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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声是中国特有的喜剧表演形式，在世界喜剧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自成熟完善至今，相声已经历了15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段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中，相声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奔腾不息，不仅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在传统回归的时代独占鳌头、如日中天。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相声所带来的文化价值及传承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对相声作品的反思与参悟。
关键词：相声作品 新相声 传统相声 作品类型
中图分类号：I239.7 文献标识码：A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以作品为依托，作品是艺术的根。相声亦不例外，一部作品的优劣决定了相声演出的质量，相声行内有一句话叫做“人保活，活保人”，即一位演员的艺术水准可决定一个作品完成的好坏，同样，一个作品的好坏也可体现出一位演员的艺术造诣。由此可见，作品作为相声元素的一部分，起着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作品就没有相声。相声作品是几代艺人智慧的结晶，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相声艺人的血汗，它们曾经是艺人赖以生存的“玩意儿”，现在却是演员服务于大众的艺术形式。
以新中国成立之日为界限，相声分为传统相声和新相声。传统相声是对城市市民生活中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描摹与映射，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没有浓重的文学色彩，却在对人性剖析的解读中，透露出包容和客观，它是温和、敦厚的，带着自嘲精神。与之相比，新相声作品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和文学痕迹，更注重对现实中社会形态、行为准则、道德观念的揭露、批判与讴歌，其表现方式也是犀利、尖锐、一针见血式的，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文学性，渗透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立场，这也使得新相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规范性。
新相声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始关注人物形象的描写，掺入了文学意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开始成熟，很多人物形象成为某一特定时代的符号。但是，“在大量新相声中，属于典型性喜剧形象的作品不是很多”。典型形象在相声作品中出现，也使得新相声的表演具有单一性、实时性、时代性的特点。所以，新相声的曲目数量远远多于传统相声，但就其艺术价值和传播范围而言，要逊色很多。
自拆唱八角鼓艺人张三禄初创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始，相声艺人便开始了创作活动，并以此为生。据不完全统计，传统相声作品约有一千余部，其中有根据古代笑话加工改编的，有根据实事现编现演的，有艺人们自身创作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或内容低俗，或艺人流逝，或不符合时代发展，部分作品已经失传，传世作品约有五、六百部，虽然只剩下了一半的曲目，但每一部作品都令人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民俗价值及艺术价值。例如：《扒马褂》、《报菜名》、《八扇屏》、《大保镖》、《文章会》、《小神仙》、《改行》等，一部部耳熟能详的曲目，至今被奉为经典，长演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文艺形式也从战争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文艺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从旧社会的下九流中摆脱出来，受到了社会的尊重，相声也从撂地的“玩意儿”一跃成为了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使得相声艺人怀着无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艺术创造中。许多文人墨客，如老舍、吴小玲、赵树理、罗常培等人，也参与到相声的整理、改编、创作中来，这也使得文学意识开始潜移默化地渗入到相声作品中。1950年1月19日，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新相声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对传统相声中存在的一些低俗、粗俗的内容进行了删改，例如：《菜单子》、《地理图》、《八扇屏》、《夸住宅》、《字象》、《铃铛谱》等。在净化了传统相声的同时，还配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创作了大量作品，例如：《婚姻与迷信》、《二房东》、《一贯道》、《纸老虎》等。
1958年，相声《社会主义好》开启了一代新风，即歌颂型相声的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独立自主，怀着巨大热情大搞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更多的是抱着感恩与崇敬的心态，社会整体意识必然使得各种艺术形式的整体基调偏向于歌颂美好，憧憬未来。歌颂型相声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必然的。然而，由于当时文艺和政治思潮的影响，此时的歌颂成分渐渐充满了溢美和失真的倾向，它过分夸大了生活中的美好，这势必使得艺术脱离生活，充斥着虚构与浮夸。
十年动荡的“文革”时期是一个百花凋敝、落叶纷飞、万马齐喑的年代。相声在政治的夹缝中踽踽而行，依然出现了《挖宝》、《喇叭声声》、《高原彩虹》、《山鹰》、《友谊颂》、《海燕》、《万无一失》等优秀作品。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相声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在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等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倒退局面。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十年浩劫”使得社会整体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猛然从压抑的政治氛围中解脱出来，社会的情绪彻底爆发了，使得群体意识将矛头全部指向了“四人帮”。相声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能直接反映现实的有力武器，它以其独有的表演方式率先登上文艺舞台，身先士卒，充分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先锋作用，掀起了批判思潮的狂风巨浪，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此时的政治讽刺以其惊人的勇气重获新生，并且迅速蔓延，有着“说者解恨，听者酣快”的特点。被压抑多年的相声艺术开始爆发，自1976年至1979年短短的三年间，相声创作达到了高潮，一批揭露、批判“四人帮”及其流毒的作品，如雨后春笋，掘地而起。这些作品矛头犀利、情感酣畅淋漓、形象生动地揭露了“四人帮”色厉内荏的反动本质，嘲笑其可卑、可耻的下场。例如：《如此照相》、《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帽子工厂》、《特殊生活》等。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四人帮”流毒仍然严重桎梏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于是，一批敢于直面流毒的作品应运而生，例如：《假大空》、《皆大欢喜》、《似曾相识的人》等，所有的作品无一不是黑色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悲与怨、血与泪、苦与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步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政治局面趋于稳定，改革开放政策无疑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机遇和挑战。相声也随着政治形势的稳定日趋缓和，其讽刺的矛头也由打倒“四人帮”的政治讽刺，转向了对社会中的不正之风、歪风邪气等社会问题的实事讽刺。随着政治形势变化的日趋深入，相声由对政治的批判更多地转变为对社会和人文的关注，文化格局初显多元态势，但是这并未影响到相声在大众文化生活的主导地位，为大众欣然宠爱并乐此不彼。新时期相声的视野宽阔，从城市到农村、从群众到部队、从历史到现代、从讽刺到歌颂，纵横交错，此消彼长，洋溢着对改革开放、对“四化”建设的由衷关注，反映了时代的情绪和现实的节奏。此时的相声在题材上呈现了多层面和多角度的特点。既有《不正之风》、《石厂长》、《欢迎批评》、《指妈为马》、《多层饭店》、《并非讽刺裁判》等许多讽刺性极强的作品，也有《见义勇为》、《北海游》、《农老九翻身记》等歌颂型的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的相声“不是服从于政治的外部要求，而是出自关注国家和社会命运的内心；不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是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可见，新时期相声的意识是自觉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新时期的创作活动并非是政治的附属品，而是一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社会、人民的普遍关注。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已经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中国渐渐步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代，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将社会整体的审美情趣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各种思潮的涌入使得大众对于外来文化有了更多的新奇感与盲从意识。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中来并迅速蔓延，与文革后残存的传统文化发生碰击，终于在这个时期冲垮了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防线，更是让这种盲从变为了现实，一发不可收拾，进而衍生出很多不伦不类的杂交文化，相声也没有逃脱这种影响，显出了“四不像”的窘态。这一时期由于相声中文学意识的成熟，和社会整体意识的安稳平和，相声的讽刺也趋于平和，没有了前期的尖刻与激愤。讽刺的渐渐淡化也使得作品更着重表达社会的意绪和心态，作为相声基本功能的讽刺功能也渐渐转为了消遣与娱乐。同时，起伏的政治意识在干预着相声创作，很多作家或下海转行，或转型创作，于是，相声作品数量锐减，创作活动渐渐缓滞，再加上文革时期，老艺人群体的大量流失，小剧场的惨遭涂炭，80年代末期，相声后备开始呈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相声演员下海、裂穴一时成风，相声的境地尴尬万分。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例如：《一个推销员》、《虎口遐想》、《电梯奇遇》、《一仆二主》、《八十一层楼》、《五官争功》等。
20世纪90年代末，一批有志之士不甘相声艺术的沉沦与没落，重新组织成立相声队，为已经气若游丝的相声艺术注入了维系生存的养分，开始尝试着走一条举步维艰的道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新的相声应该是摒弃近些年来一些相声所谓的‘出新’，是中国传统相声的回归。”21世纪初，沉睡三十余年的传统相声被唤醒了，再次将其魅力与价值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众多媒体和业界内外的共同关注下，京津两地的曲艺小剧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一旦有了栖身之地，相声民间演出团体和相声小剧场便呈星火燎原之势，在短短的几年间，迅速烧便大江南北，为相声的未来开辟了一条阳光大道。
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使得21世纪的中国注定成为了一个传统回归的特定年代，沉寂了几十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从历史的土壤中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相声传统的回归可以说是传统艺术传承方式的典范之作，为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传统艺术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符合时代需求的生存模式。由此可见，相声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看似无足轻重，却是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它传统却不保守、含蓄却不迂腐、现实却不庸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外来文化分庭抗礼，代表着国人对几千年文化贞操的一种坚守与执着。更为可贵的是，传统相声以其独特的时代引领价值成为了传统艺术中的先锋，并带动了其它传统艺术形式的回归。
相声的发展史虽然仅仅有200年的时间，它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包含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思想观念、传统思维方式、传统的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同时，相声是一种符合现代生活节奏的快餐文化，它用最短的时间为观众带来最大的精神快感和官能愉悦，这也是相声能够立足于多元文化格局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中国艺术史乃至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每一部优秀的相声作品都是一部文学力作。它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艺术财富，更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它以其独特的语言功能和艺术魅力，不仅能使听者哈哈一笑解千愁，更将世间炎凉、人情冷暖描摹得淋漓尽致。既透射着智者的幽默，也嘲笑着愚人的鲁钝；既充斥着对黑暗的控诉，也洋溢着对光明的歌颂；既饱含着生活的睿智，也蕴藏着感情的无奈。正所谓“相声一笑百态生”。恐怕也只有相声这门艺术才能负得起如此重担。
参考文献：
[1] 张蕴和：《相声如何应对精品时代》，刘连群：《相声与文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薛宝琨：《中国的曲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薛宝琨：《新作品的创作》，罗扬：《当代中国曲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4] 高玉琮：《呼吁传统相声的回归是相声艺术发展的需要》，《新世纪文化艺术探索》，天津杨柳青画社，2002年版。
[5] 刘连群：《相声与文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 薛宝琨：《中国的曲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7] 罗扬：《当代中国曲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刘雷，男，1982—，天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曲艺理论，工作单位：天津市艺术研究所。
关键词：相声作品 新相声 传统相声 作品类型
中图分类号：I239.7 文献标识码：A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以作品为依托，作品是艺术的根。相声亦不例外，一部作品的优劣决定了相声演出的质量，相声行内有一句话叫做“人保活，活保人”，即一位演员的艺术水准可决定一个作品完成的好坏，同样，一个作品的好坏也可体现出一位演员的艺术造诣。由此可见，作品作为相声元素的一部分，起着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作品就没有相声。相声作品是几代艺人智慧的结晶，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相声艺人的血汗，它们曾经是艺人赖以生存的“玩意儿”，现在却是演员服务于大众的艺术形式。
以新中国成立之日为界限，相声分为传统相声和新相声。传统相声是对城市市民生活中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描摹与映射，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没有浓重的文学色彩，却在对人性剖析的解读中，透露出包容和客观，它是温和、敦厚的，带着自嘲精神。与之相比，新相声作品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和文学痕迹，更注重对现实中社会形态、行为准则、道德观念的揭露、批判与讴歌，其表现方式也是犀利、尖锐、一针见血式的，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文学性，渗透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立场，这也使得新相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规范性。
新相声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始关注人物形象的描写，掺入了文学意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开始成熟，很多人物形象成为某一特定时代的符号。但是，“在大量新相声中，属于典型性喜剧形象的作品不是很多”。典型形象在相声作品中出现，也使得新相声的表演具有单一性、实时性、时代性的特点。所以，新相声的曲目数量远远多于传统相声，但就其艺术价值和传播范围而言，要逊色很多。
自拆唱八角鼓艺人张三禄初创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始，相声艺人便开始了创作活动，并以此为生。据不完全统计，传统相声作品约有一千余部，其中有根据古代笑话加工改编的，有根据实事现编现演的，有艺人们自身创作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或内容低俗，或艺人流逝，或不符合时代发展，部分作品已经失传，传世作品约有五、六百部，虽然只剩下了一半的曲目，但每一部作品都令人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民俗价值及艺术价值。例如：《扒马褂》、《报菜名》、《八扇屏》、《大保镖》、《文章会》、《小神仙》、《改行》等，一部部耳熟能详的曲目，至今被奉为经典，长演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文艺形式也从战争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文艺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从旧社会的下九流中摆脱出来，受到了社会的尊重，相声也从撂地的“玩意儿”一跃成为了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使得相声艺人怀着无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艺术创造中。许多文人墨客，如老舍、吴小玲、赵树理、罗常培等人，也参与到相声的整理、改编、创作中来，这也使得文学意识开始潜移默化地渗入到相声作品中。1950年1月19日，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新相声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对传统相声中存在的一些低俗、粗俗的内容进行了删改，例如：《菜单子》、《地理图》、《八扇屏》、《夸住宅》、《字象》、《铃铛谱》等。在净化了传统相声的同时，还配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创作了大量作品，例如：《婚姻与迷信》、《二房东》、《一贯道》、《纸老虎》等。
1958年，相声《社会主义好》开启了一代新风，即歌颂型相声的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独立自主，怀着巨大热情大搞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更多的是抱着感恩与崇敬的心态，社会整体意识必然使得各种艺术形式的整体基调偏向于歌颂美好，憧憬未来。歌颂型相声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必然的。然而，由于当时文艺和政治思潮的影响，此时的歌颂成分渐渐充满了溢美和失真的倾向，它过分夸大了生活中的美好，这势必使得艺术脱离生活，充斥着虚构与浮夸。
十年动荡的“文革”时期是一个百花凋敝、落叶纷飞、万马齐喑的年代。相声在政治的夹缝中踽踽而行，依然出现了《挖宝》、《喇叭声声》、《高原彩虹》、《山鹰》、《友谊颂》、《海燕》、《万无一失》等优秀作品。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相声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在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等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倒退局面。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十年浩劫”使得社会整体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猛然从压抑的政治氛围中解脱出来，社会的情绪彻底爆发了，使得群体意识将矛头全部指向了“四人帮”。相声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能直接反映现实的有力武器，它以其独有的表演方式率先登上文艺舞台，身先士卒，充分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先锋作用，掀起了批判思潮的狂风巨浪，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此时的政治讽刺以其惊人的勇气重获新生，并且迅速蔓延，有着“说者解恨，听者酣快”的特点。被压抑多年的相声艺术开始爆发，自1976年至1979年短短的三年间，相声创作达到了高潮，一批揭露、批判“四人帮”及其流毒的作品，如雨后春笋，掘地而起。这些作品矛头犀利、情感酣畅淋漓、形象生动地揭露了“四人帮”色厉内荏的反动本质，嘲笑其可卑、可耻的下场。例如：《如此照相》、《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帽子工厂》、《特殊生活》等。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四人帮”流毒仍然严重桎梏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于是，一批敢于直面流毒的作品应运而生，例如：《假大空》、《皆大欢喜》、《似曾相识的人》等，所有的作品无一不是黑色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悲与怨、血与泪、苦与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步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政治局面趋于稳定，改革开放政策无疑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机遇和挑战。相声也随着政治形势的稳定日趋缓和，其讽刺的矛头也由打倒“四人帮”的政治讽刺，转向了对社会中的不正之风、歪风邪气等社会问题的实事讽刺。随着政治形势变化的日趋深入，相声由对政治的批判更多地转变为对社会和人文的关注，文化格局初显多元态势，但是这并未影响到相声在大众文化生活的主导地位，为大众欣然宠爱并乐此不彼。新时期相声的视野宽阔，从城市到农村、从群众到部队、从历史到现代、从讽刺到歌颂，纵横交错，此消彼长，洋溢着对改革开放、对“四化”建设的由衷关注，反映了时代的情绪和现实的节奏。此时的相声在题材上呈现了多层面和多角度的特点。既有《不正之风》、《石厂长》、《欢迎批评》、《指妈为马》、《多层饭店》、《并非讽刺裁判》等许多讽刺性极强的作品，也有《见义勇为》、《北海游》、《农老九翻身记》等歌颂型的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的相声“不是服从于政治的外部要求，而是出自关注国家和社会命运的内心；不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是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可见，新时期相声的意识是自觉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新时期的创作活动并非是政治的附属品，而是一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社会、人民的普遍关注。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已经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中国渐渐步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代，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将社会整体的审美情趣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各种思潮的涌入使得大众对于外来文化有了更多的新奇感与盲从意识。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中来并迅速蔓延，与文革后残存的传统文化发生碰击，终于在这个时期冲垮了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防线，更是让这种盲从变为了现实，一发不可收拾，进而衍生出很多不伦不类的杂交文化，相声也没有逃脱这种影响，显出了“四不像”的窘态。这一时期由于相声中文学意识的成熟，和社会整体意识的安稳平和，相声的讽刺也趋于平和，没有了前期的尖刻与激愤。讽刺的渐渐淡化也使得作品更着重表达社会的意绪和心态，作为相声基本功能的讽刺功能也渐渐转为了消遣与娱乐。同时，起伏的政治意识在干预着相声创作，很多作家或下海转行，或转型创作，于是，相声作品数量锐减，创作活动渐渐缓滞，再加上文革时期，老艺人群体的大量流失，小剧场的惨遭涂炭，80年代末期，相声后备开始呈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相声演员下海、裂穴一时成风，相声的境地尴尬万分。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例如：《一个推销员》、《虎口遐想》、《电梯奇遇》、《一仆二主》、《八十一层楼》、《五官争功》等。
20世纪90年代末，一批有志之士不甘相声艺术的沉沦与没落，重新组织成立相声队，为已经气若游丝的相声艺术注入了维系生存的养分，开始尝试着走一条举步维艰的道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新的相声应该是摒弃近些年来一些相声所谓的‘出新’，是中国传统相声的回归。”21世纪初，沉睡三十余年的传统相声被唤醒了，再次将其魅力与价值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众多媒体和业界内外的共同关注下，京津两地的曲艺小剧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一旦有了栖身之地，相声民间演出团体和相声小剧场便呈星火燎原之势，在短短的几年间，迅速烧便大江南北，为相声的未来开辟了一条阳光大道。
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使得21世纪的中国注定成为了一个传统回归的特定年代，沉寂了几十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从历史的土壤中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相声传统的回归可以说是传统艺术传承方式的典范之作，为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传统艺术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符合时代需求的生存模式。由此可见，相声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看似无足轻重，却是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它传统却不保守、含蓄却不迂腐、现实却不庸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外来文化分庭抗礼，代表着国人对几千年文化贞操的一种坚守与执着。更为可贵的是，传统相声以其独特的时代引领价值成为了传统艺术中的先锋，并带动了其它传统艺术形式的回归。
相声的发展史虽然仅仅有200年的时间，它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包含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思想观念、传统思维方式、传统的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同时，相声是一种符合现代生活节奏的快餐文化，它用最短的时间为观众带来最大的精神快感和官能愉悦，这也是相声能够立足于多元文化格局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中国艺术史乃至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每一部优秀的相声作品都是一部文学力作。它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艺术财富，更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它以其独特的语言功能和艺术魅力，不仅能使听者哈哈一笑解千愁，更将世间炎凉、人情冷暖描摹得淋漓尽致。既透射着智者的幽默，也嘲笑着愚人的鲁钝；既充斥着对黑暗的控诉，也洋溢着对光明的歌颂；既饱含着生活的睿智，也蕴藏着感情的无奈。正所谓“相声一笑百态生”。恐怕也只有相声这门艺术才能负得起如此重担。
参考文献：
[1] 张蕴和：《相声如何应对精品时代》，刘连群：《相声与文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薛宝琨：《中国的曲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薛宝琨：《新作品的创作》，罗扬：《当代中国曲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4] 高玉琮：《呼吁传统相声的回归是相声艺术发展的需要》，《新世纪文化艺术探索》，天津杨柳青画社，2002年版。
[5] 刘连群：《相声与文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 薛宝琨：《中国的曲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7] 罗扬：《当代中国曲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刘雷，男，1982—，天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曲艺理论，工作单位：天津市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