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顾2019年的国际贸易，可以从两方面简要总结，一是全球贸易新格局，二是贸易政策新趋势。在全球贸易新格局方面，既有量的变化，也有结构性的调整和重构，大致有六个特点：
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全球贸易持续疲软的局面能从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TOI）一窥端倪，当前是95.7，而2017年是102.2。从种种迹象看，全球贸易增速的持续下跌和贸易疲软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贸易的区域结构调整显著。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大势也反映在了国际贸易领域：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间的贸易总量，且发展中经济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参与到了全球货物贸易的一半以上。区域性的价值链也正在加速发展，特别是在亚洲，其内部各经济体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增强。
贸易依存处在动态调整之中。以中日韩三国和美国之间贸易依存调整为例，目前中日韩三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下降幅度较大。整体上看，这一轮贸易依存度调整仍将持续。
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空前高涨，特别是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空前。根据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GEPU）数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这一指数的全年最高点是10月份的199。2019年8月，同一指数却高达359，也就是说2019年8月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还要高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已经证实，关税和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会给全球价值链带来重大打击，对制造业的打击尤其巨大。自WTO成立以来，贸易不确定性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自2018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19年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贸易竞争蔓延到了科技层面。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WTO，贸易竞争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在未来的贸易竞争中，科技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在激烈进行的科技竞争有从根本上重塑全球技术供应链的潜力，贸易竞争的背后正是全球创新发展下的技术竞争。
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2019年全球贸易制度博弈的焦点之一是WTO改革：改革旧体系，规制新议题领域（如数字贸易）。最为迫切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存续面临危机。
在贸易政策新趋势方面，则可以观察到六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贸易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球化深入推进使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也使国际贸易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贸易政策在外交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已经与其经济意义相提并论了，甚至在一些辩论中实现反超。今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引发了国际上一些新的思考，尤其是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问题。同时全球化展现出的新特征，如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技术创新、智能化、数字贸易等，使得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力下降。在新形势下，全球战略性博弈已经并且将持续深度影响各国的贸易政策。
第二，贸易议题已经处于世界政治议程的中心位置，这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还是首次。首先，贸易政策成为贸易大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深度结合。其次，政治人物对自由贸易的认知出现了逆转，普遍不再持无条件支持态度，而是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政治或政策工具来使用。最后，贸易保护主义潮流涌动，贸易政策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国内政治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看，当前，各国对外国市场、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的依赖都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一旦一国出现问题，它就很可能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看作这些问题的根源。在这里，社会方面的因素作用突出，特别是全球化进程中非受益人群的抗争影响深远。
第三，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仍处在调整和推进过程中。2019年，一系列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实现了调整、升级或突破。据统计，以2007年为起始年，全球新签署且已经生效的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总数达到18个，另有4个已经签署或完成谈判，正等待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还有26个处在谈判进程中。这显示，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区域性贸易协定的重要，不过这些协定也会对全球大多边体系构成一定挑战。
第四，贸易政策的范畴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些看起来属于国内事务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法、竞争政策、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被纳入贸易谈判日程。在全球化新阶段，随着贸易竞争加劇和全球经济秩序的重构，“国家安全例外”也已成为一种贸易制度安排。现在的贸易政策可以说既在边境内也在边境外。
第五，国家贸易竞争力被提升到至关重要的高度。新一轮的贸易竞争不局限于产品的比较优势，还在考验着各国制度的“比较优势”，包括贸易相关立法、国内政策、制度环境、营商环境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聚焦贸易政策工具的设计和运用，这里边不仅是关税和关税调整，还有贸易谈判、自贸协定的签署，还有贸易优惠、贸易能力建设，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出口和进口贸易政策，甚至汇率政策，这一系列制度都关乎到21世纪贸易竞争力。
第六，大国经贸关系逐渐进入“竞合”新常态，国际贸易治理机制的重构进程已经启动。大国贸易冲突的效应会逐渐显现出来，对全球贸易架构和秩序都有重大影响且具有显著滞后效应，当前尚难以全面评估。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重构任重道远。
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全球贸易持续疲软的局面能从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TOI）一窥端倪，当前是95.7，而2017年是102.2。从种种迹象看，全球贸易增速的持续下跌和贸易疲软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贸易的区域结构调整显著。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大势也反映在了国际贸易领域：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间的贸易总量，且发展中经济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参与到了全球货物贸易的一半以上。区域性的价值链也正在加速发展，特别是在亚洲，其内部各经济体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增强。
贸易依存处在动态调整之中。以中日韩三国和美国之间贸易依存调整为例，目前中日韩三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下降幅度较大。整体上看，这一轮贸易依存度调整仍将持续。
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空前高涨，特别是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空前。根据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GEPU）数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这一指数的全年最高点是10月份的199。2019年8月，同一指数却高达359，也就是说2019年8月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还要高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已经证实，关税和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会给全球价值链带来重大打击，对制造业的打击尤其巨大。自WTO成立以来，贸易不确定性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自2018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19年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贸易竞争蔓延到了科技层面。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WTO，贸易竞争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在未来的贸易竞争中，科技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在激烈进行的科技竞争有从根本上重塑全球技术供应链的潜力，贸易竞争的背后正是全球创新发展下的技术竞争。
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2019年全球贸易制度博弈的焦点之一是WTO改革：改革旧体系，规制新议题领域（如数字贸易）。最为迫切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存续面临危机。
在贸易政策新趋势方面，则可以观察到六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贸易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球化深入推进使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也使国际贸易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贸易政策在外交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已经与其经济意义相提并论了，甚至在一些辩论中实现反超。今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引发了国际上一些新的思考，尤其是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问题。同时全球化展现出的新特征，如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技术创新、智能化、数字贸易等，使得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力下降。在新形势下，全球战略性博弈已经并且将持续深度影响各国的贸易政策。
第二，贸易议题已经处于世界政治议程的中心位置，这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还是首次。首先，贸易政策成为贸易大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深度结合。其次，政治人物对自由贸易的认知出现了逆转，普遍不再持无条件支持态度，而是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政治或政策工具来使用。最后，贸易保护主义潮流涌动，贸易政策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国内政治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看，当前，各国对外国市场、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的依赖都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一旦一国出现问题，它就很可能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看作这些问题的根源。在这里，社会方面的因素作用突出，特别是全球化进程中非受益人群的抗争影响深远。
第三，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仍处在调整和推进过程中。2019年，一系列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实现了调整、升级或突破。据统计，以2007年为起始年，全球新签署且已经生效的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总数达到18个，另有4个已经签署或完成谈判，正等待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还有26个处在谈判进程中。这显示，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区域性贸易协定的重要，不过这些协定也会对全球大多边体系构成一定挑战。
第四，贸易政策的范畴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些看起来属于国内事务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法、竞争政策、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被纳入贸易谈判日程。在全球化新阶段，随着贸易竞争加劇和全球经济秩序的重构，“国家安全例外”也已成为一种贸易制度安排。现在的贸易政策可以说既在边境内也在边境外。
第五，国家贸易竞争力被提升到至关重要的高度。新一轮的贸易竞争不局限于产品的比较优势，还在考验着各国制度的“比较优势”，包括贸易相关立法、国内政策、制度环境、营商环境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聚焦贸易政策工具的设计和运用，这里边不仅是关税和关税调整，还有贸易谈判、自贸协定的签署，还有贸易优惠、贸易能力建设，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出口和进口贸易政策，甚至汇率政策，这一系列制度都关乎到21世纪贸易竞争力。
第六，大国经贸关系逐渐进入“竞合”新常态，国际贸易治理机制的重构进程已经启动。大国贸易冲突的效应会逐渐显现出来，对全球贸易架构和秩序都有重大影响且具有显著滞后效应，当前尚难以全面评估。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重构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