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一个具体事物同时拥有多个普遍性质，并且，其中许多性质间彼此无关甚至相反，这就是异质性现象。“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较早遭遇到了这一现象，但却以同质性思路去化解，即通过普遍性概念之间的辩证关联而将各种差异和矛盾加以消除。这种哲学通过拯救现象来拯救实践，前者实现了哲学理论内部的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辩证法与实践论的统一；后者企图把哲学理想在政治实践中实现出来，由此就留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关键词：拯救现象；拯救实践；异质性；“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
作者简介：徐长福（1964-），男，四川眉山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马克思实践思想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关系”，项目编号：05BZX004；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CET-06-0738
中图分类号：B502.2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２００8）０1－００42－０５收稿日期：2007-07-20
一、“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对异质性问题的处理
一个具体事物同时拥有多个普遍性质，并且其中许多性质间彼此无关甚至相反，这就是异质性现象。异质性意味着没
有任何一个单一的范型或一套同质的范型系统足以提供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完备规定，而要完备规定具体事物，范型或范型系统就一定是复数，它们之间不可能最终化约为一。
在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较早遭遇到了异质性问题。在《巴门尼德斯篇》中，柏拉图发现，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同时既类似又不类似，既是一又是多，既是静的又是动的。也就是说，具体事物可以同时分有多个相（idea，eidos），包括相反之相。在他看来，相反之相在具体事物身上结为一体属于直观事实，没有什么稀奇的，但相反之相本身如果也相互结合，那在逻辑上就显得十分荒谬，可如果不相互结合，具体事物分有相反之相的现象就无法得到解释[1](P38-39)。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遇到的最大问题。
柏拉图的解决之道是：放弃相之为同类事物范型的绝对性，转而通过相与相之间的指谓关系将诸相联结成“相的集体”[1](P272)，借以说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有多个相。这就是所谓“拯救现象”[1](P19)。在其后的《智者篇》中，柏拉图将诸相化约为抽象的三组六个“种”——存在与非存在、静和动、同和异，并以之织成一张“论辩之网”[2](P978)，实即最基础的理论思维程序，借以解释万有。这样一来，相与相之间的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消解掉了。
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中，与这张理论上的“论辩之网”相对应的是实践上的“国家之网”[3](P170)。柏拉图深谙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他坚信，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可以把社会生活中各种差异甚至冲突的因素织造成一个同质性的网络。这一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家篇》中。这样一来，对柏拉图来说，消解异质性就不仅是单纯的理论方案，而且成了实践方案。由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同质性关联被建立起来，并成为后世仿效的哲学致思的典范。
异质性尽管可以在哲学思辨中被消解，却不能在实际生活中被清除。实际生活是无数个别事物及其所具有的无数异质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任何单一的同质性理论可以解释清楚和规划妥当的，也不会听命于任何一个理论家的意志。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才最终无法实现。据此来说，他尽管在“拯救现象”时足以自圆其说，但在“拯救实践”上却无疑是失败的。下面是对此观点的一个展开说明。
二、作为实践哲学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
如果哲学只是解释世界，怎么解释都关系不大。如果哲学还要改变世界，解释上差之毫厘，实践上就会谬以千里。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上解决了问题，不等于实践上也解决了问题。实际的情况往往是：理论上高歌猛进，实践上寸步难行。所以，论评哲学理论的是非曲直，既要内在于学理去剖析，也要参照外在的实践去判断，特别是对于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主张的这种哲学，实践维度的分析更不能缺少。
苏格拉底发明了归纳和定义，柏拉图提出了相论、通种论和相应的辩证方法，这些工作把人类思维的水准提升到了纯粹概念思维的层面，无论按照哪种标准都应该属于理论哲学。但是，他们所有这些理论都服务于实践的目的，特别是政治实践的目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可以发生在体育场上、马路边、筵席间、客人家中、法庭上、监狱里等，方式为跟各种各样的人闲聊，特点是通过论辩揭露众人观念中的错误，目的在于充当叮咬雅典这匹大马的虻子，以免它过于怠惰[2](P16-17)。柏拉图出身政治世家，早年追随苏格拉底，老师被处死后周游列国，以期实现政治抱负，受挫后开办学园，即政治学校，培养人材，批评“附和现状的人是懦夫”，呼吁不“给那些卑鄙者让位”[3](P85,115)，并继续关注现实政治的动向，不放弃任何改善政治的机会。柏拉图对话很少以纯粹学理为主题，讨论纯粹学理多半是为了攻击对手、表达伦理和政治主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看做实践哲学。
从实践哲学视角看，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之所谓拯救现象，其实乃是拯救实践。或者说，他们要用理论去拯救的现象不是一种作为纯粹认识对象的现象，而是一种作为实践对象的现象，尽管这种现象也必须先从认识上得到拯救。
三、“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有关实践的同质性预设
“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包含着若干有关实践的同质性预设。
其一是内部同质性预设，即：在哲学理论内部，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辩证法与实践论具有统一性。这一预设表现为下述基本信念。首先，生成变化的具体事物具有某种不变的根据，即同类事物的相或相的集体，它们是实在的存在。这是其本体论信念。复次，相或相的集体是具体事物的价值范型或尺度，具体事物以之为趋近的目标。这是其目的论信念。再次，相或相的集体可以用灵魂的理性能力加以认识，所获得的认识就叫知识、真理。这是其认识论信念。再次，对话式的相互辩驳、超越假设的推导、纯粹概念的分析与综合等方法足以用来认识相或相的集体。这是其辩证法信念。最后，这些相或相的集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诉诸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作为城邦的蓝图和政治家的技艺而发挥作用。这是其实践论信念。
其二是外部同质性预设，即：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哲学与政治之间具有统一性。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实践论的统一是理论体系内部的统一，是哲学对所有这些问题在解释上的统一。“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还追求理论与其外部实践的统一，特别是哲学与政治的统一。
苏格拉底式的统一是参与型的。作为城邦的一员，他把哲学当成一种自处和跟其他人相处的生活方式，哲学活动对他来说既是一种理论沉思，又是一种交往实践和政治参与。
相比之下，柏拉图式的统一就是改造型的。柏拉图不满足于像他的老师那样只是跟同胞们聊聊天，改变一下他们的观念，他的抱负是以哲学为指导，彻底改造不合理的城邦。他发现，要实现这一抱负，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改造型统一的典型。为此，他先是游说叙拉古的国王，继而建学园，著书立说设计城邦模型，直到晚年还在奔走，并继续修订城邦方案，以期有朝一日付诸实行。
四、统一性预设中的异质性张力
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基本预设是同质性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显著的异质性张力。其表现有两方面：一是对政治实践的特殊性的强调，二是对诸善的冲突性的直面。这两方面在《政治家篇》中有集中阐述。
关于第一方面，柏拉图指出，判断政治制度的真正标准是有无一种指导统治的技艺。这种技艺不是照搬整齐划一的法律条文去管理国家，而是根据变动着的实际情况来为人民谋取切实的幸福。他说，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成员在任何时候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人的行为有差异，人的经历各不相同，由此造成的不稳定使得无论何种技艺，无论何种统治，想要在所有时候良好地处理所有问题都是不可能的……用那些始终保持一致的、不变的东西来处理多变的事物不可能获得满意的结果[3]（P145-146）。
这种说法非常像后来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不断重申的观点。对此，他主张真正的政治家有如真正的船长：一艘船的船长在任何时候都会把他的精力集中在为这艘船和水手们谋取真正的利益。他并没有制定什么书面规则，但却通过实际运用他那适用于航海的知识而提供了一套行为准则。以这样的方式，他保全了他那条船上的所有人的性命。如果统治者真的明白所谓统治就是运用他们的技艺作为一种比成文法更加强大的力量去谋取幸福，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就可以建立起来了[3](P150)。如此看来，柏拉图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有教条的话，那应该是“实事求是”（We must take things as they are）[2](P1072)。
关于第二方面，柏拉图反对“善的所有部分都处在相互谐和的状态中”的说法，而主张“一种善与另一种善相冲突”的观点，并揭示了这种冲突的原理和危害。他特别指出，如果仅仅是两种气质间的冲突，那倒还无关紧要，但若这种冲突在重大的公共事务中产生，就会成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灾难，足以损害社团的生活。例如，勇敢和温和都是善，但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时却往往相互冲突，有时因过于温和而亡国，有时又因过于勇敢而亡国[3]（P165-168）。
这也表明，柏拉图并不是一个迂阔的同一论者，他对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有着清醒认识的。
五、理想政治实践对异质性的最终克服
对柏拉图来说，异质性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作为，而是为了用“最具神性的纽带去统一本性上差异、倾向上对立的善的诸要素”[2]（P1083），以最终克服异质性。这就需要真正的政治家或真正的国王出场，他们是“少数人”或“受上苍启迪的个人”，是“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们的臣民”的人，是“得到上苍的恩赐而拥有政治智慧和统治能力”的人[3]（P150）。这跟《理想国》中所讲的“哲学王”并无二致。
真正的政治家和国王将“从社团中驱逐出去”一些人，“他会处死他们或驱逐他们，或者让他们在公众场合受到最严厉的羞辱，以此惩罚他们”[3]（P170）。然后，政治家会让所有其他人接受训练——这些人事实上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像国王那样织造城邦，但愿意成为材料，让国王能够科学地把他们织成一个整体。政治家会把那些勇敢品质占主导地位的人当作经线来使用，而其他人则被当做又细密又柔软的纬线。他会努力把这两种具有相反性格的人织在一起[3]（P170）。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如下局面：
在政治家的织造下，这些毛线都在起作用，既有温和型的，又有勇敢型的。这些毛线织成了一种统一的类型。国王的技艺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两种类型的生活织成一种真正的同胞关系，赢得了这种统一。这块织物成为一切织物中最美好的，最优秀的。它把城邦里的所有居民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这位国王纺织工保持着他的控制权和监督权，这个国家拥有获取人间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3](P174)。
这就是柏拉图为真正的国王和政治家所描绘的“一幅完美的图画”[3](P174)。
有了前面对《巴门尼德斯篇》和《智者篇》分析的基础，我们在此就不难发现：真正政治家的统治术就等于理论层面上哲学家的辩证法。哲学家把诸相编织成一个集体，把诸种连通起来，以构成“论辩之网”，体现到实践中不就是政治家把各色人等纺织成一个“国家之网”吗？如果说《政治家篇》中的政治思想跟《理想国》中的政治思想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在于《理想国》中的“哲学王”是一位“制度画家”，照着“绝对正义、美、节制”在人类中描画“它们的摹本”[5](P253-254),而《政治家篇》中的政治家则是一位织工。二者的哲学方法都叫“辩证法”，只不过前者是“相论”（关于相的理论），后者是“通种论”（关于最普遍的种的理论）。一切的异质性都可以在真正政治家的洞察和权衡中得到动态的调控和有机的统一，这是柏拉图按照其哲学原则最后打出的实践底牌。至于《法律篇》的法制设计，则是权宜之计。
六、拯救现象的成功与拯救实践的失败
柏拉图对现象的拯救是成功的，不论这个现象是纯粹的认识对象还是实践对象。这种成功也就是成就的意思，也就是成就了一套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哲学理论。像他那样关心现实，追求真理，著书立说，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变世界，从此便成了无数爱智者的梦想。
可是，柏拉图对实践本身的拯救却无疑是失败的。他的政治设计无论怎样尽善尽美，也没有得到过采纳和实行。希腊城邦在按照自身的节律演变，众多的内外力量不管在哲学家看来多么不合道理，却实际地相互作用着，共同决定着城邦的命运。不仅柏拉图三赴西西里推行自己的学说一事无成，而且在政治上最受他器重的弟子狄翁也在推翻僭主之后的宫廷斗争中被自己的学园同学所谋害，至于复位的僭主则很快又被外敌所废黜。后来，他在学术上最重要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倒真成了帝王之师，但授业对象却是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马其顿不仅在柏拉图死后十年就征服了希腊诸邦，而且在继位后的亚历山大的率领下还远征波斯和印度，不过这位年轻的国王本人不久也死于非命。再往后是三百余年的所谓希腊化时期，然后是罗马人的一统天下，最后关闭柏拉图学园的是信仰耶稣基督的罗马皇帝，其时为耶稣诞辰529年——一个早已不按奥运会的届数来纪年的年份。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哲学所料想得到的。在这中间，哲学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可见，想让人们按照哲学的设计来建设完美的城邦，实在是哲学家的一相情愿。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最高明的哲学理论，在它自信发现了唯一的真理并决意以之去改变现实、特别是改变政治时，其实行的效果跟理论预期相比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
当然，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有言在先：“真理通常总是做到的比说到的要少”[5]（P214）。他还反问过：“如果一个画家，画一个理想的美男子，一切的一切都已画得恰到好处，只是还不能证明这种美男子能实际存在，难道这个画家会因此成为一个最糟糕的画家吗……如果我们不能证明一个国家能在现实中管理得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好，难道就可以因此说我们的描述是最糟糕的理论吗？”[5]（P213）到了《法律篇》，他还在感慨：“要想确保一种制度的运作像他的理论一样无可置疑，看起来确实非常困难！”[3]（P380）尽管如此，柏拉图仍然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把钥匙，打开这些制度的最初起源及其改进的关键”[3](P428）。“我们提出的理论对将要建设的社会是有用的。”[3](P460)后面又总结说：“我认为在讨论将要实施的计划时展示一个完善的、可供模仿的模型是最公平的，不能视之为毫无优点和真理，而对那些根本不包含这种完善性的计划，人们应当拒绝加以实施。人们应当尽一切努力去实现完善的计划，使现实尽可能接近理想，使现实状态在性质上与理想状态最接近。”[3](P504-505)这些论述表明，尽管柏拉图深知实现理想困难重重，但他从未满足于让理想停留在理论状态，尤其从未把描绘理想当成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总是坚信理想的实际作用并实际推动理想的实现。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问：如果理想是完善的真理的体现，为什么难以实现？既然理想难以实现，它的具体作用到底是什么？对此，柏拉图也许会说：“把这个疑惑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吧。”[3](P736)我的回答则是：柏拉图尽管可以在理论上用同质性去消除异质性，从而把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理论和实践圆满地统一起来，但这丝毫不会减少可感世界本身所包含的异质性，而那些异质性对于实践则具有刚性的约束力，正是它们而非单一的理论同质性逻辑在决定着实践，其间，理论虽然以唯一合理的计划自居，但实际作用只是异质性因素之一种。
简言之，“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尽管在理论上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如其所愿地实现这种统一，不仅如此，这种哲学尤其没有回答：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何在理论上可以做到而在实践上不行？于是，“拯救实践”就成了一项未竟的哲学事业。
参考文献
[1]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PLATO.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3]柏拉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柏拉图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责任编辑 李小娟付洪泉]
关键词：拯救现象；拯救实践；异质性；“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
作者简介：徐长福（1964-），男，四川眉山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马克思实践思想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关系”，项目编号：05BZX004；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CET-06-0738
中图分类号：B502.2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２００8）０1－００42－０５收稿日期：2007-07-20
一、“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对异质性问题的处理
一个具体事物同时拥有多个普遍性质，并且其中许多性质间彼此无关甚至相反，这就是异质性现象。异质性意味着没
有任何一个单一的范型或一套同质的范型系统足以提供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完备规定，而要完备规定具体事物，范型或范型系统就一定是复数，它们之间不可能最终化约为一。
在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较早遭遇到了异质性问题。在《巴门尼德斯篇》中，柏拉图发现，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同时既类似又不类似，既是一又是多，既是静的又是动的。也就是说，具体事物可以同时分有多个相（idea，eidos），包括相反之相。在他看来，相反之相在具体事物身上结为一体属于直观事实，没有什么稀奇的，但相反之相本身如果也相互结合，那在逻辑上就显得十分荒谬，可如果不相互结合，具体事物分有相反之相的现象就无法得到解释[1](P38-39)。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遇到的最大问题。
柏拉图的解决之道是：放弃相之为同类事物范型的绝对性，转而通过相与相之间的指谓关系将诸相联结成“相的集体”[1](P272)，借以说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有多个相。这就是所谓“拯救现象”[1](P19)。在其后的《智者篇》中，柏拉图将诸相化约为抽象的三组六个“种”——存在与非存在、静和动、同和异，并以之织成一张“论辩之网”[2](P978)，实即最基础的理论思维程序，借以解释万有。这样一来，相与相之间的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消解掉了。
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中，与这张理论上的“论辩之网”相对应的是实践上的“国家之网”[3](P170)。柏拉图深谙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他坚信，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可以把社会生活中各种差异甚至冲突的因素织造成一个同质性的网络。这一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家篇》中。这样一来，对柏拉图来说，消解异质性就不仅是单纯的理论方案，而且成了实践方案。由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同质性关联被建立起来，并成为后世仿效的哲学致思的典范。
异质性尽管可以在哲学思辨中被消解，却不能在实际生活中被清除。实际生活是无数个别事物及其所具有的无数异质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任何单一的同质性理论可以解释清楚和规划妥当的，也不会听命于任何一个理论家的意志。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才最终无法实现。据此来说，他尽管在“拯救现象”时足以自圆其说，但在“拯救实践”上却无疑是失败的。下面是对此观点的一个展开说明。
二、作为实践哲学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
如果哲学只是解释世界，怎么解释都关系不大。如果哲学还要改变世界，解释上差之毫厘，实践上就会谬以千里。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上解决了问题，不等于实践上也解决了问题。实际的情况往往是：理论上高歌猛进，实践上寸步难行。所以，论评哲学理论的是非曲直，既要内在于学理去剖析，也要参照外在的实践去判断，特别是对于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主张的这种哲学，实践维度的分析更不能缺少。
苏格拉底发明了归纳和定义，柏拉图提出了相论、通种论和相应的辩证方法，这些工作把人类思维的水准提升到了纯粹概念思维的层面，无论按照哪种标准都应该属于理论哲学。但是，他们所有这些理论都服务于实践的目的，特别是政治实践的目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可以发生在体育场上、马路边、筵席间、客人家中、法庭上、监狱里等，方式为跟各种各样的人闲聊，特点是通过论辩揭露众人观念中的错误，目的在于充当叮咬雅典这匹大马的虻子，以免它过于怠惰[2](P16-17)。柏拉图出身政治世家，早年追随苏格拉底，老师被处死后周游列国，以期实现政治抱负，受挫后开办学园，即政治学校，培养人材，批评“附和现状的人是懦夫”，呼吁不“给那些卑鄙者让位”[3](P85,115)，并继续关注现实政治的动向，不放弃任何改善政治的机会。柏拉图对话很少以纯粹学理为主题，讨论纯粹学理多半是为了攻击对手、表达伦理和政治主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看做实践哲学。
从实践哲学视角看，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之所谓拯救现象，其实乃是拯救实践。或者说，他们要用理论去拯救的现象不是一种作为纯粹认识对象的现象，而是一种作为实践对象的现象，尽管这种现象也必须先从认识上得到拯救。
三、“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有关实践的同质性预设
“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包含着若干有关实践的同质性预设。
其一是内部同质性预设，即：在哲学理论内部，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辩证法与实践论具有统一性。这一预设表现为下述基本信念。首先，生成变化的具体事物具有某种不变的根据，即同类事物的相或相的集体，它们是实在的存在。这是其本体论信念。复次，相或相的集体是具体事物的价值范型或尺度，具体事物以之为趋近的目标。这是其目的论信念。再次，相或相的集体可以用灵魂的理性能力加以认识，所获得的认识就叫知识、真理。这是其认识论信念。再次，对话式的相互辩驳、超越假设的推导、纯粹概念的分析与综合等方法足以用来认识相或相的集体。这是其辩证法信念。最后，这些相或相的集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诉诸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作为城邦的蓝图和政治家的技艺而发挥作用。这是其实践论信念。
其二是外部同质性预设，即：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哲学与政治之间具有统一性。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实践论的统一是理论体系内部的统一，是哲学对所有这些问题在解释上的统一。“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还追求理论与其外部实践的统一，特别是哲学与政治的统一。
苏格拉底式的统一是参与型的。作为城邦的一员，他把哲学当成一种自处和跟其他人相处的生活方式，哲学活动对他来说既是一种理论沉思，又是一种交往实践和政治参与。
相比之下，柏拉图式的统一就是改造型的。柏拉图不满足于像他的老师那样只是跟同胞们聊聊天，改变一下他们的观念，他的抱负是以哲学为指导，彻底改造不合理的城邦。他发现，要实现这一抱负，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改造型统一的典型。为此，他先是游说叙拉古的国王，继而建学园，著书立说设计城邦模型，直到晚年还在奔走，并继续修订城邦方案，以期有朝一日付诸实行。
四、统一性预设中的异质性张力
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基本预设是同质性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显著的异质性张力。其表现有两方面：一是对政治实践的特殊性的强调，二是对诸善的冲突性的直面。这两方面在《政治家篇》中有集中阐述。
关于第一方面，柏拉图指出，判断政治制度的真正标准是有无一种指导统治的技艺。这种技艺不是照搬整齐划一的法律条文去管理国家，而是根据变动着的实际情况来为人民谋取切实的幸福。他说，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成员在任何时候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人的行为有差异，人的经历各不相同，由此造成的不稳定使得无论何种技艺，无论何种统治，想要在所有时候良好地处理所有问题都是不可能的……用那些始终保持一致的、不变的东西来处理多变的事物不可能获得满意的结果[3]（P145-146）。
这种说法非常像后来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不断重申的观点。对此，他主张真正的政治家有如真正的船长：一艘船的船长在任何时候都会把他的精力集中在为这艘船和水手们谋取真正的利益。他并没有制定什么书面规则，但却通过实际运用他那适用于航海的知识而提供了一套行为准则。以这样的方式，他保全了他那条船上的所有人的性命。如果统治者真的明白所谓统治就是运用他们的技艺作为一种比成文法更加强大的力量去谋取幸福，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就可以建立起来了[3](P150)。如此看来，柏拉图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有教条的话，那应该是“实事求是”（We must take things as they are）[2](P1072)。
关于第二方面，柏拉图反对“善的所有部分都处在相互谐和的状态中”的说法，而主张“一种善与另一种善相冲突”的观点，并揭示了这种冲突的原理和危害。他特别指出，如果仅仅是两种气质间的冲突，那倒还无关紧要，但若这种冲突在重大的公共事务中产生，就会成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灾难，足以损害社团的生活。例如，勇敢和温和都是善，但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时却往往相互冲突，有时因过于温和而亡国，有时又因过于勇敢而亡国[3]（P165-168）。
这也表明，柏拉图并不是一个迂阔的同一论者，他对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有着清醒认识的。
五、理想政治实践对异质性的最终克服
对柏拉图来说，异质性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作为，而是为了用“最具神性的纽带去统一本性上差异、倾向上对立的善的诸要素”[2]（P1083），以最终克服异质性。这就需要真正的政治家或真正的国王出场，他们是“少数人”或“受上苍启迪的个人”，是“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们的臣民”的人，是“得到上苍的恩赐而拥有政治智慧和统治能力”的人[3]（P150）。这跟《理想国》中所讲的“哲学王”并无二致。
真正的政治家和国王将“从社团中驱逐出去”一些人，“他会处死他们或驱逐他们，或者让他们在公众场合受到最严厉的羞辱，以此惩罚他们”[3]（P170）。然后，政治家会让所有其他人接受训练——这些人事实上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像国王那样织造城邦，但愿意成为材料，让国王能够科学地把他们织成一个整体。政治家会把那些勇敢品质占主导地位的人当作经线来使用，而其他人则被当做又细密又柔软的纬线。他会努力把这两种具有相反性格的人织在一起[3]（P170）。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如下局面：
在政治家的织造下，这些毛线都在起作用，既有温和型的，又有勇敢型的。这些毛线织成了一种统一的类型。国王的技艺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两种类型的生活织成一种真正的同胞关系，赢得了这种统一。这块织物成为一切织物中最美好的，最优秀的。它把城邦里的所有居民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这位国王纺织工保持着他的控制权和监督权，这个国家拥有获取人间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3](P174)。
这就是柏拉图为真正的国王和政治家所描绘的“一幅完美的图画”[3](P174)。
有了前面对《巴门尼德斯篇》和《智者篇》分析的基础，我们在此就不难发现：真正政治家的统治术就等于理论层面上哲学家的辩证法。哲学家把诸相编织成一个集体，把诸种连通起来，以构成“论辩之网”，体现到实践中不就是政治家把各色人等纺织成一个“国家之网”吗？如果说《政治家篇》中的政治思想跟《理想国》中的政治思想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在于《理想国》中的“哲学王”是一位“制度画家”，照着“绝对正义、美、节制”在人类中描画“它们的摹本”[5](P253-254),而《政治家篇》中的政治家则是一位织工。二者的哲学方法都叫“辩证法”，只不过前者是“相论”（关于相的理论），后者是“通种论”（关于最普遍的种的理论）。一切的异质性都可以在真正政治家的洞察和权衡中得到动态的调控和有机的统一，这是柏拉图按照其哲学原则最后打出的实践底牌。至于《法律篇》的法制设计，则是权宜之计。
六、拯救现象的成功与拯救实践的失败
柏拉图对现象的拯救是成功的，不论这个现象是纯粹的认识对象还是实践对象。这种成功也就是成就的意思，也就是成就了一套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哲学理论。像他那样关心现实，追求真理，著书立说，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变世界，从此便成了无数爱智者的梦想。
可是，柏拉图对实践本身的拯救却无疑是失败的。他的政治设计无论怎样尽善尽美，也没有得到过采纳和实行。希腊城邦在按照自身的节律演变，众多的内外力量不管在哲学家看来多么不合道理，却实际地相互作用着，共同决定着城邦的命运。不仅柏拉图三赴西西里推行自己的学说一事无成，而且在政治上最受他器重的弟子狄翁也在推翻僭主之后的宫廷斗争中被自己的学园同学所谋害，至于复位的僭主则很快又被外敌所废黜。后来，他在学术上最重要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倒真成了帝王之师，但授业对象却是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马其顿不仅在柏拉图死后十年就征服了希腊诸邦，而且在继位后的亚历山大的率领下还远征波斯和印度，不过这位年轻的国王本人不久也死于非命。再往后是三百余年的所谓希腊化时期，然后是罗马人的一统天下，最后关闭柏拉图学园的是信仰耶稣基督的罗马皇帝，其时为耶稣诞辰529年——一个早已不按奥运会的届数来纪年的年份。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哲学所料想得到的。在这中间，哲学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可见，想让人们按照哲学的设计来建设完美的城邦，实在是哲学家的一相情愿。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最高明的哲学理论，在它自信发现了唯一的真理并决意以之去改变现实、特别是改变政治时，其实行的效果跟理论预期相比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
当然，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有言在先：“真理通常总是做到的比说到的要少”[5]（P214）。他还反问过：“如果一个画家，画一个理想的美男子，一切的一切都已画得恰到好处，只是还不能证明这种美男子能实际存在，难道这个画家会因此成为一个最糟糕的画家吗……如果我们不能证明一个国家能在现实中管理得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好，难道就可以因此说我们的描述是最糟糕的理论吗？”[5]（P213）到了《法律篇》，他还在感慨：“要想确保一种制度的运作像他的理论一样无可置疑，看起来确实非常困难！”[3]（P380）尽管如此，柏拉图仍然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把钥匙，打开这些制度的最初起源及其改进的关键”[3](P428）。“我们提出的理论对将要建设的社会是有用的。”[3](P460)后面又总结说：“我认为在讨论将要实施的计划时展示一个完善的、可供模仿的模型是最公平的，不能视之为毫无优点和真理，而对那些根本不包含这种完善性的计划，人们应当拒绝加以实施。人们应当尽一切努力去实现完善的计划，使现实尽可能接近理想，使现实状态在性质上与理想状态最接近。”[3](P504-505)这些论述表明，尽管柏拉图深知实现理想困难重重，但他从未满足于让理想停留在理论状态，尤其从未把描绘理想当成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总是坚信理想的实际作用并实际推动理想的实现。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问：如果理想是完善的真理的体现，为什么难以实现？既然理想难以实现，它的具体作用到底是什么？对此，柏拉图也许会说：“把这个疑惑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吧。”[3](P736)我的回答则是：柏拉图尽管可以在理论上用同质性去消除异质性，从而把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理论和实践圆满地统一起来，但这丝毫不会减少可感世界本身所包含的异质性，而那些异质性对于实践则具有刚性的约束力，正是它们而非单一的理论同质性逻辑在决定着实践，其间，理论虽然以唯一合理的计划自居，但实际作用只是异质性因素之一种。
简言之，“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尽管在理论上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如其所愿地实现这种统一，不仅如此，这种哲学尤其没有回答：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何在理论上可以做到而在实践上不行？于是，“拯救实践”就成了一项未竟的哲学事业。
参考文献
[1]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PLATO.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3]柏拉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柏拉图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责任编辑 李小娟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