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号《名利场》杂志刊登的经济学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声称“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论。赞成者的意见以中国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在2014年年底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近两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采取的新动作展现的新形象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为论据，说明“中国世纪元年”好像真的到来了。也有学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只像1872年的美国，在这一年美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第一次超过英国，但世界真正进入“美国世纪”却是到一战后，这期间的条件准备共持续了40多年。
　　为什么“中国世纪元年”问题不是出自中国学者之口却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我想其基本原因不是中国学者迟钝而是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评价问题存在着外高内低的现象。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中国要韬光养晦，目的就是努力争取尽可能长一些的和平发展赶超先进的时间，这是极富远见和实用战略价值的国策指导意见，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和现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之间，仍然在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从综合实力比较上打比方，那就像是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中国篮球和美国NBA之间的差距。古人有云“知耻而后勇”，只有清醒地看到方方面面的差距，认真总结出产生差距的原因，群策群力地探求出弥补差距和有可操作性的赶超战略，中国才能真正把21世纪变成“中国世纪”，那些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强词夺理式的自吹自擂行为只会害了我们自己，也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作为一个肯为中国长远发展着想的学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国情调研，扎扎实实地进行国力分析，细致缜密地研究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不断提出有操作意义的改善改进意见，使中国少走弯路，尽快地令世界大多数人心服口服地步入“中国世纪”。
　　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已接近执行尾声的“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个规划尽管在制定时动员了举国之力，按决策者的初衷是要订立出一个“人人满意的规划”，但从执行结果看，规划的效果同设计初衷仍存在相当的反差。2014年以来，中国之所以出现了“新常态”这样的流行语，它可能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们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的若干个没想到，即：经济增速的换挡来得这样突然，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竟如此剧烈，2008强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影响竟如此广泛深远。但这三个没想到总难免有找客观原因之嫌，我觉得，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中短长期问题，只有不断从主观上找原因，即从战略思路、政策设计、执行落实、激励惩罚等方面进行反思和检讨，我们才能不断矫正失误、少走弯路。从近几年宏微观经济运行实践看，“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用拉动国内消费需求来增加经济发展动力的思路无论从政策方向还是落实方法上都存在一定问题。中国是人口世界第一大国，消费需求潜力巨大，这不容置疑，但从中国城乡居民储蓄率居世界前列及中国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不久的国家且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存在大量欠账的国情看，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还是应当以投资为主要经济动力，消费需求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无法对经济提供充足动力，这一点已从近几年全社会商品零消总额年增速均不足13%这一点可以看出。所以，从这一点说将国内消费作为经济主要动力这一政策选择方向就不大对头。其次，从发达国家情况看，城乡居民家庭消费需求大宗支出通常都是住房支出，但中国近些年居民购房需求因房地产调控政策却成了压制对象，这种近于矛盾的实际举措表明中国许多以智库自诩的机构存在严重的知识缺陷。另外，“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当然没错，但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者的关系上，我们是否还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呢？我有个不很成熟的想法，我认为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出息，最终要看这个国家能不能在经济起来以后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创造能力的标准应当是科技和制造业，而不是什么服务业。马云的阿里巴巴美国上市，已创造出一个民营服务业发展的现代神话，但马云有什么？不就是让中国人买便宜东西更方便一些吗？将来能让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扬眉吐气的东西，一定是工业先进成果，而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中国在即将着手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定要突出强调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并将之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来执行。而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关系上，则应明确主次，投资需求为主消费需求为辅，这种经济引擎结构位置关系决不能错乱。
　　如果能确立制造业优先的战略，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2013年德国政府推出的“工业4.0”国家战略规划，看看人家是如何将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放在战略日程表头号地位的。我2008年去过德国一次，那正是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时期，虽然我们到过的德国城市虽然只有慕尼黑和法兰克福，但已感受到德国经济状况与法国情况的极大不同，这里到处生机勃勃，下榻酒店的自助餐供应也极为丰盛，人们在餐厅里吃饭的气氛热热闹闹，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的法国巴黎的景象只能用冷清来形容。德国之所以能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我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制造业过硬。在欧洲也有以服务业发达著称的国家例如冰岛，在全球金融危机前曾被许多政要和经济学家大加赞扬，但2008年危机到来时，几乎是一夜之间，冰岛就到了国家差点儿破产的地步。讲这两个例子，就是希望决策者应当清醒地面对中国制造业严重不景气，而金融业包括所谓互联网金融现在虽然红红火火，但资金在业内空转层层取利的现象已经十分危险，我们必须尽快研究如何矫正这一现象的政策措施，出台一揽子方案，保障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特别优先支持制造业。在政策工具选择上我们的决策层有丰富的经验，如差别税率、贷款贴息等等许多可采用手段。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实在太大，如买飞机，进口汽车线生产我们花的钱已达天文数字，但我们生产一辆像样的汽车和飞机出来了吗？再举例说，国人颇为引以为自豪的高铁，克强总理出国总是亲自当推销员把它作为能够走出去的一个值得骄傲的品牌，但高铁三大核心技术——牵引、制动、自动控制，到现在我们只掌握其中的两项，制动技术只能依靠德国，再说说高铁列车的车轴，我们一根也造不出来，全部依靠进口，因为我们的材料工艺不过关。顺便说一说美国，美国2014年三季度GDP增长率竟达5%，美国的5%是什么概念？在我看来，美国GDP增长3%就相当于中国的7%～8%，如果达到5%那就相当于中国的GDP年增9%以上。美国自2008年危机后强力复苏的奥秘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计划，是制造业的强力复苏支撑了美国经济最早走出衰退停滞混沼。具讽刺意味的是，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火车头中国自己的制造业却走到了“工业铁锈时代”悬崖的边缘，而且直至现在我们还未进行战略反省。
　　2015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在思路上我们似乎还未产生大的突破，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迟钝，现在还很难说会出现什么能扭转制造业颓势的大事件，因此，斯蒂格利茨所说的2015是“中国世纪元年”的根据实在有些不足。除忽略制造业重要性这一点外，我们还要从理论上正视投资需求的巨大作用问题，无论从拉动经济上还是从部分地缓解产能过剩上，“铁公基”仍是经济增长利器，这一点毋庸讳言。看看近两年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运行情况就知道，只有建筑业还在保持旺盛的势头，中国产业走出去时，从目前情况看也只有建筑业最有竞争力。好多人诟病中国基建投资过度，但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只要能消化过剩产能，只要能给国民留下一大批优良基础设施，即使经济效益稍微差点儿也值了。我们可以简单算一笔账，钱投在国内产生各种派生收入，财富留在了国内，这比在国际上给人白送钱强得多。管理国家就像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首先你得能挣钱，然后才是会花钱，若是光会花钱不会挣钱，家底无论如何殷实也总有吃光花光的一天。所以我们在调整长期战略思路解决中期结构调整问题时也不能忘了经济增长刺激这个短期宏观问题，我个人觉得，只要财政政策不小气，货币政策不迟钝，中国的经济增长局面肯定就会改善多多。强劲的增长势头，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引擎的角色，这是“中国世纪元年”的必要条件之一，什么叫必要条件？形式逻辑的规定是：有A未必有B，无A一定无B。所以保持一个不算低的经济增速也绝非无关紧要之事。我们的决策层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想得开一些，该刺激就刺激，该支持“铁公基”就支持“铁公基”，该调整制造业思路就调整制造业思路，这样“中国世纪元年”到来也许会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