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乐府的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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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文学的范围内“雅”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文化形态或者审美价值取向。汉乐府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雅化,提升审美空间,主要表现在五言的诗歌体式、含蓄的语言风格、浑化的意境等方面。
  关键词:汉乐府;《乐府诗集》;雅化
  作者简介:赵荣(1990-),女,河北邯郸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诗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8-0-02
  现存汉乐府诗歌主要集中在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鼓吹曲辞以及杂歌谣词中,相和歌辞数量最多,同时这几部分也是整部诗集的精华。梁沈约编纂《宋书·乐志》、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郑樵《通志·乐略》都有相关记载和分类。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是搜集、编辑汉乐府最为完备的乐府总集,故本文在研究汉乐府诗歌时以该诗集作为主体,用其他著作作为补充。
  在文化的传统观念中,“雅”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文化形态或者审美价值取向。它常常与崇高、清丽、端庄、温润相联系,它合乎传统规范,更富于理性。然而,人们对雅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诗经》中的“雅”即正,是指朝廷正乐。到了战国,“雅”的内涵扩大了,它不仅代表一种高雅的言语和音乐,更含有思想修养和才智的意蕴,即还可以用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曹丕提出“奏议宜雅”,体现了曹丕对文章体裁的要求。刘勰在说所谓“典雅者”即“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就是向经书学习,走与儒家相同的道路。总的来说文学风格的“雅”主要表现在:言辞雅致得体;形式典丽淳朴;表达方式含蓄委婉;主题思想纯正不偏激。所以本文试就文学的风格“雅”来探讨汉乐府在体式、语言、意境等方面的艺术成就。
  一、形式之雅化
  汉乐府诗歌雅化的第一个特质就是正在形成一种既整齐美观,又不失汉乐府之神韵的以五言为主要体式的诗歌。诗歌的发展是以诗体的稳定或定型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在汉代四言诗和骚体诗走向衰落的时候在汉代民间却兴起了一种五言诗体的创作。它一时就像生机勃然的清新春风,复苏了汉代的诗坛。五言诗出现的原因,是因为随着汉代社会生活的复杂,《诗经》时代的四言形式,由于单纯而缺乏变化,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骚体赋因了汉代辞赋的发达,也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吸收力。汉乐府便在形式方面,既取《诗》、《骚》形式之长,又弃《诗》、《骚》形式之弊,创造了一种新形式。这种体式的优点体现在通篇使用五言,整齐美观;内容上容纳更多的词汇,扩展容量,能够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在音节上,奇偶相配,呈现“二、二、一”或“二、一、二”二式,句式富于变化,也更富于音乐美。因此,它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
  较早的据说是武帝刘彻时代流行的一首《紫宫谚》云:“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这些新颖的五言诗歌一旦兴起,便充分显示出他们旺盛的生命力,立即引起了文人作家的关注,因而竞相仿作,最终使五言诗慢慢流行起来,最后得到蓬勃发展。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是班固的《咏史》,钟嵘《诗品》说它“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继而有张衡的《怨诗》、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疾邪歌》等,表现技巧日趋成熟。汉乐府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长歌行》等,都是五言体。再如《孔雀东南飞》诗中还有不少联绵词,如“葳蕤自生光”、“婀娜随风转”、 “寡妇起徬徨”等,增强了诗的形象性和音乐性,突显了诗的典雅。《古诗十九首》是汉乐府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称它为“五言之冠冕”。总之,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两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
  二、语言之雅化
  汉乐府诗歌的“雅”第二个特质表现在它的语言之美上。总的说来表现为精炼真切,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含蓄委婉。汉乐府的内容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朝会、战事、爱情等,对于这些内容的表达,有些汉乐府是借助高度凝练典雅的语言来抒发感情,如《西门行》概括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上山采蘼芜》全诗只八十个字,却生动有力地概括了三个人物的历史、容貌、性格与才能,并突出了诗的主题。
  汉乐府中还有许多诗歌是借助比兴、寓言等的修辞方式来委婉地表达情感的。汉乐府不仅继承《诗经》比、兴的优秀传统,并进一步深化得以实现雅化。如《饮马长城窟行》以青青春草,绵延不断的景象引出思妇对亲人无尽的思念;《白头吟》以白雪、明月兴起全篇,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应该像高山的白雪一样纯洁,像皎洁的月光一样永恒;还有《孔雀东南飞》以“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起兴,为全文奠定了哀伤的基调,喻示着焦刘爱情的悲剧。
  其次,汉乐府也借用寓言来含蓄地表情达意。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即虚拟的寄寓他人他物的言语。春秋战国时代,它被思想家用来当做争辩的手段,借以阐明道理。到了汉代,一些作家借寓言常常讽刺现实,这样既形象又生动,而不是直白地表现现实状况。如民歌《乌生》用乌鸦的遭遇比喻人民当时的处境,并没有把人们水深火热的处境直接地表现出来。《蜨蝶行》一诗让蝴蝶自述的经历,不仅构思奇特,而且寓意深远,发人深省。如唐代柳宗元就利用寓言形式进行散文创作,达到寓意深刻的效果。
  汉乐府的作者不仅有下层的人民,其中也有许多是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但是仕途失意穷困潦倒的下层文士,他们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有着比较深刻的感受,但是由于身份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借用“比兴”、“寓言”等手法来创作或者改编诗歌进而抒发感情。汉乐府诗歌这种含蓄蕴藉的语言表达特点,也影响了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其语言更加洗练,词彩更加自然生动。
  五言汉乐府,体现了汉代人较高的审美要求。它是汉代人审美标准的反映,是汉代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不断渗透、熏染、浸润的结果。当人们读着《孤儿行》、《天马》《战城南》等五言乐府新体诗时,能感受到一种神韵之美。   三、意境之雅化
  汉乐府诗歌雅化的第三个艺术特质就是主客观的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汉乐府中也有许多作品关注时令风物,触景生情,借眼前所见之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从而创造出一种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这种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使情感因物而具体化,又使景物着有人的感情色彩而更加生动化,是典雅的一种表现。典型的如《古歌》,这首歌熔抒情与写景于一炉,在“秋风萧萧”中抒写困扰戍卒的愁思,又将它融于异乡的修树、荒漠的飚风之中,变得更加蓬勃、纷扬;最后忽设奇喻,将其化为辘辘车轮,在肠中滚转不已。如此形象的情感抒写,显示出汉乐府在抒情艺术上已有长足的进步。这说明乐府的作者在抒发情感时,注重了情与景的结合,使描写的景物都着上了作者的主观色彩。《上陵》一诗,宫廷乐人凭借一些琐事,发其奇思,构成情致缥缈之境,表现上林仙人的来、去之形,其想象之缤纷多姿、情景之奇异动人,确实可赞之为“兴象标拔”。还有《战城南》中“水深激激,薄苇冥冥”两句,客观上是在渲染战场荒凉悲惨的气氛,实则包含了作者的情感在里面。《伤歌行》作者是采用情景相间的艺术手法来展开铺叙,层层揭示主题的。虽然这里的景与后世抒情诗歌将景作为情感的一种“意象”,尚有较大的差距,而是带有更多的写实成分。但毕竟具有了“中国古代抒情诗最典型的‘设景造境而言情’的基本骨架”。这种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影响了后来的文人乐府《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最显著的艺术成就就是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四、小结
  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如果它没有比前代有所创新和发展,那么,这一艺术形式将是没有生命力的。尽管这个时期的汉乐府诗歌在文体形式、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等方面还没有达到诗歌的繁盛时期,但是很多作品对“雅”的追求,不仅提高和丰富了诗歌的艺术技巧,还影响文学自觉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汉人的这种对诗歌渐进式的、有迹可循的典雅化的追求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M].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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