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战上海

　　1949年5月2日，粟裕和陈毅等人研究解放上海的方案。粟裕提出了3种战略构想，并和与会者一起分析了利弊：一是像打长春那样，长围久困，最大限度地消耗敌军实力，最后再进攻。这个战略稳妥，可以减少我军伤亡，但上海有接近六百万居民，要依靠外地输送粮食和煤炭，长期围困，人民生活难以维持;二是避重击轻，选择敌军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一带实施攻击，这样就避开了敌军重兵防守地段，减少解放军伤亡，但这样就会导致主战场在市区，打烂城市;第三是暂不攻击市区，重点攻击吴淞，但这是敌军运送物资的海上通道和撤退之路，重兵把守，将会出现硬碰硬的恶仗，伤亡会很大。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这座“东方明珠”，粟裕等人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
　　5月12日，淞沪战役开始。我28军、29军突飞猛进，迅速占领浏河、太仓、嘉定，几乎未遇抵抗地拿下上海第一道防线。
　　5月13日开始，战斗变得空前激烈。国民党第52军是辽沈战役期间从营口撤出来的一个主力军，军长刘玉章多次与东北野战军作战，经验丰富。他指挥该军依靠密如蛛网的地堡等坚固防御工事体系，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大面积交叉射击，顽固抵抗。解放军常用的穿插、硬攻等战术收效甚微，伤亡很大：攻取一个地堡都要牺牲一个连，歼敌一个营需要牺牲一个团！
　　指挥进攻的兵团首长叶飞决定将猛进穿插改为逐段攻击，逐点克服。这是我军在淮海战役采用的战术，屡试不爽。
　　奉命进攻浦东的第9兵团进展迅速。但从19日开始，敌军依靠海军与空军优势，依托三面环水的有利地形，进行疯狂反撲。敌军炮火凶猛，又发动多次反冲锋。高桥战役是解放上海战斗中最为激烈的厮杀。解放军炮兵调不上来，部队难以施展，伤亡较大。某团战士们用手扒土，奇迹般地在四天时间内，挖了一千多米的战壕，逐步逼近和压缩敌军。我军进入敌军阵地，逐个占领敌堡，以艰苦的土工作业，逐步推进。25日晚，高桥战斗胜利结束。
　　25日凌晨，苏州河北岸的敌军凭借百老汇大厦和邮电大楼等高层建筑，火力密集，封锁27军所有的进攻桥梁和道路。27军组织多次冲锋，都被居高临下的凶猛弹雨阻截。战火一直持续到中午，解放军伤亡很大，战士们强烈要求使用炮兵，但军部不同意，聂凤智军长赶来亲自指挥。指战员们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是爱无产阶级战士，还是爱资产阶级的楼房？是我们干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聂军长含泪解释：“战士们的生命和楼房我都爱，但那些楼房马上要回到人民手里了，我们没有权力毁坏，而是要保护好。”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区解放。

肃清盗匪抓敌特

　　上海解放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在方方面面与新政权展开较量。
　　国民党在上海留下的残兵败将有4万多人，分布在各个角落，安分守法的少，为非作歹的多。6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责令国民党军散兵到指定地点报到集中，拒不报到者，严惩不贷。
　　六七月份，新政府共收容了22063名散兵，包含国民党军官2739人，还有一小部分散兵冒充解放军作案，祸害百姓。公安局连续破获多起案件，稳定了社会秩序。
　　刚解放时的上海市社会治安比较混乱，盗贼匪寇多如牛毛，成群结队，猖狂作案。国民党撤退前，从监狱里释放了3700个罪犯，很多人都搞到枪支、炸药和手榴弹，危险系数极高。他们冒充政府人员入室抢劫，无恶不作。上海刚解放第一个月，案发率很高，报纸上天天都有刑事案件报道。
　　军管会迅速对旧上海警察局改造，组建了新公安局。干警们配合警备区，开展大规模的地毯式搜捕，严厉打击匪盗活动。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一个接一个的匪特案件被破获。
　　国民党在军事上打不过共产党，就想在隐蔽战线上疯狂反扑，国共双方又开始惊心动魄的较量。
　　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留下5000多个特务，外围分子15000多人，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形成庞大的特务网，伺机破坏。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共产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磨炼出一大批精明干练的政治保卫和肃反干部。他们走群众路线，通过各种渠道，以惊人速度掌握了敌情。入城三周后，他们马上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敌特战斗。一个接一个的特务组织被破获，一个接一个的特务落入法网。还有一批特务被震慑，主动自首，交代了上线和下线，带动更多的特务被抓起来。最惊心动魄的是，上海公安局抓获台湾派遣的王牌特务刘全德、朱山猿、封企曾阴谋刺杀上海军政领导的三起大案。
　　在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敌特的招数如雕虫小技。如国民党高官白崇禧派遣的特务头子黄浩和艾中孚，勾结奸商黎明、平仲秋和银元贩子金天云等，往市场投放制造的假人民币，收兑黄金和银元，抢购紧缺贵重物资，结果，仅仅两个月就被破获。可叹白崇禧，号称“常胜将军”，却使出这类不堪一击的低俗手段。

人民政府有担当

　　上海新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养活上海500多万人？
　　上海新政府向中央政府求援，中央高度重视，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大米、白面和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
　　军管会日以继夜地组织船厂工人，打捞和修复轮船，恢复通航;又组织铁路员工，争分夺秒地修复铁路和桥梁。
　　恢复铁路和航运后，解放区的粮食、棉花和煤炭顺利运进来，粮荒和煤荒得以缓解。
　　从接管到建立政权的过渡时期，上海市政府用平价供应方式，提供市民粮食和煤炭。对公私企业急需的煤，军管会也给予调配，但这些举措只是应急，必须走正常市场化道路，才能使大上海运行正常化。恢复正常经济秩序，首先就要用人民币取代国民党旧币。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军管会主任陈毅就颁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规定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在6月5日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
　　富有人情味的措施给经济大伤元气的上海市民带来生机。人们纷纷拿着金圆券去指定地点兑换人民币。仅仅7天就完成了兑换。但相当一部分的上海市民受到国民党政府时期高度通货膨胀的影响，不相信人民币而相信黄金和银元。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公开以银元标价，其他小私企纷纷效仿。
　　证券交易所悄悄营业，每天都有数千名前来打听行情的“黄牛”（又称“银牛”），使这里成为金融投机交易的中心，严重挑战人民币的信用。
　　投机商持有大量银元，操控黑市价格，导致人民币不断贬值。军管会成立的第一仗就是银元之战，但出师不利，五项措施收效不大，往市场投放10万银元，马上被抢购，一点涟漪也荡不起。军管会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查封证券大楼，取缔非法交易。然后规定黄金、白银、外币等不准自由买卖，一切要通过人民银行进行。对违反者，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罚。依靠政治和军事力量，上海新政府初步取得打击金融投机的胜利。接下来，新政府又严格管理私营银钱业，取缔地下钱庄和私营拆放的不法活动。一系列举措稳定了金融市场，使人民币在上海站稳脚跟。

顶住封锁保领空

　　上海刚解放时，国民党以舟山为基地，对大陆特别是上海，实行封锁。即使英美商船运送商品和工业用品，也被国民党军舰武力拦截，禁止驶入上海港。1949年12月24日，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密集布雷。
　　当时上海主要工业生产原料需要进口，产品需要销往海外。长江口被封锁，导致上海经济遭受重大挫折。
　　上海新政府把面临的巨大困难告知民众，带头勤俭节约，与百姓共克时艰。公私企业都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改进生产，提高效率。如当时上海最大工业是棉纺织业，由解放前依赖外国原料和市场转化为依靠国棉，服务国内市场，生产军用和民用物品。
　　上海新政府迁移部分工厂到内地，有效地缓解原料和生產的困难。“中国标准铅笔厂”成功地北迁哈尔滨，私营景福衫袜制造厂等企业部分地迁往天津等地，运营良好。
　　清理多余人口也是上海新政府反封锁的措施之一。此举既减轻上海市区压力，又充实了农村。
　　上海新政府还要养活几十万旧公教人员，压力巨大。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一方面发薪金，另一方面在中小学教师中实行“实物券”（用人民币折合成若干米、煤、布的实物证券），效果良好。
　　奋斗半年，上海反封锁效果显著。工业生产全面恢复，公私炼钢等企业产量超过解放前，实现了经济和市场转型。
　　1949年10月底，一再失败的国民党又打起精神，在蒋介石亲自督促下，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飞机，空袭和轰炸上海、杭州等城市。他们不仅轰炸发电厂、造船厂、机场、码头、船只、车站、仓库、铁路、桥梁等要害场所，而且还丧心病狂地轰炸居民区！
　　关键时刻，中央向苏联求援。苏联先是援助了一批高射炮，又派出一支强大的防空混合集团军援助上海防空。苏军一大批先进的战斗机先后进驻虹桥、江湾和大场飞机场，还有雷达营和探照灯团等等，分别部署在上海市和外围。
　　此后，国民党飞机每次来袭，轻则被击退，重则有来无回。上海的天空终于宁静，晴朗万里了。
　　1950年5月19日，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吸取金门和登步教训，一举解放舟山群岛，彻底终结了被封锁的历史。

团结斗争资本家

　　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私营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6%，规模较大的工商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1.7万多人，能量大，影响广。如何妥善处理与这一群体的关系，是一道摆在新管理者面前的难题。
　　国民党掠夺剥削，共产党热情团结。上海解放刚过一周，陈毅市长就邀请荣毅仁等一批著名资本家召开座谈会，向他们说明16字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资本家们如释重负，吃了定心丸。荣毅仁回到家里，兴冲冲地下令：“明天就开工！”
　　新政府不仅不欺负资本家们，反而积极帮助他们。如荣毅仁的企业因遭受敌机轰炸而暂时资金周转困难，一群女工闯进他家，声称不给工钱就不走！荣毅仁吓得不敢回家。他想起陈毅“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帮忙”的承诺，就通过市政府协调，顺利平息风波。
　　当然，“团结”不意味着无原则地迁就。1951年，上海资本家纯盈利前所未有地高达6.5万亿元。他们中有些人飘飘然，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出现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不法现象。个别资本家还制造假药，危害了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生命健康。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在全国兴起，上海成为斗争的前沿和中心。

清除污垢改造人

　　上海解放后，新政权面临的不仅是“物”的问题，还有很多“人”的问题。
　　第一是二十万国民党旧机关和学校、企业等公教人员。
　　军管会的原则是，只要拥护新政权，愿意为人民服务，就可以留用，安排工作。对国民党军的技术人员，登记后马上分配工作。
　　但接管和留用这些人员后，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和纪律作风教育，不准他们带着国民党时期的作风。
　　第二是几万扒手、乞丐、二流子等游民。
　　军管会命令公安机关将之收容，甄别。对罪大恶极者送交法院审判;对一般违法者分送教养机关;对离家出走的难民予以遣返。暂时不能回家的，移送各区设置的庇护所。
　　第三是数万舞女和妓女。
　　军管会对舞厅和妓院采取软化处理，没有立即封杀。对舞厅加强管理，严格约束。对妓院处理程序更复杂：先是严格管理和限制，促使一大批妓院无法经营，自动停业;然后采取驱赶、警告和送教养所等方式，收容改造私娼;第三步，封闭妓院，收容妓女。处罚不是目的，而是要将她们变成自食其力的人。
　　第四是拥有数十万会员的帮会势力。
　　旧上海帮会几乎控制了全部社会领域。帮主得以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上海公安机关对帮会中不同阶层的情况，分别予以处理。“先打现行特务，后清历史反革命”，处决罪大恶极分子，严惩各类特务盗匪集团，教育挽救帮会中的多数人。
　　人民政府当年既然能让“东方明珠”熠熠发光，今天同样会让“东方明珠”光彩依然！
　　编辑：夏春晖