百的自主知识产权,真的吗?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做任何事都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基本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31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人均GDP三千多美元就是盛世,人均GDP三万美元是什么世啊?现在到处说中国盛世,事实上,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有一些是最为基本的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比如:创新是一个国家前进不竭的动力,但现在在创新的制度支撑上我们显然还存在严重不足。
我到法国当大使,首先就去了解邓小平什么时候去法国的。邓小平1920年10月去法国,那时候他16岁,1926年1月离开,在法国待了五年多。这段经历让他对世界的发展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对后来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影响巨大。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当时我国自主研制的万吨轮之一,1974年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四人帮”大肆吹嘘,借此攻击当时对外引进是崇洋媚外。邓小平一句話就把江青顶了回去,让她无话可说。邓小平讲:我1920年去法国的时候,坐的就是五万吨的邮轮。经过50多年,我们才搞出一万吨的货轮,有什么可吹牛皮的?
总之,这本书问世很及时。21世纪第一个十年行将过去,我们即将开始第二个十年。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史上发展最迅速的十年,也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最快的十年。今后十年,对于中国来讲,可能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我觉得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正确地认识自己,才能提出正确的方针。因为全球化浪潮把全世界连在一起了。如果我们摆脱不了小农经济的狭隘性,眼光只是停留在中国,关起门来自吹自擂,那样会出大问题,重蹈我们历史上在强盛时期走向封闭,进而衰落下去的覆辙。因此,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世界,需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这样的话,我们第二个十年发展机遇会把握得更好。
樊
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同志策划并参与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开放与国家盛衰》一书,立足于探讨开放与国家盛衰的关系,以世界各国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为纬,梳理了汉唐时期以及15世纪以来,中国从早期的对外开放到后来一再丧失开放机遇,再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抓住机遇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本刊选登陈锦华、吴建民(外交学院原院长)、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的笔谈。他们从世界、历史、发展、文化等不同视角,阐明了开放在发展与改革中的作用与意义。
陈锦华:研究对外开放需要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
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许多同志都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分配的顺序”一章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读了这样的描绘,真让人揪心,叫你终身难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竟被别人看作500年停滞于静止状态,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我们这些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生活的一代人心里,封闭、停滞、落后、挨打的沉重历史,总是挥之不去。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从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我的感受就是在序言中所讲的,“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巨大轮子。改革与开放内外结合,相辅相成”。我还多次举证说,中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外开放;而开放的扩大,又不断推进了改革深化。开放与改革形成的良性互动,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有效机制,推动了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就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讲,开放是最深刻,也是影响面最大的改革。它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对科技创新和合成创新的激励,对社会的冲击,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思想解放、创业精神和勇于走向世界的影响,已经被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所证实。
我从1946年开始工作,至今已60多年,先后在纺织、轻工、钢铁、石油化工等部門工作过,亲身感受过这些部门的核心产业,如纺织工业的化学纤维、轻工业的家用电器的突飞猛进,无一不得益于对外开放。再以钢铁工业为例,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以钢为纲”曾经是我们的治国理念。毛泽东主席亲自抓,党中央作决议,直至发动七千万人上山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几经周折,中国前30年的钢产量才达到3100万吨。后30年,中国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同样是经过了30年,2008年中国的钢产量却超过了5亿吨,占到同年全世界钢产量的38%。前后30年的巨大发展差距和根本区别,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开放和开放。
现在,中国还处在工业现代化的中期,工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都面临世界科技进步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等极大挑战。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应对挑战的最佳选择是开放。只有开放,才能持续激发活力,才能在强手林立中竞争发展。开放与改革,这个基本国策,是新中国60年,是中华民族汉唐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近500年历史教育我们的最珍贵的治国理念。
研究对外开放,要有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我们把这个要求,作为研究《开放与国家盛衰》的标尺,也就是在这本书后记中所讲的,以全球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为纬,梳理中外开放历史,探讨开放规律。
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著作,我翻看的比较多,总的感觉是对开放讲得不够,即使讲,也是宣传成就,解释政策,缺乏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深度。我们研究这个课题,就是想用这样的角度来审视今天正在做的工作。可能这本书还达不到这个高度,但这样的立论起点是最重要的。根据这样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变化,我们失去了哪些开放的机遇,又有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我们在书中评述了汉唐盛世、郑和下西洋、乾隆拒绝与英国通商,对比十五世纪开始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研究中国由盛而衰和由衰转盛的漫长历史,我们想表达的观点是:汉唐盛世是开放治国,善于融合外来文明、促进中国繁荣昌盛;郑和七下西洋后的海禁,是错失开放机遇;乾隆以天朝“无所不有”自居,不察世界大势,是拒绝开放机遇;晚清、民初是在种种丧权辱国条约的屈辱形势下,极其不平等地应对开放机遇;新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而适时抓住开放机遇。历史和现实证明,对待开放机遇的不同态度,突出体现了治国理念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郑和七下西洋,宣扬明朝中国的国势强盛,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关系,推进朝贡贸易,畅通海上丝绸之路,采用先进的航海技术、设备等等,都是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史、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与此同时,人们对郑和七下西洋后的“突然中止”都感到迷惑不解。在《开放与国家盛衰》中,课题组介绍了“梁启超谜题”和“李约瑟谜题”,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我想补充的看法是,这个突然中止的深层原因,还有治国理念中的漠视海洋,而由此导致的最大灾难则是中国海洋造船业的衰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每次多达2.7万—3万人,现代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按不同的编队,大体上也就是八九千人。郑和船队最大的宝船载重量达到1500吨左右,而稍后几十年的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才100吨—200吨。郑和船队的大规模海上远洋行动,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舰船,使用了牵星过洋和罗盘定向、测定针路等先进航海技术。他们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影响深远,在世界地图学、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世界科技史专家、英国李约瑟博士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就是这样一个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匹敌的海军强国,却在此后的400年中持续衰落,直至被当年不能匹敌的欧洲与日本的“坚船利炮”所打败,一再遭到极其野蛮的侵略、掠夺,订下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条约,让世界头号强国,沦落成半殖民地。
事有起因,一个欧洲不能匹敌的海军强国,为什么变得衰落不堪?!这还要追溯历史。据台湾出版的《人物评话》一书记述,在明朝的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有位太监想仿效郑和的事迹再组船队,重下西洋。同朝的兵部尚书,被明孝宗“尤见亲信”的刘大夏,痛恨宦官干政,坚决反对太监组队再下西洋。为了根绝太监的航海念头,他一不做二不休,竟把存放在库房里的郑和船队全部造船资料付之一炬,让太监重下西洋的计划成为梦想。这件事,从细节看也可以看作是“突然中断”这页历史的一种解读。
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仅隔三年,明王朝即诏令禁造海船;约过了半个多世纪,又明令不准建造两桅以上的海船。这些重大举措,同刘大夏焚毁建造海洋船舰资料,可以看作是治国理念中漠视海洋的同一表现。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扼杀了中国的海洋造船事业。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巨大失误。这以后的中国历史证明,失去海洋造船业,就失去了强大海军,失去了保卫陆疆、海疆与国家统一的能力,失去了发展海洋经济的能力。中国明清及其以后的历朝盛衰起落,无不与开放密切相关,无不与对海洋的认识、利用和捍卫工作成正相关效应。
中国是西太平洋的重要国家,有广阔的海疆,是世界第一货物出口大国,90%的进出口货物都要通过海上运输,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和双边、多边合作利益。用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来研究“梁启超谜题”和“李约瑟谜题”,研究中国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朝漠视海洋和扼杀海洋造船业的严重后果,探讨它的深刻教训,特别是与国家盛衰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开放事业,对于认识海洋、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对于丰富治国理念的战略内涵,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开放生生不息,中国必须清醒应对。我在《开放与国家盛衰》序言中写道:“开放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课题,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开放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变。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开放是国家强盛之道的必由之路没有变。”这是信念,是我们撰写这本书的宗旨。
我们也想同时提醒读者注意,开放引起的变化,正在日益广泛深刻地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方方面面,每时每刻都在出现新情况,发生新问题,都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科学地应对。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的开放一切顺利,一切成功。现在,打开报纸、电视,可以不断听到别人的赞扬和我们自己的自我表扬。听得多了,就会产生错觉,就会处在一种不清醒的状态,妨碍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判断世界大势,影响对外开放事业健康发展。
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赞扬。但我们自己一定要看到不足,看到扩大开放条件下的种种挑战,看到我们仍然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尽管在实际工作上比较开放,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开放,甚至有些观念还是半封闭的,对人类的文明成果还知之不深,特别是缺乏开放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我们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外国的先进事物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吸取精华、拒绝糟粕,长期努力,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中国越是开放,越要谦虚谨慎,以建设和谐世界的心态,继续推进开放事业,在开放中认真学习人类文明成果,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吴建民:只有正确认识世界,才能正确认识自己
很高兴读到锦华等同志的新著《开放与国家盛衰》,我有两点感想。
第一,这本书强调开放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给人很多思考的余地。二战结束后,虽然没有再打世界大战,但历史仍是跌宕起伏、十分富有戏剧性。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46年之后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了。苏联由盛到衰的时间很短。
关于苏联怎么垮掉,世界上论述很多。有人说是和平演变的结果;有人说是因为内部体制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进程中进行观察,你会发现从开放走向封闭是苏联由盛转衰的关键。
苏联的兴盛得益于开放。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充分利用了1929年到1933年的西方经济危机。斯大林曾对罗斯福讲,苏联三分之二的工厂是从美国引进的。
二战后,苏联走向封闭,逐渐垮掉了。我跟大家讲一点自己切身体会。1961年,我第一次出国到苏联,住在红场旁边的乌克兰旅馆。当时,国内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我们在苏联吃面包不定量,每顿饭都有肉,觉得非常好。但是有两样东西我不大喜欢,一是洗手的肥皂怪味挥之不去,二是手纸硬邦邦的。命运安排很有意思,30年之后,1991年,我随同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住在十月旅馆。进了旅馆,闻到洗手肥皂还是30年前那个味道,手纸也还是硬邦邦的,而且三十年前给一大叠,现在只给几张。肥皂、手纸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每天都要用,30年不变,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经济的畸形、僵化由此可见一斑。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也想重振苏联雄风。但是,他执政六年之后苏联就走向解体。他也想改革,但最后把苏联改垮了。我在国外担任大使的时候,外国人经常问我:“为什么中国改革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而苏联则不然,根本原因何在?”我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开放,苏联不开放。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强调改革,主张“公开性”、“新思维”。但你仔细看看他的政策,都是在政治方面,结果越改国内思想越混乱,党内思想越混乱。而在经济方面,苏联仍然是封闭的。经济是基础,僵硬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经济上没有什么建树,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改革如何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呢?那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改革,是与开放齐头并进的。只有把开放与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吸收人类文明取得的最新成果。改革就是要逐步破除僵化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羁绊,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发挥出来。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想顺利进行,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取得人民支持的关键就是要使广大人民能够不断享受到改革的好处。中国的成功和苏联的解体形成鲜明的对照,开放是一个关键因素。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往往在处于盛世的时候走向封闭,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秦、汉、隋、唐、宋到元朝,我们都是开放的。明朝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不用说,单就时间上来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到达印度洋、麦哲伦环球航行,都要早得多。但正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我们走向了封闭。而西方却由大航海为先导,迎来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清朝的康熙皇帝与俄国彼得大帝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两个人都看到了世界的变化,都对西方感兴趣,康熙皇帝请了一批西方人到皇宫里教授西学,彼得大帝则亲自深入西方学习。但两个人学习的态度、目的完全不同。彼得大帝在俄国实行了开放政策,让俄罗斯改变了面貌。而康熙皇帝并不是真心想开放,大清朝日益走向封闭。
中国往往在盛世走向封闭,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我以为,是中国人长期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视野比较狭窄。乾隆皇帝就曾非常高傲地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第二,这本书切中时弊,是一贴“清醒剂”。纵览中国的历史,我们这个国家不怕大灾大难。应对大灾大难的能力,大概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民族能够和我们相媲美。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头脑发昏,忘乎所以。
改革开放31年的大发展,成绩不得了,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很难想象,确实值得自豪。但现在有一种浮躁的情绪、浮夸的情绪、不实事求是的情绪在蔓延。这种情况很危险,不容忽视。我举两个例子。金融危机来了,中国总的情况是好的。这确实很了不起,我们应当向管金融的同志表示敬意。但现在吹得很厉害,说我们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没有受到影响。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西方国家是在深水里游泳呛了水,我们则是水刚过了脚脖子,受影响小是正常的,不值得吹嘘。还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值得注意,现在不管什么高科技产品,都说是百分之百的自主知识产权,真的吗?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做任何事都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基本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31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人均GDP三千多美元就是盛世,人均GDP三万美元是什么世啊?现在到处说中国盛世,事实上,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有一些是最为基本的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比如:创新是一个国家前进不竭的动力,但现在在创新的制度支撑上我们显然还存在严重不足。
我到法国当大使,首先就去了解邓小平什么时候去法国的。邓小平1920年10月去法国,那时候他16岁,1926年1月离开,在法国待了五年多。这段经历让他对世界的发展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对后来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影响巨大。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当时我国自主研制的万吨轮之一,1974年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四人帮”大肆吹嘘,借此攻击当时对外引进是崇洋媚外。邓小平一句話就把江青顶了回去,让她无话可说。邓小平讲:我1920年去法国的时候,坐的就是五万吨的邮轮。经过50多年,我们才搞出一万吨的货轮,有什么可吹牛皮的?
总之,这本书问世很及时。21世纪第一个十年行将过去,我们即将开始第二个十年。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史上发展最迅速的十年,也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最快的十年。今后十年,对于中国来讲,可能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我觉得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正确地认识自己,才能提出正确的方针。因为全球化浪潮把全世界连在一起了。如果我们摆脱不了小农经济的狭隘性,眼光只是停留在中国,关起门来自吹自擂,那样会出大问题,重蹈我们历史上在强盛时期走向封闭,进而衰落下去的覆辙。因此,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世界,需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这样的话,我们第二个十年发展机遇会把握得更好。
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