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旗下的生死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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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抓劳工 身陷虎穴
  
  194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父亲外出干活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家。正当母亲焦急不安的时候,一起干活的叔叔跑来告诉说:“大哥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妈妈急忙赶到宪兵队打听情况,得知:我父亲已经和其他30多个青壮年一起,被押上两辆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车,开到地处中俄边境的东宁去了。
  初春的东宁,连绵起伏的群山仍旧覆盖在茫茫白雪之中。和我父亲一起被抓了“苦力”(劳工)的青壮年被日军分成两组,押进了三岔口界河附近一个灯光昏暗而又幽深莫测的山洞。他们的任务是:白天在里边挖洞,晚上往外背石头。劳工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每顿吃的是橡子面窝头,一碗清得见底没有油花的咸汤,睡的是草垫子,盖的是水泥包装袋。
  更为恐怖的是,他们很快得知:以前在这里做工的人,大多不是累死就是饿死。与父亲一起被抓来的难友中,也开始有人累病了。有的人半夜睡下,第二天早晨爬不起来,就被拖走活埋了。父亲后来知道了自己所做的苦工是修建军用炮台和秘密地道,是日本鬼子准备和苏军打仗用的。从工程的规模看,已经干了好多年了,不知有多少中国人默默地死在这无人知晓的边陲荒野。
  在这几十名劳工中,父亲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年长几岁的山东老乡,他叫刘刚,像个老大哥一样,处处照应父亲。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刘刚悄悄对父亲说:“在这儿当苦力,很难活着出去,要想活命,必须想方设法逃出去。”
  地下工程是隐蔽进行的,明处没有什么显眼的设施,只有一些看似平常的边界碉堡。鬼子对于劳工监视得很紧,附近山上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平时,除了不能干活的重病号会被拖走活埋外,凡是逃跑的劳工被抓获后,都要被送到后山的狗圈里,让狼狗活活撕碎吃掉。为了能够活命,父亲和刘刚每天都琢磨着怎样从鬼子的魔爪下逃生。
  机会终于来了。深秋的一天下午,刘刚告诉父亲:明天鬼子要派两个劳工跟车去拉补给。如果能得到这个差事,就可能有机会逃离虎口。刘刚闯荡东北多年,在日本人开的株式会社里干过活,懂得日语,与负责派工的工头也能说上话。知道这个信息后,他找到工头,得到了带父亲一起下山的许可。
  
  难友相携 逃出虎口
  
  这天上午,父亲获准和刘刚一起跟随两个日本兵到镇上去拉补给。车走到半路的山岗上,两个鬼子下车撒尿。公路两边是茂密的草丛和树林,刘刚朝我父亲递了个眼神,对鬼子说:“太君,我们这两天着凉闹肚子,请求下车方便一下。”可能是因为刘刚会日语,再加上鬼子对指派出公差的劳工戒备较松,就指着后边路旁的草地说:“去那里,要快快的!”说完,两个鬼子就背过身去抽起烟来。
  刘刚拉着我父亲的手,跳下车,跑到离车有10多米远的路旁草地里,蹲下来说:“咱俩朝身后的树林里跑!”这时,父亲才看清刘刚下车时竟然拎着一支偷偷摸到手里的日本快枪,顿时对他心生敬意,恐惧的心情一下子消散大半。他俩瞅见鬼子兵还在背着身子抽烟,就猛然转身朝着茂密的树林冲去。当鬼子兵听到身后的草丛有异样的声响,朝这边打枪的时候,他俩的身影已经被树林遮掩住了。
  
  生死逃亡路
  
  在鬼子的枪声中,父亲和刘刚发狂似地朝着树林深处飞跑。跑出约六七里路的时候,依稀听到大股追兵出动搜捕的声音,这时尽管已筋疲力尽,他俩还是拼命地朝着树林深处奔逃。下半晌两点多钟,俩人遇到一处泉眼,便喝着清凉的泉水,商量往什么方向跑,到什么地方去落脚。
  深秋的中俄边境,秋风萧瑟。以往经常出没于此的渔人猎户踪影皆无,农民也早已被强迫迁往边境禁区之外。沿边境一侧,日本“关东军”国境守备队的碉堡成群,岗哨林立,如果不尽快走出这个区域,随时会被日寇抓住处死。
  太阳偏西时,他俩决定:干脆越境到苏联去。经过一片树林后,他们看到了远处苏联边防军的瞭望塔。两人不知从哪来了一股劲,不顾疲惫和饥饿,朝着瞭望塔奔去。俗话说:“看山累死马”,他们连跑带颠地走了1个多小时还没到跟前,这时,夕阳西下,大森林里很快就黑下来了。朦胧中,刘刚看到附近有块界碑,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下安全了。”
  他俩赶紧摘些野果、蘑菇充饥,找了一个背风的土岗子,厚厚地拢了些落叶,想歇一宿。可是睡下不一会,俩人都感到肚子疼得厉害,脑袋也涨得像要炸开一样,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折腾到天亮,才发现彼此的脸已经肿得变了模样。刘刚说:“不好,咱们是吃下毒蘑菇了。”
  不一会,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两只狼正悄悄朝着他们逼近,两人一动也不敢动,这时,刘刚扣动了快枪扳机。清脆的枪声和狼被击中的惨叫声打破了大森林的寂静。很快就有一阵紧似一阵的狗叫声传来,有人操着俄语和日语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刘刚和父亲被苏联边防军包围了。
  审讯中,苏联边防军怀疑他们是企图潜入苏联窃取军事情报、进行破坏活动的日本间谍,这给我父亲和刘刚的身份认定带来不少麻烦。经过一周的拘押审问,苏军从他俩的口供中进一步得知日军构筑军事要塞的最新情况。
  一天下午,他们又被带到审讯室,进行问话的是一个肩抗苏军少尉军衔的中国人,他自我介绍说:也是山东人,现在是东北抗日联军第88旅的军官。接着他询问了刘刚和我父亲的打算。刘刚表示愿意留下参加抗日联军。那个军官看刘刚很机灵,就直接把他安排到侦察连去了。
  父亲思念家中年近古稀的双亲,希望早些回家。那个军官说:“现在回去等于送死,等战争结束后再回去吧。”于是我父亲被安排进当地一家工厂当工人。
  初期,刘刚还有时间和父亲来往,后来由于苏联进入了紧张的对日战争准备阶段,父亲就很难看到刘刚的影子了。又过了1年多,1945年春天,苏军快要光复东北的时候,父亲听说 88旅侦察员在回国执行特遣任务的战斗中,大多数都牺牲了。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1945年8月,抗日联军与苏联红军一道解放了东北,父亲回到了家乡牡丹江。在这年金秋时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父亲突然发现刘刚站在主席台侧面的一群军人当中,他急忙跑过去和他打招呼。难友相见万分激动,但由于时间紧迫,未能痛快淋漓地畅叙一番,又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解放后,父亲进工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但是,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和难友刘刚那段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与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相连。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对自己曾越境求生的事儿讳莫如深。南下工作的刘刚在“文革”期间从部队转业后,更是因为在苏联当过侦察员而背上“苏修特务”的罪名,险些在批斗中送命。
  刘刚在广东离休赋闲后,一直惦念当年的难友,他花了很长时间,辗转找到了我家地址,1995年末,他写来了回顾尘封往事的书信,这时父亲已经去世了。
  那段历史为什么让两位虎口余生的老人终生不忘?东宁的深山里埋藏了哪些秘密?60多年过去了,有多少人知道那些劳工生死攸关的挣扎与反抗?
  20世纪90年代初,那里建立了由我军高级将领李德生题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的纪念碑,东宁要塞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责编:辛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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