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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先富帮后富的事情做好，让更多人走上富裕道路这就是纪念小平最好的方式
“十年前，我们均瑶集团还是一个四岁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个阳光少年了。”温州人王均豪感慨道，“我也在由一个商人向企业家的方向努力，商人以赚钱为第一目标，而企业家更多的考虑社会责任。”王均豪现在的职务是均瑶集团副董事长。
温州人对邓小平有特殊的感情。这十年，包机起家的均瑶集团有了自己的航空公司。“1991年我们包机的时候，民航总局不同的声音还很多，有人说民航自己都不赚钱，居然把飞机包给农民。”就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民航总局把均瑶的包机业务当成一个试点。均瑶集团也从温州走向上海，越来越国际化。
“现在我们整体定位在现代服务业，可以通过电子技术平台做奥运产品销售，这些在十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积聚财富的十年
这是物质财富迅速积聚的十年，也是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十年。
1982年就开始创业的刘永好兄弟，10年前还在探索怎么走出去，而现在“我们在海外投产和建厂已经有8年了，菲律宾、越南、孟加拉等国家都有我们的工厂，海外销售额已经快接近1亿美元。”刚刚开完年终大会的刘永好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刘氏兄弟从1000元钱起家，仅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2006年产值就达200亿，拥有4．2万名职工，上缴国家7亿元税收。这十年，他们的业务从农牧业开始拓展到金融、地产、化工等多元化领域。
“是小平提出不管姓社姓资，不争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民营企业才能这么快的发展。”刘永好说。
建桥集团董事长、温州人周星增，这十年的财富轨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弃教从商的周星增，在温州开办工厂做开关、低压电器，1997年的时候，已经掘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几千万资产。
但是毕竟做了十年的教师，周星增始终对教育深怀牵挂，小平逝世的时候，他正谋划着办一所民办学校。1999年7月，周星增下定决心变卖了自己在温州的工厂，设备，说服了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再借钱凑够1．5个亿，注册了上海建桥学院。
周靠房地产赚钱投资教育，再进而向养老、能源等领域拓展，十年间成了上海滩上掌控30亿资产的企业家。
周星增说，走到现在这一步，他第一感谢邓小平。“我特别喜欢他务实、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做企业也是这样，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就不能提供更多财富、税收、就业岗位。”
那些仍需要阳光普照的人们
同样的十年，另一些人的生活却还没有太多改变。
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的上海青年志愿者赴滇扶贫接力队第八批领队、上海瑞金医院卢湾分院的杨海健医生，至今忘不了2005年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的那段震撼人心的经历。
当地有个产妇生孩子，在家里生了一天一夜，孩子一个头出来了，身体出不来。到了那样的境地才往医院赶，因为路途遥远，整整坚持了4天才到医院，孩子早就死了，产妇命保住了，但是留下并发症。
在香格里拉的日子里，因为门诊人数少，杨海健几乎每个星期都带队员下乡，每次下乡，心情都沉甸甸的。这个上海姑娘生平第一次了解到中国还有这么贫穷的人和贫穷的地方：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电灯，用四张方凳、一块木板搭起来就是一张床，两张桌子，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这就是一个家。
根据《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5年已逼近0．47，超过了公认的警戒线，而且仍有持续增长趋势。
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国力富强了，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贫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周星增带领他的员工去西部贫困地区时候，也经常向下属提出这个问题。“我问他们，你说这里的人懒不懒?他们说不懒，也很辛苦；那笨吗?他们答也不笨，但是信息量少。”
周星增认为，某种程度上是中西部为东部发展做了牺牲。“新疆石油矿产资源丰富，但是消耗最多的还是东部，东部使用西部的资源生产东西，再卖给西部，价格很贵。东西部不是自由交易，而是通过国家调配。”
小平提倡的“先富理论”错了吗？一位经济学家告诉记者，小平是要我们从一个穷人国摆脱出来，并不是要扩大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拉大，这是我们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共同富裕不是齐步富裕，没有这一步，是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而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个原因是市场化过程中，公共资源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上。
周星增对此深有体会，2000年，周星增惊讶地发现，政府可以调配土地等公共资源，为了招商，企业很便宜就能拿到地，于是他也进入房地产领域，赚了大钱。“中国多少房地产公司啊，做完也就解散了，就是无意中利用了国家的优惠政策。”
一部分人通过房地产富起来了，但是建筑工地上农民工讨要工钱却难上加难：煤矿主发财了，但是矿工却处境危殆。一部分为富不仁者的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的仇富情绪蔓延开来。
“这个十年，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步走向完善，政府管理水平在探索中提高的十年，不规范给一些人带来了很多机会，相当大程度上是机会主义的社会，也是产生暴发户最多的时候。”周说。
先富者行动起来
晚年邓小平已经注意到了贫富差距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政府、先富起来的人群，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这十年，用努力延续着这位老人未竟愿望。
1994年，国家发布八七扶贫计划，力争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也就在那一年，刘永好发起光彩事业。
刘永好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先富帮后富，用我们的资金、观念去投资，带动当地的发展，结果后来吸引了全国上万名私营企业家还有港澳台企业家参与，至今给西部的投资已经达到700～800亿。刘永好自己在四川凉山，宜昌、贵州、云南投入的资金已有6个多亿，带动了上千万农民用科技手段养鸡、养猪。
均瑶集团也参与了光彩事业。2000年初，均瑶集团得知三峡移民面临就业问题，就宣布在坝区的宜昌市投资兴建乳业基地。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不会考虑在那里投资，我们会首选长三角，或者武汉，因为宜昌交通不便，影响物流，而且配套的厂家也很少，但是的确被当地的情况感动了。”王均豪回忆说。
设在宜昌的均瑶集团乳品基地，至今吸收1000多移民直接就业，带动了产业链就业人数5000多人。
“我们始终认为，扶贫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人的思想。”王均豪说。2003年均瑶集团为共青团中央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捐款1000万元，这也是均瑶最大的一笔公益捐助。
周星增做第一笔慈善捐款，也是在2000年。“当时去革命老区山东临沂的莒南县，博物馆馆员介绍说整个莒南县总共5万多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我很吃惊。再看看当地农民的生活，吃的水从河里挑，几个小孩家里，人和猪都没有分开住。”
周星增看了很难过，决定在那里办一所希望小学，每年还给考上大学的贫困孩子设奖学金。
2002年，周星增跟温州知名企业家林圣雄聊天，得知他已经捐助建造70多所希望小学，而且目标是建1130所。“这让我很敬仰，我也要建1130家。”
企业家之外，社会各方力量都在为改变西部的贫困落后状况贡献力量。1996年，国家做出“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决定”，东部地区对口西部地区，一对一帮扶，上海对口的是云南。至今已经有232名志愿者赴滇扶贫。
周星增认为，帮助后富，解决贫富差距，主要还是要靠政府。“政府的公共财政流向要向农村倾斜，向西部倾斜，让政府的阳光能够普照到中国每一个地方。”
王均豪在今年湖北的两会上提出，希望政府关注创业者。“温州经济能发展，是阶梯式的创业者，一批批发展带动起来的。创业者的基础大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对于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完成。”王均豪说。刘永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按照小平的愿望，把先富帮后富的事情做好，让更多人走上富裕道路，这就是纪念小平最好的方式。
“十年前，我们均瑶集团还是一个四岁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个阳光少年了。”温州人王均豪感慨道，“我也在由一个商人向企业家的方向努力，商人以赚钱为第一目标，而企业家更多的考虑社会责任。”王均豪现在的职务是均瑶集团副董事长。
温州人对邓小平有特殊的感情。这十年，包机起家的均瑶集团有了自己的航空公司。“1991年我们包机的时候，民航总局不同的声音还很多，有人说民航自己都不赚钱，居然把飞机包给农民。”就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民航总局把均瑶的包机业务当成一个试点。均瑶集团也从温州走向上海，越来越国际化。
“现在我们整体定位在现代服务业，可以通过电子技术平台做奥运产品销售，这些在十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积聚财富的十年
这是物质财富迅速积聚的十年，也是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十年。
1982年就开始创业的刘永好兄弟，10年前还在探索怎么走出去，而现在“我们在海外投产和建厂已经有8年了，菲律宾、越南、孟加拉等国家都有我们的工厂，海外销售额已经快接近1亿美元。”刚刚开完年终大会的刘永好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刘氏兄弟从1000元钱起家，仅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2006年产值就达200亿，拥有4．2万名职工，上缴国家7亿元税收。这十年，他们的业务从农牧业开始拓展到金融、地产、化工等多元化领域。
“是小平提出不管姓社姓资，不争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民营企业才能这么快的发展。”刘永好说。
建桥集团董事长、温州人周星增，这十年的财富轨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弃教从商的周星增，在温州开办工厂做开关、低压电器，1997年的时候，已经掘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几千万资产。
但是毕竟做了十年的教师，周星增始终对教育深怀牵挂，小平逝世的时候，他正谋划着办一所民办学校。1999年7月，周星增下定决心变卖了自己在温州的工厂，设备，说服了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再借钱凑够1．5个亿，注册了上海建桥学院。
周靠房地产赚钱投资教育，再进而向养老、能源等领域拓展，十年间成了上海滩上掌控30亿资产的企业家。
周星增说，走到现在这一步，他第一感谢邓小平。“我特别喜欢他务实、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做企业也是这样，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就不能提供更多财富、税收、就业岗位。”
那些仍需要阳光普照的人们
同样的十年，另一些人的生活却还没有太多改变。
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的上海青年志愿者赴滇扶贫接力队第八批领队、上海瑞金医院卢湾分院的杨海健医生，至今忘不了2005年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的那段震撼人心的经历。
当地有个产妇生孩子，在家里生了一天一夜，孩子一个头出来了，身体出不来。到了那样的境地才往医院赶，因为路途遥远，整整坚持了4天才到医院，孩子早就死了，产妇命保住了，但是留下并发症。
在香格里拉的日子里，因为门诊人数少，杨海健几乎每个星期都带队员下乡，每次下乡，心情都沉甸甸的。这个上海姑娘生平第一次了解到中国还有这么贫穷的人和贫穷的地方：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电灯，用四张方凳、一块木板搭起来就是一张床，两张桌子，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这就是一个家。
根据《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5年已逼近0．47，超过了公认的警戒线，而且仍有持续增长趋势。
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国力富强了，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贫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周星增带领他的员工去西部贫困地区时候，也经常向下属提出这个问题。“我问他们，你说这里的人懒不懒?他们说不懒，也很辛苦；那笨吗?他们答也不笨，但是信息量少。”
周星增认为，某种程度上是中西部为东部发展做了牺牲。“新疆石油矿产资源丰富，但是消耗最多的还是东部，东部使用西部的资源生产东西，再卖给西部，价格很贵。东西部不是自由交易，而是通过国家调配。”
小平提倡的“先富理论”错了吗？一位经济学家告诉记者，小平是要我们从一个穷人国摆脱出来，并不是要扩大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拉大，这是我们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共同富裕不是齐步富裕，没有这一步，是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而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个原因是市场化过程中，公共资源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上。
周星增对此深有体会，2000年，周星增惊讶地发现，政府可以调配土地等公共资源，为了招商，企业很便宜就能拿到地，于是他也进入房地产领域，赚了大钱。“中国多少房地产公司啊，做完也就解散了，就是无意中利用了国家的优惠政策。”
一部分人通过房地产富起来了，但是建筑工地上农民工讨要工钱却难上加难：煤矿主发财了，但是矿工却处境危殆。一部分为富不仁者的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的仇富情绪蔓延开来。
“这个十年，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步走向完善，政府管理水平在探索中提高的十年，不规范给一些人带来了很多机会，相当大程度上是机会主义的社会，也是产生暴发户最多的时候。”周说。
先富者行动起来
晚年邓小平已经注意到了贫富差距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政府、先富起来的人群，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这十年，用努力延续着这位老人未竟愿望。
1994年，国家发布八七扶贫计划，力争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也就在那一年，刘永好发起光彩事业。
刘永好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先富帮后富，用我们的资金、观念去投资，带动当地的发展，结果后来吸引了全国上万名私营企业家还有港澳台企业家参与，至今给西部的投资已经达到700～800亿。刘永好自己在四川凉山，宜昌、贵州、云南投入的资金已有6个多亿，带动了上千万农民用科技手段养鸡、养猪。
均瑶集团也参与了光彩事业。2000年初，均瑶集团得知三峡移民面临就业问题，就宣布在坝区的宜昌市投资兴建乳业基地。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不会考虑在那里投资，我们会首选长三角，或者武汉，因为宜昌交通不便，影响物流，而且配套的厂家也很少，但是的确被当地的情况感动了。”王均豪回忆说。
设在宜昌的均瑶集团乳品基地，至今吸收1000多移民直接就业，带动了产业链就业人数5000多人。
“我们始终认为，扶贫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人的思想。”王均豪说。2003年均瑶集团为共青团中央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捐款1000万元，这也是均瑶最大的一笔公益捐助。
周星增做第一笔慈善捐款，也是在2000年。“当时去革命老区山东临沂的莒南县，博物馆馆员介绍说整个莒南县总共5万多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我很吃惊。再看看当地农民的生活，吃的水从河里挑，几个小孩家里，人和猪都没有分开住。”
周星增看了很难过，决定在那里办一所希望小学，每年还给考上大学的贫困孩子设奖学金。
2002年，周星增跟温州知名企业家林圣雄聊天，得知他已经捐助建造70多所希望小学，而且目标是建1130所。“这让我很敬仰，我也要建1130家。”
企业家之外，社会各方力量都在为改变西部的贫困落后状况贡献力量。1996年，国家做出“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决定”，东部地区对口西部地区，一对一帮扶，上海对口的是云南。至今已经有232名志愿者赴滇扶贫。
周星增认为，帮助后富，解决贫富差距，主要还是要靠政府。“政府的公共财政流向要向农村倾斜，向西部倾斜，让政府的阳光能够普照到中国每一个地方。”
王均豪在今年湖北的两会上提出，希望政府关注创业者。“温州经济能发展，是阶梯式的创业者，一批批发展带动起来的。创业者的基础大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对于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完成。”王均豪说。刘永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按照小平的愿望，把先富帮后富的事情做好，让更多人走上富裕道路，这就是纪念小平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