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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作为一个泛指五湖四海的巨型空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谓源远流长，而武侠小说对之尤为嗜好。
“江湖”作为一个尤其是与朝廷相对的另类空间，或真实，或虚幻，或有所确指，或无处可寻。晚唐杜牧《遣怀》一诗有“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①的妙句，颇能体现走“江湖”者背离朝廷、流浪四方的野味，以及相关的失意情绪。宋人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②却将江湖与朝廷的抗衡姿态统一为作者一以贯之的世俗关怀。“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寂寞岁月，其实隐含着两种极端化的姿态，要么飘然逃逸而无所牵挂，要么暂时逃逸而不忘归返红尘，亦有为数不少的贤臣隐士用“穷”、“达”两际不同的举措，在两种姿态间摇摆不定。不过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与古典诗词小说中的“江湖”相比，既有所继承，也有所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金庸小说的江湖世界可以被指认为乌托邦，这里在如下两层意义上存在的：其一是在“空间”与“人”的意义上，金庸小说特征之一便是要营造虚构的“江湖”和“武林”，而“江湖”和“武林”是正反乌托邦的合体，它一方面可能是与昏暗朝廷相对立的政治意义上的理想社会和代表正义与公道的侠客，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充满凶杀和诡计的险恶空间，以及被欲望所扭曲的兴风作浪者。其二是在心态的意义上，“归隐”与“救赎”成为江湖乌托邦主题的二重奏；江湖世界的人物往往葆有一以贯之的归隐情节。他们向往并最终归隐于现实之外的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是短暂出现的田园美景和神秘而不知所终的诗意归隐方式；与此同时，侠客之意义便在于为失序的江湖重新赋予秩序，竭尽个人之所能，拯救江湖世界的危机。
作为神出鬼没、武艺高强之侠客的行动场所，“江湖”具有一定的“幻设”成分和理想色彩。理想化江湖世界最为充实的表达，无疑当属“水泊梁山”。
有论者将《水浒传》的水泊梁山视为一个受压迫者的政治乌托邦，一个苟延残喘的下层劳动者在朝廷与地方双重恶势力的宰制下“梦寐以求的乌托邦”，而梁山泊所提供的理想空间和自由规则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称分金银，一样穿稠锦，成翁吃酒，大块吃肉”③。在那里，天地的无常、政治的不公、社会等级的区分与歧视、贫困无依的乱世生活，全部荡然无存。
在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侠义之士，除盗平叛……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的模式④，并没有继承《水浒传》理想化江湖世界这一传统。如果说弹丸之地的“梁山泊”尚且不能被组织成一个理想化的空间，那么，20世纪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其范围之宽广远远超过小小的“梁山泊”，它更难以被整合成一个“理想社会”；而其空间的异质性，则无法规避地导致正面乌托邦的萎缩、反面乌托邦的呈现，从而达成了正反乌托邦的合体。
江湖世界首先以“团结”、“公正”、“义气”、“忠诚”等正面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侠义小说之中，反面乌托邦则是晚近出现的产物，是“梁山泊传统”的否定性变体。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派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一方面，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譬喻”，它象征着权力斗争的各式内容和铁血逻辑——权利分配是以武力的强弱与武功的高低为标准的⑤；另一方面，它还成为尽显人性浮沉的一个血腥暴戾的角斗场。除此之外，它还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与官方势力相制衡的政治联盟。这是《水浒传》传统微弱的“延续”和巨大的“反叛”——所谓“延续”，是指20世纪武侠小说中，理想化的“江湖”世界依旧偶尔出现，这是被放大了的“水泊梁山”；而所谓“反叛”，则指“江湖”被反面乌托邦化，主要表现为“江湖”被改写成一个凶险残酷的世界。“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十四部武侠小说，往往曲折书写并宣泄着乱世情结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它们构成一个纷繁交错的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世界。
金庸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也存在水泊梁山式的对抗，这是草莽英雄举旗造反的模式，是以一种权力“取代另一种权力”。但在金庸的笔下，义军的叛逆被改写成秘密帮会的活动，而且假如了“种族—民族—国家”冲突的背景，而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虽然仍旧未免雄心受挫、豹隐回疆的命运，但他们反抗清廷、联合回部、挟持清帝、夺回《古兰经》，其盛事与成就几乎可以遥望“梁山泊”；《碧血剑》中的泰山大会所缔结的反抗明廷的联盟，虽然最终以盟主袁承志远避海外为结局，但其“铁血丹心”亦不能仅仅以成败论之；《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读到杨逍所撰《明教流传中土记》时，慨然道：“‘法禁愈严，而愈不可胜禁’这句话，正是本教深得民心的明证。”⑥由是观之，《倚天屠龙记》中江湖势力的存在，正是因为蒙古统治之暴虐，竟使得普天之下“饿殍遍野生民之困，已到极处”，也还因为朝廷或者其他掌权政治的黑暗，成为民众不堪忍受的现实。即便现存主宰性政治强权会以多种手段坚壁清野，然而明教这样的“魔教”，当其能够体现民意时，便终于有效地达成了共抗蒙元的坚强联盟；它作为一种较富正义感的“异端”力量，将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代代生存并繁衍持续。
金庸以虚设的秘笈和宝藏，揭发了江湖的残酷、人性的贪婪以及人心的险恶。《碧血剑》中的“金蛇秘笈”，《射雕英雄传》中的“九阴真经”，《倚天屠龙记》中的“九阳真经”、“乾坤大挪移”和“倚天剑”、“屠龙刀”，《天龙八部》中的“六脉神剑经”和“少林七十二绝技”，《笑傲江湖》中的“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虽然有些秘笈直指权力、盟主地位以及武功本身的最高境界等强有力的诱惑，但它们也为不少江湖人士招致杀身灭顶之灾。就其叙事功能而言，秘笈当然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悬念和核心事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人性的试金石，也充分表露了人本身的贪婪和残忍。《碧血剑》中打劫财物的恶虎沟沙寨主对装疯卖傻的袁承志说：“袁相公在家纳福，岂不是好，何必出门奔波？要知江湖上险恶得很呢。”⑦《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以“婆婆”身份初遇令狐冲，临别之际，轻声劝告：“江湖分波险恶，多多保重。”⑧《天龙八部》中的阿朱对萧峰说：“江湖上刀头上的生涯，想来你也过厌了，不如到雁门关外去打猎放牧，中原武林的恩怨荣辱，从此再也别理会了。”萧峰叹了口气，回应到：“这些刀头上挣命的勾当，我的确过的厌了。”刀口下行走，正邪难辨、凶险异常的江湖生活，连大英雄萧峰亦无形中流露出内心的厌倦。
在新派武侠小说中，甚至茶楼酒肆、山庄家宅这些古代社会微型的、寻常的消费和居住场所，也往往被写成“非日常”的一部分。无论是狄云受辱的万震山庄（《连城诀》），还是最具“桃花源”色彩的黄药师的桃花岛（《射雕英雄传》），还是以痴情男子做花肥的“曼陀山庄”（《天龙八部》）……都转瞬间成为血雨腥风飘扬激荡的场所。金庸小说中这些似是而非的、小的、具体的桃园胜景，与经典的乌托邦构成发生了意味深长的错位。出于武侠小说的叙事语法，这些传统诗文中经典的乌托邦空间，被改写成潜藏杀机的危险之地，这一写法在古龙的武侠小说中也得以突出表现。《多情剑客无情剑》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女主角林诗音居住的“梅花园”，一直潜藏着梅花的两种可怕的变体——险恶的人的变体“梅花盗”与残酷的物的变体“梅花针”，最后林诗音死于丈夫梅花盗的梅花针下，再一次将这块梅花园式的空间转变成反面乌托邦的存在之地——死亡之所。江湖世界这些险恶的情境，引发了束缚性的异己力量，也造成了反面乌托邦的具体症候，正如古龙可以描写的“险恶江湖”所有力揭示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结果是侠客行走江湖，几乎无法规避地遭受扭曲和异化。此种意义上的江湖，成为人类社会现实的象征，是残酷政治的纸上投影。■
注释
①见杜牧《川集》外集《遣怀》一诗。
②范仲淹《岳阳楼记》，见《古文观止》
③陈正炎、林其《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
④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鲁迅全集》第九卷
⑤参见洛枫《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
⑥金庸《倚天屠龙记》
⑦金庸《碧血剑》
⑧金庸《笑傲江湖》
“江湖”作为一个尤其是与朝廷相对的另类空间，或真实，或虚幻，或有所确指，或无处可寻。晚唐杜牧《遣怀》一诗有“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①的妙句，颇能体现走“江湖”者背离朝廷、流浪四方的野味，以及相关的失意情绪。宋人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②却将江湖与朝廷的抗衡姿态统一为作者一以贯之的世俗关怀。“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寂寞岁月，其实隐含着两种极端化的姿态，要么飘然逃逸而无所牵挂，要么暂时逃逸而不忘归返红尘，亦有为数不少的贤臣隐士用“穷”、“达”两际不同的举措，在两种姿态间摇摆不定。不过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与古典诗词小说中的“江湖”相比，既有所继承，也有所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金庸小说的江湖世界可以被指认为乌托邦，这里在如下两层意义上存在的：其一是在“空间”与“人”的意义上，金庸小说特征之一便是要营造虚构的“江湖”和“武林”，而“江湖”和“武林”是正反乌托邦的合体，它一方面可能是与昏暗朝廷相对立的政治意义上的理想社会和代表正义与公道的侠客，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充满凶杀和诡计的险恶空间，以及被欲望所扭曲的兴风作浪者。其二是在心态的意义上，“归隐”与“救赎”成为江湖乌托邦主题的二重奏；江湖世界的人物往往葆有一以贯之的归隐情节。他们向往并最终归隐于现实之外的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是短暂出现的田园美景和神秘而不知所终的诗意归隐方式；与此同时，侠客之意义便在于为失序的江湖重新赋予秩序，竭尽个人之所能，拯救江湖世界的危机。
作为神出鬼没、武艺高强之侠客的行动场所，“江湖”具有一定的“幻设”成分和理想色彩。理想化江湖世界最为充实的表达，无疑当属“水泊梁山”。
有论者将《水浒传》的水泊梁山视为一个受压迫者的政治乌托邦，一个苟延残喘的下层劳动者在朝廷与地方双重恶势力的宰制下“梦寐以求的乌托邦”，而梁山泊所提供的理想空间和自由规则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称分金银，一样穿稠锦，成翁吃酒，大块吃肉”③。在那里，天地的无常、政治的不公、社会等级的区分与歧视、贫困无依的乱世生活，全部荡然无存。
在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侠义之士，除盗平叛……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的模式④，并没有继承《水浒传》理想化江湖世界这一传统。如果说弹丸之地的“梁山泊”尚且不能被组织成一个理想化的空间，那么，20世纪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其范围之宽广远远超过小小的“梁山泊”，它更难以被整合成一个“理想社会”；而其空间的异质性，则无法规避地导致正面乌托邦的萎缩、反面乌托邦的呈现，从而达成了正反乌托邦的合体。
江湖世界首先以“团结”、“公正”、“义气”、“忠诚”等正面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侠义小说之中，反面乌托邦则是晚近出现的产物，是“梁山泊传统”的否定性变体。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派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一方面，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譬喻”，它象征着权力斗争的各式内容和铁血逻辑——权利分配是以武力的强弱与武功的高低为标准的⑤；另一方面，它还成为尽显人性浮沉的一个血腥暴戾的角斗场。除此之外，它还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与官方势力相制衡的政治联盟。这是《水浒传》传统微弱的“延续”和巨大的“反叛”——所谓“延续”，是指20世纪武侠小说中，理想化的“江湖”世界依旧偶尔出现，这是被放大了的“水泊梁山”；而所谓“反叛”，则指“江湖”被反面乌托邦化，主要表现为“江湖”被改写成一个凶险残酷的世界。“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十四部武侠小说，往往曲折书写并宣泄着乱世情结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它们构成一个纷繁交错的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世界。
金庸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也存在水泊梁山式的对抗，这是草莽英雄举旗造反的模式，是以一种权力“取代另一种权力”。但在金庸的笔下，义军的叛逆被改写成秘密帮会的活动，而且假如了“种族—民族—国家”冲突的背景，而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虽然仍旧未免雄心受挫、豹隐回疆的命运，但他们反抗清廷、联合回部、挟持清帝、夺回《古兰经》，其盛事与成就几乎可以遥望“梁山泊”；《碧血剑》中的泰山大会所缔结的反抗明廷的联盟，虽然最终以盟主袁承志远避海外为结局，但其“铁血丹心”亦不能仅仅以成败论之；《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读到杨逍所撰《明教流传中土记》时，慨然道：“‘法禁愈严，而愈不可胜禁’这句话，正是本教深得民心的明证。”⑥由是观之，《倚天屠龙记》中江湖势力的存在，正是因为蒙古统治之暴虐，竟使得普天之下“饿殍遍野生民之困，已到极处”，也还因为朝廷或者其他掌权政治的黑暗，成为民众不堪忍受的现实。即便现存主宰性政治强权会以多种手段坚壁清野，然而明教这样的“魔教”，当其能够体现民意时，便终于有效地达成了共抗蒙元的坚强联盟；它作为一种较富正义感的“异端”力量，将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代代生存并繁衍持续。
金庸以虚设的秘笈和宝藏，揭发了江湖的残酷、人性的贪婪以及人心的险恶。《碧血剑》中的“金蛇秘笈”，《射雕英雄传》中的“九阴真经”，《倚天屠龙记》中的“九阳真经”、“乾坤大挪移”和“倚天剑”、“屠龙刀”，《天龙八部》中的“六脉神剑经”和“少林七十二绝技”，《笑傲江湖》中的“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虽然有些秘笈直指权力、盟主地位以及武功本身的最高境界等强有力的诱惑，但它们也为不少江湖人士招致杀身灭顶之灾。就其叙事功能而言，秘笈当然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悬念和核心事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人性的试金石，也充分表露了人本身的贪婪和残忍。《碧血剑》中打劫财物的恶虎沟沙寨主对装疯卖傻的袁承志说：“袁相公在家纳福，岂不是好，何必出门奔波？要知江湖上险恶得很呢。”⑦《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以“婆婆”身份初遇令狐冲，临别之际，轻声劝告：“江湖分波险恶，多多保重。”⑧《天龙八部》中的阿朱对萧峰说：“江湖上刀头上的生涯，想来你也过厌了，不如到雁门关外去打猎放牧，中原武林的恩怨荣辱，从此再也别理会了。”萧峰叹了口气，回应到：“这些刀头上挣命的勾当，我的确过的厌了。”刀口下行走，正邪难辨、凶险异常的江湖生活，连大英雄萧峰亦无形中流露出内心的厌倦。
在新派武侠小说中，甚至茶楼酒肆、山庄家宅这些古代社会微型的、寻常的消费和居住场所，也往往被写成“非日常”的一部分。无论是狄云受辱的万震山庄（《连城诀》），还是最具“桃花源”色彩的黄药师的桃花岛（《射雕英雄传》），还是以痴情男子做花肥的“曼陀山庄”（《天龙八部》）……都转瞬间成为血雨腥风飘扬激荡的场所。金庸小说中这些似是而非的、小的、具体的桃园胜景，与经典的乌托邦构成发生了意味深长的错位。出于武侠小说的叙事语法，这些传统诗文中经典的乌托邦空间，被改写成潜藏杀机的危险之地，这一写法在古龙的武侠小说中也得以突出表现。《多情剑客无情剑》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女主角林诗音居住的“梅花园”，一直潜藏着梅花的两种可怕的变体——险恶的人的变体“梅花盗”与残酷的物的变体“梅花针”，最后林诗音死于丈夫梅花盗的梅花针下，再一次将这块梅花园式的空间转变成反面乌托邦的存在之地——死亡之所。江湖世界这些险恶的情境，引发了束缚性的异己力量，也造成了反面乌托邦的具体症候，正如古龙可以描写的“险恶江湖”所有力揭示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结果是侠客行走江湖，几乎无法规避地遭受扭曲和异化。此种意义上的江湖，成为人类社会现实的象征，是残酷政治的纸上投影。■
注释
①见杜牧《川集》外集《遣怀》一诗。
②范仲淹《岳阳楼记》，见《古文观止》
③陈正炎、林其《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
④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鲁迅全集》第九卷
⑤参见洛枫《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
⑥金庸《倚天屠龙记》
⑦金庸《碧血剑》
⑧金庸《笑傲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