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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效平认为，中国戏剧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拿不出“好货”
吕效平
1955年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2012年，他导演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在校内首演，一炮打响，成为国内最受关注的高校话剧。截至今年10月，《蒋公的面子》票房已超过2000万元，巡演292场。
南京秦淮河边的江南剧院有些简陋，舞台不大，座椅老旧，话剧《蒋公的面子》在这里驻场。10月21日，第292场演出，木制大门前又排起长队，狭窄的过道里照常摆开一列简易的加座——5年来，这出话剧几乎场场座无虚席。
主创团队并不起眼。5年前，正在南京大学读大三的温方伊，接到了导师吕效平布置的话剧题目。她写了第一稿后，吕效平指导修改了几个版本，又找来几个南大的毕业生排练。过了15天，南大建校110周年，《蒋公的面子》在校内首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大学校园里的练习之作，成了一部印着知识分子时代标签的话剧，走出校园、走向公众。
公演第五年，《蒋公的面子》漂洋过海巡演已近300场，票房超过2000万元，依然话题不断。今年10月，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吕效平和《环球人物》记者又聊起了这部话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蒋公的面子》能一直热度不减？我觉得，其中的故事映射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起码到现在，这个话题，还没有过时。”
每个角色都有荒谬之处
《蒋公的面子》来自南京大学的一则传说：1943年初，抗战还在紧要关头，蒋介石出任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1937年迁至重庆）校长。一个在任统帅出任大学校长，现代历史上只有他一人，所以此事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蒋介石上任后，为拉拢知识分子，请南大中文系的几位教授吃饭。这顿饭，吃还是不吃？几个人犹豫不决。
这个故事，吕效平是从他的老师、南大前文学院院长董健那里听到的。他一直想把南大人自己的故事搬上舞台，就布置给了学生温方伊，要求做成一出喜剧。温方伊拿到题目，去找董健讨要传说的结局，才知道，这件事很有可能根本没发生，只是个传说。吕效平却觉得，“虚构正是戏剧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
他和温方伊给故事添了一些文学色彩。3位教授个性鲜明，政治立场迥异：卞从周支持蒋当校长，提议赴约；夏小山不喜欢蒋当校长，但觉得当就当了，不因此愤怒；时任道反蒋最彻底，誓死不低头。他们凑了一桌麻将，一边等第四个人到场，一边争论，到底要不要出席蒋公的饭局。
剧本刚写完，吕效平觉得，最得人心的，应该是坚定反蒋的时任道。他有文人的风骨。排练时，吕效平又发现，亲蒋的卞从周，一边给《中央日报》供稿，做蒋政府的“御用文人”，一边利用资源，为学生谋福利，性格中的两面性越来越突出。
到了公演，观众的反应彻底颠覆：不喜欢看似刚正不阿的时任道——为了几箱古籍，让别人替他赴约求情，“伪善”；卞从周被越来越多人理解，但他仍然不讨喜，世故功利，太懂得自保——就是现实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缩影；最受欢迎的，是“打酱油”的夏小山，在他看来，反蒋不是问题，古籍不是问题，面子也不是问题，他对宴请不感兴趣，却对宴席上的一道火腿豆腐，兴致十足。
吕效平有句名言：“戏剧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对这3个角色，他有过一番评论：“卞从周很矛盾，身陷现实的泥潭，又渴望被理想主义的光辉照亮；时任道一边守着知识分子的名节，一边渴望着摆脱现实困境；夏小山看似获得了精神自由，却为一道好菜而焦虑。舞台上，拥蒋的、反蒋的、中立的，各有各的喜感，就好比在两堆不同口味的草料间徘徊，很滑稽，又让人觉得荒谬。”
最后一幕，场景转换到30年后的“文革”，3个人老了，头发花白，佝偻着背，仍在争论，当年到底有没有出席饭局。结局模糊，吕效平却很满意，“浙江有个老戏剧艺术家，80多岁了，做了一辈子戏剧。他看了，跟我讲：你的大幕落不下來了，也别让它再落下来了。我想了想，什么叫大幕落不下来？如果这3个人最后去赴约了，戏还有什么看头？如果3个人都不去，戏也没有什么看头。坚持理想，还是向现实妥协？与其把严肃的道德结论塞给观众，不如让他们自己玩味思考。而‘延伸’到文革，更有启发意义。”
话剧巡演至今，吕效平还发现，观众的关注点也在变化。“剧里有句台词：‘现在的人，天天说政府不好，以为只要说几句腐败，就是个进步人士。’2012年公演，下面哗哗的掌声。而现在，这几句话，不再有这么大反响。很显然，现实生活中反腐的力度，比我们在剧中的空谈猛烈得多。”
但最根本的东西没变。这部戏最打动观众的，是弥漫在舞台、附着于人物、挥之不去的尴尬状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看完，立马发了一则微博，“好多年没看到如此精湛的原创本子，骨气与私欲，面子与实利之间的尴尬，刻画得淋漓尽致”。
不务实事，光顾面子有什么意思
对于吕效平来说，《蒋公的面子》是写给自己的。“南大的老师、同事反反复复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
1982年，吕效平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给老党委书记做秘书，后来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负责学生的思想工作。他不喜欢做行政，“琐碎的事情太多，找不到什么价值”。
南大中文系一直有排戏的传统。有一次排莎士比亚的《驯悍记》，男主角经常迟到。导演是个严苛的老太太，对此忍无可忍，终于勃然大怒。她一眼看到坐在台下的吕效平，说：“不等他了，你上。”于是在1986年，吕效平出演了他的第一部戏，自此喜欢上了这种 “酣畅淋漓的感觉”。
吕效平开始写剧本，沉迷在戏剧世界里，就更不愿意处理那些杂事了。1999年，借出国学习的机会，他终于辞掉了行政职位，长长出了口气，“特别高兴，再也不必应付琐碎无聊的事情”。
但真正摆脱束缚，一心扑到话剧里，他才发现，“太理想主义了”。“我慢慢明白，要做好戏，资金、场地、演员，每一项都少不了人脉和资源的积累。” 2006年，吕效平“第二次下水”，出任系主任，教学与创作之外，又开始有大量的杂务，忙个不停。“是维持纯洁的道德形象，做个清高的人？还是庸俗务实点？我选择了后者。这样看，我有点像卞从周。后来改《蒋公的面子》本子，我还特意给他加了台词，‘面子是虚的，事情是实的，你不务实事，光顾面子有什么意思？’”
对这3个角色，同样身处大学校园的吕效平，理解他们的纠结、不甘，更看得清他们的局限。“《蒋公的面子》票房超过2000万元，时先生做不到这样的影响，他不操心实务；而卞先生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戏，满身油腻的人，哪里有诗意？”
曾经有人讽刺吕效平“人格分裂”。因为他规定，所有人必须买票看剧，《蒋公的面子》绝不设赠票。话剧刚走红的时候，南大党委副书记去买票，被告知卖完了，第二天再去排队，还是没买到。副书记找到他，他笑着说：“你应该四处宣扬这事，这是你的光荣。”
只有客人来的时候，吕效平才会大方起来，“那是待客之礼”。有一次，南大党委书记带着日本来的客人上了台，他在台上引路。当时就有学生批评，说吕老师戏讲得倒是不错，但迎接书记的样子，太逢迎巴结。吕效平接受批评，“这人太懂我了。一个星期7天，有些人7天都不逢迎，有些人7天都在周旋，而我周旋5天，留两天做梦。在现实中，我是个俗人，在梦里，做回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样可不可以？”
真正熟悉吕效平的人，则评价他是“狂熱的理想主义者”。南大中文系有位老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吕效平做事，一旦沾手，就要死磕到底。”当年《蒋公的面子》报名参加“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没能获得参赛资格。吕效平不服气，把《蒋公的面子》投到市场，他成功了。
听到这个评价，吕效平笑了：“即使我是卞从周，我也是诗意的。”
“希望观众能忘了《蒋公的面子》”
吕效平今年61岁，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却更忙了。大量的演出、创作、研究、教学，让他有些“不堪重负”。但回顾这些年的成绩，他欣慰，甚至有点小小的得意。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今天的观众从《蒋公的面子》中看到了什么？
吕效平：从小的角度讲，它写的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生存空间的焦虑。从更大的角度讲，就是整个国民对生存空间的焦虑，对自己精神状态的不满。这种焦虑与不满，今天的观众仍能触摸到。
更重要的原因，可以归结于《蒋公的面子》的喜剧性。它不试图写出道德榜样，或者作出道德批判，而是超越道德，把人生的困境与悲剧，做成令人捧腹的喜剧，引人深思。
《环球人物》：在这之前，您已经写了几部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吕效平：我31岁开始写剧本，迄今30年，一共制作了近30部话剧。除了《蒋公的面子》，被圈里人熟知的，还有一部《〈人民公敌〉事件》。
那是2005年的一天，我正午睡，接到外语学院何成洲老师的电话。他是做易卜生的专家，易卜生诞辰150周年，他们希望作部新剧，以此纪念。撂下电话，我继续睡。可能还想着易卜生，我梦见一群大学生，出演他的名作《人民公敌》。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温泉浴场的污染调查事件，当市长的哥哥和当医生的弟弟站在各自的立场，对良知、欲望和民意展开博弈。
那两天我有了灵感，要做一部《〈人民公敌〉事件》。一群在淮河边长大的学生，不满家乡水污染问题，决心排演《人民公敌》，以唤起家乡人民的觉悟。在排练的过程中，他们亲历了与《人民公敌》剧情相似的遭遇：家人朋友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以种种方式阻挠。后来开创意会，南京一位老编剧听了我的构想，特别激动，立马站起来说：“这会不用开了，我们今天就是坐到晚上，也想不出比吕效平这个更好的创意。”
说完，大家各自散了。最后，这部剧反响果然不错。
《环球人物》：中国当代戏剧中，好的作品并不多。您认为，中国戏剧缺少点什么？
吕效平：很多人说，中国没有戏剧市场，我必须揭开这个谎言。中国不是没有戏剧市场，而是才气不足，拿不出“好货”来。
在西方，很多戏剧理论家本人都是干戏剧的，比如英国荒诞派戏剧大师马丁·艾思林。但中国当代戏剧行业的现状是，做理论的只做理论，做评论的只做评论，学术派和实践派缺少交集。
还有一点是，事实证明，纯粹搞笑的、无关痛痒的戏剧难以得到人们的共鸣。过去那些低俗的东西，卖不出票，在这种焦虑中，便出现了《驴得水》这样深刻的好作品。
《环球人物》：《蒋公的面子》之后，有什么计划？
吕效平：我特别想写一部喜剧：一个有道德洁癖的官员一无所能，败坏了事业；一个为了远大理想，不在乎道德折损的官员，最终被手段葬送了目标。
现在，《蒋公的面子》巡演，我参与不多。温方伊改编的新剧《繁花》，正在上海排练。其实我们都希望，有一天《蒋公的面子》能被观众遗忘。到那个时候，人们彻底忘了这部戏，也能忘了教授们在权贵面前扭捏作态的这个尴尬传说。
吕效平
1955年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2012年，他导演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在校内首演，一炮打响，成为国内最受关注的高校话剧。截至今年10月，《蒋公的面子》票房已超过2000万元，巡演292场。
南京秦淮河边的江南剧院有些简陋，舞台不大，座椅老旧，话剧《蒋公的面子》在这里驻场。10月21日，第292场演出，木制大门前又排起长队，狭窄的过道里照常摆开一列简易的加座——5年来，这出话剧几乎场场座无虚席。
主创团队并不起眼。5年前，正在南京大学读大三的温方伊，接到了导师吕效平布置的话剧题目。她写了第一稿后，吕效平指导修改了几个版本，又找来几个南大的毕业生排练。过了15天，南大建校110周年，《蒋公的面子》在校内首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大学校园里的练习之作，成了一部印着知识分子时代标签的话剧，走出校园、走向公众。
公演第五年，《蒋公的面子》漂洋过海巡演已近300场，票房超过2000万元，依然话题不断。今年10月，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吕效平和《环球人物》记者又聊起了这部话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蒋公的面子》能一直热度不减？我觉得，其中的故事映射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起码到现在，这个话题，还没有过时。”
每个角色都有荒谬之处
《蒋公的面子》来自南京大学的一则传说：1943年初，抗战还在紧要关头，蒋介石出任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1937年迁至重庆）校长。一个在任统帅出任大学校长，现代历史上只有他一人，所以此事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蒋介石上任后，为拉拢知识分子，请南大中文系的几位教授吃饭。这顿饭，吃还是不吃？几个人犹豫不决。
这个故事，吕效平是从他的老师、南大前文学院院长董健那里听到的。他一直想把南大人自己的故事搬上舞台，就布置给了学生温方伊，要求做成一出喜剧。温方伊拿到题目，去找董健讨要传说的结局，才知道，这件事很有可能根本没发生，只是个传说。吕效平却觉得，“虚构正是戏剧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
他和温方伊给故事添了一些文学色彩。3位教授个性鲜明，政治立场迥异：卞从周支持蒋当校长，提议赴约；夏小山不喜欢蒋当校长，但觉得当就当了，不因此愤怒；时任道反蒋最彻底，誓死不低头。他们凑了一桌麻将，一边等第四个人到场，一边争论，到底要不要出席蒋公的饭局。
剧本刚写完，吕效平觉得，最得人心的，应该是坚定反蒋的时任道。他有文人的风骨。排练时，吕效平又发现，亲蒋的卞从周，一边给《中央日报》供稿，做蒋政府的“御用文人”，一边利用资源，为学生谋福利，性格中的两面性越来越突出。
到了公演，观众的反应彻底颠覆：不喜欢看似刚正不阿的时任道——为了几箱古籍，让别人替他赴约求情，“伪善”；卞从周被越来越多人理解，但他仍然不讨喜，世故功利，太懂得自保——就是现实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缩影；最受欢迎的，是“打酱油”的夏小山，在他看来，反蒋不是问题，古籍不是问题，面子也不是问题，他对宴请不感兴趣，却对宴席上的一道火腿豆腐，兴致十足。
吕效平有句名言：“戏剧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对这3个角色，他有过一番评论：“卞从周很矛盾，身陷现实的泥潭，又渴望被理想主义的光辉照亮；时任道一边守着知识分子的名节，一边渴望着摆脱现实困境；夏小山看似获得了精神自由，却为一道好菜而焦虑。舞台上，拥蒋的、反蒋的、中立的，各有各的喜感，就好比在两堆不同口味的草料间徘徊，很滑稽，又让人觉得荒谬。”
最后一幕，场景转换到30年后的“文革”，3个人老了，头发花白，佝偻着背，仍在争论，当年到底有没有出席饭局。结局模糊，吕效平却很满意，“浙江有个老戏剧艺术家，80多岁了，做了一辈子戏剧。他看了，跟我讲：你的大幕落不下來了，也别让它再落下来了。我想了想，什么叫大幕落不下来？如果这3个人最后去赴约了，戏还有什么看头？如果3个人都不去，戏也没有什么看头。坚持理想，还是向现实妥协？与其把严肃的道德结论塞给观众，不如让他们自己玩味思考。而‘延伸’到文革，更有启发意义。”
话剧巡演至今，吕效平还发现，观众的关注点也在变化。“剧里有句台词：‘现在的人，天天说政府不好，以为只要说几句腐败，就是个进步人士。’2012年公演，下面哗哗的掌声。而现在，这几句话，不再有这么大反响。很显然，现实生活中反腐的力度，比我们在剧中的空谈猛烈得多。”
但最根本的东西没变。这部戏最打动观众的，是弥漫在舞台、附着于人物、挥之不去的尴尬状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看完，立马发了一则微博，“好多年没看到如此精湛的原创本子，骨气与私欲，面子与实利之间的尴尬，刻画得淋漓尽致”。
不务实事，光顾面子有什么意思
对于吕效平来说，《蒋公的面子》是写给自己的。“南大的老师、同事反反复复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
1982年，吕效平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给老党委书记做秘书，后来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负责学生的思想工作。他不喜欢做行政，“琐碎的事情太多，找不到什么价值”。
南大中文系一直有排戏的传统。有一次排莎士比亚的《驯悍记》，男主角经常迟到。导演是个严苛的老太太，对此忍无可忍，终于勃然大怒。她一眼看到坐在台下的吕效平，说：“不等他了，你上。”于是在1986年，吕效平出演了他的第一部戏，自此喜欢上了这种 “酣畅淋漓的感觉”。
吕效平开始写剧本，沉迷在戏剧世界里，就更不愿意处理那些杂事了。1999年，借出国学习的机会，他终于辞掉了行政职位，长长出了口气，“特别高兴，再也不必应付琐碎无聊的事情”。
但真正摆脱束缚，一心扑到话剧里，他才发现，“太理想主义了”。“我慢慢明白，要做好戏，资金、场地、演员，每一项都少不了人脉和资源的积累。” 2006年，吕效平“第二次下水”，出任系主任，教学与创作之外，又开始有大量的杂务，忙个不停。“是维持纯洁的道德形象，做个清高的人？还是庸俗务实点？我选择了后者。这样看，我有点像卞从周。后来改《蒋公的面子》本子，我还特意给他加了台词，‘面子是虚的，事情是实的，你不务实事，光顾面子有什么意思？’”
对这3个角色，同样身处大学校园的吕效平，理解他们的纠结、不甘，更看得清他们的局限。“《蒋公的面子》票房超过2000万元，时先生做不到这样的影响，他不操心实务；而卞先生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戏，满身油腻的人，哪里有诗意？”
曾经有人讽刺吕效平“人格分裂”。因为他规定，所有人必须买票看剧，《蒋公的面子》绝不设赠票。话剧刚走红的时候，南大党委副书记去买票，被告知卖完了，第二天再去排队，还是没买到。副书记找到他，他笑着说：“你应该四处宣扬这事，这是你的光荣。”
只有客人来的时候，吕效平才会大方起来，“那是待客之礼”。有一次，南大党委书记带着日本来的客人上了台，他在台上引路。当时就有学生批评，说吕老师戏讲得倒是不错，但迎接书记的样子，太逢迎巴结。吕效平接受批评，“这人太懂我了。一个星期7天，有些人7天都不逢迎，有些人7天都在周旋，而我周旋5天，留两天做梦。在现实中，我是个俗人，在梦里，做回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样可不可以？”
真正熟悉吕效平的人，则评价他是“狂熱的理想主义者”。南大中文系有位老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吕效平做事，一旦沾手，就要死磕到底。”当年《蒋公的面子》报名参加“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没能获得参赛资格。吕效平不服气，把《蒋公的面子》投到市场，他成功了。
听到这个评价，吕效平笑了：“即使我是卞从周，我也是诗意的。”
“希望观众能忘了《蒋公的面子》”
吕效平今年61岁，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却更忙了。大量的演出、创作、研究、教学，让他有些“不堪重负”。但回顾这些年的成绩，他欣慰，甚至有点小小的得意。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今天的观众从《蒋公的面子》中看到了什么？
吕效平：从小的角度讲，它写的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生存空间的焦虑。从更大的角度讲，就是整个国民对生存空间的焦虑，对自己精神状态的不满。这种焦虑与不满，今天的观众仍能触摸到。
更重要的原因，可以归结于《蒋公的面子》的喜剧性。它不试图写出道德榜样，或者作出道德批判，而是超越道德，把人生的困境与悲剧，做成令人捧腹的喜剧，引人深思。
《环球人物》：在这之前，您已经写了几部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吕效平：我31岁开始写剧本，迄今30年，一共制作了近30部话剧。除了《蒋公的面子》，被圈里人熟知的，还有一部《〈人民公敌〉事件》。
那是2005年的一天，我正午睡，接到外语学院何成洲老师的电话。他是做易卜生的专家，易卜生诞辰150周年，他们希望作部新剧，以此纪念。撂下电话，我继续睡。可能还想着易卜生，我梦见一群大学生，出演他的名作《人民公敌》。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温泉浴场的污染调查事件，当市长的哥哥和当医生的弟弟站在各自的立场，对良知、欲望和民意展开博弈。
那两天我有了灵感，要做一部《〈人民公敌〉事件》。一群在淮河边长大的学生，不满家乡水污染问题，决心排演《人民公敌》，以唤起家乡人民的觉悟。在排练的过程中，他们亲历了与《人民公敌》剧情相似的遭遇：家人朋友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以种种方式阻挠。后来开创意会，南京一位老编剧听了我的构想，特别激动，立马站起来说：“这会不用开了，我们今天就是坐到晚上，也想不出比吕效平这个更好的创意。”
说完，大家各自散了。最后，这部剧反响果然不错。
《环球人物》：中国当代戏剧中，好的作品并不多。您认为，中国戏剧缺少点什么？
吕效平：很多人说，中国没有戏剧市场，我必须揭开这个谎言。中国不是没有戏剧市场，而是才气不足，拿不出“好货”来。
在西方，很多戏剧理论家本人都是干戏剧的，比如英国荒诞派戏剧大师马丁·艾思林。但中国当代戏剧行业的现状是，做理论的只做理论，做评论的只做评论，学术派和实践派缺少交集。
还有一点是，事实证明，纯粹搞笑的、无关痛痒的戏剧难以得到人们的共鸣。过去那些低俗的东西，卖不出票，在这种焦虑中，便出现了《驴得水》这样深刻的好作品。
《环球人物》：《蒋公的面子》之后，有什么计划？
吕效平：我特别想写一部喜剧：一个有道德洁癖的官员一无所能，败坏了事业；一个为了远大理想，不在乎道德折损的官员，最终被手段葬送了目标。
现在，《蒋公的面子》巡演，我参与不多。温方伊改编的新剧《繁花》，正在上海排练。其实我们都希望，有一天《蒋公的面子》能被观众遗忘。到那个时候，人们彻底忘了这部戏，也能忘了教授们在权贵面前扭捏作态的这个尴尬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