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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建立党组织，当前的舆论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从共产党“接受”尚处边缘地位的新生力量，变为共产党加强了对已经在社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新生力量的“领导”。
6月19日，小米公司党委成立大会举行，一时成为舆论焦点。
事实上，在非公企业内建立党组织，小米并不是先例，只是十多年来几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一个个案。6月29日，中组部公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97.3万个非公有制企业中，157.9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53.1%。许多有名的民营企业，像新浪、百度、华为和三一重工等，早已有党委。
小米党委的成立之所以仍然引起广泛关注，除了因为“共产党”与“私营企业”这种组合令人联想到丰富的历史对比外，也反映了过去多年来在非公企业内建立的党组织并没有使人印象深刻的举动，在一些地方甚至处于近乎被忽略的境地。
早在小米公司成立党委的3天前的6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公布，提出要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指出，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是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途径。
小米在“七一”前夕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成立党委，显然与这种新的精神正相呼应。由于小米公司自成立以来营造的科技青春的形象，在其内部成立党委于是有了更大的社会关注度。
据媒体报道，另一家著名互联网企业乐视网也于6月30日成立3家党支部，进一步完备了党组织体系。7月1日，同程旅游建立党委，成为江苏首家成立党委的互联网企业。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党员达到3人以上，可以成立党的支部；党员达到50人以上，可以设立党总支；党员达到100人以上，设立党委，若不足百人，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可成立。
从公开信息看，很多非公企业成立党委是出于维护甚至增进与政府的关系。共产党是中国执政党，也是宪法规定的国家领导力量。根据上面的精神，相关党政部门希望在这些新兴企业里成立党组织，很多被找到的企业也就顺水推舟。
比如，小米公司成立党委就主要源于上级党组织的关心。去年4月，小米成立了党支部，而随着员工队伍不断增加，党员人数超过百人，达到成立党委标准。而自去年开始，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委、海淀园工委多次来到小米公司，对党建现状进行调研，并建议小米公司成立党委。
与小米类似，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公司成立党支部也和上级党组织的建议有关。作为苏州工业园区第一家外企，也是当时园区规模最大的企业，三星成为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组织人事局当时推进党建工作的首批对象之一。1998年，党支部成立。2007年，三星成为苏州工业园区首家成立党委的外企。
有的则是利用中共传统的组织和文化资源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借鉴中共党建经验加强管理企业。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共积累了选拔和激励组织成员的大量经验。
创始人从原来单位下岗后一手创办的河南圆方集团，在党建方面颇有成绩，成立党组织的设想来自于企业困境。当时公司发展遇到瓶颈，留不住有一定管理能力和水平的管理人员。圆方集团的一把手在部队长大，遂决定用建立党组织来凝聚人心，同时使公司运作更加规范。于是，圆方党支部于2002年成立。
民营企业老板一般最关注的是企业效益，只有当党建工作能够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效益，老板才能真正重视和支持党建工作。而反过来，只有老板重视、支持，才能促进企业党建工作更好地发展。在民营企业的党委里，无论“一把手”是否党员，书记一职，大多是由公司内部的高层或中高层出任。
也有非公企业主动提出建立党组织，比如20年前已成立党支部的传化集团。1995年，企业中的18名党员，有的还需要回到自己村子去过组织生活，非常不方便，企业便有了成立党组织的申请。1998年，传化集团便成立了浙江私营企业中的首个党委，颇具象征意义。据资料显示，1999年，胡锦涛曾对介绍传化经验的文章作出重要批示。
中国社会已经从原来的由党政一体的全能型政治治理社会，变为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下，政党和政府，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重新厘清的时代。各种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大量成立，不仅是经济发展推力，也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非公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共党的建设提出新课题。大量非公企业一度没有党员和党组织，一些党员“下海”经商后也与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成为“隐形党员”、“口袋党员”。2000年，中国非公企业党组织数量只有4.4万个。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变化的形势下，如何处理与企业家、中产阶层，以及民营企业和新型非政府组织等新组织形态的关系，是中共面临的迫切问题。
民营公司里建立党委，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期，而党总支、党支部等其他形式的党组织成立时间，则要更早。早在1993年，苏宁就有了自己的党支部。到目前，在中国非公有制企业中，超过半数已经建立了党组织。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共文件中对非公经济和其他新型社会组织内党的组织政策进行了不断调整。
1992年，中共十四大对党章进行修改，将原有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道、合作社、农场、乡、镇、村、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改为“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2002年，党的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里，首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的表述。
2005年《公司法》的修订中，增设了条款，“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不过与前些年相比，同是建立党组织，当前的舆论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从共产党“接受”尚处边缘地位的新生力量，变为共产党加强了对已经在社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新生力量的“领导”。
一个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末传化集团申请成立党组织时，私营企业成立党委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因为以前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报告从萧山区委组织部上报到杭州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拿不准，又继续报到省委组织部。由于没有可参照的例子，上面并没有给出明确回复。萧山区委组织部对传化集团表示，至少上级没有表示不同意，那么就可以成立起来。
从2003年后的近10年间，开展非公经济内的党组织建设，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带，曾是当地组织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着重提出要“加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度”。
除了在新型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企业家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在“三个代表”中，企业家曾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而在当前党的领导全面加强的形势下，企业党组的作用有可能发生一定变化。
6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虽然国企党建与民营企业有巨大差异，但从中仍可以看出党组织对经济组织更深介入的趋势。
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在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中，党员身份成为进入核心领导圈的重要保证。而在以利润为主要导向的私营企业中，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以当前形式存在的党组织，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比如，从“上”往“下”看，私营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什么？宣传党的政策，或是代表党对企业进行“政治领导”？显然这些企业内的党员尚缺乏这样的资源。那么从“下”往“上”看，在新社会组织中起带头作用，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这些组织内部看，除了极少数企业主要领导身兼党委负责人外，党员们并未有决策的权力，也未形成企业内部的另一种力量，与企业领导层相并列，因此显然也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在以“发展仍是第一要务”的情形下，在新型外企和民营企业中的党组织，目前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党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促进企业的发展。客观而言，党委没有给企业发展带来压力，也没有拖企业发展后腿。正是源于这种和谐共生的关系，非公企业也愿意建立党组织。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听到过党组织阻碍了非公企业发展的例子。
比如，上面提到的传化党委在生产经营上坚持不干预，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上当主角。党委只是对决策提供帮助和支持，把员工的建议反映给管理层，但并不直接下决策。
从实际中会发现，已成立的私有企业中的党组织，绝大部分作用仍有限。所以，对于大多数企业和一级地方党委而言，成立企业内部的党委更多起到的是一种双方都觉得对方“很重要”，希望在新的环境下进行沟通协调的意愿。
苏宁集团党委书记吴承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党组织在该公司的作用“非常明显”，其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苏宁的“党员先锋队”。而他举的例子是，在苏宁新开连锁店时，“党员先锋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装修、柜台搬运、各种布置，党员都是加班加点做的”。令吴承庆本人非常骄傲的是，因为苏宁党建工作表现出色，他已被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接见。
201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党建平”的评论文章则称，当前基层党建工作，“仍然存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员占比偏低、流动党员管理难题依然突出、新兴领域党组织覆盖仍较困难”等问题。
事实上，新兴领域党组织覆盖只是十八大后“加强党的领导”这个大政治逻辑的一个环节。201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过去中央纪委主要是向中央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没有向党的工作部门派驻，也没有向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派驻。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015年1月16日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之后，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明确了在社会组织中也要设立党组的要求。
7月6日至7日，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推动改革创新，“努力开创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政治性是第一位的，要“承担起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根据稍早一些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的披露，习近平对于群团工作的具体要求就是，群团组织要去“机关化”、“娱乐化”。
6月19日，小米公司党委成立大会举行，一时成为舆论焦点。
事实上，在非公企业内建立党组织，小米并不是先例，只是十多年来几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一个个案。6月29日，中组部公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97.3万个非公有制企业中，157.9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53.1%。许多有名的民营企业，像新浪、百度、华为和三一重工等，早已有党委。
小米党委的成立之所以仍然引起广泛关注，除了因为“共产党”与“私营企业”这种组合令人联想到丰富的历史对比外，也反映了过去多年来在非公企业内建立的党组织并没有使人印象深刻的举动，在一些地方甚至处于近乎被忽略的境地。
新型企业里的党组织
早在小米公司成立党委的3天前的6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公布，提出要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指出，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是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途径。
小米在“七一”前夕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成立党委，显然与这种新的精神正相呼应。由于小米公司自成立以来营造的科技青春的形象，在其内部成立党委于是有了更大的社会关注度。
据媒体报道，另一家著名互联网企业乐视网也于6月30日成立3家党支部，进一步完备了党组织体系。7月1日，同程旅游建立党委，成为江苏首家成立党委的互联网企业。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党员达到3人以上，可以成立党的支部；党员达到50人以上，可以设立党总支；党员达到100人以上，设立党委，若不足百人，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可成立。
从公开信息看，很多非公企业成立党委是出于维护甚至增进与政府的关系。共产党是中国执政党，也是宪法规定的国家领导力量。根据上面的精神，相关党政部门希望在这些新兴企业里成立党组织，很多被找到的企业也就顺水推舟。
比如，小米公司成立党委就主要源于上级党组织的关心。去年4月，小米成立了党支部，而随着员工队伍不断增加，党员人数超过百人，达到成立党委标准。而自去年开始，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委、海淀园工委多次来到小米公司，对党建现状进行调研，并建议小米公司成立党委。
与小米类似，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公司成立党支部也和上级党组织的建议有关。作为苏州工业园区第一家外企，也是当时园区规模最大的企业，三星成为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组织人事局当时推进党建工作的首批对象之一。1998年，党支部成立。2007年，三星成为苏州工业园区首家成立党委的外企。
有的则是利用中共传统的组织和文化资源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借鉴中共党建经验加强管理企业。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共积累了选拔和激励组织成员的大量经验。
创始人从原来单位下岗后一手创办的河南圆方集团，在党建方面颇有成绩，成立党组织的设想来自于企业困境。当时公司发展遇到瓶颈，留不住有一定管理能力和水平的管理人员。圆方集团的一把手在部队长大，遂决定用建立党组织来凝聚人心，同时使公司运作更加规范。于是，圆方党支部于2002年成立。
民营企业老板一般最关注的是企业效益，只有当党建工作能够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效益，老板才能真正重视和支持党建工作。而反过来，只有老板重视、支持，才能促进企业党建工作更好地发展。在民营企业的党委里，无论“一把手”是否党员，书记一职，大多是由公司内部的高层或中高层出任。
也有非公企业主动提出建立党组织，比如20年前已成立党支部的传化集团。1995年，企业中的18名党员，有的还需要回到自己村子去过组织生活，非常不方便，企业便有了成立党组织的申请。1998年，传化集团便成立了浙江私营企业中的首个党委，颇具象征意义。据资料显示，1999年，胡锦涛曾对介绍传化经验的文章作出重要批示。
党组织对经济组织更深介入的趋势
中国社会已经从原来的由党政一体的全能型政治治理社会，变为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下，政党和政府，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重新厘清的时代。各种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大量成立，不仅是经济发展推力，也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非公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共党的建设提出新课题。大量非公企业一度没有党员和党组织，一些党员“下海”经商后也与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成为“隐形党员”、“口袋党员”。2000年，中国非公企业党组织数量只有4.4万个。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变化的形势下，如何处理与企业家、中产阶层，以及民营企业和新型非政府组织等新组织形态的关系，是中共面临的迫切问题。
民营公司里建立党委，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期，而党总支、党支部等其他形式的党组织成立时间，则要更早。早在1993年，苏宁就有了自己的党支部。到目前，在中国非公有制企业中，超过半数已经建立了党组织。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共文件中对非公经济和其他新型社会组织内党的组织政策进行了不断调整。
1992年，中共十四大对党章进行修改，将原有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道、合作社、农场、乡、镇、村、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改为“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2002年，党的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里，首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的表述。
2005年《公司法》的修订中，增设了条款，“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不过与前些年相比，同是建立党组织，当前的舆论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从共产党“接受”尚处边缘地位的新生力量，变为共产党加强了对已经在社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新生力量的“领导”。
一个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末传化集团申请成立党组织时，私营企业成立党委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因为以前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报告从萧山区委组织部上报到杭州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拿不准，又继续报到省委组织部。由于没有可参照的例子，上面并没有给出明确回复。萧山区委组织部对传化集团表示，至少上级没有表示不同意，那么就可以成立起来。
从2003年后的近10年间，开展非公经济内的党组织建设，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带，曾是当地组织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着重提出要“加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度”。
除了在新型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企业家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在“三个代表”中，企业家曾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而在当前党的领导全面加强的形势下，企业党组的作用有可能发生一定变化。
6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虽然国企党建与民营企业有巨大差异，但从中仍可以看出党组织对经济组织更深介入的趋势。
全覆盖的影响
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在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中，党员身份成为进入核心领导圈的重要保证。而在以利润为主要导向的私营企业中，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以当前形式存在的党组织，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比如，从“上”往“下”看，私营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什么？宣传党的政策，或是代表党对企业进行“政治领导”？显然这些企业内的党员尚缺乏这样的资源。那么从“下”往“上”看，在新社会组织中起带头作用，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这些组织内部看，除了极少数企业主要领导身兼党委负责人外，党员们并未有决策的权力，也未形成企业内部的另一种力量，与企业领导层相并列，因此显然也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在以“发展仍是第一要务”的情形下，在新型外企和民营企业中的党组织，目前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党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促进企业的发展。客观而言，党委没有给企业发展带来压力，也没有拖企业发展后腿。正是源于这种和谐共生的关系，非公企业也愿意建立党组织。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听到过党组织阻碍了非公企业发展的例子。
比如，上面提到的传化党委在生产经营上坚持不干预，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上当主角。党委只是对决策提供帮助和支持，把员工的建议反映给管理层，但并不直接下决策。
从实际中会发现，已成立的私有企业中的党组织，绝大部分作用仍有限。所以，对于大多数企业和一级地方党委而言，成立企业内部的党委更多起到的是一种双方都觉得对方“很重要”，希望在新的环境下进行沟通协调的意愿。
苏宁集团党委书记吴承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党组织在该公司的作用“非常明显”，其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苏宁的“党员先锋队”。而他举的例子是，在苏宁新开连锁店时，“党员先锋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装修、柜台搬运、各种布置，党员都是加班加点做的”。令吴承庆本人非常骄傲的是，因为苏宁党建工作表现出色，他已被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接见。
201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党建平”的评论文章则称，当前基层党建工作，“仍然存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员占比偏低、流动党员管理难题依然突出、新兴领域党组织覆盖仍较困难”等问题。
事实上，新兴领域党组织覆盖只是十八大后“加强党的领导”这个大政治逻辑的一个环节。201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过去中央纪委主要是向中央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没有向党的工作部门派驻，也没有向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派驻。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015年1月16日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之后，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明确了在社会组织中也要设立党组的要求。
7月6日至7日，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推动改革创新，“努力开创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政治性是第一位的，要“承担起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根据稍早一些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的披露，习近平对于群团工作的具体要求就是，群团组织要去“机关化”、“娱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