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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位居委老人的40年工作日志
当代中国研究比较容易受到忽视的是城市街道的组织形式与社会功能,尤其是在过去传统史学中,它可能会被看作是社会史的边缘领域。近十多年来在民国史研究中对保甲制度的研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但是1949年以后在彻底摧毁了保甲制度的前提下产生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却尚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居委会是中国当代城市生活中最基本、最自足的社会运作细胞,它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各个层面最充分地反映出社会的变迁、人的变迁,而且折射出这两种变迁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些元素。完全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的城市居委会,就无法真正了解一部人民的当代中国史。
《街道年轮——40年居委工作日志》是一部极为难得的个人文献,对于中国当代城市社会史、当代政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众所周知,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我国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具有基层政权的性质——与它相对应的机构应是政府派出的街道办事处。但是在五六十年代一些地方也曾出现了把两者合而为一的情况,这也反映出居委会本身性质与工作内容的“自治”性质弱化、权力色彩浓厚的真实情况。
从1949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城市出现了群众性的防护队、居民组等名称各异的自治组织。1950年3月,天津市建立了最早的按居民区划分的居民委员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在彻底摧毁中华民国政府的城市保甲组织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固然可以从意识形态和政权建设的角度把它们区分开来,但这种城市居民的管理形式的同构与延续性质是无庸讳言的。1953年对街道组织及其工作进行整顿,6月8日彭真给最高当局专门写了一份《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指出要明确城市居委会的性质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但是在这本《日志》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种小而全的政权功能模式,正如该书编者所概括的,出现在她日志里的日常工作仅粗略统计就包括:民政、调解、卫生、妇女工作、计划生育、扫盲、文教宣传、青少年教育、托儿、公共食堂、社区医务站、人口普查、劳动就业、离退休、街办企业、房管、侨务、统战、政治学习、法制教育、选举、储蓄税收发票证、治安保卫、查户口、巡逻、动员疏散人口、动员上山下乡等等。这差不多已经是基层政权的全部功能。在这种模式中,真正的“自治”是不可能的,就如《日志》从头到尾表明的,居委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执行城市基层政权关于市民生活的全部指令,实际上就是贯彻政权管理意图的运作机构。只不过它的领导成员来自于本区居民,它的工作方式更多采用的是动员、学习、调查、咨询和互助,但是它在完成来自政权方面的所有指令上都是有压力、有指标的。比如在《日志》中我们不断看到从粮食问题到人口疏散问题甚至到清洁卫生工作,都有着明确的计量指标,完不成任务就会受到批评。因此,这种“自治”是独具中国国情特色的公权力管制社会方式,在西方社会学和公共政治学中难以找到可以类比的权力运作模式。《日志》的重要意义首先就在于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客观而真实的文献资料。
从城市生活史的角度来看,《日志》所提供的史料相当丰富,可以补充宏观史学叙事中的不足。例如,关于从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一般的历史叙事较多偏重于农村地区的统购过程,而对于城市居民的统销则相对忽略。《日志》中对于这一过程有多处翔实的工作记录,如何作动员、如何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何时核发购粮证等等都十分清楚。我们看到购粮证是在1953年12月14日开始使用的,在25日又作出了限量购油的通知;1954年9月14日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棉布统一收购、统一供应的决定,第二天就开始执行棉布统一供应;到1955年6、7月份开始进行审议每家每户的用粮计划,通过动员、排查等等措施反复压低各户的粮食供应指标。还有像以后陆续出现的各种食品、日用品的配给供应制度、号召居民购买公债、清理城市多余劳动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备战时期的街道防空洞工程、“文革”期间的接待红卫兵工作等等,都是在宏观史学叙事中很容易被忽略的。
史料价值以外,它还为研究一位历经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妇女的思想意识和表述意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文献。从性质来看,《日志》基本上是工作记录,不是私人生活日记;但是它也不是那种纯粹的、给工作人员查阅的工作日志,而是包含有个人的思想认识和希望表达的价值观念。在《日志》中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摘抄、政治上的立场表态、对形势的认识、对工作的总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完全非个人色彩的话语进行表述。1949年以后至1990年代初,所有的政治风暴、所有的社会动荡、所有的事件人物,在这本《日志》中呈现出惊人的“单面性”,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时代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人们或许会感兴趣的是,这位在法国留学读经济学的知识妇女,其丈夫是大学物理学教授又是广州著名商人的后代,在她的头脑中是否曾经发生过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人性论与阶级论的冲突?人们或许还会对她在私生活中的思想意识的真实倾向感到兴趣:她的心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就是这本《日志》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呢?我相信这些都不是无关重要的或不得体的问题,恰好相反,这些都是挖掘《日志》中可能潜藏着的更重要价值的思维引导。
关爱莲记述
新世纪出版社 2009.12
当代中国研究比较容易受到忽视的是城市街道的组织形式与社会功能,尤其是在过去传统史学中,它可能会被看作是社会史的边缘领域。近十多年来在民国史研究中对保甲制度的研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但是1949年以后在彻底摧毁了保甲制度的前提下产生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却尚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居委会是中国当代城市生活中最基本、最自足的社会运作细胞,它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各个层面最充分地反映出社会的变迁、人的变迁,而且折射出这两种变迁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些元素。完全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的城市居委会,就无法真正了解一部人民的当代中国史。
《街道年轮——40年居委工作日志》是一部极为难得的个人文献,对于中国当代城市社会史、当代政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众所周知,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我国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具有基层政权的性质——与它相对应的机构应是政府派出的街道办事处。但是在五六十年代一些地方也曾出现了把两者合而为一的情况,这也反映出居委会本身性质与工作内容的“自治”性质弱化、权力色彩浓厚的真实情况。
从1949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城市出现了群众性的防护队、居民组等名称各异的自治组织。1950年3月,天津市建立了最早的按居民区划分的居民委员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在彻底摧毁中华民国政府的城市保甲组织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固然可以从意识形态和政权建设的角度把它们区分开来,但这种城市居民的管理形式的同构与延续性质是无庸讳言的。1953年对街道组织及其工作进行整顿,6月8日彭真给最高当局专门写了一份《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指出要明确城市居委会的性质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基层政权的腿”,不应交付很多事情给它办。但是在这本《日志》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种小而全的政权功能模式,正如该书编者所概括的,出现在她日志里的日常工作仅粗略统计就包括:民政、调解、卫生、妇女工作、计划生育、扫盲、文教宣传、青少年教育、托儿、公共食堂、社区医务站、人口普查、劳动就业、离退休、街办企业、房管、侨务、统战、政治学习、法制教育、选举、储蓄税收发票证、治安保卫、查户口、巡逻、动员疏散人口、动员上山下乡等等。这差不多已经是基层政权的全部功能。在这种模式中,真正的“自治”是不可能的,就如《日志》从头到尾表明的,居委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执行城市基层政权关于市民生活的全部指令,实际上就是贯彻政权管理意图的运作机构。只不过它的领导成员来自于本区居民,它的工作方式更多采用的是动员、学习、调查、咨询和互助,但是它在完成来自政权方面的所有指令上都是有压力、有指标的。比如在《日志》中我们不断看到从粮食问题到人口疏散问题甚至到清洁卫生工作,都有着明确的计量指标,完不成任务就会受到批评。因此,这种“自治”是独具中国国情特色的公权力管制社会方式,在西方社会学和公共政治学中难以找到可以类比的权力运作模式。《日志》的重要意义首先就在于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客观而真实的文献资料。
从城市生活史的角度来看,《日志》所提供的史料相当丰富,可以补充宏观史学叙事中的不足。例如,关于从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一般的历史叙事较多偏重于农村地区的统购过程,而对于城市居民的统销则相对忽略。《日志》中对于这一过程有多处翔实的工作记录,如何作动员、如何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何时核发购粮证等等都十分清楚。我们看到购粮证是在1953年12月14日开始使用的,在25日又作出了限量购油的通知;1954年9月14日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棉布统一收购、统一供应的决定,第二天就开始执行棉布统一供应;到1955年6、7月份开始进行审议每家每户的用粮计划,通过动员、排查等等措施反复压低各户的粮食供应指标。还有像以后陆续出现的各种食品、日用品的配给供应制度、号召居民购买公债、清理城市多余劳动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备战时期的街道防空洞工程、“文革”期间的接待红卫兵工作等等,都是在宏观史学叙事中很容易被忽略的。
史料价值以外,它还为研究一位历经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妇女的思想意识和表述意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文献。从性质来看,《日志》基本上是工作记录,不是私人生活日记;但是它也不是那种纯粹的、给工作人员查阅的工作日志,而是包含有个人的思想认识和希望表达的价值观念。在《日志》中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摘抄、政治上的立场表态、对形势的认识、对工作的总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完全非个人色彩的话语进行表述。1949年以后至1990年代初,所有的政治风暴、所有的社会动荡、所有的事件人物,在这本《日志》中呈现出惊人的“单面性”,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时代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人们或许会感兴趣的是,这位在法国留学读经济学的知识妇女,其丈夫是大学物理学教授又是广州著名商人的后代,在她的头脑中是否曾经发生过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人性论与阶级论的冲突?人们或许还会对她在私生活中的思想意识的真实倾向感到兴趣:她的心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就是这本《日志》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呢?我相信这些都不是无关重要的或不得体的问题,恰好相反,这些都是挖掘《日志》中可能潜藏着的更重要价值的思维引导。
关爱莲记述
新世纪出版社 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