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碗，即为透明的玻璃碗；合五种灰，就是要以五种原料成分配制。这时交广和中东地区通过印度有贸易往来，故此可能掌握了当时中东玻璃制造的一些技术，而专家对埃及古代玻璃的化学分析与鉴定结果表明，硅土、苏打、石灰、镁和氧化铝是其玻璃制造的主要原料。葛洪记述中虽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五种灰”，但其指出主要由五种原料配制而成是正确的，由此也说明葛洪所谓水晶碗“合五种灰以作之”的工艺是有根据的，而这一工艺也的确为交、广两地的玻璃工匠所掌握。埃及玻璃碗由于它的耐高温性能，比中国琉璃碗更能适应骤冷骤热的要求，因而具有更多的实用价值。广州的玻璃工业吸取了先进的埃及工艺，按照埃及玻璃配方制造出本国生产的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以及其他日用器皿。考古发现表明，这时广州的玻璃工业除生产透明玻璃碗外，也制造其他生活器物。这些器物的形制、种类、装饰图样，都突破了以往国内生产中的传统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从而使南方玻璃制造业超过了北方地区，走在国内前列。但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南方玻璃的生产大约在4世纪以后逐渐失传。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分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
　　所以，玻璃制造技术还有待于再一次传入中国。一般认为，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是在北魏时期传入中国并得以流传的。方豪（1910—1980，历史学家）指出：自汉以来，中国即有西方传入之玻璃器，然至第4世纪止，尚不能自制，读西晋潘尼《琉璃碗赋》，知其仍从西域传来；及第5世纪，则至北魏之大月氏工匠，始授优良玻璃器制造法，并传至江南南京一带。
　　据《魏书》及《北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时（424—452），“有大月氏商贩在京城烧铸琉璃……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以为神明所作”。《魏书·大月氏传》中的一条记载：
　　世祖時，其国人（指月氏）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这是西方玻璃技术传入我国的最早的明确的记录。《北史》记载的大月氏商人，应是指大月氏地区的商人，大约也是粟特人。粟特人的玻璃技术是从萨珊学来的。4世纪中叶，萨珊战胜东罗马时，从东罗马俘虏了不少工匠，其中应包括玻璃匠师，近年在伊朗吉兰一带的4世纪以后的遗迹中发现了不少萨珊烧制的玻璃器。
　　这段史料说明了在继续输入西方玻璃制品的同时，还输入了西方的玻璃制作工艺技术。大月氏商人将琉璃的采矿、制作等全套技术传到中国，中国有了自己的玻璃生产作坊，开始成批生产。由于这种透明亮丽的多彩玻璃的成功制作，使得原来被中国人视为珍品宝贝的域外玻璃不再是稀奇之物了，“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段史料长期以来也被中外学者看做是西域玻璃制造技术即钠钙玻璃制作技术传入中国的证明。宋代人程大昌在其《演繁露》卷三“琉璃”条下，就依据月氏商贩铸石为五色琉璃，推断“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独不闻所谓真琉璃也”。
　　中国古代玻璃的基本成分在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时主要以铅钡为主。进入南北朝后西方钠钙玻璃传入我国，这种玻璃质地比铅钡玻璃强度大，耐热性好，加之西方吹制法的传入，使中国玻璃工艺有了较前期更快的发展。最迟在北魏时期，中国已掌握玻璃吹制技术，可以吹制器型较大的薄壁玻璃容器。这时期的玻璃器比较常见的是玻璃珠、环等小型装饰品。河北定县北魏塔基石函出土的一批中国器形薄胎玻璃器就是例证。透明玻璃瓶用来盛装舍利子成为佛家供物，大量的玻璃珠被制成璎珞装点佛像与佛堂，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的玻璃工艺发展。

　　隋唐时期，中国的玻璃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隋唐玻璃器的突出成就表现在陈设品、生活用具玻璃器的制作上，主要是玻璃瓶、玻璃茶具、玻璃杯等。隋代玻璃器的出土数量较多﹐制作精致。最突出的是西安郊区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器皿﹐其中有高铅玻璃﹐也有钠钙玻璃﹐造型与当时的瓷器相似。唐代玻璃器继承隋代传统﹐高铅玻璃与钠钙玻璃并存。湖北郧县李泰墓出土的玻璃瓶是唐代玻璃的代表作，出土有 2件黄色矮颈瓶、1件绿玻璃瓶和 1 件绿玻璃杯，这 4件容器的器型较大，都是典型的中国器型，但玻璃的成分却不相同：黄色矮颈瓶含氧化铅高达64%，是高铅玻璃；而绿色玻璃是钠钙玻璃，含较多的钾和镁。唐代寺院塔基还出土了一些薄壁小型玻璃舍利瓶。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余件精美玻璃容器，其中1件玻璃茶碗和1件玻璃茶托子属于同一套茶具，与唐代流行的白瓷茶具形制上完全一致，应是中国制造的玻璃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